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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枝泳是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崛起的新一代女作家，是韩国当代重要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主题与韩国社会的转变相吻合，主要对韩国社会不公平状况表现出反思和抨击。尽管孔枝泳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一种艰苦和忧伤的生活气氛，好像个人和全部韩国社会都被极大的差别和不均衡挤压了未来空间，但她还是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承诺及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憧憬。在韩国社会日益加重的矛盾中，孔枝泳通过她的小说搭建了一个“极致社会”的乌托邦愿景。
无论是民主化运动的改革创新，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 21 世纪，时代在变，历史在变，孔枝泳的小说大多数表现出她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憧憬。在体现民主化运动的小说中，读者了解了她对民主化乌托邦的想象和信仰；在探讨她的女性观念小说时，读者了解了她对男女平等关系以及和睦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希望；
在她关于社会不公的小说中，读者了解了她对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希望。对幸福的追求和希望弥漫在孔枝泳的小说中，表明了她的乌托邦想象力。
小说《熔炉》发生的地点是韩国雾津市，一个长期被雾气包裹着的小镇。雾是雾津市的重要特征，在《熔炉》中，它随着角色的出场加重，大雾一直围绕着雾津市，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重。
雾作为一种天然屏障，降低了清晰度，产生不明确性和对未知的害怕。在真相大白之前，雾具备包裹一切的力量。雾代表着蒙在双眼上的布，将残忍的性侵害掩藏在黑暗中，只表现出飘浮在人们面前的虚无的宁静。产生性暴力的残疾学校名为“慈爱学院”，但“慈爱”的背后掩藏着无穷的凌虐和暴力行为。
乍一看，这所学校好像十分宁静，但背后却掩藏着黑暗的罪行。雾津社会的上层人员编制了一张包罗万象的权力网，将慈爱学院中工作人员的性虐待行为掩藏在上层人员不透明的迷雾中。真正的违法犯罪客观事实被包裹在权力之网中，变成莫须有的指控，而处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残疾学生遭到的暴力行为和性虐待则变成权力者的谎言。孔枝泳用雾来表明实情对谎言的蒙蔽的力量。本应一目了然的实情掩藏在雾中，而谎言却让事实越来越模糊，使人被蒙蔽，无法辨别。在无序的带动下，谎言非常容易传播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慈爱学院，这个面向残疾儿童的公益慈善医护机构，聋哑学生常常遭受校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性虐待。客观事实是如此残忍，即使痛楚和猜疑，人们也能看得出这是客观事实。违法犯罪者却编造谎言，否认暴力行为，把自己包装成所谓“君子”，始终强调自己的“社会道德”和“奉献精神”。当舆论被谎言左右，人们丧失了对被阻碍物的关心时，谎言很有可能变成真知，但真知却沦为谎言。在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里，谎言被扭曲为真知，真相早就不为人所知。
在权力与资本的社会“熔炉”中，雾津公民权利运动中心就像大风中的微弱火苗，是无穷黑暗中的一盏不明亮却存在希望的灯。在小说中，雾津人权运动中心的干预使慈爱学院的老师所犯的罪行被曝出，他们期盼带领着遭遇暴力行为的聋哑学生摆脱黑暗，迈向公正之光。可是，小小的人权运动中心对抗的是庞大的上层社会。慈爱学院的领导不仅是学校的领导，也是雾津市重大机构组织的长老和成员。当那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被揭露非法行为时，那些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上层阶层选择沉默和掩饰，以维护他们的支配权，并将责任推给另一方。当掩藏在社会昏暗角落里的性暴力被慢慢暴露时，维护残疾学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雾津人权运动中心的理事徐幼真在获知慈爱学院的性暴力事件后，请求教育单位开展调研，但被置之不理，负责人甩手而去。当教育厅的负责人获知这样一个可怕的事件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维护学生的权益，反而是逃避责任，一句“不在职权范围”便大手一挥把徐幼真送至市政府。但是，难题在市政府也没有得到解决，市政府和教育单位用一样的说辞来逃避责任。
