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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的文化比较研究

◎金雪敏 朴银姬

中韩两国新时期女性文学作为两国的女性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要想全方位了解中韩两国的女性文学，单单比较新时期的成果是完全不够的，由于任何事物都是慢慢发展壮大的，这种渐变的过程便是兴盛的缘由。

一、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的环境比较

（一）相似的文化环境

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传统十分类似，都尊崇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对女性的挤压和歧视，要求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夺走女性应拥有的权利，因而女性的影响力不高。在中国和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男尊女卑的凡俗意识持续到 20 世纪初，虽然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些许转变，但传统封建思想对大家观念的拘束作用依旧不可忽略。在生理和心理上，女性会受到家庭和子女的拘束，无法像男性那样可以选择完全投身于社会工作。当家庭出现问题时，受到斥责的通常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舆论压力。

尽管韩国社会早就实现了现代化，但女性的社会地位却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仅在最近几年，女性社会影响力的转变才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女性并没有专属于她们的工作或社会人物角色，她们在婚后不得不舍弃工作和社会影响力，潜心于家庭生活。在这个十分传统的国家，直到 20 世纪 80年代，这样的情况依旧存在。

（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

在社会现代化方面，中国和韩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都曾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朝鲜半岛则在1910 年至 1945 年间沦为日本殖民地，并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消极影响。在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两国都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阶段。究其缘由，是受当时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局势严重阻拦了两国的现代化过程。

当时，尽管中韩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并没有沟通交流，但各自都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建设和政治环境改良，以发展、振兴国家。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民众对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民主化运动抵制封建社会政府部门的呼吁越来越高。1981 年，全斗焕当政后，民主化理念开始普遍流行，使得西方现代化观念深入人心。20 世纪70 年代，中韩两国学术的沟通与交流恢复。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引入和推广现代化观念。此时，中国和韩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环节，为之后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优良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生活方面

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慢慢提升了女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中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发展趋势形成了对女性优异性的巨大肯定，而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又加强了这一肯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中国在保障女性权益、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女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1.03%。

1983 年，韩国女性开发院创立；1985 年，韩国设置国务总理的咨询机构女性政策审议委员会，以调节女性政策。自 1986 年以来，韩国把女性发展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长期性政策。1989 年，韩国对《家庭法》开展了修订，以进一步解决韩国女性社会地位较低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中韩两国都在努力提升女性的政治地位、社会待遇及法律保护，降低了男女不平等的程度，并为女性作家创造了有益的社会环境。

二、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的内涵比较

（一）从历史视角透视的社会内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联手，开展对过去的反思，用文学来勾勒历史时间，表达掩藏在历史之下的社会潜台词。

新时期有三个大事件对韩国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韩分治，20 世纪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以及 20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化运动。韩国女性文学中，以这三个事件为时代背景的作品比比皆是。韩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小说《裸木》，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为背景，勾勒了在战争中被扭曲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命运和心理，表达了他们的孤单和对爱与幸福快乐的期盼。小说中的《裸木》是玉熙道的一幅画。玉熙道是一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著名画家，以绘画美国战士的肖像为生。在小说主人公看来，《裸木》这幅画就像一棵没有生命迹象的死树。但是，一方面，它代表着书中的小人物的艰难日常生活，他们从残忍的战争中侥幸活下来；另一方面，这棵枯树也暗含着画家对春天的憧憬——一棵承受了严寒只为在春天复苏的枯树。

在朴婉绪系列小说《妈妈的木桩》的第二部中，主人公的哥哥在战争中丧命，表达了战争和分离给普通人带来的伤痛、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家庭的痛楚及作者对战争的憎恨。

梁贵子的《远美洞人家的人们》叙述了一个因经济压力无法继续留在首尔的家庭，在冲动崩溃、离开首尔之前，他们迫不得已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以维持生计。他们挤在一辆卡车的开放式集装箱里，走在首尔热闹的街道上，被吞没在无数冷淡地盯着他们的路人眼光中。卡车从城镇喧嚣的光影中驶入深灰色的混凝土丛林，驾驶室的沙沙声让人感到一丝寒意。作者对这种痛楚状况的理智叙述，把握住了韩国人对深植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背后的社会现实。换句话说，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美好生活的意义有时候被简单化为得到一张居留证或有一套归属于自己的房屋。

