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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作家群体崛起，通过她们的文学作品与艺术视角，我们得以观照女性生存境况在多元文化下的相似与不同。例如中国的张爱玲，加拿大的艾丽丝·门罗等，其作品就塑造出十分典型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小说主人公白流苏出身于式微的旧式大户人家，接受了封建包办婚姻，但在婚姻中并不幸福的她勇敢选择了与喜好赌钱的丈夫离婚，此后又阴差阳错在七妹的相亲会上认识了范柳原，开启了赌徒一般的爱情故事。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张爱玲并不满足于塑造一个传统封建的中国女性形象，于是她笔下的白流苏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束缚，赋予了“女性”这个名词新的生命力。艾丽丝·门罗的中篇小说《逃离》在女性角色塑造中同样出色。该小说围绕女主人公卡拉的两次“逃离”展开——卡拉第一次的“逃离”是逃离自己的父母，卡拉认为跟自己的父母生活是乏味无趣的，便与父母不看好的情人克拉克私奔结婚；第二次“逃离”则是逃离了婚后逐渐暴露暴躁本性的克拉克。尽管由于卡拉对新城市的惶恐取代了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故而又选择回到克拉克身边，但女主人公对困境的努力挣脱值得肯定。
同为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里的主要角色，白流苏与卡拉两种女性形象以不同的视角与经历，分别从爱情观、家庭观与命运观三个方面呈现出东西文化差异下既相似又不同的心理观念与女性主义特征。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相同。中国传统男女在交往过程中是含蓄的，西方男女的交往则往往更加随性；中国传统男女对组建家庭的观念是庄重的，西方男女对组建家庭的观念则往往更加随心。生长在旧式大户人家的白流苏和生活在普通家庭的卡拉性格中都有柔弱的一面，但柔弱的背后也隐藏着倔强和勇敢。两位主人公没有屈服于生活，而是费尽心思逃离现实，以实际行动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由于二人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差异，白流苏和卡拉在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压制、嘲讽、逼迫时，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坚持与社会和家庭做斗争的动机各不相同。
白流苏是一位在封建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她的爱情观更多以追求人格尊严为目的。首先，面对失败的第一次婚姻，她没有隐忍和退让，而是选择了离婚，而且利用法律程序获得一定的婚后财产和利益，这在当时的年代是闻所未闻的。其次，离婚后的白流苏回到娘家，面对家人的冷嘲热讽，她没有放弃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的念头，没有放弃自我，她时刻坚信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当前夫去世，被旧社会的思想所禁锢的哥哥劝说其回去守寡，白流苏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经离了七八年了。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
能用“法律”一词来反驳哥哥的劝说，不仅证明了白流苏的勇敢和坚强，也体现出她超出时代的睿智和前卫。最后，当全家人都去帮七妹宝络相亲时，白流苏敢于挑战世俗的眼光，敢于否定三嫂子给她贴的“败柳残花”的标签，不仅和范柳原跳舞，而且还跳了三次。她想给虚伪势利的家人一个下马威，想让家人不再看不起自己，想向家人证明她不是别人定义的“败柳残花”。她做到了，她对命运不屈服，对生活保持信心，敢于抓住一切机会来展示自己，不被世俗眼光和言论所吞没。
相较而言，西方传统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卡拉，拥有着以追求真实生活为目的的爱情观。卡拉学生时代生长在一个无爱的家庭，她在母亲和继父那里找不到关爱和温暖，故而喜欢小动物，梦想长大做个兽医，理想的生活就是天天能和动物打交道。内心渴望温暖、渴望被爱的卡拉觉得无情无爱的家庭生活不是真实幸福的生活。同白流苏相似，卡拉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子。卡拉上中学时是同学眼中的差生，是同学们经常嘲笑的对象，但是她并不在乎同学们对她的看法和做法。当爱情来临时，卡拉表现得十分倔强。十八岁的卡拉在干活的马棚里遇到了克拉克，她被这个聪明的“吉卜赛流浪汉”吸引，她喜欢克拉克那种自由不羁的生活，同时相信他会在乡下有一块地方、会办一所马术学校、盖一座马棚等。为了爱情，卡拉义无反顾地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就和克拉克私奔了。学生时代的卡拉本来是一个拥有美好未来可能性的女孩，但是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克拉克，是因为她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的美好，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卡拉给父母留下了一张字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
