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论老舍短篇小说中的商业书写

◎陈晓宇

近代以来，传统商业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碰撞下显得愈发“不合时宜”，老舍的内心在时代的催促下经受着痛楚与震颤，他发觉自己必须在传统商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做出抉择。

在老舍短篇小说的商业书写中，我们能看到老舍的使命——接过传统的接力棒并把它延续下去，他既无法割舍身后陈旧、沉重的传统商业模式，也无法拒绝眼前蓬勃发展的商业经营方式，当现实状况表明应该“弃旧从新”投靠西方商业文明时，他却捕捉到中国传统商业美德仍是建设现代文化所不能回避的立足根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传统商业美德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若将西方“重利轻义”的商业模式直接嫁接到中国社会的枝头上只会适得其反，滋生出小人物的背信弃义与官僚、知识分子的卖国求荣。

一、小人物的心理变化与现实选择

老舍将与小人物相关的商业书写聚焦在雇佣关系和经商之道上，将小人物放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通过写他们的人生起伏投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用温厚宽容的笔调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详尽的描绘，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对话设计，展现小人物在雇佣关系中的细微心理变化和在时代洪流中背信弃义的选择，对他们的人生境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民族工商业和广大群众都面临着深重的灾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新韩穆烈德》是老舍商业书写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以大学生田烈德的自负心理为线索，展示了一个传统经商家庭的衰落过程和一位“四十到六十岁几乎没什么变动的商人”，进而指向“国计民生”这一时代主题。“写家族伦理，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人；而跟踪观察传统家庭，探索其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并由此引出‘家国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思考，由家庭的改造引向民族生存方式改造主题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洋人洋货乘虚而入，东洋橘子、高丽苹果使田家的山货卖不动了，在这个丰收成灾的时代，田烈德的父亲作为难以正面商业模式迅速变换的传统型商人只能在生意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变卖产业，大学生田烈德此时内心犹豫、徘徊，但无力于拯救危在旦夕的家庭和民族。他们始终不敢跳出传统经商模式的桎梏，坐以待亡。《辞工》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用人和主人的谈话，写一个家庭用人既想辞掉工作又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沈二哥加了薪水》中的小职员沈二哥谨小慎微地生活着，眼看四十来岁了“还没飞起来过一次”，现实与太太的敦促使他明白做事不能只“想想看”，而是“要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伟大之路”，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司长提出加薪要求并得到了允准。这种犹豫不决实际上源于内心深处的战战兢兢。

在无情的现实中，小人物常常成为时代洪流的牺牲品，老舍对他们背信弃义的选择进行了尖锐的针砭和讽刺。在《开市大吉》中，老舍运用夸张的手法和幽默的语言对这群缺乏真才实学、虚张声势开医院的江湖医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们招徕患花柳病的军官时恬不知耻地乱用药，“两针茶，一针六〇六，我们收了他二十五块钱”，大言不惭地说保证十次恢复完好；来看胃病的，由着病号老太太的性子来，只要“病人”开心买账，医治效果全然不顾。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给病人割痔疮的场面，赤裸裸地胡乱要价向我们展示了这群江湖医生蒙骗欺诈的丑恶行径。《浴奴》一文描写两个流氓恶棍在北平陷落的背景下屈膝媚敌，拉中国妇女陪浴，以损害民族自尊和丧失民族气节为代价进行商业交换，从中牟取利润。在《恋》中，小收藏家庄亦雅为了“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而屈服于日本人。此外，不只是底层人物在风云变幻中做出了背信弃义的选择，甚至年轻的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卖国求荣、丧失气节的勾当。《东西》中“东洋派”鹿书香为迎合东洋人“开发华北”的需要，在国难当头之时为了谋取正局长的职位，以“土地局”副局长的身份策划了以“平坟种地”为名盗掘古坟的阴谋。“西洋派”郝凤鸣也因现实社会急速变化而感到不得不与东洋派进行密切的合作。这种以获取身份、地位为目的，不惜以丧失民族气节为代价的交换行为，令人痛心疾首。

