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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义”原出自魏晋时期的佛经释译，即“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词汇进行比附和解释，认为可以量度（格）经文正义”，中学与西学之间也存在着“双向格义”，王国维词学便包孕了“文学大同”与“中西格义”的冲突与涵容。《人间词话》部分术语、条目、内容的调整和删改实为王国维试图以“普遍主义”落点统合中学与西学而在两方互格过程中出现的龃龉或张力的表征。当“赋比兴”这一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进入王国维的词学体系时，必然受到新的评价标尺的影响，同时在融会“西学义谛”的意涵阐发、思想编织下带有了个体和时代的特色，不复本来面目。
《人间词话》删稿二四记载了王国维关于王鹏运和冯延巳词的评述，一向持论甚高的王国维对王鹏运为和冯延巳十阕《鹊踏枝》所写的《半塘丁稿》给予了特别的推重，以之为《鹜翁集》之最精者，取原词小序“郁伊惝恍”，移王评冯语来评王，但删了“义兼比兴”“就均成词，无关寄托，而章句尤为凌杂”等语，可为一症候之引线，即王国维如何看待“比兴”、态度坚定抑或犹疑、“兴”与“寄”是否在《人间词话》的评词话语里被肢解、分拆。
涉及“比兴”“寄托”的论述在《人间词话》里并不十分鲜明，仅杂取部分相关处，分列如下。
刊稿一一中，王国维将张惠言《词选序》评温庭筠的“深美闳约”移评冯延巳；一三以“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类香草美人象喻传统评南唐中主词；一九评冯正中词不失五代风格，“堂庑”（寄托高远）特大，开北宋一代风尚；二四言《诗经·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二五论忧生忧世；二九以身世之感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五九将“寄兴言情”纳入近体诗与词之体制的谈论中。
删稿二三论宋徵舆、谭献词寄兴深微；二五反对张惠言对温庭筠、欧阳修、苏轼兴到之作的深文罗织；三四以无寄托、无聊赖作为驳斥朱彝尊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的标准之一。
虽然王国维受到了叔本华直观和概念高低分置思想的影响，但由上述评例可以看出，其词学理论系统并未弃绝“比兴”“寄托”，完全忽视掉这一中国美学传统的功效及奥义，而是以“兴”“寄”化用的自然适契为津梁平衡西学渗透给中国古典诗学所带来的冲击。王国维对隶事、用典、代字的贬斥更多是反对穿凿附会、人工斧痕，因其会造成词义之“隔”，类似地，对“比兴”“寄托”的避谈、删漏、模糊处理同样笼罩在王国维“隔与不隔”词评标准的辖制之下。如刊稿一一里引刘熙载的“惊妙绝人”评飞卿词，舍弃了后文“类不出乎绮怨”的道德寓托，似乎有意规避了对于“绮怨”之“情”和“惊妙”辞藻关系的探讨，但王国维又以常派词人张惠言的“深美闳约”标举冯延巳，实则是对于比兴寄托的内在肯定，危国大臣冯延巳将他“同南唐与生俱来忧乐一体、生死与共的关系，一种欲罢不能、无所逃遁的怨抑忧思，寄托于词”，以至深厚阔大之境。《人间词乙稿序》更是将正中词作为意与境浑厚的典范，这正显现出“比兴寄托”内在于传统诗学的强大生命力，单纯的“不隔”只是给予了意志主体直观上的快感，无法达到纯粹认识主体的超拔，故而“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艺术效果成了在“不隔”基础上达到高境的客观参补。二四摘句语及“风人深致”将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情”“志”纳入“寄托”，歌咏声发；二五则的“忧生”“忧世”亦是对兴、观、群、怨诗学传统的诠释；刊稿内的情感及身世之“寄”已含有了况周颐《蕙风词话》里“重、拙、大”的衍生内涵，故可于“意境”上增益，这和删稿二四里对“无关寄托”的漏缺呈现出基本一致的态度。
卡西尔认为，语言在原初意义上胎息神话，名称与事物之间有“一种同一的关系，一种全然合一的关系”。赋、比、兴也伏埋于各自原始的文化想象：“赋”经历了由“图腾牺牲”“物质献祭”再到铺排蔓延、敷陈直言的发展序列；“比”从感性经验抽象而出，与原始舞蹈及祭礼取义毗邻、等递相关；“兴”的甲骨字形“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增口作兴，“举重物邪许之声”，有“盘旋义”，兼及乐舞。除与劳动生产相关的词源义，赋、比、兴的关系也颇多缠绕。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诗兴》有云：“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陈共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程廷祚的《骚赋论上》言：“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胡寅的《斐然集·致李叔易》中引李仲蒙语“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从外物到内情、有意到自发的角度对赋、比、兴“三事”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就中西比较的视域而言，叶嘉莹认为“兴”（inspiration）为由物及心，“比”为由心及物，“赋”为即物即心，指出“西方的诗歌创作多出于理性的安排，从而降低了‘兴’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而成为不重要的一环”。