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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吸纳李贽学说，提出以“性灵”为内核的文学主张，突出小品文写作的生活化、个人化及求真写实等特点，因而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细琐处透露出作家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小品文创作也逐渐走向兴盛。晚明小品文的影响在现代散文创作中依然有迹可循，如林语堂等人对“公安三袁”的推崇。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称他所谈论的小品文乃是一种言志的、闲适的个人笔调，可容纳“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提倡一种“幽默闲适”的意趣。
《文字的虎皮花纹》是冯杰小品文的小集，从文体上看，收录的诸篇文字皆秉承袁氏之理念，体现了短小精练、轻灵隽永的特点，内容上既有阳春白雪，亦关涉俗世日常，且不失深意与趣味，体现了冯杰散文写作的独特兴味。兴味属于中国古代文论诗学范畴，“主要指诗歌具有一种含蓄蕴藉、富有情趣，能引发读者极高兴致，能让读者回味无穷的美感”。冯杰小品文的美学风格或许正是得益于其诗人气质和诗化思维。比如《一棵草的重量》写夹在旧书页中的一棵草，冯杰在干枯的叶脉里看见了那无法再触及的过往，有形的草叶幻化为时间的河流，流淌出冯杰内心的“诗与思”。
童年是冯杰散文写作的一个关键词，在冯杰的“北中原”世界里，各类人物以长辈的身份渐次现身，他则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留在童年。文集《文字的虎皮花纹》中有大量与童年有关的篇章，并且多次谈及童年生活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比如《月光转身而去》中写道：“人的一生尽管斑斓复杂，但童年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童年影响着一个人的气质和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内心的瓢虫》将童年对于作家写作的意义解释得更为明确。内心的童年犹如宝藏，“返回内心深处，找到纯粹与明澈，找到稚拙与智慧”，写作中真实的或延伸的细节皆源于此。真实的细节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延伸的细节则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感知，是想象的放飞。在童年时空的相关叙述中，冯杰既传递了一个真实的经验世界，也在不断搭建着想象的精神世界。《童年的道理》写一条抽象的“细线”：“童年时，在北中原经常有这种感觉，鸡鸣之声像一道清晰的界线，划开了一天最早的时辰，成了夜与昼、光明与黑暗的界碑。那里有一条细线。我相信那种最初的感觉，是作家以童年作为一杆标尺的道理。”这道“细线”是主体知觉的觉醒和无限放大，牵连着极幽微和极浩然的存在，在主体内心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模糊却又真切的感知通道。这则小品文仅百余字，其邈远之意恰如《沧浪诗话》所叙：“故其妙处，玲珑透彻，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作为冯杰的文学源头，无论是童年生活的留香寨还是“文学的姥姥”的戏称，都表明了他写作时的一念之本心。李贽《童心说》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所谓一念本心，即童心或真心。若无童心，便失真心，由是李贽极言童心之于做真人、写至文的重要。童心者心之初也，然而人本性健忘，对于童心的遗忘或舍弃就无可避免。冯杰以童年作为写作的标尺来抵抗这种遗忘，读者也得以在阅读中回溯自我生命，重新体验真诚的本心，获得文学的疗愈。《文字的虎皮花纹》对童年童心的推崇，仿若李贽童心之说的回响，而公安派之性灵主张也是受李贽学说的启发，由此可见冯杰对于小品文写作传统的熟稔。
冯杰在《草叶之上·镌刻与细花的某些意义》中写道：“写作只是让我在茶余饭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纸上手艺，有时幸运的话，能在一棵草的茎叶上，让我看到时光镌刻出来的那一些细碎的花纹，如看到乡村星空辽阔的模样。”草叶上“细碎的花纹”是时光的印迹，也可以理解为那些打动人心留下深刻记忆的生活片段。冯杰的散文正善于描写“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过往生活片段如细小却明亮的星星火花，映照出冯杰质朴纯真的怀旧之情。
