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浅析曹文轩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传承
——以《草房子》《青铜葵花》为例

◎王永军 刘玉珺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读者和研究者，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当代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现实意义。鲁迅与曹文轩之间的联系研究者很少关注，探讨两者关系的文献不多。曹文轩在 2016 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几乎没有人问及我作品和鲁迅的关系。其实，鲁迅是对我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鲁迅的儿童观、鲁迅小说的少年视角、悲悯情怀等都对我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明确地指出鲁迅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视角、审美理想和儿童文学观念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实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对曹文轩的影响应该占主导地位，与其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着精神上的传承关系。基于此，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思想深度。

一、“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传接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适逢日本国民性的大讨论，日本敢于直面批判民族问题的态度和勇气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同时又受到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对中国人性格优缺点阐释的启发和影响，结合当时国内之社会现状，鲁迅深入思考了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尤其是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考察中国国民性时，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鲁迅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人”。因此，中国要想摆脱如此境遇，实现现代化，“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他围绕‘立人’提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以文学为手段深刻剖析、批判国民劣根性，对精神胜利法、奴性心理、旁观心态、瞒和骗、自欺欺人等性格弱点进行了无情批判。但是批判不是目的，他是为了重建，是“破而后立”。人“立”则国强，国强了才能摆脱被殖民被奴役的状况。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带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启蒙色彩，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跃然于纸上。

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其承继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式”上的模仿。以《网》等一类作品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有鲜明的鲁迅痕迹，对人的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的立场很明确。第二阶段是“精神”的继承。20 世纪 90 年代初，曹文轩选择在儿童文学领域深耕，孩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想人性一直是他苦苦思索的问题。曹文轩重新提到了“国民性”这个熟悉又有历史感的字眼，21 世纪重提国民性是不是因为曹文轩太敏感？曹文轩对当下国民性的认识不是危言耸听，也没有哗众取宠之嫌，恰恰相反，当下重提国民性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相对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当下的中国，国强民富，和平安宁，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与高速发展的社会存在不协调的部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奴性思想和精神胜利法等仍然存在，这些思想不断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更对青少年造成极大伤害，若再不警醒，后果不堪设想。洞悉国民劣根性的顽固和新的精神危机的曹文轩，像鲁迅先生一样，通过文学创作（作品）大声疾呼，借此引起社会的警醒和对疗救的关注。他一直努力通过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及文学作品影响儿童文学的价值导向，呼吁儿童文学创作应该给孩子们打下精神的底子。“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它才会更好地表现善良、富有同情心、质朴、温良等民族性格的丰富性……” 少年强则国家强，他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充分体现了作为优秀作家“改造国民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立人”思想的继承

“国民性批判”和“立人”思想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两个方面。“立人”是目的，“国民性批判”是手段。鲁迅的“立人”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将人作为独立的主体，发现并探寻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立人”并不是仅仅将人从物质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将人从精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个性的觉醒、人格的独立及主体意识的自觉。精神独立和解放是“立人”思想的终极目标和归宿，若没有精神的觉醒，“立人”将没有价值。鉴于这种认知，鲁迅毅然“弃医从文”，就是要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在“立人”思想的指引下，其用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深入剖析现实、人性，并冷静追溯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

21 世纪，鲁迅先生所抨击的腐朽社会和“吃人”制度已不复存在，但是封建文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仍然有不少残存。精神胜利法、奴性思想、瞒和骗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依然产生较大的影响。相较于过去，儿童成长的物质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安逸的物质环境导致大多数孩子不愿意吃苦，不敢直面生活中的苦难。在顺境中成长的孩子，任性自我，却经不起挫折。我们依然喜欢培养“听话”和“顺从”的孩子，依旧喜欢将成人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也依然喜欢包办孩子力所能及的事务，等等。孩子仍然无法实现精神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主体意识淡薄，实质上仍然是精神和文化上的侏儒。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如果没有精神健康强大的时代新人，根本谈不上民族的伟大复兴！曹文轩在《美丽的痛苦（代后记）》中说：“《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曹文轩洞察了现实世界、儿童成长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出现的精神危机，用自己的作品对“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做了个性化的解答。故而他的作品中，孩子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恼和成长的阵痛，有躯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痛。这些苦痛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磨刀石，他们经过苦难磨砺后变得勇敢成熟、坚韧、坚强和富有责任感。《草房子》中的桑桑、秃鹤、细马和杜小康皆是如此。曹文轩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呼应了鲁迅的“立人”思想。

三、曹文轩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个性化运用

（一）由破到立的形式转换

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及当时中国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现实，在日本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下，使鲁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上发掘国民性中恶的产生原因，开始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暴露和辛辣批判。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病态的人，如阿Q、华老栓、康大叔、孔乙己及祥林嫂等，生动传神地批判了自欺欺人、欺软怕硬、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劣根性。鲁迅还曾表示，他做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为启蒙”，因此小说的题材多取自病态社会中被戕害、麻木不自知的不幸的人。从思想革命的意义上来考量国民性改造的意义，具有极强的思想启蒙意义。正如鲁迅所说的“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对国民性的揭示，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总是以“破”（否定）的方式呈现，让国民性的弱点直接暴露在读者面前，并以此为镜照自己也照别人，警醒教育读者。

