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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端，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荷马史诗》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题材处理和构思方面的卓越表现。叙事语法是托多洛夫叙事学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指存在于所有叙事作品之中的共同的抽象的语法规则。胡亚敏在《叙述学》中指出，新构建的叙事语法首先抛开概念的具体内涵，在抽象的形式中研究，为了构建抽象理论与具体作品之间的联系，其调节机制由结构规则和灵活的操作执行系统组成。这两部分在运算中相互作用，形成叙事语法的动态框架。由此，这套动态程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叙述者层、叙事结构层、叙事表达层。通过对《左传》中夏姬和《荷马史诗》中海伦的叙事语法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本背后隐藏的抽象、普遍的文化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中西美学的异质性。
史传叙事没有明确的作者和叙述者之分，因此可以将书中的叙述者视为“陈述行为主体”或“声音发出者或讲话者”，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是虚构之物。《左传》和《荷马史诗》都是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前者有“君子曰”“孔子曰”作干预或评述，后者有诸神既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又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对于故事情节的构建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李明丽在《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叙事比较研究》中指出，夏姬在《左传》中的形象因情节取舍而有所不同，作者在对事件的选择与叙述中贯穿着他对夏姬形象的负面评价。鲁宣公九年（公元前 600 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和夏姬有不当行为，导致臣泄冶被杀。鲁宣公十年（公元前 599 年），夏徵舒怒而弑陈灵公。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 598 年），楚庄王以夏徵舒弑君为由出兵伐陈。楚伐陈，便是对晋国的挑战，可以说是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597 年）晋、楚“邲之战”的导火线。另外，鲁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 年），《左传》以追述的笔触，详细描述了楚庄王、申公巫臣、子反、连尹襄老、黑要五人争夺夏姬的故事。楚庄王和子反皆对夏姬有意，但都被申公巫臣劝阻；后夏姬归连尹襄老、黑要。申公巫臣在一系列事件中都有插手。尽管这段叙述涉及了多个人和国家，但它也具体展示了申公巫臣对夏姬深深的执着，乃至“尽室以行”。成公七年（公元前 584 年），《左传》再次讲述了子反与申公巫臣关于夏姬的旧怨。从《左传》的事件选择上看，夏姬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她的形象是在他人对其的评判与叙述中凸显出来的。评判者身份各异，在认为夏姬是不祥之人方面，申公臣灵王、蔡声子和叔向之母的观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的干预叙述者明显地表露了作者的情感倾向。干预叙述者是在不中断叙事的情况下，以简短的文字阐明其看法，或用一些含意明显的比喻和评估性的形容词表达其倾向。这类叙述者爱憎分明，情感强烈，语气往往带有惩恶扬善的威慑力量。在鲁宣公九年（公元前 600 年）的叙述中，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此处引用属于叙事者干预。“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出自《诗经·大雅·板》。这首诗“凡伯刺厉王也”，即为周王朝的大夫凡伯讽谏周厉王，并告诫厉王身边那些奸佞之臣的诗。对此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认为老百姓所做之事已经很多了，就不要再立规矩了。这个说法从逻辑上说略有不妥。其二，是认为百姓多行邪恶，统治者就不要再去自立法度了。从第二个角度解释，孔子是在批评陈灵公等人，也可从中看出对夏姬隐藏的评判。
再看《荷马史诗》，海伦在被男性争夺的过程中，“她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争斗与泪水的”。她“为了追求爱情”，舍弃所有与帕里斯私奔，但希腊联军和特洛伊军队开战，她又陷入了冲突和自责的深渊，希望自己能够在舍弃家庭和亲人后痛苦地离开人世。在《奥德赛》中，海伦返回了前夫身旁，并自称“无耻的女子”，表达了对自己私奔行为的悔恨。然而，她身旁的人对她的看法却截然不同。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和帕里斯之兄赫克托尔都对海伦表达了尊重和宽恕。普里阿摩斯将海伦称作“我的孩子”，说“在我看来，你毫无过失……”而赫克托尔则在斥责其弟好色的同时，暗示了对海伦的道德责难，但他也对海伦表达了谅解。这种对立的态度反映出荷马在塑造海伦这一形象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情绪。荷马一方面同《左传》对待夏姬那样对海伦予以道德上的谴责，认为她的轻率行为导致了希腊联军和特洛伊人的大规模冲突，而在另一方面，荷马将海伦视为美的化身，对她的不幸遭遇表示关切和同情。
这种事件选择的差异和文体有关，文体的差异也导致叙述视角的差异。《左传》是一部先秦史书，重点记载君臣社稷的故事，对于女性的关注度自然比较低。同时《左传》采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叙事者从高空“全景式鸟瞰”人物，不深入人物内心，所以对书中女性的叙述显得不近人情。而《荷马史诗》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叙事作品，其中荷马通过对海伦的生动描绘，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同时，《荷马史诗》是全知视角和内视角的结合。由于没有角度的局限，作者可以自由地描述和评价故事，同时也可以担任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他不仅可以参与故事的演进，还可以脱离作品的背景，对观众进行描述和评价，使作品更容易被接受。其次，他作为叙述者的视角受到了角色身份的局限，这个局限使得叙事变得更为主观，让观众有一种置身其中的真实感受。由此，海伦本身作为叙事的重要人物，叙述者用更多笔墨勾勒其形象，使史诗更具有可读性。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叙事作品必须“拥有一个可资分析的共同结构，不管陈述这一结构需要有多大耐心。因为在最复杂的胡编和最简单的组合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如果不参照一个具有单位和规则的潜在系统，谁也不能组织成（生产出）一部叙事作品”。
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左传》中各篇章的主要结构序列为：背景（事件）→情节（对话言语）→议论（言语）。《左传》由夏姬埋下战火的种子，之后随着陈灵公的昏庸无道、楚庄王的蓄谋已久，最终演变成晋国、楚国、陈国、郑国之间的斗争。《左传》中的夏姬叙事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鲁宣公九至十一年（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前 598 年）陈国的历史，另一段是鲁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年）以后，作者用“追述”的方式三次记载了夏姬在楚国的经历。这两段叙述在情节上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前者的作用是推动情节发展。在楚伐陈乃至晋、楚“邲之战”的情节中，夏姬的作用如同小说中的引子，随着故事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夏姬不仅是陈大夫的妻子，也是郑穆公的女儿，暗示了楚国对陈、郑二小国的意图指向，并且势在必得。后者的作用是理顺故事的内在逻辑。第二段叙述用“追述”方式清楚地表明了申公巫臣背叛楚国的必然性。
