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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认为“一个作家的成熟，应该是一个作家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
。由此他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
，把小说的叙述艺术指向民间，用诙谐、讽刺、夸张的笔调建构了更贴近现实本貌且洋溢着浓郁民间信仰色彩的文学世界。从整体上看，莫言小说中的民间信仰有着丰富的呈现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崇拜、亡灵鬼神和非常态人物三类，而每种形态各有其叙事旨归。
在人类文明社会，人类自觉地把自我看作宇宙的中心、一切事物的目的，从人类道德衡量外界事物，认为外界事物的价值是依附于人的。
而莫言的民间信仰书写跳出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的命运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开始关注人类之外的存在形式。
人物的命运是自然的投射，在莫言笔下，人的因果轮回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但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下，人的主体地位被无限夸大，自然生态只有被人类利用才有存在的价值，从而引发了过分的掠夺与开发。莫言将动植物、河流以及土地等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放置在与人平等的场域内对话，赋予它们话语权。他在立足保护自然，以文字向读者展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反思和批判现实，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状态。《红高粱家族》中有通人性的红高粱；《金发婴儿》中鸡血可以给紫荆婆婆治眼疾；《超越故乡》《罪过》中鳖精主宰河道命运；《草鞋窨子》里“我”被警告中指上的血如果沾了日月精华，过七七四十九天就会成精；《檀香刑》中孙媚娘凭借巫婆的巫术用交尾的蛇的血使钱丁深爱上自己。这些自然崇拜能够在苦难境遇中为农民提供一种心理抚慰，也能帮助他们理解那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超出他们掌握范围的不确定问题，它们所暗含的力量彰显出自然万物都是世界的主体。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差异逐渐拉大的社会语境下，人的价值观念在金钱物欲的摆弄下发生了动摇。莫言基于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深思，将灵与人、乡与城并置对比，借助民间对超自然力的信仰抒发对现代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如《蛙》中的代孕以及在文化痼疾下死去的婴孩、《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包办婚姻、《丰乳肥臀》中的猎食野味、《酒国》中的买卖婴儿……莫言探寻着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选择诉诸民间信仰书写，这不仅是对祛魅、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也是抒发内心的忧虑、平衡时代推进中对自然的破坏与精神危机等沉重事实的利器。
莫言把情感投入人与自然这一古老的关系中，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个人精神生态进行反思。他以独特的叙事实验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关注到人类主体之外事物的独立价值，同时人类文明主宰的社会现实必然不能使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只有不断审视和调整个人、自然、社会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方能达到平衡。
莫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后重新回到对农民现实处境的大悲悯中，形成超越之后的回归。提及民间乡土，除却陶潜笔下的清新恬适，还有隐藏着的痛苦荒诞。农民的苦难是不易被抹掉的生活底色，这不单指物质生活，而且更多地指向精神层面。莫言从苦难中走出，见惯了农民遭受的不公不幸，他以悲悯的情怀观照乡土现实，以民间信仰书写苦难中的救赎。
