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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诠释了淡雅、多姿的诗意之美，明确了孙犁对一个时代巨变的激情参与和诗意领会，从短篇小说《琴和箫》的感伤气质到《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芦花荡》《荷花淀》的战争诗意风格的成熟，从一次次的改写过程中，文本的基调由哀伤渐变为清新。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区阶级立场的特定语境促使孙犁形成这种写作风格，以此为切口，可以窥探到孙犁抗日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其所留下的独特印迹，从而对延安时期的部分“改造”问题有更客观的视角和体会。从近年学界的观点来看，杨联芬、郭国昌等认为孙犁是延安时期的“疏离者”“边缘人”“多余人”，学者们认为这主要是缘于其“公家人”身份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导致孙犁与延安文艺主流绝缘；而熊权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举出孙犁论稿中的一些发言来剖析孙犁的心理倾向，表明孙犁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部分迎合。本文基于学界的两种态度，从对《琴和箫》《荷花淀》《芦花荡》《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的文本分析入手，探究孙犁在延安时期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琴和箫》是孙犁于 1942 年创作的小说，与其后期创作风格有极大不同。在感情方面，相比于成熟时期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乐观，《琴与箫》中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哀伤，琴和箫合奏的音乐本身就带有一种感伤的色彩，用这两种乐器为意象，使故事带上了悲剧色彩。整篇小说的感伤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人物方面，相比于孙犁创作的刻画人民群众（尤其是女人和老人）如何智取敌人的作品，《琴与箫》刻画了一对战争伉俪和他们聪慧懂事的孩子的形象，人物命运充满遗憾；在主题方面，相比于表现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民间智慧，《琴与箫》更多是在怀念好友并对处于战争中的人民的立场和命运问题进行思考，从会音乐的老爷爷的视角转入回忆，最后由回忆回到现实中的两个女孩，全文都透露着对女孩父母的怀念与惋惜。后来，《琴和箫》被改写成了《芦花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被改写成了《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后两篇与《荷花淀》都于 1945 年写成，标志着孙犁作品的柔美风格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
1945 年，孙犁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形成了白洋淀地方抗日战争的诗意风格。本文主要结合《荷花淀》《芦花荡》《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对孙犁创作的成熟时期风格进行论述。
首先，孙犁之所以在此时期的小说中逐渐形成不同于那个时代战争叙事的柔美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白洋淀的地方风情赋予了孙犁独特的来自水乡的细腻情感。不论是《芦花荡》中的“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还是《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中的“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就又拉起闲话来”，都是对白洋淀自然环境的描绘。“像浸在水里”“苇子”“竹篙”等意象也都是取自白洋淀水乡的实际生活，读罢会发现，白洋淀孕育出的人带有新鲜的“芦苇气息”，这很好地体现了水乡人民“水腥气味”的生活内容，增强了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
其次，作品的诗意在语言上的体现最为直观。例如，《荷花淀》中写突然遭遇敌人偷袭的青年妇女摇船速度“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两个连用的比喻乍一看可能让人觉得重复，但细读文本，前一个比喻突出了小船的速度，第二个比喻则包含着船速之所以“飞快”，是由于摇船人的熟练。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描写也极为形象，“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以水生女人为代表，这一大片芦苇地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性格豪爽而伶牙俐齿，仅通过对话就把人物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刻画了出来，甚至能让人想象到女人们说话时的神态。“不见人物先闻其声”——《荷花淀》的对话，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
再次，硝烟与烈火、血腥与残酷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而人性的展示与情境再现的诗意美则是孙犁战争作品的特点。在《芦花荡》中，“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正在迎风飘撒”，迅速而轻捷地结束了这小小的局部“战争”，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无形中被消解殆尽，便是这种描写的好处，读者感受到一种智取敌人的快乐。在三言两语的描述之后，又有对小女孩的静态描绘，这样便将“战争”化用为让孩子看的一个“小游戏”。而此时，结合芦苇荡细腻的水乡风情，读者感受到的便是一幅优美的写意山水画。孙犁从侧面点染烘托战争胜利的场面，把残酷的战争场面变得轻松，这便是战争书写的一种新风格。
在《琴和箫》的前几段中，读者感受到战争的阴影，文本后半部分更是带给读者一种不忍触及的哀伤。然而，经过上述分析，读者看到了《芦花荡》的基调不再哀伤，而是传递出谐趣欢快，刻画了清新而充满诗意的月夜白洋淀。此外，两个姐妹的父母的故事和战争带给这对姐妹的伤害没有出现在《芦花荡》里，而是只写了大菱在战斗中受了一点伤。在《芦花荡》的结尾我们看到“老头子在苇塘里设计痛击几个日本兵”。在这里，文本的基调从哀伤转变为清新。这样的转变是有其现实原因的。
1943 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阶级立场一旦确立，作家便从创作主体转向阶级主体。从孙犁后期的创作发展来看，从《琴和箫》到《芦花荡》《荷花淀》等小说，孙犁正是在这种阶级主体的表达中找到了契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其创作风格也慢慢成熟：相比于将其定义为“疏离者”，或是评判其持迎合态度，笔者认为孙犁是未迎合也未拒绝，他仍坚持自己的风格，从而形成独特的个人表达。孙犁创作成熟时期的小说的主题从来都是表现抗日战争时的乐观情绪，是符合延安时期的“革命”主题的；而其小说所特有的白洋淀地区抗日战争的诗意风格，则是其最具个性的表达，不失本真。
孙犁个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对其创作风格的逐渐成熟具有重要作用，追溯其创作原则的形成，可得知孙犁“一生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可见“五四”启蒙文学对他的影响极深，其三十来篇抗日小说都取材于战争中的人和事，作者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抗战立场。孙犁曾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仁爱和美妙的东西，能够真正实现到顶端。在必定的时期和环境里，也能够到顶端。”不过，创作手法所张扬的真善美绝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细致且周密的。它“理应当面对人生的终极目标，要对时代贡献负责”“确切传递了世俗的生活本身”。郭国昌认为“孙犁此处特别说到现实主义文学一贯的缺陷”。所以，重视寻常百姓平时生活中的伦理关系，这就是孙犁写白洋淀地方风情著称的原因。他表面上写风情，实际上写人情，真正的目的是刻画民族危亡关头白洋淀人民的情感、思想和性格。当我们探究孙犁所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时，这不仅让我们更贴切地理解作家个人，而且为我们透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争时期，孙犁一直在努力实现“人性美”与“阶级美”的统一与契合。勤劳、勇敢与献身就是他所赞美和讴歌的“人性美”的美与善基本内涵，带有强烈道德化色彩的人性观是他的特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延安时期的部分“改造”，如果以阶级性来限定人性，一味地歌颂单一的美善人性，那必然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够全面。而以孙犁为例，其在抗战时寻求两者的某种统一，最终以白洋淀为代表的小说诗意美风格的形成已经对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最后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对于“疏离者”的身份，还是对此身份有所怀疑，这些都是后人根据其生平和书信，结合创作进行解读的结果，并不能定义他本身，甚至不能说是他采取的创作立场，更多是后人对其的解读，将其定义。不论其是否刻意迎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能否认的是，孙犁一直都秉持在白洋淀水乡孕育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细腻感触与乐观态度，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与战争叙事在近百年来都是独一无二的，展现了美好诗意的风格。
[ 作者简介 ] 段枚妤，女，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