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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并通过它向舞台、向观众、向自己不平静的心境告别。”
这是D.A.斯道弗对戏剧《暴风雨》的评价。《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一部传奇剧，它宽容而浪漫，作者用他的艺术表现来总结自己的思想变化，结合王朝复辟时期的舞台特色，“满足喜欢浪漫的观众对传奇的喜好”
。但《暴风雨》经久不衰绝非只是因为简单地捕捉到观众变化的审美情趣，笔者认为，这或许更是因为，即使到了创作晚期，莎士比亚仍然在持续地对观众发起温柔的叩问——什么是最好的道德和教化？教化下，我们又该怎样生活？他在叩问中实现对观众的又一次教化。
从叙述结构上看，戏剧通过旧米兰公爵普罗斯彼罗与篡位者安东尼奥，以及与岛上的奴隶爱丽儿、凯列班的两条叙述线内外交织，将复仇与宽恕、殖民与被殖民、爱与被爱等多个主题元素掰开又揉碎，缓缓向观众叙说。但若以普罗斯彼罗的生命追求为视角，我们似乎也可以重新梳理出两条叙述支线——表面上复仇与新生成了他生命的寄托，但实际上，理性与教化无处不在。
普罗斯彼罗对爱女米兰达的教育与陪伴是全剧中唯一点明的教育方式，在此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对其多次描摹。
“后来我们到达了这个岛，就在这里，我亲自做你的教师，使你得到比别的公主小姐更丰富的知识，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无聊的事情上，而且她们的师傅也绝不会这样认真。”（第一幕第二场）
在这里，普罗斯彼罗将自己的教育与“别的公主小姐”所受到的教化相对比：其一，这强调了普罗斯彼罗对女儿的重视与疼爱，表明只有真心爱护你的人才会将最重要的知识与经验传授于你，这亦应和了前文“啊，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不致绝望而死”（第一幕第二场）的情感流露；其二，这同时也传递了两种对立的教育观。他认为“别的公主小姐”的成长教育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之上，暗含着对贵族女性教育观念的质疑，从而引申出“什么是真正的理性教育”的叩问。普罗斯彼罗对米兰达的教育以爱为基础，在陪伴与关爱下，理性地指引她变得善良、纯洁和端庄。
但同时，这样的教化方式却也是独断的、强势的，重复三次“你在不在听我”的提醒、对斐迪南与米兰达爱情的检验、贞操观念的强制灌输以及无数次“他爱她”的反复强调，加之所谓“凡我所做的事，无非是为你打算”（第一幕第二场）——那么在这层意义上，他们并不是对等的主体。普罗斯彼罗对米兰达的教化是出于爱，但却并未受到爱的限制，强势父权的倾轧始终在暗处操控。
而普罗斯彼罗对卡列班的教化，就像是理性对邪恶与愚昧的征服，也是剧中另一处明写的教化。当他发现耐心、理性的教育无用，如“教讲话”却只让其学会了“骂人”，便产生了“像你这种下流胚，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单单把你囚禁起来也还是宽待了你”（第一幕第二场）等愤愤之辞。而随后的教化手段，也变成了谩骂、武力（法术）压制、囚禁、抽打等，“理性”与“德性”不再是他对卡列班教化的方式，控制成了教化的最终目的。
普罗斯彼罗还习惯于利用言语的力量达到对他人的教化与操控，例如对爱丽儿的多次言语询唤。在戏剧第一幕第二场普罗斯彼罗与爱丽儿的对话中，在就“何时获得自由”的拉扯中，普罗斯彼罗把类似“你忘记了我从怎样的苦难里把你救出来吗”（第一幕第二场）这样的问题重复了六次。即使爱丽儿已经承认“不曾忘记”，但他却依旧重复“你一定已经忘记了”，不断强调她当时所处的奴役、痛苦的状态。通过对其曾经所处奴役状态反复细致的描摹，他一次又一次“召唤”爱丽儿对于被救赎与被奴役身份的认知，以致成功教化爱丽儿，使她成功成为他的“信徒”。而对于卡列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喂，奴才！凯列班”“满嘴扯谎的贱奴”等也同样如此，可见询唤成为他克服理性的重要手段。
同时，普罗斯彼罗善于通过谎言以完成他所希望达到的教育目的。例如，对于家庭身世以及安东尼奥的背叛，他选择向米兰达隐瞒真相，代之以他认为的有益的谎言。随着戏剧的发展，他通过法术，创造伊利斯、朱诺等祝福的“浮华”，以实现对斐迪南贞洁的教化，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在这里，谎言成了他潜意识中认为正确的教化方式，却不曾思考谎言背后理性失语的底层逻辑。
