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于 1971 年生于怡保，是马来西亚华人“七字辈”代表作家之一，也是获得马来西亚“文学奥斯卡奖”花踪文学奖最多的作家。黎紫书目前已出版《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两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包含三层叙事，以杜丽安的故事为全书主体，书写了杜丽安从底层戏院售票女郎成长为老字号茶室女掌柜的历程。《流俗地》以盲女古银霞为中心，塑造了一众个性鲜明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性群像，讲述她们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
虽然黎紫书从未标榜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女性身份仍然是避不开的符号”“挟持她从这触角去审视两性关系”
。因此，在黎紫书的长篇小说中，女性人物是主角，无论《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还是《流俗地》中的古银霞，她们都有强大内心和坚韧品格。与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相比，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是懦弱负面的，其中父亲形象尤为挫败。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是黎紫书的一种特殊书写策略，该策略的运用与其缺失性的人生经验紧密相关，对父亲形象的贬抑书写隐含着对父权的解构和对马来西亚华人在地生存困境的揭示。本文重点分析以《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老爸、钢波以及《流俗地》中的老古、大辉为代表的父亲形象，总结黎紫书笔下父亲形象的主要特征，进而探析黎紫书父亲形象边缘化书写的原因和意义。
父亲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伦理角色，也是权力的象征，因此主流文化语境中的父亲形象往往是光明正面的。但黎紫书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却是消极挫败的，“他们的存在让传统观念中被瞻仰、尊敬与敬畏的‘父亲’形象被颠覆”
。虽然父亲并不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黎紫书却精准地捕捉到他们的个性，并将其塑造得极具特色。
黎紫书笔下的父亲的挫败无能首先表现在事业和社会地位上。《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母亲尚有“苏记”作为代号，却始终未提及父亲的名字，只得以“杜丽安老爸”代称。苏记卖炒粉、糖水等辛苦赚钱，杜丽安老爸却赌钱欠债。钢波曾经上门讨过债，打掉杜丽安老爸一颗门牙，还用热水把杜丽安老爸的手烫得冒烟。但若干年后，杜丽安老爸却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收下钢波送的金表，默许他对女儿的追求。钢波是杜丽安的丈夫，也是刘莲和石鼓仔的父亲。钢波曾是私会党的小头目，但有勇无谋，庄爷退休后他妄想做接班人，在庄爷将大权交给亲侄儿后跳出来当众数落庄爷，把庄爷气得当场中风倒下，他也落荒而逃。逃亡一年后归家的钢波委顿不已，眼见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他才明白当初的殚精竭虑最后只是场闹剧，还赔上了大半生打下的江湖地位。《流俗地》中古银霞的父亲老古一生以开出租车为业，从的士行业极盛做到行业凋敝，晚年也只能与一辆破旧失修的出租车一起苟延残喘。大辉虽有一副好皮囊，为人做事却极为不靠谱。他曾在酒楼工作，又去街市上卖串串锅，后又为一神秘老板跑腿办事（一说放高利贷，二说管理按摩院，三说做地下赌场），总之都不是正经营生。黎紫书笔下的父亲在社会生活中是挫败无能的，父亲由传统意义上的庇护者沦为失败者，不仅没有神圣光环，甚至丢掉男性尊严。
黎紫书笔下的父亲在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往往是失职和缺席的。《告别的年代》中钢波从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对女儿刘莲关心甚少，还曾因女儿刘莲没有吃完碗里的肉而大发雷霆，甚至扬言敢站起来就打断女儿的腿，逼得女儿把涕泪和肉一起吞进肚子。钢波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儿子石鼓仔吸毒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他离家出走。钢波对刘莲和石鼓仔这对曾带在身边的儿女都关心甚少，对渔村的两个儿子和甲板小镇“第三头家”的一双儿女的失职可想而知。杜丽安老爸也是个凉薄寡情之人，哪怕在妻子苏记的葬礼上都跷着二郎腿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与前来吊慰的人一起剥花生。苏记死后，杜丽安老爸赌瘾越来越大，酒也越喝越凶，三天两头找杜丽安要生活费，白吃白喝，装病装痛，直至后来因为风湿走路一瘸一拐，行动不便才少去女儿面前耍赖。《流俗地》中古银霞的父亲老古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失职的，妻子梁金妹想买一套锅具，在老古那里始终榨不出钱。