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树、块茎与逃逸线
——对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德勒兹式解读

◎丁浔予

《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于发表当年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羊”的隐喻与小说的主旨，是学界研究《寻羊冒险记》的焦点所在。

在德勒兹的理论视域下，《寻羊冒险记》中的“羊”是反生命、反生成的“树”这一概念与“界域化”本身的象征，“我”和“鼠”试图寻求一种块茎式的、游牧式的生活，以从界域化的“羊”的“树”状世界中逃逸。整本《寻羊冒险记》确认了“生命的可能性”，通过文本生成了一条逃逸之线。

一、“羊”的隐喻

“块茎”与“树”是德勒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德勒兹的理论视域中，《寻羊冒险记》中的“羊”可被视作“树”这一概念的一种象征。“我”与“鼠”正是试图从这个由“羊”所控制的“树”状世界中逃逸，寻找一种“块茎”式的生活。

块茎（tuber）本是植物学的名词术语，它是植物茎的一种变态，呈块状，故名块茎。在德勒兹那里，“块茎”没有“基础”，并不固定在某一个特定地点，而是去中心化、全方位发展的。它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僵化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成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自由驰骋的“千高原” 。与“块茎”相对的是“树”，在德勒兹的视域下，“树”是中心化、去异质性与“界域化”本身的一种象征。每个具有世俗色彩的、被种种权利线条交叉和缠绕的“社会人”都处于树状的层级结构中。如德勒兹所说，“树”已经“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中，使性别僵化和科层化，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与青草”。

在《寻羊冒险记》一书中，村上春树将这种“树”状的层级结构描绘得更加清晰，“羊”通过寄生“先生”所实现的“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正是对“树”状世界的一种具象描绘。在“羊”所控制的“树”状的极权主义的世界里的人是“失去了青草与块茎”、将“树”深深植入脑中的“树”状的人。他们被“先生”、被“组织”牢牢控制。“树”已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的生命失去了生成的可能，只有僵化、重复的图像。如那个接“我”的司机与一直压迫“我”的黑衣秘书。“我”与“鼠”正是要从这极权主义的“树”状世界中逃离。在《寻羊冒险记》中，试图从“树”状的世界中逃逸的不止“我”与“鼠”。羊男之所以逃入森林并拒绝返回山下的世界，作为十二瀑镇的创始人之一的阿依努小伙子之所以离开村子并躲进牧场，其目的都是逃避“树”，想要划出“块茎”，寻找一种非“树”状的生活。

二、“鼠”和“我”的逃逸线

“羊”试图创设一个“树”状的界域化的世界，“我”与“鼠”则通过逃逸线的运作实现对“羊”的“树”状世界的解域。

在《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中，德勒兹说“逃逸线就是解域化” 。面对界域化的“树”状世界“我们应该创造我们的逃逸线，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而且，我们只有通过在生命之中确实地勾勒出它们才能创造它们” 。“逃逸线的关键词是‘断裂’（rupture），句法是‘我情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在《寻羊冒险记》中，“我”选择彻底抛弃原有的生活。“鼠”选择和“羊”同归于尽，以实现自身的逃逸。“我”和“鼠”情愿不接受来自“羊”的命令。在这场寻找羊的冒险中，两条通往解域与自由的逃逸之线被勾勒出来。

“羊”通过控制“先生”从而建立了一个“树”状的地下世界。当“先生”一病不起，“羊”便试图控制“鼠”，希求在“先生”死去之后再建立一个更加极权化的、新的、“树”状世界。而要实现对这一“树”状世界的“解域”，就需要逃逸线的运作。“解域就是某人（物）离开界域的运动。它是逃逸线的运作。”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并区分了三条线——克分子线、分子线和逃逸线。 其中克分子线又称坚硬线，其特点是节段性、坚硬性，在克分子线的流动中存在着界域化的危险。分子线又称柔韧线，其特征是“破裂”，但柔韧线也存在着“再域化”的可能。在德勒兹的视域下，“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我们都被线所穿透” 。在德勒兹的理论视域下，《寻羊冒险记》中，女友的出现使“我”的生活出现了波动，“我”原有的“无聊”的生活又具有了生成性，遇见女友后的“我”暂时处于分子线之中。而“我”的朋友“鼠”同样也正处于分子线的流动中，他正四处流浪。相较于之前一成不变的、处于“界域”之中的生活，“我”与“鼠”当下的生活无疑是一种“破裂”。但“羊”的出现使得“界域化”的克分子之流骤然出现在“我”和“鼠”的面前。“羊”试图寄生并彻底控制“鼠”，而“组织”则逼迫我踏上寻羊的旅途。“我”与“鼠”在寻羊的途中都已经再度处于克分子之流的冲击下，“我”除了寻羊别无选择，“鼠”只能接受“羊”的寄生。“我们”都“再域化”了。想要从这种“再域化”中逃逸，避免克分子之流的穿透，就需要逃逸线的运作。

