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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的戏剧《萨德侯爵夫人》旨在揭开这样一个谜团：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因其败坏风俗的丑闻而入狱，其妻子勒内以贞淑为名，不惜对抗社会伦理道德营救丈夫，然而当萨德在法国大革命的价值混乱中重获自由时，勒内却又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基于贞淑这一核心命题，为了强化一种“女性的萨德论”视角，剧中出场的六个人物均为女性：勒内、勒内的母亲孟特勒伊夫人和妹妹安娜，母亲的朋友西米阿纳和圣丰两位夫人，以及女佣夏洛特。而作为角色背后的精神阴影和叙述核心的萨德仅在转述中出场。勒内作为贞淑的化身，在丈夫出狱之前始终保持病态般的忠贞，站在她的对立面的则是作为法、社会和道德之代表的母亲孟特勒伊夫人，母女二人之间的欲望冲突构成了围绕贞淑而产生的斗争的核心。戏剧的高潮是在贞淑和法的理念冲突中完成的，然而在理念的外衣下，情念也在暗流涌动，人物的欲望形成一套精密的数学体系，人性当中最不可理解又最真实的东西就隐藏其中。
戏剧中六个女性角色以勒内的贞淑为核心，形成了几组冲突结构。西米阿纳代表着神性，对于萨德的恶行，她“既不想听，也不想看”；圣丰代表着肉欲，面对丑闻“挤眉弄眼，意味深长地笑”。孟特勒伊邀请这两位夫人营救萨德，意味着法、社会和道德要求美德与恶德在争斗中对贞淑做出裁决。圣丰满是嘲弄地用最直白的语言向西米阿纳描述那听不得、看不得的性虐场面，挥动手中的长鞭，每一下都在敲打着道德与伦理的懦弱。这个场景在空间和心理上形成了对不在场的萨德那可怕丑闻的再现，神性在渎神的肉欲者面前败下阵来，暗示戏剧冲突的核心将被这场肉体的狂欢所激发，这是一场裁决身体的权力之争，也是围绕神性和肉欲的伦理之争。
勒内和母亲的冲突结构则是戏剧张力的核心场域。勒内的贞淑源自对丈夫萨德的欲望，这种欲望并非在自他关系的二重性张力中形成，而总是成为指向他者的欲望，在同介体的竞争中形成欲望自身的三角结构。在孟特勒伊的眼中，贞淑抵抗肉欲而指向神性，它是被社会道德所驯化后的一种美德，然而勒内的贞淑却与法、社会和道德爆发了激烈冲突，“萨德侯爵夫人”的本质必须在作为其相反面的母亲的逼迫下才能显现，这是通往真实的唯一途径。母亲成了勒内欲望的介体。勒内的欲望并不产生于她与丈夫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第三方介体的中介作用下被激发出来。与其说贞淑是为了忠于萨德，不如说贞淑是为了和法、社会和道德争夺萨德。勒内要同母亲争夺对“什么是贞淑”这一伦理问题进行定义的权力，这样的三角欲望构成了整部戏剧最核心的逻辑结构，六个人物所各自代表的理念和情念都参与到不同的三角结构当中，例如以勒内为节点就可以与神性/肉欲、天真/驯化等组成新的欲望三角结构，欲望的对象或指向丈夫萨德，或指向社会集体理性的规训权力，都需要一个介体发挥作用，主体始终在同介体的竞争中趋向于令其产生欲望的客体。
萨德处世乖戾使得双方家族蒙羞，为了拆散女儿和女婿，母亲要求勒内“用分居治疗不幸”，而勒内则坚决不打算同丈夫分开，冲突最终集中到萨德的人身自由上，自由便成了贞淑与法之间产生嫌隙的原因，作为理念的贞淑本应服从于法、道德和社会，却在情念的驱动下走向其对立面，而情念的原初动力是对萨德的占有欲。勒内的欲望不同于由本能来决定客体的那种需求，这种欲望没有预先确定的客体，按照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的判定，自由出自人性当中一种“存在的不足”，驱使着我们去模仿一个我们希望成为的人，我们努力征服这个模范的存在，进而努力去获取其主导激情的客体。也就是说，勒内对萨德的欲望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产生于模仿孟特勒伊的欲望，这是一种“由他人产生的、借来的欲望，是被中介化了的三角欲望”。孟特勒伊对萨德的控制树立了一种法、社会和道德的模范，勒内的欲望正是在模仿这种欲望，她要争夺对贞淑的命名权，她之所以动辄把贞淑挂在嘴上，就是要“挣脱这世界上的所谓贞淑的桎梏”，勒内和孟特勒伊的两种欲望汇聚于同一个不可分享的客体，使得彼此成为竞争者，欲望在这种模仿的竞争中逐渐走向失衡。