《离星星三尺高的地方》从北中原的平顶屋说起，回忆夏夜屋顶纳凉，晚秋季节晒粮，又忆及童年的诸多趣事，这些渐渐被遗忘的乡村生活片段在冯杰的笔下重新复活，因细节的真实可感引起读者共鸣。结尾如梦似幻的场景代表着冯杰对乡村、对童年的典型怀旧方式——夹杂着真实与想象，在细节复现中确立过往的真实，在浪漫的想象中带入现在的深情，过往与现在在叙述中水乳交融，就像过去和现在的两个“我”，在内心深处始终紧紧相连。《我的书房》以“荷”为引子，引出了被书页折叠起来的许多旧人旧事，没有赘述感伤，然睹物怀人之意溢于言表。此外借旧物旧俗怀念亲人的写作主题，几乎贯穿冯杰散文写作的始终，诸如《木斑鸠》《春节旧事》等，即便在题为《清赏》的章节中，仍能看到旧人旧事在其中穿梭打趣，将清赏变成“雅俗共赏”。欧阳修云：“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欧阳修认为士人概因境遇之“穷”而寄情外物，诗人写作更是“穷而后工”，表达对文人怀才不遇的同情。与此相较，冯杰的散文写作不仅仅受外在个人境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俗世俗物天然的热爱和关切，加之广博且深厚的学问累积，造就了洞察入微和状写之真。他不厌其烦地以花草虫鱼为名，以乡村为名，写下属于自己的怀旧之情，在崇尚日新月异的时代，以怀旧的方式建立自己与世界、与生活最真切的联系。
在怀旧中向“后”看的同时，冯杰也在不断向“前”看，通过写作寻觅内心的和谐。《文字的虎皮花纹》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有二三十年，这本小册子或许不是冯杰最厚重的作品，却如折叠世界般定格了他在不同时空里穿行的身影，展示了他如何以异乡人的身份坚守自己的乡土之根。
冯杰早期的作品在谈到现代社会诸种世相时，有一种“冷”的情绪存在。现代化的城市在此时的写作中被标定为虚无之地，“恍惚城市的暖气片散发的温暖远远没有童年时代乡下的寒冷来得真切”。他审视着现代人的诸多弊病，如他在《对一棵桐树的怀念》（1997）中写道：“我想起人类在骨子里有着一种不可信任性，人在背叛树木，而树从来不会背叛人。”“冷”的情绪之下是异乡人内心无法拆解的矛盾，是“一种不知所措、慌张迷惑的不适应”。“异乡人”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写作主题，异乡人形象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或孤独敏感，或迷茫彷徨，又都面对着身份认同的危机。透过《文字的虎皮花纹》中的两个问句，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冯杰在面对属于异乡人身份危机时的迷惘，和他迷惘之后持之以恒的思索。首先是《月光转身而去》（1998），在冯杰笔下，一泓如水的月光成为乡村精神的象征，“我贫穷得只剩下乡村的月光，而我富裕得也只有乡村的月光”。以月光作为乡村的象征，可见冯杰对于乡村纯净的眷恋之情，甚至刻意营造了深夜静坐在城市边缘的乡村酒肆的场景，为的是感受乡村独有的气息。在结尾处，冯杰发出了叹问：“假如有一天，这世界上连月光也都转身离我而去，那时，在那张原色的木桌上，还有谁在倾诉，还有谁在倾听？”冯杰对月光转身离去的忧虑，透露着离乡渐远和乡村衰弱的隐忧，也包含着该以何种方式坚守内心世界的自我叩问。这叩问在时间里延伸开，形成了冯杰在写作中寻觅的根源，并在十余年后所写的《城市鸡鸣》 （2010）中再次发声，“我”言不由衷地买了两只闲鸡，鸡鸣声声，却不知道该将其安顿何处，因为城市的楼房里不能养鸡，城市不是它们的归宿。“今夜，我不知将这一把声音安置何处？”是冯杰又一次在写作中向自我发出关于乡土和归属的提问，需要安置的不仅仅是这一把象征着乡土的鸡鸣，更是身居城市的异乡人内心的声音。
在之后的写作中，冯杰渐渐倾向于以含蓄笔调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多有托物言志之作，诸如写黄河的鱼、异乡的梨、藤架上的一串紫葡萄、窗台上的一朵白菜花和老乡手里的一碗“糊涂”，等等。所谓念兹在兹，正是通过对乡土的持之以恒的书写，冯杰将自己的根系牢牢地扎进大地中，从乡村大地和在此生活的亲人身上获取了对抗身份危机的坚定力量，“冷”的情绪在文字中渐渐消弭，转而多了幽默与幽情，散发着含蓄、散淡的气息。不可忽略的是，这散淡的气息始终围绕着一个坚定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冯杰长期以来对自我的审视和坚持。《看到学名叫柽的沙柳》（2008）以偶然看到的一株在城市楼房上艰难生长的柽柳自比，但没有沉溺于表露感伤之情，而是转向欣赏柽柳在城市中的独立之态。又如《屙址·向上的象征》（2009）中，“我”化身为一只乡村的蜗牛，“蜗牛一般，我只有向上笨拙地爬，风雨，哀愁，跌倒，这是每一只蜗牛一生中应有的过渡宿命”。再如《小确幸》（2021）写蝼蛄在地下穿行。“那里，散发着泥土气息。是它的世界，有它的开心之处。”“小确幸”恰似“鱼之乐”，是主观情感作用于外物产生的移情作用。庄子崇尚自由，故而看到鲦鱼的悠闲自得，冯杰看到蝼蛄“返土归真”，恰是“性本爱丘山”的投射。从这些语句中可以感受到冯杰对人生的选择和有关价值的坚持，正是这份清醒和坚持使冯杰的写作真正触及了散文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
《庄子·外语》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更有嵇康“嘉彼钓叟，得鱼忘筌”。或许这便是冯杰追求的一种境界，他希望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品敞开的世界，进入艺术的世界，心无外物，体会一种纯粹的审美愉悦，而这一愿望也彰显了小品文所追求的独抒性灵之趣味。
[作者简介] 段晓丹，女，汉族，就职于河南省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