此外，普罗斯彼罗利用法术制造了一场又一场巨大的幻象，但法术本身的使用，便是强制力与幻觉的结合。对于阿隆佐一行人，普罗斯彼罗表示“但现在我要捐弃这种狂暴的魔术，仅仅再要求一些微妙的天乐，化导他们的心性，使我能得到我所希望的结果”（第五幕第一场）。通过暴风雨、虚假的盛宴、盛装美酒等幻术，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与希望中，普罗斯彼罗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过错并进行忏悔，并最终实现解脱。在此，他的教化不再是单纯的以暴制暴，幻象只是他用暴力彰显自己实力的手段。而在表现强势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他教化与驯服的根本目的，这是理性的。但幻象与强力的介入，说明理性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对于米兰达与斐迪南，普罗斯彼罗主要进行道德上的教育，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米兰达举止端庄，且二人必须保持忠贞。因此，他不断地施压，甚至通过上天的惩罚以威胁二人不得进行婚前性行为。其中，他对于米兰达矜持、端庄的德行要求，今天视之，未免过于严苛，有压迫之嫌。但莎士比亚却通过画外音表达了他潜在的态度，即“血液中的火焰一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等于草秆”（第四幕第一场）。于是在这样的叙述结构下，冲动就像火焰，可以销毁一切，理性成为人唯一的工具。因此，在普罗斯彼罗的教化中，控制与理性成了绝对重要的内容。
同时，普罗斯彼罗在剧中传达出一种政治统治的态度，即为了自己某方面的善而统治，以及对惩罚的认知。无论是在米兰还是戏剧最后，无论是对公民还是爱丽儿和卡列班，普罗斯彼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君”统治。例如，他对于卡列班的教化是在卡列班对米兰达侵犯后方有惩罚。卡列班对此亦言：“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第三幕第二场）由是观之，即使被奴役，他的生活也并非悲惨窒息，他甚至仍可以重新进行政治选择，并最终获得了解放。因此，普罗斯彼罗虽运用法术，却并不主动伤害万物，最终趋向的仍是善的统治。
而这种政治教化所呈现的底层逻辑来自他抑或是莎士比亚关于博雅学术的研究和哲学的思考。对此，伯恩斯在《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一书中做此解释：“他的话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使波勒马霍斯得出的一个结论：正义之人不会伤害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因此，该戏剧表达了政治的教化——惩罚性的正义应当有益于受罚者，而并非施加严苛惩罚或仅为发泄愤怒。
从上述文本分析中可得出，在《暴风雨》中，普罗斯彼罗给出了一套完整却充满矛盾的教化范式。
一方面，它贯穿于他对于理性、道德与善的追求。例如，剧中多处细节都可见《圣经》的文化母题。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告诉听道的众人，要学会爱他们的仇敌，这与普罗斯彼罗的宽恕不谋而合。普罗斯彼罗对阿隆佐的教化、对安东尼奥的宽恕和对爱丽儿的解放，亦是通过切实行动来化解恨，体现了耶稣般宽容博大的爱与善的精神。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教化与统治还可以联系到《理想国》与《圣经》的部分思想，他们都共同关注“美德是否可教”（柏拉图在《曼诺》篇开篇便提出这个观点），试图论证自然与教化如何走向统一。例如，在对统治与谎言的处理上，普罗斯彼罗的观点与柏拉图《理想国》具有相合之处。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章“教育中的艺术”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出关于谎言与统治的关系，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拥有说谎的权力。而普罗斯彼罗亦为了统治与教化的目的，通过法术、幻象在使用着谎言。
而在另一方面，矛盾却是由此而生，从普罗斯彼罗的生命追求和习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理性的追寻，以及对心灵之善和精神提升的追求。但观其教化方式和内容，自然作用下的幻力、神性成了剥夺对象主体性的工具。在政治和道德上，他的强势与压制、询唤的灌输与幻象的胁迫亦无不彰显着对理性的消解。两相抵牾之下，或许正是莎士比亚的叩问——“什么是最好的道德和政治的教育”，抑或“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德行才配统治与教化”？