（二）从经济视角透视的社会内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参加政治活动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渐出现的，女性的日常生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化在女性中很受欢迎，由于它提高了女性的生活品质，提升了女性的影响力，给了女性更自由的日常生活空间，因此现代化在女性作家作品中得到了新的历史意义。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女作家发布了一些明确抨击女性经济困难和封建社会礼法挤压婚姻生活的小说。其中最典型的是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它抵制包办婚姻，揭开封建主义的罪孽及其深层次原因。抵抗包办婚姻生活、争得婚姻自由的主题在文学小说中并不罕见。但是，这部小说却将偷一捆柴火的小矛盾与一个女人因抵抗中国封建社会婚姻标准而自尽和当地人民抵抗贫穷痛苦的大矛盾结合在一起，更深层次的寓意是，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女性作家朴婉绪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布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小说，其中最具意味的是《妈妈的木桩》三部曲。这三部曲主要讲的是一位妈妈把她的小儿子和女儿从农村送到城镇来居住的故事。在第一部中，这位农村妈妈的丈夫因欠缺优良的诊疗而过世，她一个人把儿子、女儿拉扯大。她将搬到城镇视作通向上层社会的必由之路。她期待女儿可以摆脱旧的生活，在城市的文明世界中变成一个“新女性”，实现母亲“好好地学习，了解全世界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心愿。在历经种种艰难困苦之后，这位农村妈妈总算在兴德洞为她的家庭成员寻找到了一个小家，正如这位农村妈妈在小说中常说的：“我总算在首尔扎下了根，尽管它仅仅在门外……”但儿子却在第二部中凄惨地死去。在第三部中，首尔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调节，他们居住的房屋被列入开发设计，他们迫不得已四处寻求帮助，以避免刚寻找的房屋变为废区，但最后还是徒劳。母亲过世了，七年后被安葬在首尔的郊区。这部小说极力说明，当时韩国的社会制度在给女性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泯灭的绝望。

显而易见，中国和韩国的女性文学在历史视角和现代化进程层面都十分贴近。它们表达了女性可以面对现代化的困扰、贫穷的摧残，并把这些困难变为一种刺激，揭露女性群体产生痛楚的根本原因，跨越了社会的表层，将笔墨深入社会的最深处。

三、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的艺术比较

不同的叙述角度可以唤起观众们的不同体会。叙述要点有外部和内部之分，外部要点的核心覆盖全部时间段，但内部要点则不然，它只有“现在”。就小说而言，通常只挑选一个叙述聚焦点。有了不同的聚焦点，界面的视域也就不同了。

在视域层面，尽管新时期中国和韩国的女性文学都有向个人视角变化的特征，但也有一些显著的差别，韩国女性文学的范畴集中在关系和家庭层面，而中国女性文学的视域则更广，很多作品不但叙述关系和家庭生活，也有大量叙述社会生活的作品。

这种差别的出现是因为女性作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关心水平不一样。中国女性比韩国女性更关注社会和经济，对关系的心态也更开放。她们的视野随着更丰富的日常生活、工作经验而变得更宽阔。有大量的女性作家在其小说中与男性作家一样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并不限制于家庭琐事，乃至对关系的描绘也是社会主题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不沉迷于单纯的感情创作，反而是驱使它与社会主题的描述相交错、相填补。相比之下，韩国女性作家的视域就稍逊一筹，但当时的文化传统影响她们多处理个人家庭琐事，少处理重要社会和国家问题，因此她们的作品多以个人关系为主题。

中国和韩国女性文学的侧重点的不同，是这种角度差别的直接结果：中国女性文学更为丰富多彩，不受主题制约，讨论女性的个人经历及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潜台词。尽管她们写的是感情经历，但不只是感情经历，她们还把个人感情经历上升到女性对社会的思考和态度。韩国女性文学关心感情问题，关心感情、婚姻生活和性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复杂而艰辛的社会环境多被作为叙述背景。这一特征也促使韩国女性作家的文字在简易中透着细微和深入，很大水平上探寻了女性的细微心理。

四、结语

由于中韩两国类似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环境，两国之间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相似性：两国的女性文学均兴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没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升华于 20 世纪 80 年代，振兴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在风格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叙述关键上，两者都主要表现出向个人视角的转变，但中国女性文学的角度更加开阔，韩国女性文学则关心人际交往和家庭。在语言层面，两者都用内心独白来主要表现人物的自我认同的发现，但中国女作家使用了大量的理性语言，大量的引喻、代表和标记。从阅读者视角看，中国男性阅读群体的持续扩张，意味着中国女作家要努力探寻新的两性交流和会话方式，以均衡两性语句的矛盾，因而，中国女作家主要活跃在论述女性见解和揭露女性发展的不同经验层面；而韩国女性阅读群体的慢慢扩张，意味着韩国女作家会更为积极地展现女性观念，揭露出更为独特的女性发展经验。从新时期中韩女性文学的针对性来说，尽管两国之间短篇小说的重心都转为了表现个体，但中国女性文学更为开放，韩国女性文学更为关心真爱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