老舍曾在《我怎样写小说》中指出，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小说创作不是要把人生描绘得绝好，但也不是暗无天日，而应将真与美作为最重要的艺术价值，用小说来表现现实人生，引出哲理，从而使读者领悟人生、体味人生。小人物们背信弃义的选择皆以利己为目的，这种肯定自然欲望的功利主义金钱观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社会变动、商业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异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商业发展“物化”了社会关系，“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使商业发展“异化”，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出现了金钱至上、背信弃义的价值选择。

二、理想人物的品格坚守与理想信念

老舍擅长在小空间内展现大时代前所未有的变动，在这个大时代里，传统的社会秩序、习传的经商理念等都面临着崩溃，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新规则是旧传统所无法理解与适应的。在“世道变了”的普遍社会心理支配之下，老舍笔下的一类理想人物“末世人”在现代商业发展中无奈地见证社会变迁，而另一类理想人物“留学生”则在传统商业的禁锢下寸步难行。

现代商业活动中，仍有坚守传统品格的“末世人”。在时代变迁中，西方思潮涌入、洋货流入、商业运营方式大变，传统商业的代表者“老字号”的经营方式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败与落寞。“老字号”讲究信誉、诚实不欺的经营作风已被噱头淹没，雍容优雅、礼尚往来的经营风范也大势已去，取而代之的是广告宣传、大鼓吹、大减价等传统商业模式难以接受的营销手段和方式。三合祥变迁的旁观者——大徒弟辛德治，成了新时代的末世人。周掌柜接手三合祥后，要求伙计拿假货当真货卖，观察客人讲价半天才多放二寸，一年之中每天都在大减价，把日本布谎称为国货、英国货、德国货而大捞一笔。而辛德治“他说不出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辛德治始终留恋传统的商业经营作风，怀念着朴实的商业人际关系，而辛德治和钱掌柜之间彼此尊重、同舟共济的理想雇佣关系也早已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营方式卷到了时代的幕后，一去难返。

老舍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表现着对商业、文化发展方向的真切关怀与探索。对传统商业美德的恪守，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在认识现代文化时的保守心态，但他始终以自己的识见对时代、对人生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使他能够超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倾向，在另一类理想人物——怀有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身上，探寻如何适应现代商业文明，弘扬传统商业美德。

老舍笔下理想的知识分子多是具有民族自尊、充满改革热情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既有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掌握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或受过西方法理训练，对改革中国社会充满理想和信心，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却也悲哀地化为泡影。在《铁牛与病鸭》中，留学归来的“铁牛”王明远不娇贵、没脾气，不沾“洋”习气，怀揣“和和平平地做点大事”的朴实愿望。王明远性格温顺、忠于职守，拥有技术、知识和实干精神，是老舍内心期待的能为改革国家贡献力量的精神外化，是老舍心中的理想人物。而与其对比极为强烈的反面人物——“病鸭”李文不务正业，两面三刀，成为官场中重要人物后假公济私，撤了“铁牛”的差事，致使“铁牛”的理想幻化为泡影。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与《铁牛与病鸭》有异曲同工之妙。树华农场主任丁务源巧言令色，在农场年年亏损的情况下仍无作为。而与尸位素餐的丁务源相比的是一位务实的知识分子——尤大兴，一个踏实肯干、要把血汗献给国家的有为青年。在他的努力下，树华农场一夜间焕发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纪律、法理却败给了丁务源的阿谀奉承，最终在丁务源的陷害下，不得不离开农场。王明远和尤大兴这两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不仅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法理等进步思想的熏陶，而且具有传统的文化修养——正直、热诚、吃苦耐劳，属于“一个庞大的英国化即法理化的中国人形象谱系” 。一心为国，用科学技术挽救古老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希望，这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劲头，是老舍心中期待的、真正能够为社会改革贡献力量的理想人物应秉持的从业态度。

