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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塞林格（1919—2010）（以下简称塞林格）是美国现代主义知名作家，他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商家庭，在“二战”期间参与过诸多大型战争与反间谍工作。他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小说创作，在《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中，就有提到西摩在 1942 年作为一名下士参与“二战”。实际上塞林格本人也于1942 年在新泽西州服役并在之后被派往英格兰参与对德国的反攻。此外，在他的小说《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痛苦》（以下简称《为埃斯米而作》）中，X下士在战争中担任情报人员，与塞林格在战争中从事的工作相同。塞林格笔下人物的经历是他本人所处时代背景的反映，而他所描绘出的孤独，也是那个时代种种因素堆砌而成的玻璃墙。
雪莉指出孤独是一个人对于社交关系的数量和质量上主观的不满意。塞林格笔下青年角色的孤独，也表现在身边之人对自己的不理解，他们面对着无法与自己产生灵魂共鸣的人，哪怕冠上了亲密关系的名义，也无法掩盖自己内心与他人的疏离，只能忍受着这种低质人际关系的折磨。例如，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穆丽尔表面上理解和欣赏西摩，并对能够了解丈夫的一切这件事充满自信，面对母亲提出对西摩诸如“冲着树玩花招”“他在海滩上表现得好吧”等的质疑时也都坚定反驳，但实际上她根本无法理解丈夫对德文诗集的喜爱以及那些给她取的名称，西摩也不似她所说的完全不愿意脱下自己的浴袍。在夫妻二人的海滩之行中，西摩一直在大厅里弹钢琴，穆丽尔则忙碌于整理自己的仪容，两个人分别拥有着自己打发时间的方式，在旅行中缺乏亲密的交往和沟通。小说《为埃斯米而作》中，X下士在战争中因心理饱受折磨而写信给家人渴望得到慰藉，然而，X下士的家人不但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反而认为他有很多空闲时间，并且对他提出给家里的孩子们带刺刀和徽章的要求。除却人际心理距离的疏远，塞林格笔下的角色还面对着心灵内部的矛盾。面对军队命令，《为埃斯米而作》中的X下士善良的内心充满着纠结：因为无法抵抗军队的条律，他不得不违背良知结束无数人的生命。因此他遭受着内心自我谴责的折磨，就比如他亲手逮捕一名纳粹党的女官员后，面对她“生活是地狱”的题词惴惴不安，认为那是她留给自己“无可辩驳，甚至是经典性的控诉”。在小说《弗兰妮与祖伊》中，一方面，弗兰妮带着恋爱的期待，时刻提醒自己要接纳赖恩的观点；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忍受伴侣的自负，无法认可那些不懂得如何创造美、道貌岸然的自以为是之人。她与赖恩的对话，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其内心是否让自己顺从于虚伪与肤浅的斗争。
外界的不理解与内心的拉锯战，是塞林格笔下的孤独青年们所具有的两大特征。内心长久的孤独放大了情感在他们心底的震动，因此，西摩会觉得当他无法爱上穆丽尔所爱的事物时，二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在与穆丽尔结婚前夕，他竟然因为“感觉太幸福了”而无法举行婚礼。在《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中，男主人公约翰从小就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而内心充满了孤独，后来他通过伪造自己的信息得到了原本以为契合自己艺术抱负的工作时，却发现他的同事和学生都是庸俗之人，这无疑使他愈发感到寂寞。所以，当具有艺术天分的艾尔玛修女出现时，他心底对被人关心、理解的渴望仿佛掀起滔天巨浪，但他爆发出的强烈情感让艾尔玛修女失去了继续学习绘画的机会。
由此可见，长期的孤独与疏离，让塞林格笔下青年们的情感变得极度敏感动荡，他们面对感情时极度小心，容易在激烈情感爆发之下做出不符合常理的举止。他们的心灵恰如玻璃一般脆弱——玻璃碎裂之际就是情感失控之时。
罗伯特·赫尔兹认为死亡不只是意味着一个人的可视生命结束，还是对植根于生物之上的社会人的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信念的冲击。塞林格本人参与了多场大型战争，除了在战斗中目睹无数人的伤亡，他还亲眼看见无数年轻士兵死于非战斗原因
。据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在回忆录《梦幻守望者：我的父亲——塞林格》中的描述，塞林格所在部队有无数士兵冻死在用来掩护的狐狸洞里，这些掩体成了塞林格永远的噩梦，甚至使他在战后说出“我战时大部分时间是在狐狸洞里度过的。只要我做得到，绝不会在室外再过一夜，我说到做到”。狐狸洞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也直接体现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当中：