什么是最好的道德和政治的教育，只是依靠理性和善吗？卡列班的出现意味着冥顽与理性的冲突，人天生对被教化的反抗注定了教育之路的坎坷，观念的相左更加剧这一冲突。那么，如果单靠理性说服无法使人向善，又应该用什么手段？戏剧中，莎士比亚借普罗斯彼罗的法术弥补理性之不足。只是，在这样的教化中，强制与谎言成了道德不可或缺的手段，更不必说无意识下的询唤与道德绑架。如果在面对人性之恶时，强制和谎言成为道德教育的必需品，那么，在此基础上，即使达到善的结果，还能被称为“善”吗？又或者，人们需要克制自己正义的愤怒吗？
当教化普及大众，它与统治便已融为一体。灵魂和城邦间存在着同构对应的关系，城邦中的正义也相应地取决于城邦中的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和教育，对此，莎士比亚发出了两层拷问。其一，与个人教化相对应，在政治体制中如何平衡理性与非理性，什么样的为政之道才可以使得集体达到“善”？普罗斯彼罗对米兰的统治不可谓暴力，但其关注点却多在道德追求而非民生建设，而其对爱丽儿、卡列班的奴役统治虽与其相悖，却又切实达到了教化的目的。由此，对理性控制的把握被赋予了争议色彩。其二，什么样的人才配教化与统治？即使对理性热烈追求的普罗斯彼罗，亦无法逃脱强制与暴力的窠臼。那么，值得效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智慧与德行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表面上，是普罗斯彼罗用法术予以教化、予以宽恕，但这出戏剧又何尝不是莎士比亚实施的一次法术？根据上文所述，普罗斯彼罗的法术本质上是强制力与幻象的结合，他强行将人们拉入他的语境，令他们忏悔，令他们“重生”。而《暴风雨》也正是莎士比亚为观众创造的一场专属梦境，在这里，他操控着观众的情感，对观众发出叩问，将思想倾泻。因此，剧中普罗斯彼罗教化的法术与剧外戏剧操控观众情感形成了互文性结构。在戏剧中，他通过一些神性的存在、巧妙的构思与冲突、反差与震撼，解释着读者与观众的欲求、思想、行为和情感，并展开他的教导。因此，《暴风雨》的教化层次变得更加丰富。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戏剧作品，被赋予的教化思考也是特殊的。一方面，在最后的收场诗中，莎士比亚间接承认了这一点：“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兴抛弃，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我再没有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收场诗）他在用尽最后的力量尽力去表达什么，不仅通过普罗斯彼罗的种种言行重复着自己的道德与政治教诲的态度，更在普罗斯彼罗最后的法术中，“让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的记忆上”（第五幕第一场），完成了自己的谢幕。
另一方面，当所有的一切被赋予了“最后”的意义，《暴风雨》亦冲淡了时间的枷锁，回归到戏剧与生命的旨归本身。它不仅像《李尔王》一样，叩问政治与德行，更温柔地诉说着灵魂与生命的哲学。在剧中，法术的作用并没有根本改变剧中遭受船难的人物，而只是使他们获得了救赎，变得更像自己。或许，莎士比亚也想告诉他的观众，他的戏剧亦是如此：这些演出与文字或许并不能改变人们的人生经历或是必将遭受的一切磨难与苦乐，他只是希望通过这些戏剧的法术，让读者与观众获得新的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世界的体悟。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驾驭着他们的灵魂马车，普罗斯彼罗选择了回到故土继续追求博雅学术的事业，而莎士比亚则不断凝视着生活与灵魂，将他的反思持之以恒地反馈给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戏剧中他又一次提出了对生命与死亡的感悟——面对得到、失去、伤害、爱与被爱，在直面虚无的背后，他选择了与这一切和解，在坚持的追求中，完成心灵和肉体的新的解脱。
由是观之，这些戏剧法术和它们背后的叩问，或许也可以视作莎士比亚对教育和教化的一种诠释。
[作者简介] 戴融融，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