在与李文、丁务源的对比之下，寄托着老舍理想的留学生王明远和尤大兴在商业关系中的抗争显得微弱而无奈、苍白而无力，在官僚气息严重的社会现实中寸步难行，最终因小人从中作梗而处处碰壁，不能运用自己的技术，无法为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病鸭”李文因王明远拒绝与他狼狈为奸而撤了王明远的职，《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丁务源则处处为难和陷害老实的尤大兴，使其被迫离开农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李文和丁务源这两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自己的光明前途而不惜浇灭朋友、同事的改革愿望。一方面，在当时仍然是官本位的社会条件下，老舍笔下的理想知识分子尚无法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与现实社会相比，这群知识分子理想人物势单力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窥见老舍在创作这类作品时的心态：即使身处病态的现实社会之中，也始终期待理想人物的出现。

这种心态与老舍自身特殊的经历息息相关。老舍有着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他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浸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老舍的短篇小说也鲜明地展现出他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的徘徊心态，这也让他的短篇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空间。

三、老舍商业书写的无奈心态和醒世目的

老舍的短篇小说始终把重塑国民精神作为写作的主题之一，其商业书写是带有深刻反省意味的。中国千百年来积攒下来的封建思想和黑暗的社会制度，给广大平民百姓造成精神生活上的禁锢和损害。同时，帝国主义掠夺式的入侵，使小人物在缺少深入思考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商业文明。这两方面原因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在混沌的状态下形成徘徊不前、束手就擒的病态心理，古老的中华民族因此难以脱身。

老舍在《老字号》中透露出对传统社会中诚信美德和经商作风的哀婉与眷恋，辛德治的茫然与等待即是老舍内心痛苦与无奈的真实写照。站在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叉地带，老舍对中国传统商业模式与西方商业模式进行了不自觉的比较，对商业模式背后隐藏的义利关系进行了摸索与探讨，展示了他对商业文明的价值选择。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多讲究人情与礼节，重义轻利；西方文化与西方人多注重法理与理性，重利轻义。他欣赏推崇《老字号》中辛德治讲究信誉、言行一致、诚实不欺的传统商业美德，实际上是期望自己乃至整个民族能够把这种品格坚守并传承下去，这种末世的伤感情怀来自时间上的追溯性和情感上的纵深性，老舍对传统商业文明的哀婉和叹息因此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和高度的审美价值。

“一个最高价值理念的出现和重新认识，往往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生存的基本现状的认识，二是对改善这种现状的最高目标和最高理想的确认。” 身为有良知的作家，同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如何以客观精神看待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潮，如何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接受西方文化，老舍通过描绘末世人与留学生在商业发展中的不如意进行了巧妙的回答：同时接受东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批判东西方文化中的糟粕。

老舍希望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合理之处。换句话说，立足于中国传统商业文明，老舍对现代商业的功利性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现代商业对优雅宁静的传统商业文明的破坏难辞其咎；立足于中国独立自强的愿望，老舍认为应当把中国放置在世界这个坐标系中进行现代化思考，这是对弱国子民的期待，也是对改革救国路线的探索。作为 20 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个体与大众的冲突、知识分子与所在国家的冲突、思想独立与政治体制的冲突等困境没有成为禁锢老舍思想的藩篱，他始终秉持道德良知与独立判断以及引导社会进步的伟大使命，在彷徨、忧患的时代心理中实现了突围，表现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和风范。

四、结语

在小说中，老舍难掩对传统商业文明的眷恋，也期待着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这既是他质疑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容性的表现方式，也是他实现超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倾向的一种途径。西方文化和经济的输入对于老舍来说，只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能改变传统的商业选择。当现实状况表明应该“弃旧从新”投靠西方商业文明时，老舍却捕捉到传统商业美德仍是建设现代文化立足的根基。

现代文学创作追求的群体意识多崇尚西方的个性解放，期待人民早日脱离封建传统文化的禁锢；而老舍的商业书写所呈现出的对传统商业美德和经商作风的眷恋，以及对知识分子等群体爱国精神、强国探索的欣赏，则为他赢得了价值立场的独立，老舍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因此跳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群体意识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