勒内有了孟特勒伊的竞争，便抛弃了人的基本特性，贞淑并不是源自她的本性，而是源自对孟特勒伊欲望的模仿，她不是自己选择萨德作为欲望客体，而是孟特勒伊替她做出选择。反过来说，勒内也构成了孟特勒伊欲望的介体，她们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欲望结构。这是一种来自他者的欲望，介体出人意料地先于欲望的客体成立，他者使主体参与到三角结构当中并最终确证了自己的欲望，欲望的介体同时关涉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三方关系呈现出一种欲望的几何学。
在欲望的三角结构当中，欲望的介体不仅是欲望得以产生的基础，还对欲望的强度产生变形作用，甚至使欲望的主体和客体发生变化。当法、社会和道德开始以其天然的权威地位对勒内施加影响时，勒内对贞淑的感觉就丧失了，对现实事物的判断力随之麻木，此时作为欲望介体的孟特勒伊背后的社会道德伦理力量不论是迫近还是远离，都在对欲望主体勒内施加影响，不断强化着主体对客体的欲望。孟特勒伊在充当勒内的介体，激发其欲望的同时，她自己的欲望也因介体的逼近而膨胀。当她得知就连小女儿安娜也遭受了萨德的荼毒时，她马上派夏洛特传信去撤回了对两位夫人的请求，并转而求助国王动用卫队去拘捕萨德。孟特勒伊想要的是作为法院院长夫人的尊严，她化身为社会秩序、法律道德的代表，与萨德家族的联姻则是进一步求取荣誉。然而萨德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符合贵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于是她便要夺走他的自由，强行将勒内与萨德分离。当小女儿被裹挟进这个欲望的叙事中，三角结构发生了变化，此时在这个结构中作为欲望主体的孟特勒伊，其介体从勒内变为萨德，所欲求的那个客体已经不再是对萨德自由的掌控，而是转移到了小女儿安娜的身上。安娜作为未经“驯化”的天真少女，是一个法、社会和道德尚未踏足的对象，而安娜也参与进萨德的性爱游戏这样的事实为孟特勒伊树立了一个新的竞争对象，她要同女婿的渎神和恶德争夺对安娜的控制权，于是她的特性、她对礼法道德的感觉让位于同欲望介体的竞争关系，在介体的影响下走向失控。
在第一轮的冲突当中，社会道德已经占据了上风，勒内成了孟特勒伊的战利品，后者将女儿从萨德的恶行那里夺回来，同时也将贞淑的评判标准夺回。然而安娜的沦陷让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成功为贞淑命名，安娜成了激发她欲望的新介体。安娜是天真的代表，归属于尚未遭受现代性规训的领域，她尚待法、道德和社会的教化，现在却提前被萨德的恶德所迷惑，安娜所遭受的意外使得孟特勒伊在第二轮的交锋中失败，于是她气急败坏地收回求助，转而以高压手段打击萨德的自由，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掌控“贞淑何为”的欲望。作为“天真”具象代表的安娜是孟特勒伊之法、道德和社会尚未触及的领域，然而却也是触手可及的领域，介体和主体之间距离的变化促使人物做出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介体越是靠近欲望主体，这两个竞争者的命运就越可能相互交错，他们互相设置的障碍就越难以跨越。
然而到了戏剧的第三幕，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民众把贵族推上了断头台，而萨德作为贵族文化的叛逆者摇身一变成了英雄，作为法、道德和社会的代表的孟特勒伊，如今却面临着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的剧变，从前她代表民众裁决萨德之恶，现在民众却代表她判定萨德之善，民众成了先她而行的介体，为她指明了新的欲望客体，于是，你死我活地对“贞淑何为”的争夺被轻描淡写地描述为“与孩子的一场恶作剧”，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界限就此不再鲜明，而是像潮起潮落一般摇动，神性的教诲被抛在一边，肉欲的罪恶不值一提，民众的哀悼也并非不可容忍，浪荡子成为座上宾，女儿的贞淑成了萨德牵住这块免罪金牌的羁绊。由此可见，当欲望的介体发生变化，客体的面貌可以随之发生改变，甚至连真理的评判标准也可以不再绝对，旧时仇敌可能成为今日的盟友，欲望的冲突张力被轻描淡写地消解变形，旧的欲望结构解体而新的三角开始成型。