曹文轩一直坚持用环境之美、人性之善及悲悯的情怀对抗社会的丑恶，试图用“美”来净化心灵，尝试用真善美来建构人性，通过树立真善美的典型潜移默化地感动小读者，在模仿、迁移、同化和顺应中促进人性的正向发展，借此奠定儿童的精神底色。譬如《青铜葵花》中青铜和葵花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上学的情节：

青铜比画着说：“我把一颗红银杏、一颗绿银杏放到瓦罐里，谁摸到了红银杏，就上学去。”……葵花睁眼一看：一颗红的银杏，正安静地躺在她汗津津的掌心里。青铜将手伸进瓦罐，摸了一阵，将手拿出瓦罐，然后将手张开：掌心里，是一颗绿色的银杏。他笑了。奶奶、爸爸、妈妈都望着他。他还在笑，但已含了眼泪。他永远也不会说出这里头的秘密的。

《草房子》里桑桑和杜小康这对“冤家”，在知道彼此有困难（生病）时，都毫不犹豫地为对方贡献出了全部的（最好的）家当：

杜小康将柳篮送到桑桑手上：“里面有五个鸭蛋，都是双黄的。”这五个鸭蛋，大概是杜小康从大芦苇荡带回来的全部财富。桑桑低下头去。他看到五个很大的、颜色青青的鸭蛋，正静静地躺在松软的芦花上……

桑桑的鸽子，都是漂亮的鸽子。第二天一早，他提了笼子去镇上，将这些鸽子卖给了一个叫“喜子”的养鸽人。他拿了卖鸽子得的二十元钱，直接去找杜小康，将钱通通给了杜小康。杜小康一手抓着钱，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另一只手抓住桑桑的一只手，使劲地、不停地摇着。

像这样的故事在《草房子》和《青铜葵花》中有很多处，曹文轩运用儿童的视角、通过诗意化的语言和富有感染力的情节，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善良、勇敢、坚强和阳光的少男少女，他们在大麦地、油麻地、稻香渡等充满泥土气息的热土上顽强地生活着、成长着。虽然历经苦难生死，却没被苦难生死吓倒，依然奋力向前，心向阳光；虽然贫穷，却依然心怀大爱，彼此守望相助；虽然有磕磕绊绊，但依然坚持人性善良。曹文轩与鲁迅毫不留情暴露人性劣根不同，改破为立，执拗地礼赞人性之美，采取“立”的方式彰显国民性中优秀的品质。他坚信“美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温柔的、“润物无声”式的力量。

（二）用审美理想的理性表达代替思想启蒙

鲁迅基于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充分认识到以满足现状和崇尚历史（辉煌的过去）等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心理会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的觉醒和社会变革，所以伟大的社会变革总是以批判和否定过去（历史）为开端的。批判和否定如果不彻底，必然导致旧势力死灰复燃和疯狂反扑，可能造成社会变革失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悲剧就是明证。因为启蒙思想和变革的需要，鲁迅对于包含国民劣根性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不得不给予了整体性的否定，“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是和封建文化的彻底割裂，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摧枯拉朽的革命，而非修修补补的“奴才式的破坏”。只有摧毁旧的系统，构建新的系统，才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为了思想启蒙，唤醒“黑屋子”里沉睡的人，鲁迅先生绝不妥协，不断与来犯之“敌”战斗。

曹文轩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和实践表达着对当下国民性的关注和思考。作为学者型作家，曹文轩注重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把儿童精神底色的构建作为使命是曹文轩对儿童文学价值的深度思考。他尤其专注于对儿童美好人性的塑造，呼吁儿童作家站在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高度进行文学创作。从“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到“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再到“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精神底色”，其创作观念逐步发展和演变，构建良好的儿童品性一直贯穿其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的全过程，成为永恒的主题。无论文学思潮如何变迁，曹文轩始终坚守儿童文学创作的这一初心，执着于儿童文学的历史使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精神底色——的理想表达。他对国民性的思考厚植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依托个体生活经验，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个山美水美人美的精神家园，小主人公在充满纯真、友善和人性美的环境中成长，在苦难中磨砺，在自我成长中升华。作品中洋溢着对真善美的赞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得到张扬，读者的心弦总能被温柔地拨动，人们的情感在潜移默化中被顺应和同化。对理想人性的个性化审美表达可以视为曹文轩对鲁迅等作家的五四时期“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一国民性主题的传承。

总之，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对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的形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曹文轩面对创作思潮的不断变化依然坚守自我，初心不变，鲁迅“民族魂”的特质在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魅力。

研究项目：2020 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审美个性探析——以《草房子》《青铜葵花》为例”，项目编号：SK2020A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