应对处于劣势的被欺凌者，无论是教育单位还是地方政府部门，他们想到的不是积极主动处理事件，维护受害者的相关权益，反而是推脱自己的责任。放任自流和毫无作为是对受害者的不重视和蒙骗。本质上，教育单位和当地政府部门不仅为在慈爱学校工作的职工找托词，并且为政府部门的上层机关找托词，他们其实是在维护本阶级的支配权。作者清晰地表达了慈爱学院事件不仅是个人的暴力行为，而且庞大权力网络中的警察、学校董事会、市政府、医院、主教堂、辩护律师、大法官等，均参与其中。庞大的权力阶级互相推脱责任，破坏了乌托邦社会的愿景，他们的不作为毁坏了乌托邦理想化的社会组织，消解了雾津人权运动中心的乌托邦理想。他们的目的是遮盖实情，保护权力网络不被破坏。
雾津市的整个上层阶层如同渔网一般缠绕交错，对残疾学生的维权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向教育部、市政府和警方要求干预无果后，雾津人权运动中心向新闻媒体寻求帮助。新闻媒体将慈爱学院犯下的滔天罪行公之于众，极大的群众压力造成参加性侵害的工作人员被暂时逮捕，这是小说中维护残疾学生权益的第一个重要进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法的人应当遭受处罚，受害人的权益应当获得维护，但法律真的保证了公平公正吗？
经过几次令残疾学生无比煎熬的庭审后，宣判结果十分不公平。从一审开始，残疾学生和嫌疑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就广泛存在。案件的一审没有安排手语翻译人员，这是对残疾人权益的漠视。法律的公正应当是残疾学生的最后希望，是其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是保护乌托邦理想的厚重铠甲。但在韩国现实社会中，权贵与弱者、富人与穷人在法律面前依然是不平等的。法律所造成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具备反乌托邦的性质。该案的最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国法律界盛行的“前官礼遇”和“和解书”的影响。
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郑闰树和文维贞出身于两个不一样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文维贞出生在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亲朋好友里有医师、检察官、教授、政府高官等社会精英，而她自己则有国外留学经历，是一名大学教授。另一方面，郑闰树在暴力、贫穷和饥饿中成长，始终在为生计奔波，从小在孤儿院和少年拘留所辗转漂泊。但这两个看起来全然不同的人却有某些类似之处，造成他们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追求极致的死，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
死亡是人们不可阻止的命运，而自尽和死刑是人类非自然的死亡。这便是文维贞和郑闰树的日常生活。对文维贞来说，暴力行为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行为产生后亲人的反应。她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为了金钱和利益，依附权贵保持沉默，对她遭到的伤害漠不关心。另一方面，郑闰树在社会的边缘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每天都在遭受饥饿、贫困和屈辱。没有家庭的庇佑，韩国社会又没有公正公平可言，郑闰树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经历了他人和社会的损害后，文维贞和郑闰树都成了不会再有幸福乌托邦理想的人。他们想象自己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认为人们对公正和自由的追求是虚幻缥缈的，毫无意义。
当代韩国社会把资本放到第一位，追求无限的钱财和权力。有钱有势的人追求金钱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而社会底层的人追求金钱以防止有一天被践踏。这是一个大家近乎疯狂追求极致的世界。个人和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钱财和利益至上是韩国社会的隐疾，假如社会生活不健康，个人不可能不受影响。社会的堕落，必定造成个体的绝望。由于社会是一个总体，它的缺点会感染它的全部组成部分。
孔枝泳的小说还讨论了死刑难题。她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死刑是不人道的，死刑不仅给被判刑者带来身体上的痛楚，并且还会对他们造成长期的心理摧残。
