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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角田光代《摇滚妈妈》中的女性生存困境研究

◎崔丽红

角田光代（1967— ）是著名的日本现代女作家，善于书写现代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其作品的主人公多为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女性。作家渡边淳一对角田光代及其作品评价道：“真实写出现代女性的切身问题，将她们狡猾、温柔、友情等感受融入日常生活中，化为杰出的作品，是过去所未有的现代女性小说。”《摇滚妈妈》是其发表在杂志《群像》（2005 年12 月号）上的短篇小说，2006 年获得第 32 届川端康成文学奖。川端康成文学奖的评委井上厦评价道：“作者将婴儿的哭声以及摇滚音乐等‘声音’渗透到作品内部，使一个平凡的故事提升为非凡的短篇作品，而且还运用小说语言明晰地表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时代氛围。”作品围绕两位女性展开：离岛十年，在城市边缘挣扎的“我”怀孕后面对男友的不负责，不得不归岛寻求父母的帮助。但母亲却变得“反叛”，她不再是专心于家庭的妇女，终日在喧闹的摇滚音乐的伴奏下给人偶缝衣服。最终，在涅槃音乐的伴奏下，“我”生下了孩子。

针对《摇滚妈妈》的论文研究主题主要为母女关系、母性、女性形象。稻垣裕子通过分析《摇滚妈妈》中母女关系的纠葛，探讨了母亲的“他者性”最终得到女儿承认的过程。佐藤隆以《摇滚妈妈》中文本情节的重复为中心，深入解读了母亲、女儿以及即将出生的孩子三代人相似的宿命。黄诗佳通过考察包括《摇滚妈妈》在内的五部作品中的母女关系，指明角田光代“母性”书写的目的在于解构“母爱神话”，但并未触及“母性”问题的本质。

“社会性别”一词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沈奕斐论述道：“社会性别的概念强调文化在人的性别身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性别是文化指定、文化分配、文化强加的。”社会性别概念下“母亲”象征家庭、传统，“摇滚”象征流行、年轻，将这两个不匹配的要素组合形成“摇滚妈妈”形象，为现代女性破除生存困境、重获主体性提供了思考。而“我”对“母性本能”的怀疑也解构了社会性别下伟大的母亲形象。因此，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摇滚妈妈》，可以重新审视角田光代笔下“母性”问题的本质，窥见东亚文化语境下看似公平的日本现代社会中女性面临的难以窥见的生存困境，重塑女性主体性。

一、母亲——打破“母性”枷锁

结婚前，母亲“出生在附近另一座岛上”，二十五岁时辞掉工作投身家庭。海洋不仅隔离了陆地，也隔绝了文明、科技等先进思想的传播。长时间处于地理上被隔绝的孤立的小岛，导致母亲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滞后性。十年后，“我”到家寻找母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地方是“与厨房相连的饭厅”，感觉母亲与以前的不同是“没有准备晚餐”“几乎对家务不闻不问”。家庭是与社会空间对立的私人空间，而作为生产人类所必需的物质能量的厨房是家庭主妇经常身处的场所，一般被认定为女性空间。“所谓主妇，是指家庭中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即‘为了消费生活资料和为家庭成员服务而个别地进行的不编入社会分工的人类劳动力的输出，和从事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包括自己）的再生产劳动’的主要担当者的女性。”家庭主妇是不需要名字的存在，角田光代保留了父亲（阿昌）和“我”（阿清）的名字，却刻意将母亲的名字抹去，使得母亲只剩下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其自我被抹杀。综上所述，母亲沉迷于摇滚乐之前是一个遵守女性规范、致力于家庭的家庭妇女。五十岁左右时，母亲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烦，故而想要离婚。但长期的家庭主妇生活使母亲丧失了进入社会的能力，沉迷摇滚乐是其因无法离婚而被迫采取的手段。另外，根据“我”高中时喜欢听的活跃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摇滚乐曲和母亲二十五岁结婚推测，母亲生于日本战后初期，以婚育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组建了男女分工不同的工薪阶层家庭。十年前“我”离岛离家，“孩子脱手”后的空巢期家庭主妇陷入茫然、烦恼不安的人生之秋，也是母亲从母职到自我的转变期。德特马在《摇滚！摇滚的前世今生》中指出，在老一辈人眼中，摇滚乐放弃传统价值观，助长非礼、不敬，还附带野蛮舞蹈和伤风败俗。而美国青少年却很得意甚至渴望摇滚乐带来的快节奏、无拘束的舞动以及对自由的启示。因此可以说，摇滚从诞生之初就站在传统的对立面，其中蕴含了青少年的反叛意志、颠覆传统、追求自由等思想。母亲通过摇滚乐反叛原有身份的桎梏，是摇滚精神在母亲身上的集中体现。