对于“我”来说，“我”在黑衣秘书的胁迫下被迫进入了这条真实且危险的逃逸之线。当“我”从这条危险、自由的逃逸之线中穿出时，“我”失去了工作、事业，被迫从亲手创办的事务所中离开。“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鼠”。“我”失去了爱情，我珍视的女友的声音已“杳如烟消云散”。但“我”划出了自己的逃逸之线，之前一直纠缠我的无意义的“扫雪”式的工作，以及“羊”的威胁都已被“我”抛下。在“我”这里，“树根”发生了脱裂，“我”生成了一条异质性的自由的“块茎”，从一直穿越过我的身体的克分子之流中划出了一条逃逸线。而对于“鼠”来说，他也划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逃逸线。在《寻羊冒险记》中，当“我”最终找到“鼠”的时候，他已经自杀了。在十二瀑镇郊外的牧场上，“我”遇到的是羊男，是借用了羊男身体的“鼠”。根据德勒兹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一书中的描绘：“生成—动物”就是指明了一个离开界域的出口，“生成—动物”就是“划出一条逃逸线”，是“鼠”的一种精神性存在。在德勒兹的视域下，“鼠”通过自杀生成了羊男，“鼠”实现了“生成—动物”。“鼠”生成了羊男这一“被压制的、被禁止的、反叛的群体，始终是处于被承认的机构的边缘”的存在 ，这也意味着离开界域的微观机制开始运作。“鼠”也找到了一个离开界域的出口，划出了一条逃逸之线。但在穿越这条危险的逃逸之线的过程中，他失去了他生命的实体，他已然死去。尽管“鼠”多么希望能与“我”在“明亮些的地方见”，但“鼠”自己也知道“到了明天，什么都将消失”。不过“鼠”最终通过“生成—羊男”实现了解域，“羊”不能像控制“先生”那样控制“鼠”。“羊”所期望的建立一个观念性的“树”状的世界的念头与“羊”的本体，也随着“鼠”的死亡而死去，“鼠”得以从“羊”和“羊”所控制的“树”状世界中逃逸。

三、肯定与生成

按德勒兹的说法，一次陈述绝非个体的，发声并不会反身指向一个主体。 相反，它总是集体的：“装配总是集体的，在我们之中和在我们之外使人口、多样性、界域、生成、感受、事件发挥作用。”《寻羊冒险记》这本书本身是一种“装配”的产物。国内学界在解读这部作品时经常会提到的它的创作动机——“时代感触发村上的创作欲望”，以及村上创作此书的时代背景，还有书中的战争叙事与中国书写。的确，村上春树的童年记忆、个人体验，以及日本的战争记忆、战后日本骚动的时代背景，甚至日本人的现代性体验、后工业时代现代人的空虚与荒诞的感受等，都被共同被置入了这个“装配”中。

这个以“装配”所生成的《寻羊冒险记》确实折射出现代工业社会中被“树”寄生、被“克分子线”穿透的人的悲剧。“我”的被克分子线穿透的“追求无聊的人生”，“鼠”的看似自由却随时可能重新界域化的漂泊生活，正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卑微生命状态的折射。而小说中那只“羊”所希望建立的极权性的“树”状社会，与后工业时代我们所要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如此相似。但德勒兹在“装配”概念中所强调的这种“非个人化”，同时又是一种建立在“爱”上的“非个人化”。如德勒兹自己曾说的，这种“非个人化”承认“独特性、字词、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小事件”。村上春树对“羊”、对极权性的“树”状世界的抵制，对自由、爱的向往，是这个“装配”机器中最重要的零件。德勒兹认为，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生成。他认为文学应当作为一种“生命之可能性”。“在写作的行为中，人们尝试让生命超越私人的维度，尝试将生命从禁锢它的东西中解放出去。”村上看到了那棵可怕的、试图禁锢个体生命的“树”，看到了即将射向我们、穿越我们每个人的克分子之流。他书写的这部寻找带星纹羊的冒险记最终生成了一条指向自由的逃逸之线。在这里，流露出的是村上春树自身对于生命、生成与差异性的肯定。

或许《寻羊冒险记》一书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意义就是作为一条逃逸线，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它的真实与自由。在这条寻“羊”逃逸之线中，我们跟随“我”、跟随“鼠”一起起舞，一起穿越那条危险的奔逸之流。它将“我”与“鼠”从被禁锢的生命状态中解放出来，发出“嗡嗡”的振动，将我们引向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