依照孔颖达的定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但三者又不截然相分；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谈到“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类似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指。张惠言《词选》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强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清陈沆作《诗比兴笺》，魏源在该书序中将“比兴”的价值看得高于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有论“兴义罕用”的话，最为明通。《楚辞》各篇分章注明赋比兴，与毛、郑的含义不尽相同。唐以来，“比兴”的地位有所提高，“言志”“明道”等外附意义超越了“比兴”本身的修辞价值而成为世人“推尊”汇聚的焦点。与比兴相较，赋的材料性更强，多用作情思生发、附饰添彩的基底，而“兴”的灵活性最高，可由比、赋勃出。
如果要将赋、比、兴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语理路建立“类比”关系，就必然会牵涉语义和诗学传统方面的中西格义问题，譬如“赋”常以“白描”的理解方式与“形象思维”相打通；“兴”则被衍化到了“观”与“境”中物我关系的纠缠、离合之上；“比兴”整体亦被王国维用作了叔本华“讽喻”（allegory）的中学格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篇第五十节里，叔本华谈到，与雕塑等造型艺术借由“讽喻”“离开一切艺术的真正对象而转向抽象的思想”不同，文艺中的概念是第一性的，其目的要通过从概念过渡到的直观之物而得以实现，因此“讽喻”无法保有直观表露出的艺术价值，它“和艺术目的完全不相涉，并且是每每要干扰艺术目的的东西”。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中亦有类似表述，将诗之所以多用“比兴”的根由归结为“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并以能直观与否作为判定价值存有的依据。“观”在佛教教义里有对于“理事无碍”“去伪显真”、领悟空性的圆融，叔本华的直观说同样携具了佛教“止观”义界的影子，自然物和心灵主体、实在和“理念”、意志世界和表象世界皆通过“观”得以连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将“观”分为“观我”和“观物”两种方式，前者“以我观物”，“意余于境”，使物皆着“我”之色彩；后者“以物观物”，“境多于意”，“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我之为我，则为物之自身之一部”“其现于直观中时，则块然空间及时间中之一物，与万物无异”，然不论“观我”还是“观物”，都需有一个触激、附理、起情的转接和过程，赋、比、兴的效义正在于此，赋以铺之，比以譬之，兴以起之，赋为比、兴营构“直观”之境，而境若无比兴则意味寡淡、物我凝滞、苍白枯槁、死寂芜杂。在王国维建构的以情、景二原质为基底的纯文学体系和客观物象、主观精神相交织的审美场域内，赋与比、兴的边界并不明晰，反倒大多交感互渗，这种互渗的“模糊性”没有扰乱“意境”的层次，而是成为一种灵活的多态黏合剂。
王国维致力于填词，主要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三年（1907）间，《人间词甲稿序》（1906）里流露出了其《人间词》创作的部分偏向，即反对词作局促浅薄，“气困于雕琢”“意竭于模拟”，尤不喜“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人间词乙稿序》（1907）以“意境”论道，举“天末同云”“昨夜梦中”“百尺朱楼”等阕为填词成功的范例。《人间词话》手稿中，王国维直言“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似与长调慢词的赋化笔法不相赏意；《人间词》中“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等语则难掩寄托之味，赋、比、兴显然无法从王国维的填词实践中隐去身形，“评”与“写”各自的系统依然存在“西方间架”和“中国间架”的罅隙、对冲，那么，在这些罅隙、对冲间，评词、写词究竟有无分轨？造成二者位差的到底是静安本人的前后思想分期还是为以中语格西语使词学体系自洽而采取的话术策略呢？
赋之一系首推柳永，《人间词话》删稿一五言“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柳永的《八声甘州》等皆“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可见在王国维的潜意识里，内容优胜于词学评置上的作用要重于其对形式的“喜恶”，刊、删的摇摆不是因为“赋”之长短，而是因由渗透、嫁接于“赋”上的“兴”“寄”，这一点于姜夔的评例体现得更为明显，刊稿中，《人间词话》三六对比周邦彦《苏幕遮》“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字字天然”，而视姜夔的《念奴娇》《惜红衣》为“隔”；三八以为姜夔的《暗香》《疏影》用典过甚，“晦而不明”，反“无一语道著”；三九指出姜夔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四十语及姜夔等南宋词作“不隔”处，比之前人仍有深浅厚薄之别；四二贬姜夔词“不于意境上用力”；四三批白石“有格而无情”；四五惜白石“局促辕下”；四六评白石“犹不失为狷（狷洁）”；六十以白石作为宇宙人生、寄托出入的底线；基本上贬大于褒，贬多在其“兴”“寄”之法所造成的目障，褒多在其比于意境之下的格调韵味。删稿中，王国维仍然秉持着他对于“直观”的追求，只不过，“比”“兴”与“直观”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立，静安对姜夔的态度也不如刊稿里贬抑得那么紧了，如第一则王国维言及所爱的白石词两语“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盖因迷梦后即景而出，不假雕琢之故；二二则亦谈到白石之疏越，合以“济”字，非轻蔑语气；二六则王国维对比贺裳论史达祖的说法而更赞同白石的词学批评观，即“柳昏花暝”的神似胜过了“软语商量”的形似，前者是“化工”，后者是“画工”，虽有“赋”和“比”的成分在，但皆落入语境，构成联想，彭玉平指出，这里王国维的“吾从白石”一语，“乃是从其词学批评着眼，而非论其创作也”。赋、比、兴在王国维的词评体系里显然存在诸多位差，这些不谐张力也许只是因由中西术语对话产生的所指交错，然而，当论之于具体的填词实践时，王国维的态度还是如此一贯吗？