受文化知识限制，农民群体长期以来在面临困境时更多的是借助民间信仰来纾解悲愁，莫言着眼于此，借用民间的亡灵鬼神信仰揭示农民、儿童和女性的悲剧与痛苦，以及他们于苦难中渴望实现救赎的心理。在《我们的七叔》《拇指铐》中，七叔和孝子阿义遭遇凭人力无法摆脱的困境和伤害时，寻求不可知的鬼和精灵的帮助；在《欢乐》中，齐文栋多次参加高考却屡战屡败，在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孝文化的心理规约下陷入深深的绝望，忍辱苟活的他期望被上帝救赎；《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在生第八个孩子时迫于传宗接代的思想压力，被强烈的恐惧与憎恨支配，她的灵魂游荡，寻求解脱；在《蛙》中，娘娘庙里那些虔诚跪拜“送子娘娘”的女人，在夜晚回家路上被蛙神围困的姑姑，都是在困境中挣扎的苦难人，扛着诸如生育等生活重担，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
汉民族的乡村世界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对民间信仰的需要也多为临时性的，当农民面对苦难困境时，便会从实用的角度进行选择，希冀神灵的救赎。莫言深谙此中情怀，他的民间信仰书写举重若轻地将农民一些无法言说的思想恰如其分地传达给读者。其作品中的这些亡灵鬼神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还发挥着传达现实社会中人们心声的作用。
莫言将文本搭建在高密东北乡的广阔语境中，并把视野聚焦于这片土地上的具体人物，以大环境之下小人物的生存立场为出发点，回顾历史、反映现实，对民间社会的变迁做出全新的解构，从而展现大环境之下真实的人性。他把人性的表现看成复杂矛盾的现实的体现。人性有善也有恶，他并不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简单地归为善良人性的代表，他关注整个民族长期以来的生存状态，注意到了弱势群体中人性的缺陷与问题，透过民间信仰书写来表现人性与人心。莫言笔下的民间信仰除了不能被真实触碰的形式外，还有一些离民众距离较近的非常态人物。这一类对象种类繁多，亦人亦神，借助超自然力拥有通鬼神的“特异功能”。它们有的被作者寄寓了美好的期许，如《夜渔》中忽然降临的“跟传说中的神仙一模一样”的年轻女人，不仅施展了捕蟹的绝活，还预言了未来的重逢；《丰乳肥臀》中被鸟化的上官领弟能未卜先知、妙手回春。她们手握道德准绳，惩恶扬善，既有女性美又无所不能。有的则是对人之原罪的警惕，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引用佛语“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试图用文字唤醒人们。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陷入生死疲劳的旋涡中，西门闹的冤魂循环轮回，经历六世终亡，这是生死之苦；蓝脸对土地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守，不惜众叛亲离，最终也葬送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执念之苦；西门金龙为了政治清白，谋权夺利，背叛至亲，这是贪欲之苦。诸多悲苦的缘由都是人之原罪——贪欲过剩。
在传统的文化重担和伦理情谊的压迫下，人性的真面目易被揭露出来。边缘世界里的边缘人在生存境遇中遭到不能承受之重，较为显著的群体是乡村世界里的青年男女，他们是被文化和担负沉重责任的父辈们忽略的存在，无论是身心的成长还是情感的诉求都处于尴尬的境地。也正因这种生存状态，乡村世界的青年男女成为了解文化禁锢下的人之原罪的缺口。《翱翔》里的燕燕，在新婚之夜用“飞翔”的方式反抗乡村世界普遍存在且害人匪浅的“换亲”式义理婚姻，反抗家长制。在世俗的祭坛上，乡村青年被父辈与整个社会环境中过剩的贪欲接续影响，他们的生命与心理健康是无足轻重的，人性在道德的偏见里被扭曲，让一众青年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
莫言在真实的事实逻辑基础上进行翔实的虚构与艺术想象，营造了神秘的意象，并塑造了鲜明的人物群像与时代环境，凸显了人物群体的生存处境；夸张魔幻的艺术塑造蕴含着丰富的主题意蕴，是对荒诞现实中风气沦丧、道德缺失等不合理现象的揭露与批判。
文化具有等级差异，这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合情的，但是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群还被划分等级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莫言的民间信仰书写突破了常规文学作品对底层民众概念化的书写和认知，让生灵万物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文学的形式重塑乡村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合理地位。他在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夹缝中诉说汉民族民间信仰的尊严与优越感，为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乡村文化立言。莫言站在农民这一长期失语群体的话语立场叙事，将民间的超自然力信仰作为对高密东北乡农民生存状态的感知手段，在发现边缘群体、书写弱势群体的文化语境中思考文化的常态强加于每个个体的非常态，让我们深入体悟弱势群体真实境况的同时反思人性和文化，构建民间文化的多元色彩，引导读者于艺术真实与浪漫情怀中找寻民间信仰书写的诗意之美。