在小说中，韩国的死刑通常在年底进行，因此从秋天开始，死囚每天都在惊恐和焦虑中度过。对死囚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对于在牢房里待上几年，持续在崩溃和希望之间摇摆不定是不是合乎人道，韩国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种焦虑情绪，本身便是一种极为严格的刑罚，每天都在惩罚被判刑者。不仅如此，死刑还夺走了罪犯对人生的全部支配权，使其彻底离开社会。小说中，被强行赶出社会的是郑闰树。
他生活在韩国社会的底层，经历了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在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苟活。韩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贫富差距的扩大令无形的痛楚深埋在社会土壤中。社会并没有给郑闰树提供健康的生活，反而让他在贫困和屈辱的深渊中挣扎徘徊。在这无尽压抑的深渊中，郑闰树渐渐地抛开了自己的良心，走上了无底线的违法犯罪道路。郑闰树是那种在韩国社会失衡状态下，不得不堕入深渊的悲剧角色，死刑摧毁了郑闰树这类人的全部希望。
孔枝泳认为，死刑本身作为一种法律，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性；它是公平和公正的代表，但同时也是冰冷残酷的。大众对法律公平公正的乌托邦想象暴露了法律自相矛盾的一面。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令每个人的权益都能得到有效、合理的保护，而死刑的存在是一个悖论，其本质是一种杀害行为，剥夺了死囚的全部权益。在文维贞把对强奸犯的憎恨宣泄在哥哥身上后，她被判处了死刑，这是荒诞且充满讽刺的，法律的公平公正丝毫没有在死刑中获得反映。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郑闰树其实是被误判为犯罪嫌疑人的。他并没有杀害和强奸那个女孩，但却被锁定为关键犯罪嫌疑人，变成勒索犯的同伙。一个可怜的人可以被错杀，也体现了死刑的荒诞性。生命是不可逆的，假如因为误判而丧失生命，死刑的成本未免过高。
在《我们的幸福时光》中，韩国社会民族信仰内容自始至终十分显著。由于郑闰树被关在死囚室里，他只能在天主教的面壁室里与文维贞和她的姨妈莫妮卡阿姨面对面地沟通交流。郑闰树在死前经过洗礼，变成一名天主教信徒。莫妮卡修女是一名天主教徒，三十年来始终致力于探望和教化死囚。在小说中，宗教信仰帮助和填补了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法律只要求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不担负改变这个人的责任。小说中，宗教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代表着平等和温馨，担负起教化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的缺失，减轻了乌托邦的本质矛盾。
小说中的莫妮卡阿姨一生致力于教化他人，代表了宗教中最人性化和最温婉的部分。从对平等的追求中得到新的了解和认识是她追求的目标，她对死囚并没有藐视和抛弃，而是坚持不懈地呼吁废止死刑。在孔枝泳的作品中，宗教信仰功能减轻了韩国法律所造成的乌托邦矛盾。
在韩国，孔枝泳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作家，出版过许多畅销书，但畅销书作家这个头衔并不能完全概括孔枝泳。在中国，通过翻译小说和影视改编作品的广泛传播，孔枝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孔枝泳小说中的许多主题都极其严肃认真，触及日常生活残忍的一面，但其严肃认真中总带有一种柔软，这种柔软来自她对小说中人物的幸福快乐的乌托邦想象：即使前途是暗淡的、无望的和痛楚的，也要应对它，坚持不懈地追求心中的理想社会和道德理想。孔枝泳的著作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但她的小说颇具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对美好和公正的不懈追求，而这种精神正是文学作品乌托邦想象的实质。在小说中，孔枝泳创造了一个缠绕着矛盾和期待的韩国社会，表达出平凡人勇敢面对痛苦与缺陷的勇气。
[ 作者简介 ] 金雪敏，女，朝鲜族，吉林人，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朝鲜文学。通讯作者：朴银姬，女，朝鲜族，吉林龙井人，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东亚比较文学及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