但母亲并不喜欢摇滚乐，认为摇滚乐“就是一个吵”。母亲的音乐“并不是为了攻击，而是出于防卫”，听着摇滚音乐“脑袋就可以不想别的事儿，专心做手上的活儿了呗”。换言之，摇滚是为了抵抗来自外部的攻击，即隔断他人的干涉，且以摇滚乐为屏障可以“自个儿给自个儿创造一个世界出来”。因此，摇滚乐是为自我构建起的不被他人打扰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通过将传统的“母亲”身份与反叛的“摇滚乐”结合，为一直为家庭奉献的家庭妇女重新找回自我提供了可能。

摇滚音乐作品中，母亲更喜欢《别介意》，据“我”推测是因为母亲中意其封套。《别介意》的封套是一个在大海中游泳的裸体婴儿，表现了母亲对婴儿的依恋。“快生你的时候，特别孤单”“自个儿明明还是个孕妇，可就已经开始怀念做孕妇的日子了”。由此推测，母亲以摇滚乐为屏障，创造出的理想世界是和腹中胎儿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论述道：“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这种对“生育性”的肯定，绝不是对传统的“母性”或“贤妻良母”观念的肯定，而是对拥有“生育性”的女性自身的肯定，它对女性重新获得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母亲借助摇滚打破了传统“母性”对自我的禁锢，从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中获得解脱，在肯定“生育性”以及自身性别的基础上主动走出了生存困境。

二、“我”——渴望“母性”的温暖

“我”读高中时日本大致处于 20 世纪 90年代，“我”在泡沫经济膨胀期成长起来，在城市化潮流中和小岛上无数青年一样希望拥入先进的大城市，对落后的小岛“从心底里厌恶至极”。身处小岛，“我”只能在音乐中“想象自己正身处东京”。摇滚是隔开自己与外界的屏障，也是通往理想世界的灯塔。

十八岁时，“我”兴冲冲地逃出小岛抵达东京，但繁华都市中“我”的生存境况却堪忧。小地方出身的“我”只能在“只有六张榻榻米大的陋室里”，作为城市边缘人从事繁重的底层工作。幻想中的理想世界已然崩塌，现今的“我”在现实面前无所遁形，不再需要摇滚指引自己前往想象中的世界。此外，怀孕后男友以经济问题为借口拒绝承担责任。男性没有怀孕的负担，容易忽略女性身体背负的重担。因此有时怀孕和生产都由女性独自承担，且“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外部生存空间的艰难，再加上内部空间——自己怀孕，“我”也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十年后，“我”被迫回到原本厌恶至极迫切逃离的小岛。“我之所以在十年后回到家乡，与其说是想放松偷懒，不如说只是希望有人能单纯地讨好我、疼爱我……我只是想要家人来代替那个本应成为我丈夫的男人，做他该做的一切。”这表明“我”怀念传统家庭中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位于家庭中心、给予孩子温暖的正是“母性”的母亲。被社会文化建构出的女性的“母性”强调重视孩子、照顾家族成员。即便传统家庭落后于时代，小岛上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都对孩子关怀备至，原本因讨厌落后的家庭而离岛的“我”，在怀孕且被男友抛弃后正因为希望寻求家庭中“母性”的温暖才归岛，这表明年轻人仍对家庭中的“母性”存有依恋。但是“母亲”从年初开始沉迷于摇滚乐，导致“我”的期盼落空。

与生过孩子的朋友不同，“我”在待产的日子里从未“体会到一种无法言喻也无可比拟的幸福”。社会性别建构下的传统“母性”观中，“母性本能”作为一种生物学基础被确定下来，孕育生命的怀孕则被神话化。但“我”从未品尝过怀孕的幸福，这就针对“母性本能”“母爱神话”提出了反例，也表明“母性”概念是人为建构的，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个体。分娩时，“我”联想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命运，悲观预测这个孩子终究会陷入“我”和母亲一样的困境。彼时的“我”思想陷入困境即将难产时，是摇滚乐救了“我”，最终顺利产下孩子。摇滚乐是“我”和母亲通往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灯塔，伴随摇滚音乐出生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新生的希望，摇滚形象得到了重塑与升华。“空壳”女性“我”在城市中苦苦追寻自我不得，既对既有的社会性别理论存疑，又渴望故乡“母性”的温暖，于是借助摇滚乐发出时代的悲鸣。

