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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孝大都体现在孝亲诗中，这些作品中大多直接出现“孝”字，或主旨为抒发子女对父母的“孝情”等。通过对这些孝亲诗的研究，可以追溯中国传统“孝”思想的起源及其具体情感表现。
对于“孝”思想的起源学术界目前暂无定论。从现有资料来看，早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孝”的记载，即商、周时期崇拜先祖的传统。而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发展起来，中国传统思想中伦理层面上的“孝”开始出现，并将“孝”与“礼”结合。因而可以推测，“孝”最早起源于中国商、周时期对于先祖的崇拜，而这一推测可以在《诗经》的部分孝亲诗中得到相应的验证。
《诗经》的孝亲诗如《小雅·天宝》《周颂·载见》等，主要分布于《雅》《颂》之中，结合《毛诗序》对其的解释来看，这些作品谈及“孝”主要基于对先王的歌功颂德，具有浓厚的祭祀色彩。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古代“孝”是源于对祖先、先王的祭祀之礼，是基于对先人的赐福和功业表达出的感激与敬畏之情。这虽然与我们当下的“孝”是对父母或长辈的情感或行为有较大不同，但以《小雅·甫田》中的“孝孙”为例，这些作品中的“孝”同样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德行与值得赞颂的行为。在《大雅·卷阿》中，“有孝有德”说明了在西周时期孝已开始和个人道德标准捆绑，具有个人品行评价标准的价值，这与当下“以孝为德”的价值倡导一致。上述各例可以验证“孝”来源于祭祀中对先祖的崇拜与感恩，并在后世转化为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感恩这一推测。
在《诗经》中，孝的情感表达主要为三类：对父母辛劳的感恩与歌颂、对不能于父母身边服侍的遗憾以及对父母的思念，这些情感在诗歌中相互独立，又彼此掺杂。
首先是第一种情感：对父母辛劳的感恩与歌颂。《诗经》中对于这种感恩之情表现得最为真切的莫过于《小雅·蓼莪》。此诗前两章以“蓼蓼者莪”起兴，作者自比“散蒿”，认为愧对父母养育之恩，直抒对父母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感恩之情，但其中又饱含悲痛，使读者眼前出现一个仰天痛呼父母的子女形象。从中国古典意境论来说，甚有“以情见景”的意境特征。
同时，如前文所述，同一作品中“孝”的多种情感往往会同时出现，《小雅·蓼莪》的第三段以“瓶之罄矣，维罍之耻”开头，开始抒发自己不得赡养父母的痛苦，继而讲述自己不得终养父母的原因，将自己不能终养父母的悲恨绝望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凸显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大悲。这便是属于上文提到的第二类情感，即对不能于父母身边服侍的遗憾。
除孝亲诗之外，第二类情感在《诗经》的行役诗中也颇为常见，如《唐风·鸨羽》，这虽是描写徭役之苦、控诉统治者的诗作，但作者不是由个人之苦出发，而是因为自己要服役远行，不得赡养父母，从而担忧、怨恨，接连发出“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这三问，层层递进。诗作从关心父母实际赡养、日常衣食出发，对父母的“孝”落在了对实际物质的担忧上，而这种担忧继而转变为这首诗歌中对君王徭役的怨愤。这与之前《小雅·蓼莪》一类孝亲诗对不得归养父母的情绪在细节与最终落点上是不同的，因创作主体的不同，一个“悲”，一个“愤”，一个是大多数不得归养父母的子女情感上的共同之殇，一个是在特定时代与繁重徭役下远离父母的子女们的共同之愤，但无论哪一种，都因“比”“兴”等手法的运用，在情感上得到了强烈的渲染，最终殊途同归，并无高下、浓淡之分。
最后，在对于“思念父母”的情感上，为避免与上文普遍的“孝子”“征夫”等特殊群体的对比重复，对这一情感将从《诗经》中描写子女对父母思念的作品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以《周南·葛覃》为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从整首诗歌的风格可以看出，这首诗歌总体显得更加清新明丽，这不仅是因为这首诗歌描写的是女子将要归宁时的期待与喜悦，从主人公个人形象来看，可以猜测诗歌描写的是一个活泼贤淑的少女的内心情感，同时通过“自述”在夫家勤干的古代贤良妻子的形象和语言风格，可以大胆猜测少女出嫁后的喜悦与婚后生活的美满。但以上种种，并不代表主人公出嫁是“乐不思蜀”的，她喜悦的主要情感来源仍旧是“归宁”这件事，所以从一份期待与快乐背后我们可以读出女子出嫁与父母久别，即使婚姻生活美满，依旧抑制不住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因而将要归宁时才会如此欢欣。同时，对比之前主要以男子为抒情主体的文章，《周南·葛覃》对父母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内敛，一系列的喜悦期待都是基于整个诗歌选取的物象、整体的风格，直到最后一句“归宁父母”才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是因为即将见到久别的父母，才会有思念之情溢出后的欢欣。
以上便是《诗经》中三种对“孝”的具体情感表现形式的举例研究，三者在情感作用主体、行为与情感上与当下对“孝”的定义基本一致，可见《诗经》对于后世在“孝”思想方面具有道德指导作用，在文学创作上亦有一定影响。
