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母狮的忏悔》的生成性与女性想象

◎刘雪阳

莫桑比克籍作家米亚·科托是当今葡萄牙语世界中颇负盛名的非洲作家。他的作品多关注莫桑比克内战及战后普通人民的生存境况，而融合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语的语言模式也让其创作彰显着属于现代非洲的独特声音。小说《母狮的忏悔》在风格上延续了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探索，并大胆聚焦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

小说中人与狮子的相互转换是其关键性要素，这种人与动物互为解辖域化的流变容纳了差异，具有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生成”的特征。作为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德勒兹视域下的“生成”是“看到另一个多样性中潜在的力量，并将该力据为己用，让它与自身之中的其他力形成新的整体，从而让它在自身内部发挥作用，改变自身的感受”。这个概念并不强调将自身完全转变为另一种形态，而着意表现为对固有界限的打破。事实上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并非一个罕见的现象，当人在一个层面上保持或者维持着某种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身份时，与不同事件的遭遇实则使其在另一个层面上逐渐“变成其他东西”，这一过程即“生成”。这也在《母狮的忏悔》中有所体现。

一、“生成——动物”：女性的自我救赎

《母狮的忏悔》由库鲁马尼村女孩马里阿玛与被邀请来猎狮的猎人阿尔坎如的双线叙事展开。库鲁马尼村是一个偏僻且贫困的莫桑比克村庄，近期又遭受了狮子的侵袭，此地遇害的全部为女性。而遇害者皆为女性的背后其实存在复杂的社会原因：其一，女性大多承担着维系家庭生活的重任，即使野外存在凶猛的狮子，她们仍要在田间劳作、打水或收集柴火，因此更易成为狮子攻击的对象；其二，莫桑比克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忽视和暴力行为，也使“狮子吃人”成为父权制吞噬女性的隐喻。

父权制下女性的“工具化”倾向是库鲁马尼村女性生存状态的突出特征，在家庭环境中这主要表现为丈夫与父亲对家族中女性身体的限制。马里阿玛的母亲阿尼法就曾这样向她形容女人的处境：“女人永远只能隐藏在暗处，我们清洁、打扫、做饭，却不能与男人同桌吃饭。”不平等的权利也使男性与女性的结合并非出于爱情而仅出于完成种族延续的需要，可以说父权制更愿将女性描述为一种“生育工具”，而非人格健全、拥有自我意志的人。不过吊诡之处在于，即使女性通过生育完成着生理上与象征意义上的种族文明延续和“再生产”，其权益和地位仍无法得到保障。如“库尤拉·留”作为库鲁马尼村集体狩猎前的传统仪式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仪式不允许女性出现，因此，区长夫人的女仆丹迪误入后“全场的男人们便强暴了她，享用了她的身体”。即使有好心人将其送往救助站，她作为村庄中男性的战利品也无法得到救助。维护传统合理化了库鲁马尼村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参与仪式并强暴丹迪的男性和因害怕被报复而见死不救的男医生们以一种集体的剥削模式完成了公共父权对于女性的绞杀，也让丹迪只能选择献身于狮子这一自杀行为表达自己的抵抗。

然而，作者也在这个被父权制支配的封闭空间中以“生成”的方式打开了女性自我救赎的通道。从“生成——动物”意义上，一条“生成——狮子”的逃逸线在马里阿玛身上开启。故事伊始，出于对家人的爱和对死亡的恐惧，马里阿玛虽然崇拜狮子却也畏惧它，害怕自己或是母亲成为新的遇难者，可随着村中男性愈发狂热的狩猎活动和对女性剥削的加剧，她也越来越难以忍受男性的暴力与特权并更加朝“狮子”倾斜，完成了向“生成——狮子”的转变，成为挑战男性地位的“母狮”。值得注意的是，库鲁马尼村的传统文化中存在三种狮子，除了野外的狮子，还有“人造的狮子”和“狮人”。其中“狮人”的内涵便同“生成——动物”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成——动物”并非意味着人变成动物，而是通过进入类似动物的“临近区域”以增加或减少某种力量并由此获得新的力量。不过，“生成——动物”作为逃逸线的危险性也在小说中有所暗示：“生成”作为一种中间状态隐含着个体状态的不稳定与开放，换言之，“生成——动物”可能也会导致人性的彻底丧失。因此当马里阿玛最终彻底放弃人性，“再也不要像第一次杀人那样感到愧疚”时，她也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变成世俗意义上的“疯子”。

带有救赎意义的杀戮行为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是一个独特的主题，莫里森的小说《宠儿》里便有母亲玛格丽特为了让其子女不沦为奴隶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的情节，但显然米亚·科托并不满足于“培养对死亡共生的能力并将死亡视为解放”而是通过马里阿玛及其“生成——狮子”的经历试图证明女性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借由“生成——动物”这一逃逸线，女性得以重审父权制对女性何以为“女性”甚至何以为“人”的规定，从而获得解放自身的力量。