“介体的影响会传递给作为欲望对象的客体，赋予客体一种虚幻的价值。”法、道德和社会改变自己的评判标准，萨德的面目变得不再可憎，反而亲切起来。孟特勒伊的快乐和痛苦都是精神的，与物质无关。“介体就好比是人造太阳，把神秘的光线投射到客体之上，给客体蒙上一层虚假的光彩。”孟特勒伊虚荣的各种价值，无论是贵族的名望、金钱的魅力、权势和地位，看似都出自主体孤独的幻想，是理念的具体冲突，然而客体变形背后涌动着情念的真实机制却被遮蔽，这便是基拉尔所言“浪漫的谎言”对“小说的真实”的遮蔽。
介体与主体之间的距离会对欲望施加影响。如果说安娜的沉沦还只是在介体的逼近下进一步激发孟特勒伊的欲望，那么当这种距离的变化突破一定的范围，欲望的性质会发生根本改变，在勒内身上体现为一种逻辑的倒转。勒内在萨德身陷囹圄之际坚守忠贞，模仿着社会道德介体的欲望，然而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社会道德界限如潮水般变动，她的欲望介体便转移到萨德笔下的朱斯蒂娜身上，介体在贞淑的勒内这里是倒转的逻辑，不是迫近而是远离主体，形成其“女性的萨德论”之独特的反启蒙特质。
基于对塞万提斯、福楼拜和司汤达的研究，勒内·基拉尔曾根据三角欲望中介体与主体之间距离的不同区分了两种介体：“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如果两个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在《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中，骑士小说与巴黎是遥不可及的介体，永远居于主人公世界的外部。堂吉诃德与传说中的阿马迪斯不可能有任何接触，而爱玛与巴黎虽然没有那么遥远，却也只能通过书籍报刊来接收巴黎的时尚信息。然而在《红与黑》中，介体向主体下降，甚至与主体接近，这恰恰是一个现代性的启蒙过程——人与人的差别逐渐消失，模仿竞争大量产生，就连家庭这个受到保护的本没有欲望冲突的地带，也因为父性权威的缩减而沦陷为父子对立冲突的地带，俄狄浦斯情结就此诞生。
处于内中介影响下的主体，其模仿是一个“移近”的模式，诸如嫉妒、羡慕、怨恨这些关涉欲望竞争的人类情感，都能在内中介的概念中得到解释。勒内嫉妒、怨恨的对象恰恰也是她崇拜和模仿的对象，作为内中介的主体，为了向他人遮掩疯狂的崇拜，她完全把介体看成障碍。在和孟特勒伊的争斗中，勒内颠倒欲望的逻辑和时间顺序，声称自己的欲望先于竞争者产生，不论何物，凡出自介体的即遭受反抗，而暗地里却被效仿，于是便诞生了“贞淑”这种畸形的社会道德，介体被主体视为敌人。所以在勒内眼中，孟特勒伊想要夺走她的心爱之物，顽固地打击她对客体的需求。
而如果处于外中介的影响下，介体高居于主体之上，主体可以表露自己的崇拜和模仿，甚至公开宣布欲望的真实性质，敬仰介体并模仿，步其后尘，而不与之发生敌对和冲突。此刻的勒内，不再掩饰对他者病态的畏惧，不再掩饰他者欲望在自己的欲望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不再求助于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套语，而是直接呼告：“朱斯蒂娜就是我。”现代性的吊诡之处正在于主体维护一种对自我的幻觉，相信所谓自发欲望的谎言，而勒内在最后关头的转变，正是在破除这种现代情感的蔓延。从内中介到外中介，遵循同启蒙现代性“向主体迫近”相反的逻辑，将客体虚假的光芒揭去，于是当面色苍白浮肿、浑身脏兮兮如同乞丐的萨德侯爵归来时，勒内头也不回地抛弃了他，将其拒之门外，客体虚幻的价值就此瓦解。
理念的冲突背后暗含着情念的涌动，主体的欲望在对他者的欲望的模仿中走向疯狂。三岛由纪夫通过六个女性角色的对话展现了戏剧的魅力——情念的均衡以及破坏这种均衡的力量。在三岛由纪夫看来，“恶是一种不测的力量，恶与美几乎以同等的力量存在着”。恶与美的情念中流动着人的欲望之火，正如鲜花盛开必有泥土存在，艺术在许多时候要求我们必须在针刺和毒素中吸取蜜糖。三岛借助勒内之口说出了本剧的核心秘密，它讲述的是一个神圣与屈辱相互转化的故事：“你们看见玫瑰，就说喜欢，看见蛇，就说恶心。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玫瑰和蛇本是亲密的朋友，到了夜晚，它们相互转化，蛇面颊鲜红，玫瑰鳞片闪闪。你们看见兔子说可爱，看见狮子说可怕。你们不知道，暴风雨之夜，它们是如何流血，如何相爱。”在一个人与人互相仰视的世界中，只有勒内走出了三角欲望的几何布局。
[作者简介] 李鹏山，男，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