周朝的分封制使得国家的概念更加具有了领地与空间意涵，而封国的形成使得人们形成了自觉的归属，君王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百姓会自然由对其的归属感转为对其的服从意识，这种服从意识可以说是“忠”的雏形。
《诗经》中的“忠”常常与“孝”在一起表达，更多体现为一种为了烘托“孝”的情感而使用的“工具性”情感，二者之间往往存在交织与对抗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诗经》的《四牡》中表现得十分典型。
《四牡》描写的是一个为王命奔劳的差吏，是《诗经》行役诗中典型的小官吏题材诗，相比于普遍行役诗抒情主体多为征夫，差吏与征夫情感的异同在本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抒情主体的不同，差吏相比于征夫不会有征战沙场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家国情怀感相对较弱，这也让这首诗歌本身更关注个人层面情感的表达。《四牡》中的“忠”伴随着表达不能对父母尽孝的苦闷与思念，凸显了主人公除却一个帝王的臣子的身份，还有作为人子的责任感与服从意识，即使自我心有埋怨，也仍旧会选择为王服务。从开头的“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读者眼前立刻浮现马儿飞驰在古时的大道上，道路一眼望不到头的画面，那看不到尽头的路就如同王的任务一样不知何时结束，接着自然引出“怀归”之情，以及不知任务何时能完成的疲惫与伤悲。初读此处，一个为王事劳累，希望早日得到闲暇的差吏形象跃然纸上，但在情感上又不免显得单薄。接着，在“翩翩者鵻”之后，差吏的情感从希望早日归乡、享受闲暇的个人心愿转成因有着“为人子”的身份，而希望归乡赡养父母尽孝。再到最后，“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作诗目的全盘托出，情感也最为凝聚。文末的“将母来谂”，个人觉得既是以“母”指代父母，也是“母亲”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更能够代表家的柔情，更具有家乡的象征意味。此句直抒胸臆，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也再次申诉了古代孝子“忠孝两难全”的苦楚。
由上，《四牡》的小官吏的情感与行为可以总结为“情感偏重于‘孝’，行为选择为‘忠’”，可见西周时期忠君思想和“孝”紧紧捆绑，但没有形成明确的“忠君意识”，只是模糊的作为臣子的责任感和道德认知，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忠孝抉择的模糊与徘徊，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标准，仅仅处于模糊的萌芽阶段。
由上已经可见《诗经》中体现的“忠君”思想是复杂的，因为其不成熟，所以多数作品中不是单纯表达后世那种“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明确“忠君”与家国情怀，而更多是个人小我的感受，情感较为复杂，如《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样怕君王因美色误国的劝讽；《国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这样对国家政治昏昧的忧思等，大多数的“忠”不仅如前文所述伴随着孝，更体现了对上层统治者的怨情，颇有后来“忠谏”的早期形态。但值得补充的是，《诗经》中部分《颂》对于先王的赞颂，如《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赞颂祖先的功德与城邑的富丽堂皇，有助于树立家国自信与归属感，存在进一步转化为“忠”的可能性。
《诗经》作为中国诗歌艺术的第一部总集，通过诗歌向读者展示了商周至先秦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伦关系方面的思想情感，而本文希望通过对《诗经》中孝亲诗与行役诗的研究，探寻中国“忠孝”思想的来源与具体情感倾向。
《毛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过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经》中展现出的人伦之情是其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而“忠孝”自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塑造民族文化品格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中国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也有重要意义。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每个时代的人伦之情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对“忠孝”等优秀思想文化进行研究并加以传承将会更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创造出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 陆欣叶，女，汉族，江苏盐城人，扬州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