二、“生成——女性”：男性气质的可能性

作为性别话语组成部分之一的男性气质概念是伴随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兴起，进而与性征冲突等主题相伴而生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性别理论中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德勒兹认为，“男性”象征着社会中的统治与主流力量，具有同一、稳定的特质，这种男性气质的生成尤其体现在战场中：“战斗中的男性和动物形象一起产生了传染性，组成了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但是在可比作战场的荒野狩猎环境中，米亚·科托却以猎人阿尔坎如的经历隐含了对于传统男性气质的反思。

阿尔坎如男性气质形成过程的受阻首先源自其男性偶像的破灭。作为小儿子，阿尔坎如对于男性气质的想象源自于他的父亲和哥哥。父亲巴里恩·巴雷洛作为一位出色的猎人“是个能填满世界的人……他不在家时，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叹息”。但是他的父亲同时也是沉默且独断专行的，在家庭中习惯以暴力的方式维持自己对妻子与孩子的掌控，也最终酿成了哥哥为保护母亲意外弑父的悲剧。从父亲到哥哥，阿尔坎如见证了父权制下暴力在家族中的代际延续，也使他开始质疑传统“男性气质”的合理性；随后，狩猎过程中“生成——动物”的失败又进一步阻滞了阿尔坎如对男性气质的认可。狮子、鳄鱼等凶猛的野兽是传统男性气质的符号化象征物，成年后继承父亲意愿成为猎人的阿尔坎如也怀抱着“成为狮子”之类的愿望走向猎场，却又在实际的狩猎中越来越发觉身份上的错位：“我总是梦见自己在被野兽咬死后才获得真正的生命。”换言之“生成——动物”在他身上并未体现为对他者力量的吸纳，而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阿尔坎如的职业选择是家庭与自我意愿的共谋，他将投身猎场视为进入象征“男性气质”的自我辖域化过程，然而亲身经历中所体会到的悖谬又让狩猎的意义仅限于“退到生活之外，免于为人”。

值得注意的是，生成性的发生既需要个体是集群中的“异常者”，也需要其存在能够打破边界的“临界点”，在构成阿尔坎如男性性别的边界中，母亲阿尔缇娜·巴雷洛具有独特的意义。“生成”是力作用下的生成，没有力之间的角逐，就不会有生成。在自述中阿尔坎如曾点明父亲同母亲在性质上的对立：“父亲是太阳，母亲是黑夜。”虽然身处父权的统治母亲既无法左右自己孩子的命运也无权拥有自己的身体，可作为阿尔坎如对于女性处境的最初认知，母亲的存在不仅让他在深入了解库鲁马尼村的现实时越来越能共情此地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和反抗的力量，而且也作为异质成分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他构建自身的进程中。

那么，母亲或者说“女性气质”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米亚·科托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多样的，不过之于阿尔坎如，对情感与自身脆弱性的接纳是他在朝向“女性”生成中重要的部分。作为自我内心的暴露，书写自身心理伤痕是同传统男性气质中强大、坚毅等要素的对立，因此这种暴露在小说中被形容为“比打猎需要更多的勇气”。

三、女性主义与双性和谐：想象女性解放的路径

虽然《母狮的忏悔》一书以对黑人女性真实生活的再现而闻名，但读者其实不难察觉在小说中米亚·科托并不完全以写实为目的，而是在现实与想象的合力中塑造出了如阿尔坎如、马里阿玛等形象。从作者自身的经历观之，马里阿玛作为一位理想化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承载着他对于民族解放与新国家建设时期许多女性解放者的艺术化再造；从情感的角度来看，马里阿玛与阿尔坎如则寄托了作者对于莫桑比克在后殖民时代如何重塑黑人女性主体性乃至民族主体性的思考。

一方面，对于莫桑比克黑人女性生存困境原因的深度剖析，展示了作家对莫桑比克社会问题的反思。在考察黑人群体对于“男性气质”的认知时，保罗·吉尔罗伊认为，“黑人群体的男性气质并非通过反对女性来定义，而是通过反对种植园奴隶主倚靠的不成熟言行”。不论是库鲁马尼村村民对传统习俗的坚持，还是热尼托为守护家族墓地而拒绝阿妮法离开的请求，不难看出“传统”的特殊意义，而富有“男性气质”的父权制和暴力行为作为一种同殖民记忆对抗的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和谐双性关系的建构也投射着米亚·科托对于多元平等未来的积极态度。作为男性作家，以男性的视角出发书写女性势必会带有一定的想象性特征，那么马里阿玛最终被阿尔坎如带离库鲁马尼村的这一结局设计是否也印证着其仍视男性为主体的隐性思维呢？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阿尔坎如对于库鲁马尼村女性的态度是在不断地了解中改变的，从无视到怜悯以至于最终理解女性的报复性行为并同意将马里阿玛带离村落，正是母亲与马里阿玛的经历使他明白真正威胁着女性生命的“狮子”是男性而非野兽，阿尔坎如在“生成——女性”的过程中不断地重审自己的行为，也最终决定不再作为女性命运的旁观者而是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