在民间信仰视域下观照莫言的小说创作，他通过设置灵活多变的叙述视角，实现人神共舞，让不同的审美对象从各自的叙事视角和立场发出各自的声音，通过对叙事时序的处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序错乱颠倒。这两种叙事手法交错杂糅，突破了现实主义叙述成规，借助非现实手法达到本质真实、内在真实的目的，建构了民间世界独特的文学景观。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有机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作家的创作。作为古齐国、鲁国属地的现代子民，莫言的身上流淌着齐鲁文化的血液，并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自由开放的齐文化照映下，小说中对灵与欲的描写非常直率；受齐地巫史传统的影响，小说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受齐鲁文化孟荀儒学的道德理想与入世情怀的影响，小说中的民间特征观照社会现实，莫言以独具匠心的风格向大众展示了艺术张力。
民间信仰对社会的现代化而言也许是一股反方向的拉力，但对艺术创作来说却是独特鲜明的推动力量。文化背后折射出的民族审美与民族心理让我们意识到走向民间并不是背离现代。剥开小说艺术真实的外衣，那富有想象力的意象、魔幻诡谲的情节，展示给读者的是浪漫的情怀和含蓄的诗意美。莫言通过描绘世俗生活情态，表达对生命力量的礼赞，弘扬民间道德，呼吁对自由的向往等。《蛙》中万小跑为逝者“烧喜钱”来减轻亡灵的苦痛，折射出传统的民族心理——重情重义。《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已有婚约在身的王四需要对未婚妻保持忠贞，而这个“非我族类”的鲜花女子冲击着王四的社会道德正统思想，离奇诡谲的情节下反映出欲望与理性的斗争，死而后已的结局是民间对传统伦理纲常坚守的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需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莫言有着自觉的民间立场，他以反启蒙的姿态打破了理性思维对民间创作的限制，恣意地探求不受约束的原始生命力，营造出生机盎然的农村劳动图景。莫言的民间信仰书写蕴含着乡民的集体无意识，这一点他与鲁迅虽异曲却同工，他们都致力用文字展现民族性。在立足民族民间、深入挖掘潜藏着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同时，他们又放眼世界，创作了许多具有鲜明风俗文化与人文景观的民族性作品。基于不同的时代环境，莫言的民间信仰书写对鲁迅乡土小说进行了承续与补缺，不同于鲁迅批判式地描绘当时国人的精神特质，莫言更多的是以亲历者怜惜的姿态对乡土农民身上的生命力进行深入挖掘，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充分体现出来，刷新和改写了中国农民的形象。从鲁迅到莫言，都对民族资源进行了正向转化，对发掘民间信仰价值的文学性与社会性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诚然，民间信仰视域下的莫言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小觑的艺术成就，他既看到了民间陋习对人的残害，也以反启蒙的姿态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化路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总体上讲，莫言创作初期（1981—1984 年）的大部分作品具有婉约清丽的风格，而创作爆发期（1985—1999 年）、辉煌期（2000—2012 年）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减淡了细腻、婉约、淡雅的风格，并有意扩大民间信仰书写，淡化了情感的真挚性。随着创作数量的增加，莫言小说创作进入惯性滑行阶段，小说中的民间信仰事项呈现出自我重复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是为了刻意求奇，迎合市场与主流批评家的喜爱。
在新的阅读观念的冲击下，包括莫言在内的一众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干扰，甚至在无意识中违背了原本借由神秘的桥梁抵达真实境况的写作初衷。此外，民间信仰前途渺茫，当百姓回归现实土地，这超自然的信仰能否唤起社会的悲悯和深思，成为救赎与超脱的真正力量，让百姓找到心灵的归宿，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作者简介] 亓梦娇，女，汉族，聊城大学文学院季羡林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