这简短的宣言，代表了卡拉所相信的完美的结局，在逃离父母实现爱情自由方面，她成功了。对卡拉来说，“她把丈夫克拉克看作是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当俘虏，她的顺从既理所当然也心悦诚服”。卡拉对爱情的向往，源自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对成年后的生活与生存的美好愿景，这也是她内心独立性萌发的体现。
性格的塑造和家庭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情况下，一个女人一辈子会生活在两个家庭，一个是从小长大的父母家，一个则是自己组建的婚姻家庭。两个家庭都会影响女性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况、情绪变化和性格塑造。“中国的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基础不是自由恋爱而是门当户对，注重门第和家庭财产，不重视个性、自由和感情。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女性处于受压制底层地位。”
在这样的婚姻家庭观念下，白流苏对范柳原的感情是复杂的，导致了她“以爱谋生”的家庭观念。白流苏生在封建社会中的旧式大户人家，虽然家庭已走向没落，但她是一位在封建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因为自己第一段婚姻的不幸，再加上在娘家所遭受的屈辱和被排挤的经历，使她越发感觉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因此更加坚定地希望再婚以找到一段稳定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但与此同时，白流苏是一名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女性，她非常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一段新的婚姻关系，最好有丰厚的家底、爱她的丈夫，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娘家面前抬起头，帮她摆脱娘家人的逼迫和嘲讽。“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她积极和范柳原交往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于是，当白流苏遇到经济条件优越同时对她有几分好感的范柳原时，她就像找到了人生的救命稻草，所以她下定决心拿自己当赌注，想来一次人生逆袭。虽然她是爱范柳原的，可是生存才是王道，她想要一份踏踏实实的婚姻。
与以成家来保障生活的白流苏不同，卡拉的家庭观念基于传统女性的附庸地位。卡拉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年，丈夫的家庭冷暴力、冷嘲热讽和不良情绪常常投射给她，使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愉悦丈夫，顺从丈夫的意志，承受丈夫的无力和困扰，以致为了家庭的宁静失去自我——卡拉原本逃离家庭时所表现出的主见与独立意识此刻荡然无存。卡拉意识到了这种依附的危险，故而再次选择让自己脱离这样的生活环境。但在逃离的过程中，在卡拉坐在大巴车去往多伦多的路途上，看到窗外阳光灿烂的风景，她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规划和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而是“她忽然想到她必须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克拉克——也许他们当初出于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选了一处特别潮湿、特别没有生气的地角，要是选了别处他们没准早已发达了”。可以看出和克拉克在一起时的生活习惯显然已经深入她的骨髓无法改变，她每时每刻想着克拉克，想着如何经营自己的马场，想着如何规划自己和克拉克的未来。于是，一心想离开丈夫、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卡拉放弃了逃离，对她来说，和现在的痛苦生活相比，未知的未来更可怕。卡拉对家庭困境的依赖，使她的逃离并不彻底。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命运也并不相同，个人命运的发展受自己主宰。在两部小说中，白流苏遵循自己的内心，最终给自己的命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艾丽丝·门罗笔下的卡拉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最终又回到了周而复始的生活中去。
