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崔莺莺与林黛玉人物形象比较

◎王 宇

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与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堪称中国古典文学双璧，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世人对这两部作品的肯定，不仅体现在它们具有隽永的艺术成就上，还体现在两位作家通过塑造崔莺莺和林黛玉这两位在封建社会下勇敢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对自由爱情和人性的束缚，为后世无数青年男女树立了爱情婚姻的典范，与读者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

一、身份的桎梏

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理念在实际践行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封建女性观，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崔莺莺和林黛玉在这样的封建典型环境下以真情和至诚与封建势力做斗争，成为勇敢追求自由婚姻的典型人物。

崔莺莺的父亲为唐代五大高门之一的博陵崔氏，且官拜前朝相国。作为相国独女的崔莺莺其身份自然尊贵显赫，崔父在世时便以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原则将她许配给了郑尚书之子郑恒，这样的婚姻“是一种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情感” 。同时，崔莺莺又被限制在老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严格家规和管教之下，因此正处芳华妙龄的崔莺莺在爱情中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与封建婚姻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红楼梦》虽无朝代纪年可考，但学界公认它是以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发生的故事为写作底本的。林黛玉出身姑苏林氏，其父林如海为两淮巡盐御史，虽然与崔莺莺的家世相比相差甚远，但她同样身处贵族阶层，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枷锁，受到的是封建礼教的强力熏陶。

二人都出身达官显贵之家，且在遭遇家庭变故后都失去了原生家庭的保护。崔莺莺虽贵为相国之女，但在父亲亡故后“至亲则这三四口儿”，以至于随母送亡父返乡安葬时，被贼人困于普救寺中。不同于崔莺莺的丧父经历，林黛玉先是幼时经历了丧母之痛。从心理学角度看，母亲是幼弱女性的支撑和依附对象，母亲的关心呵护会减轻她们病体的痛苦和心灵上的柔弱孤僻。 然而母亲的逝去使林黛玉失去了这种依附和爱护，因此林黛玉的性格中自然就形成了忧郁敏感的特质。母亲病逝，是为一离别；父亲逝去，是为二离别。与崔莺莺相比，林黛玉在双亲亡故后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无家可归的孤女。家是建筑在心灵原野上的一幢精神大厦，是漂泊游子最后的归宿，丧父后，林黛玉对家的离开是不包含重返的绝别，她真正以孤女的身份客居在了贾府。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她只能以矜持高贵的外表掩饰内心的自卑敏感，经常陷入极度感伤的精神状态之中。

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摒弃了封建的门第观念，但个人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她在爱情中处于一种女高男低的局面，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因此崔莺莺在与张生七弦琴通心意后便毅然决然地走上反叛封建礼教之路。她敢于和封建卫道士做斗争，敢于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冲破那黑暗的长夜。而林黛玉则因为客居的身份，深知无人为她的婚姻做主，缺少奋起斗争的底气。

二、才女的生命意识

崔莺莺和林黛玉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崔莺莺的内心潜藏着一份“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少女心声，她对青春逝去的喟叹只能假借这东风而怨恨。崔莺莺赞叹张生墙角吟诗之清新，并依韵回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崔莺莺月下联诗，可见其才思敏捷、感情淳朴，崔张二人的感情在此由“情”向“爱”进行了转变。二人虽因外貌而生“情”，在此时惺惺相惜，通过一唱一和交换心意，产生了灵魂上的共鸣，真正产生了“爱”的情感。

相较于崔莺莺以诗传情，林黛玉的诗词中更加突出的是她的诗人意识。林黛玉的判词是“堪怜咏絮才”，盛赞林黛玉出尘脱俗、风流别致的文采。她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桃花和菊花的意象，并且在诗词中融入了浓郁的生命意识。“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桃花的意象往往象征着爱情、美人，桃花命薄，却能在短暂的生命中绚烂地绽放，花开花落的浪漫和伤感令人陶醉。林黛玉由桃花的落去联想到自己的生命也似桃花般脆弱易逝。“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林黛玉的精神如桃花般圣洁，她不愿与污淖同流合污，因此她也无法忍受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她如桃花般逝去是必然的，桃花也就成了她悲剧命运的代表。林黛玉笔下的“菊花”意象更是呈现出感伤、哀怨的特点，是她内心幽微情感的自然流露。她创作的三首菊花诗，表面上是咏菊，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生命与菊花融为一体。“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她好似是在问菊，但实际上却是在自我叩问。她以菊花“孤标傲世”的特点自比，表现出她在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状况下依旧选择凌然绽放的风骨。她将自己的生命意识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反复抒写了内心深处孤苦忧愁和爱情无望的寂寞相思之情，以孤高自傲的个性、率真自然的文风、风流蕴藉的才情彰显其诗人风度。

三、自由、爱情与悲剧。

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感情是喷涌爆发出来的。普救寺一见，张生就为崔莺莺的美貌所折服，之后竟得了茶饭不思的相思病；而堂堂相国家的小姐仅仅是回眸一瞥便爱上一个落魄书生，最终待月下西厢，与他私订终身。在崔张恋爱的过程中，崔莺莺“作假”的背后是本我渴望爱情，超我站在封建礼法的视角反对本我，因此自我受到现实的约束，不得不“作假”以掩饰和调节本我与现实的冲突。 在崔莺莺和张生再一再二的幽会过程中，她行为的叛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她在封建牢笼里不断地挣扎，最终她的人格彻底觉醒，突破了一切的精神枷锁，大胆地与张生结合。崔莺莺“礼”与“情”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挣扎、个体意志的张扬与集体无意识的威压，三者交织盘旋在一起 ，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她能主动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其勇于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如果说崔张的爱情是一见钟情式的，那么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则是日久生情式的。林黛玉幼时便进了贾府，与贾宝玉一同生活、一同成长，他们的爱情是在相处的朝夕中产生的，爱情的踪迹有迹可循、有据可依。可也正是因为身为孤女的林黛玉寄居在贾家，才使得她在爱情里瞻前顾后，束手无策，和贾宝玉的爱情只能点到为止，永远不可能达成真正的结合。

二者在恋爱过程中所呈现的爱情心理也大不相同。相较于浪漫的爱情，崔莺莺更加注重的是现实的婚姻，当老夫人要求张生考取状元才能迎娶崔莺莺时，崔莺莺接受了老夫人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出她作为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还表明她一直追求的目标是与张生在婚姻上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与他进行精神上的恋爱。反观林黛玉，她更多的是沉湎于浪漫的精神恋爱，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其人性的本能，从最初浑然不觉的自发状态变成自觉的有意为之的对抗理学。通过这种方式，林黛玉建立起以与贾宝玉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为基础的精神恋爱，因此具有更加鲜明的反抗性。李泽厚曾肯定《红楼梦》在女性心理上的表现，认为林黛玉在爱情中的需求是由心理主导，她从不劝贾宝玉为官，在整个恋爱过程中所追求的都是一种高尚纯洁的精神生活。

四、结语

文学创作基于作家对生命的审美体验。元代作家在面对婚恋问题时，有着一种自由和宽松的心理，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理学等陈旧规则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造成的巨大伤害，于是努力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意志。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典例，他通过塑造崔莺莺这一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公然向封建社会展开“情”与“礼”的抗争，举起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旗，表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期待。而曹雪芹借林黛玉在精神层面与现实社会的冲突，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对人性的压制，以对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塑造抒发自我情怀，生动地展现了“不愿变心从俗、陷高洁于污淖浊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遭际和不幸命运” ，因此这场由社会和时代所导致的悲剧具有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