家里买房的钱用尽了梁金妹与女儿古银霞多年的积蓄，屋子入伙时，梁金妹软硬兼施才逼得老古拿出五千元装修新屋。大辉虽长得挺拔俊俏，但父亲去世后作为家中长子的大辉未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反而惹出诸多是非，还经常对母亲恶声恶气。大辉成家后也未能对家庭负责，染上吸毒恶习，还动手家暴妻子，最后甚至弃家不顾，在儿子刚满周岁时离家出走，以致除了长女春分，其余两个孩子都记不起来父亲的模样。在黎紫书的长篇小说中，与母亲殚精竭虑为家庭操持不同，父亲常常是弃家于不顾和对子女不闻不问的，父亲的缺席凸显了母亲的在场，家中的权力过渡到女性手中，父亲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被解构。
黎紫书笔下的父亲在感情和两性关系中常常是猥琐放荡的。《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老爸从不是检点之人。钢波私生活更为荒唐，不仅在渔村老家有妻有儿，在小埠也有过不少莺莺燕燕，娶了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靓老婆杜丽安也并未因此收心，在甲板小镇还有“第三头家”。《流俗地》中古银霞父亲老古更不是正人君子，尽管养不起情人，但从不放弃占人便宜和揩油的机会，甚至当着小女儿的面摸别人。老古还与良家模样的泰国女子、凌晨时半醉归家的陪酒女郎等有过不正当交往。更为奇葩的是老古非但不保密，还当韵事自吹自擂，闹出好些桃色笑谈。大辉因为长相俊俏私生活尤为混乱。他曾让一个纯情女中学生怀孕，并逼得这个女生跳楼自杀，酿成一尸两命的惨剧。为躲避流言，大辉乘飞机到日本，在日本又惹上一个越南女人，大辉赌球失利被人讨债，这女人自愿做陪酒女替大辉还钱，还清债务后大辉却与另一个女孩好了，还被捉奸在床。大辉与蕙兰结婚后，蕙兰心甘命抵地爱着大辉，为大辉生下三个孩子，但大辉在外替人跑腿办事时又在外面和一个中国女人好上，后来干脆一走了之。黎紫书文本中的父亲在两性生活中常常是猥琐放荡的，这既是底层马来西亚华人男性拈花惹草成为常态的真实写照，也暗含着作者对失职父亲的批判。
当然，黎紫书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远不止这些，还有《告别的年代》中参加共产党、抗日、不等兄弟俩出生就逃到山里打游击的叶望生和叶莲生的父亲，《流俗地》中胆子小、太天真、逼得老婆没给孩子断奶就跟别人跑了的蕙兰父亲叶公，以及常年在路上、最后出车祸而亡的细辉父亲奀仔……但无一例外，这些父亲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是边缘化的人物。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是黎紫书的一种特殊的书写策略，边缘化的父亲形象背后蕴含着黎紫书对两性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批判。
在黎紫书的长篇小说中，父亲不仅失去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在社会生活中也面临着生存困境，是被边缘化的人物形象。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作为黎紫书对父亲这一形象的独特诠释方式，既是黎紫书童年父爱缺乏这一创伤性人生经验的外化，也是女性主义视角的无意流露，同时又是对海外华人在地生存境遇的揭示。
缺失性体验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动因，也能激发作家的创作潜能，“艺术创作成为他们积极地进行自我调节的良好方式，对他们的缺失得到心理上的补偿”
。黎紫书童年生活中父亲的缺席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父爱匮乏的缺失性体验也深刻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使她作品中的父亲有着与传统父亲形象不同的特征。
黎紫书的父亲有三个妻子，住在不一样的地方。他在距离吉隆坡两百多公里的怡保给黎紫书母女租下一栋房子，每周六下午去，周一早上回吉隆坡。黎紫书父亲嗜赌，经常欠下赌债，而母亲为补贴家用甚至拿旅游签证到外地非法工作。黎紫书的诸多人生体验都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告别的年代》中钢波的“第三头家”与现实中黎紫书父亲的三个妻子呼应，“一次父亲入院，有个女生来探望，母亲清楚大老婆的儿女岁数，所以探访者不可能是那头家的人，追查之下，才发现父亲竟然还有‘第三头家’”
，黎紫书对自己父亲“第三头家”的知晓过程也与《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发现钢波“第三头家”的情节相似。《流俗地》中老古的桃色笑谈以及大辉新人走老路、弃家不顾似乎也都有着黎紫书童年时父亲的影子。黎紫书的童年创伤与缺失性体验伴随着她的一生，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她对这些体验的回忆和重述也能起到自我疗愈的作用。
黎紫书擅长以女性视角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观察和描摹，她始终以女性马来西亚华人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与历史