三、从“母性”到“人类属性”

母亲体察到自身受制于“母性”，“我”却期冀“母性”的温暖，两代人对“母性”迥然不同的态度，表明“母性”对女性困境的突破有关键作用。角田光代笔下的“母性”书写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河野多惠子、三枝和子等的“反母性”文学不同，与赞扬新女性“母性”的津岛佑子有一定联系却又不尽相同。相对于否定“母性”“生育性”，表达对“女性”的厌恶的“反母性”作家，角田光代笔下的“母性”书写更具有包容性。

她认为“母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是人为建构的概念，与“母性”对立的模糊的、不为人知的“父性”一词更证明“母性”概念使用的随意性。“‘母性’一词在日本的大正初期首次被使用。”仁平义明指出，“母性”是指“使母亲之所以成为母亲的、母亲内部以爱为核心的假设特性。母亲的行为，不是仅靠义务和职责就能持续的性质，而是假定母亲体内存在着什么东西能让她积极地行动并持续下去”。内藤和美认为“母性”是“接纳、慈爱、保护弱小、年幼的人的慈悲，是一种成熟的人所具备的人类属性。主要表现为养育、感情机能，绝不是母亲一个人能承担的”。内藤和美窥破“母性”概念的局限性，将仅限女性拥有的关怀幼儿的“母性”发展为对弱者关怀与怜悯的“成熟的人所具备的人类属性”。

理论上的进步推动了文学观念的革新。《第八日的蝉》是和《摇滚妈妈》几乎同时连载的角田光代的另一部以“母性”为主题的作品。在提到其创作意图时，角田光代指出：“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在想母性是不是一种能力。这与学习足球和钢琴所需要的努力是一样的。即使是这种能力，如果环境和资质不匹配也无法发挥出来。”从对“母性是不是一种能力”的思考可以看出，角田光代此时已经开始对仅限于女性拥有的“母性”概念存疑了。

《摇滚妈妈》中，登场人物都与“母性”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一个由传统的家庭文化笼罩的无名小岛上，母亲通过摇滚乐摆脱“母性”的束缚，而原本厌恶家庭的“我”在城市中受挫后归岛寻找“母性”的温情。角田光代在批判“母性”禁锢女性自我的同时，也肯定了“母性”的温情。同时，社会性别概念下的“母性”，除对幼儿的关怀外，还附加了为照顾孩子和家庭所进行的无偿劳动——家务。母亲成为“摇滚妈妈”后，“过去连双袜子都找不到的父亲，现在却能独自在水池下的柜子里翻找茶叶，或者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帮母亲叠胸罩”，这表明原本被定义为女性本能的家务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因此，“母性”中蕴含的对弱者、幼者的慈悲与怜爱以及附加的家务等能力，不论男女只要经过学习都可以拥有。作品中“我”和母亲所置身的生存困境只有打破社会性别下固有的“母性”观念才能彻底摆脱。而角田光代将“母性”概念推广到全人类，以构建从“母性”到“人类属性”的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为终极目标，对日本现代社会中女性摆脱困境、重塑主体性提供了解决方法。这与进入 21 世纪后为应对现代社会危机和环境的破坏兴起的“母性回归”浪潮不谋而合，阐明了作家对日本现代“无缘社会”的深刻思索。

四、结语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对角田光代的《摇滚妈妈》进行了解读，深入考察作品中出现的“摇滚妈妈”和未婚先孕的女儿“我”两位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并对困境的解决方法进行了思考。角田光代通过描写小岛上被“母性”束缚的母亲和渴望“母性”被迫归岛的“我”所处的不同困境，以重塑“母性”概念尝试解决日本现代社会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角田光代既批评社会性别下“母性”对女性的禁锢，也肯定“母性”的温情，并把原本仅限于女性拥有的社会性别下的“母性”发展为一种对弱者关怀与怜悯的“人类属性”，对日本现代“无缘社会”中女性摆脱困境、找到自我提供了有益思考。

基金项目：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2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角田光代《摇滚妈妈》中的女性生存困境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YJSS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