西方史诗的叙事是线性叙事，主线副线交织，情节与人物形象贯穿其中。在《荷马史诗》中，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其结构序列都可以概括为：离乡→浩劫→回归→复仇。史诗中“浩劫”的起点在海伦身上，“回归”的坎坷也与海伦有关。《伊利亚特》中，诗人强调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是“为了海伦”，海伦的私奔不但让众多英雄丧命，也让兄弟们蒙羞，因此她遭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双重谴责。《奥德赛》中，荷马提及海伦去往特洛伊的经历，尽管并未明确指出海伦最后是否到达，但是可以推断出墨涅拉奥斯在归乡途中曾滞留古埃及，并向普洛铁乌斯咨询前程，而海伦也在埃及得到了一种能够让人忘却忧愁的神奇药物。
以结构主义叙述学的观点看，夏姬属于“功能性”人物。“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情节居于首位，人物次之，但人物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和表现将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结局，被视为序列的“施动者”。与“功能性”的人物观相对立的，是“心理性”的人物观。海伦就属于这一类人物。根据这一人物观，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绝对从属于情节，而很多持“心理性”人物观的批评家都认为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由此观之，夏姬的形象塑造是为情节服务，她的“不祥”正是战争与叛变的引线。而海伦是史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时常作为情节的独立中心，有着更为丰满的形象。
叙事表达层是用文字生产出具体作品，即按各种指令选择合适的文字进行表达。词类是叙事表达的基础，也是托多洛夫叙事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托多洛夫指出，专有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对于叙事文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人物或施动者往往是由专有名词来命名的，而形容词可以描写人物的特征，动词则可以描写人物的行动。词类构成命题，命题构成序列，序列组成故事，进而达到一种“平衡”。
通过总结《荷马史诗》和《左传》关于海伦和夏姬叙事中的专有名词或词组、形容词（见表 1），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叙述侧重点不同。
《荷马史诗》中对海伦的称谓、形容是多样的，形象是更丰满的。虽然有少量的贬义成分存在，如“无耻之人”“可耻的”，但叙述者的整体倾向是“显美”的，文本接受者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人物的魅力。相比之下，夏姬的叙事表达则显得单薄又“隐美”。至于动作性与心理性的叙事表达，《荷马史诗》有“当年，为了抢回白臂的海伦，在特洛伊艰苦卓绝地拼杀了十年，将无数的敌人杀死，送入冥府，还运用智谋最终捣毁了普里阿摩斯的都城”“阿勒珊德罗斯（帕里斯）将为了海伦夫人与战神钟爱的墨涅拉奥斯决斗，谁胜谁就赢得夫人及其财产”“可是，他死了，真希望海伦断子绝孙，为了替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洗去耻辱”等有领属意味的叙述。《左传》则是将一系列贬义词倾注于夏姬，如“通”“纳”“争”，她还被认为是“夭子蛮，杀御叔，杀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的罪魁祸首。综合二者的表达来看，海伦和夏姬的共同点是都有作为附属品的倾向：海伦经常和“财产”“阿尔戈斯的”相提并论，夏姬则被归咎负有导致国破人亡的责任。
表 1 《荷马史诗》海伦和《左传》夏姬叙事中专有名词或词组、形容词对比
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美是重视伦理道德的美善，儒家归之于合乎礼教的“众乐”，强调礼乐之美在敦风化俗和安国安天下中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始终是紧密联系的概念，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美与善同意。”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姬虽然美丽却不善良，她没有遵守道德准则，因此被认定为不祥之人，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古代中国有一种早熟的伦理政治逻辑，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健全的特点。当群体和谐、崇尚“礼”成为群体无意识，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抑制着物欲情欲，以维护社会的文化安定。《左传》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它受到儒家早熟逻辑的深刻影响，作者以一套抑制情欲、重视道德、群体和谐的体系来审视夏姬，从而使夏姬的文化命运得以确定。夏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如妲己、褒姒、张丽华等亦然。
苏格拉底把哲学家称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这里的“爱智慧”将具体的美的对象撇开，提升到对美本身的爱上。这种爱被柏拉图称为“美的理念”。“美的理念”表明古希腊人将美视为“观看”的认知对象，而不是具体的美的对象，与功利性的意义区分开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荷马用尽美好的形容词来赞扬海伦的美丽，以至于海伦成为西方文化中代表美的经典形象。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统认为美在于用个体的力量追寻人生价值，或为爱情，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而弱化了团体共同利益。西方人认为“美”与“善”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与道德和伦理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海伦与帕里斯的爱情和私奔虽然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挣扎，但却在特洛伊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荷马在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他既不想否定海伦，也不想否定冲突，因此海伦的形象充满了矛盾。
总之，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各自生成的古希腊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相关文学作品对海伦和夏姬的叙述有其各自的特点，因其解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传统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面貌。而美学作为一种感性学，本质上是人学。正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中西方各自的美学传统在本质上也有相似之处。
[作者简介] 黄婧，女，汉族，广东广州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