袁英光、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载录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静安 29 岁时“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4月集近两三年内所填词而刊之，名为《人间词甲稿》，王国维托名山阴樊志厚的《人间词甲稿序》里写道：“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俨然推“兴”至上，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1 月，静安汇集本年所填词为《人间词乙稿》，入《教育世界》杂志中刊之，《赵谱》说，是年先生新丧偶，“故其词益苍凉激越，过此以往，又转治宋元明通俗文学，其致力于词者亦仅此数载耳”。“数载”（1904—1907）时间固短，却不乏佳句佳篇。甲稿《浣溪沙》（1905）之“天末同云”与《蝶恋花》（1906）之“昨夜梦中”皆含语义转折、身世之寄，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两次北上，奔父丧、赋悼亡，感慨内生，肺腑横集，生死离别寓于心内，自然触物起情、感慨系之，“起踏中庭千个影”（《减字木兰花》）“蜡泪窗前堆一寸”（《蝶恋花》）的铺写，“一生难得是春间”（《浣溪沙》）“与蝴蝶，遽然觉”（《贺新郎》）的寄托自然而然，未有刻意规避赋或者比、兴任一笔法。1905 年之前，王国维的词作仍较为生涩，有相习痕迹，勾描、直叙的内容偏多，诸如“无据。无据。斜阳垂垂欲曙”（《如梦令》）、“远山如在有无间”（《浣溪沙》）、“却向春风亭畔，数梧桐叶下”（《好事近》）、“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采桑子》）等例；1905 年之后，静安词哲理意味渐浓，“比”“兴”多浑化于“赋”中；1906 年前后，王国维由哲学阶段转向文学阶段，甲稿序里评自为之词“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往往度越前人”。赋、比、兴着力在意境的营构上，三者又不互相倾覆，不置高低位阶，暗合王国维此时创作《人间词》的心态，欲从文学求直接之慰藉。这种填词的自然状态和王国维评词的有意选择有很大区别，评词要顾及体系的完整性，而写词一旦“顿悟”，哪怕是片刻灵光，也往往如束马脱缰、川溪流荡，情思掀涌，不可遏抑。思想分期所影响的只是写作时赋多一点，还是比兴多一点，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评写的模式，内在一致、表面分轨可能便是王国维试图把赋、比、兴置入非传统语境诗学的取合折中。相比于“意境”，“赋、比、兴”所具有的“世界化”的普遍意指更为松散，没有那么清晰的接合度，在以中语格西语、进行国际符号意义交换时，原有的古代诗学所指也于脱水风干后主动接受西学的浸染包浆，在这个过程中，能指不似预想的那般被空置在外，它成了一个预备着装载跨文化交流里“普遍”和“共通”意指的涵容器。传统文学理论中“贵曲轻直”、依微比拟的诗学偏好使得词学评、写时“比、兴”的价值要重于“赋”；《人间词话》杂合了康德、叔本华、席勒、尼采等人的西学观，评价体系已然发生了挪移和置换，审美上对“真情真景、自然不隔、感发力量”的强调动摇且颠覆了“以兴比为高赋为下”（清吴雷发《说诗管蒯》）的中学观念，赋之直陈更为贴合“语语如在目前”的效果，比、兴的地位急剧失落。罗钢指出，西方的讽喻在艺术上更接近钱锺书所说的“寄托”而非“含蓄”，是“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而非“言之而未尽，欲吐还吞”。“认可‘讽喻’并且一度把‘讽喻’翻译成‘比兴’的王国维，却不能够承认这种‘比兴寄托’”，因为翻译时人为建立起来的对等性无疑要以中西诗学观念被从各自处境、群落里的架空为代价，如此替换出来的语义内涵再度放归到古典词学语境中，不一定能够还原其文本和意义的双重结构。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推断，王国维的“比兴”之论依然有其思想根基，只不过，面对《人间词话》与《人间词》两套不同的评、写系统，此类纠评恰好适契地充当了弥缝中西诗学承接罅隙的材料。
统观而论，赋、比、兴与王国维词学处在一种极其微妙的角力关系中，二者有前后延承的部分，但又不是榫卯接合、正相适配，这种角力与摩擦间有中语格西语的尝试，但尝试本身又被更为强力的诗学传统所宰制，淹没在概念芜杂的中西格义群落里。赋、比、兴是一组极具民族特征的诗学概念，它在王国维中西统筹词学体系里的处境并不能简单以“被压抑”“被驱逐”“被边缘化”来描述，其自身携带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没有也不可能在拥有深厚中学功底的王国维那里发生中断，赋比兴必然内在于静安词学，只不过，这个内在本身也是一个再生成的过程。
[作者简介] 侯梦媛，女，汉族，山西长治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