“嗯，它们游到一个洞里去，那儿有许多香蕉……嘿，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些香蕉鱼，它们游进一个香蕉洞，居然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他推着气床和上面的乘客又往海平面前进了一英尺。“自然，它们吃得太胖了，就再也没法从洞里出来了。连挤都挤不出洞口了。”
对塞林格而言，“洞”意味着绝望与死亡，战争剥夺了人的主动权和求生意志，使无数鲜活的生命别无选择地进入洞中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结，这些无疑会对亲身体会到这些惨剧的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使他们心灵的眼睛被隔上玻璃，无法再以正常的眼光看待世界。
塞林格曾在多部作品中暗示战争给西摩造成的心理阴影，生活中普通平常的事物都能勾起西摩噩梦般的回忆，从而让他做出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穆丽尔母女的对话揭露了西摩心理异常的症状，“那些树的事”“窗户的事儿”“他怎么对待百慕大带来的所有的漂亮图片的事情”，这些语言看似细碎突兀，但是结合塞林格的战争经验，不难想象“树”“窗户”“百慕大”隐喻了战场的画面：诺曼底地区建有坚固的树篱，战斗过程中德军经常从树上发射子弹，滚烫的弹片像风中的雨点一样横飞
。“窗户”则是子弹射击的位置，德军甚至会为碉堡漆上假墙和房梁伪装成民居从窗口射击；百慕大的岛屿也令人联想到诺曼底海滩。此外，战争带给西摩的还有身似浮萍的茫然，战争的草菅人命渐渐磨灭了他对作为人活着的确信与希望，从西摩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生命的看法：
我回答说依我看战争也许会永远打下去，我只对一件事有把握，那就是如果恢复和平的话，我想做一只死猫……
今晚我告诉穆丽尔……一只死猫最宝贵，因为谁也没法给它定价。
与《写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中提到战争时评价“理由是让老家伙们早点死”“这笔买卖赚大了”的吉尼相同，长期的战争使西摩对生死已经麻木，面对人的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怀疑，他们厌恶被战争扭曲了的自我，却无法挣脱战争附加到他们心灵的玻璃，只能承受着被阻挡正常视野的隔绝与孤独。
“二战”期间，为加强军事物资的生产，美国政府将民用工业生产往军事物资生产转型，很多工厂的流水线开始生产战斗机械物件，越来越多在经济萧条期间被废弃的工厂又开始了生产，这些工业生产活动推动了美国“二战”结束初期经济的复苏，使其成为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日益富足的生活让许多人沉浸于奢侈当中，精神世界也愈发贫乏。相比之下，那些因心灵的玻璃而与世俗割裂开的孤独青年们，才是纸醉金迷的玻璃之外的人。
她以为自己挺有学问呢。这正是好笑之处，这正是滑稽之处。她看报纸的戏剧版，她看电视节目看得眼睛都快瞎了——以为这样一来她就有学问了……我娶的是当今最伟大最具潜力、有待发现的女演员、女小说家和女心理分析师，而且是纽约全能的没受到欣赏的名人兼天才……哥伦比亚附校的一位包法利夫人呀。
这是塞林格小说《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里亚瑟对自己妻子的嘲讽。在这篇小说中，在心理上，亚瑟无疑陷入了孤独与茫然。在职场上，身为律师亚瑟坚守着法律与正义，却败于法官和原告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在生活中，亚瑟曾经以为琼·安妮与他灵魂相通，结婚后才发现妻子不过是流连于酒会和娱乐节目的肤浅之人。他觉得她是个成年小孩，但又因为内心的空虚还贪恋琼·安妮对他的好意。在物质富有而精神贫乏的社会，他不愿意屈从于物欲横流的时势，摆脱物质虚荣的清醒反而使亚瑟屡屡碰壁。在《倒生的密林》当中，科琳不顾福特的感受，热衷于为福特张罗各种文学社交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是妻子关心丈夫的体贴，实际上反射出来的是她对于文学界的野心和攀附。因此后来福特再也无法忍受被困在物欲玻璃中的科琳，与他的女读者邦尼私奔到美国的一处贫民区。即使被邦尼诸多限制，福特却觉得物质的困苦反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虚伪社交导致的孤独。
不难看出，亚瑟和福特都因为看穿了“二战”后经济繁荣下人们精神的虚荣而承受着心灵的孤独，他们表面上是被玻璃区分开的“异类”，但实际上真正被困在玻璃里的另有其人。
塞林格笔下的青年的孤独，看似是由于他们性格怪异、与社会格格不入导致的，但实际上应该归咎于“二战”时期战争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和物质繁荣但人们精神贫乏的困境，二者相互作用，使他笔下的青年被孤独的玻璃隔绝于社会之外，却不知自己并非玻璃内的人。
[作者简介] 陈贝婕，女，汉族，广东汕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