。黎紫书在三十五岁（2006）时从工作了十三年的《星洲日报》辞职，从业余写手转换为职业作家。为有更广阔的眼光和视野，黎紫书到中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旅居。女性主义思想耳濡目染地影响着黎紫书，姑且不论作家是否有意识，女性主义都贯穿于黎紫书的书写中，在《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中，女性都是绝对的主角，以杜丽安和古银霞为代表的女性角色都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都在反抗“他者”命运。
虽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父权制依然发挥作用，但伴随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中影响减弱以及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男性地位的降低已成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黎紫书文本中表现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神圣光辉的父亲形象的逐渐消解，同时，父亲乃至男性的边缘化导致视点转移到女性身上，从而将女性推向主体位置。《告别的年代》中钢波从小有名气的“建德堂堂主”颓败为家庭和帮会中的小丑角色，而杜丽安则由戏院售票女郎跃升为老字号茶室女掌柜。与杜丽安步步攀升不同，钢波不但赔上大半生打下的江湖地位，在家庭中也丧失了话语权，父亲的地位和作用被消解。黎紫书通过对父亲形象的贬抑和否定，实现了对父权制的批判和对父权的祛魅。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黎紫书笔下的父亲形象也是对马来西亚华人在地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在马来人主导的社会中，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受到极大压制，作为种族“他者”的马来西亚华人难有稳定的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这些都为黎紫书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提供了现实依据。在黎紫书的笔下，马来西亚华人先辈惨痛的历史经历以挫败的父亲形象表现出来，《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中的父亲们身处在社会底层，只能以摆摊或开出租车等为业，不但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在社会生活中也无话语权。《告别的年代》中钢波车子追尾，看到车上下来两个穿甲巴雅服的马来妇人，原本还想摆摆架势的钢波立马萎靡，不但道歉还赔上了皮夹里的所有钱才把事情摆平。《流俗地》中古银霞被疑似马来人性侵后，父亲老古到盲人院讨要公道却被校长三言两语打发掉。作为一家之长的钢波和老古，在马来人面前成为手足无措的失语者，其中既蕴含着对父亲形象的解构，也将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进一步具象化。
传统语境中，父亲是为子女提供庇护的英雄形象，也是家中顶梁柱般的存在，“‘父亲’被抽象为文化意义上的‘根’，‘无父’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无根’”
。在父亲缺席的世界中，子女必将独自承受更多成长的阵痛，这似乎也预示着离乡去国后“失根”的海外华人的在地生存注定要面临更多苦难。在《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老爸深夜醉酒后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用嘶哑的声音高唱：“哀我何孤单。哀我何孤单！”这或许正是部分海外华人背井离乡后孤苦无依的生活写照。
在黎紫书的长篇小说中，父亲是一个不断被消解和边缘化的形象。黎紫书笔下的父亲在事业和社会地位上是挫败无能的，在家庭生活和子女成长过程中是失职缺席的，在情感生活和两性关系中又是猥琐放荡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父亲权威神圣的形象被解构。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策略与黎紫书本人童年父爱匮乏的缺失性体验密切相关，父亲缺席的创伤始终隐藏在黎紫书内心深处并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黎紫书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也隐含着她的女性主义视角和对父权的祛魅，但黎紫书并未止步于对父亲的批判，她还试图为读者揭示失落的父亲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边缘化的父亲形象承载着马来西亚华人父辈们惨遭排挤和压迫的人生经历和记忆，父亲的缺席寓示着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状态。黎紫书对处于边缘状态的父亲形象的一再塑造，也透露出她对马来西亚华人命运走向的深切关注。
[作者简介] 孟玉，汉族，女，山东临沂人，长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