在性格上，白流苏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而卡拉则是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女性。白流苏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她有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她看似向往婚姻但并不依附于男人，不但不会受男人摆布、支配，而且具有强悍的自救精神，无论是面对兄嫂的逼迫还是与范柳原的感情，她总会保持头脑清醒并能寻找到人生真正的出路。可以看出，白流苏没有放弃自己内心最初的选择，一直坚定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卡拉最初的选择是向好的，但她没有坚定自己的内心。在卡拉的性格中缺乏某种认知的冲动，卡拉的逃离或许跟她的亲生父母有关。卡拉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就是各自逃离自己的家庭才走到一起的，卡拉的逃离或多或少受到父母的影响。于是，她逃离从出生起便习惯但长大后又厌恶的街区，以逃离其所属的家庭和阶级。人生道路上会充满种种困难，当我们感觉到压抑与束缚时，我们也会想逃离出去，逃离我们所处的境遇，但无论我们怎么逃离也不会逃离出自己的内心，没有坚定的内心，就追寻不到那个真正的自我。或许卡拉的挣扎在她自己的心里是成功的，寻找到了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许永远与克拉克有关。但对于读者来说卡拉的逃离是不成功的，她没有找到自己内心中的自我，最终还是屈服于现状。
爱情在人们心中本应该是浪漫无私的，但张爱玲笔下的爱是渗透着杂色的爱，她将“爱”描绘得透彻明白，之间夹杂着人性的欲望，这与张爱玲本人的爱情观密不可分。早年父母离异、与封建遗少父亲生活的家庭背景使张爱玲缺乏安全感，对家庭和爱情都缺乏信任。故而，她在文章里多次质疑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若不是香港沦陷或许张爱玲笔下的这对夫妻在结识的开始就解散了。在《逃离》中，卡拉的逃离是一种充满痛苦的选择，小说的故事线围绕“困境—逃离—困境”展开，而天生渴望自由的艾丽丝·门罗似乎在借助卡拉这一角色诉说自己的经历——艾丽丝·门罗在大学里热恋的男友成为她的丈夫，尽管丈夫很支持她的文学创作，但孩子的出生使艾丽丝·门罗不得已只能选择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继续撰写她的小说。然而，在艾丽丝·门罗的事业有起色以后，她与丈夫的感情却出现裂痕，她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可见，艾丽丝·门罗本人的生活里也充满着逃离，而且似乎也在遵循逃离—回归这一行动轨迹。
《倾城之恋》和《逃离》这两部作品由于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主人公白流苏和卡拉的女性主义意识的产生和表现也不尽相同，但两者也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她们是东方女性和西方女性在文化差异下，为了追求人格尊严、美好婚姻和幸福生活的愿景，没有等和靠，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不懈努力和追求，这份自信和自强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很多女性所追求的。白流苏的人生追求是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张爱玲赋予白流苏一个完美的结局，使她在对婚姻的不懈追求和坚定争取中得偿所愿。卡拉选择的人生则是从逃离家庭到回归家庭，艾丽丝·门罗通过卡拉这个人物形象向读者诠释了西方女性追求独立人格的执着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两位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都具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要实现彻底的觉醒，依然需要社会、家庭与女性本身做出更持久的努力。
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百年来中国女性生存面貌的整体写照，她们的心灵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放，使得她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女性生存的目的就是在家庭生活中奉献和牺牲自己。同比西方文学中传统社会的女性，她们也大多经历着各种苦难与困境，那些苦难与困境同样是当时女性的真实写照，流露出女性对当时社会的各种不满以及她们对自由生活的期盼。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女性因为受当时社会的制约导致她们的思想被禁锢，而对于不安于现状和不想被定义的女性来说，她们的自省、自救显得十分困难却必须。如同白流苏和卡拉这样的女性形象，她们给许许多多后来的女性指明了方向和树立了榜样。
对比新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许许多多女性对不公平的抗争和“自救”，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逐渐被提高。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女性有了自由的生存空间，可以接受教育学习知识、走入职场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登上政治舞台参政议政等。自由平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自信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引导着新时代女性逐渐走向成熟。但在平衡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等方面，女性仍需不断突破种种思想禁锢，以更多的思考与实践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
[作者简介] 许嘉璐，女，汉族，河南安阳人，西藏民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