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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亩处女地》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丁 博 赵祥凤

伊丽莎白·乔利，是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获得者，在澳大利亚后现代主义文学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以独特的视角探讨边缘人物的处境和命运，通过书写边缘人物的孤独与痛苦，揭示他们陷入“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与身份认同困境的事实，以及边缘人物“被边缘化”的本质。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五英亩处女地》的专门研究较少，重点在于探讨伊丽莎白·乔利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身份问题（Identity）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认为《五英亩处女地》书写了边缘人物的身份认同困境，并深入挖掘其陷入困境的本质，寻求边缘人物重建身份的出路。

一、固守本国文化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有关身份和认同最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是：人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人皆有多重文化身份，个人在一生中不断获得身份，由此身份建构也成为一个永不完结的历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个体身份的建构与定位要考虑诸多因素，且随环境与经验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者的身份建构与定位尤为复杂，一方面归结于本国文化与移民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当移民者身陷本国文化同移民国文化的冲突时，倘若移民者拒绝选择融合两国文化，而是选择妥协他国文化或固守本国文化，就会导致文化身份建构失败，陷入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

《五英亩处女地》里的霍奇茨先生是做出上述后者选择的“受害者”。移民澳大利亚后，他依然坚持宗主国文化相较于殖民地文化“高人一等”的文化观与价值观。“我”母亲形容他的脚步是“饱含权威的沉重的步伐”，这是“日不落帝国”文化优越感的体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轻蔑和鄙夷掩盖在霍奇茨先生的行为下，他要求“我”母亲“为他清洗和熨烫白大褂”，并“站在门口张开双臂等着母亲为他穿上”；即便同肖维尔姨妈一见钟情，霍奇茨先生也要强调自己上位者的身份，在交谈中每句话都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听见了吗”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开头，甚至擅自将对方的名字改成他喜爱的英国名字。作为强国文化代表，霍奇茨先生从未将“我们”——弱势文化代表置于对话的平等地位。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霍奇茨先生正是以掌权者的身份，在同肖维尔姨妈的对话中显示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间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致力于日裔美国移民文学研究的日本学者日比嘉高曾经指出，“从跨越国界时开始，跨越者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迁出国的社会文化中所构建的身份认同在异国他乡的社会文化中开始重组”。然而，霍奇茨先生作为宗主国文化代表的傲慢和他对殖民地文化的偏见导致他坚持固守本国文化。作为强国文化的既得利益者，霍奇茨先生面对移民国弱势文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拒绝接纳和吸收移民国文化令他彻底成为背离主流社会的孤独个体。在“我”母亲眼中，霍奇茨先生是没有房屋、没有土地的“可怜的人”；在弟弟眼中，他是徒有其名、落魄到只能租住在糟糕环境中的“外科医生”。长久以来处于孤独生存状态的霍奇茨先生与社会的隔阂愈发深刻。主观上他拒绝做出改变，依旧我行我素；客观上光顾他诊所的患者也越来越少，其自身价值与社会地位不再受到认可。霍奇茨先生的文化身份建构失败，彻底沦为移民地的“外来者”，他陷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斯图亚特·霍尔强调文化身份的含义超出了地域、时间范畴以及历史、文化的局限，并非某个固化的存在。就像其他拥有历史性的事件一样，文化身份在不同地域、具体历史的介入下经历着转变。对于移民者来说，文化身份的定位是一个个体身份转移的过程，本国文化通过移民者这个媒介进行了地域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移民者旧的文化身份被瓦解，新的身份需要在新的环境与新的文化中重建。建构并非从无到有，而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对新文化予以吸收、协调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只有同时注重尊重各方文化差异、坚定自身文化特质、摒弃文化二元对立，才能在融合中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摆脱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二、多重社会角色下的定位偏差导致的社会身份认同困境

依照泰弗尔的观点，社会认同的界定是与个体对从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这一群体认同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相关联的。正是由于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才需要一个社会身份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位置。一个个体只有一个独属于他的社会身份，不意味着他只属于一个社群，其社会身份的建构需要将个体放进不同社群的特定情境中加以观察，受所在社群规则的制约，依照社群需求确定其在特定社群中的身份定位。多个社群中的身份定位共同构建出个体完整的社会身份。当定位偏离社群需求、违反社群规则时，个体的身份建构就会混乱，从有序到无序。而当社群规则发生变化时，也会模糊个体定位。当固定社群规则被破坏，影响了成员在其所在社群社会身份的建构，就会导致社会角色定位偏差，相应的个体最终陷入社会身份认同的困境。

依职业社群而言，“我”母亲的社会身份违反了社群的既定规则。作为房东，她对租客的关心越过了房东这一身份的界限。“我”母亲对租客霍奇茨先生可谓“有求必应”。霍奇茨先生认为“他需要隐私”，“我”母亲就在房间门的玻璃窗上挂一个门帘，并在门上钉上一块写着霍奇茨先生名字的牌子；霍奇茨先生的诊所无人问津，“我”母亲就安排“我们”和邻居们充当患者定期就诊，并在笔记本上安排就诊顺序。这种无条件的纵容与谄媚源于“我”母亲对宗主国文化的盲目推崇以及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on）。我母亲“对沙丁鱼、黑面包和黄油的美味赞不绝口”，她试图通过饮食习惯的改变将自己编入以霍奇茨先生为代表的宗主国社群（类化），认为这一改变能够代表她具有这一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认同）。在“我”母亲与“我”的对话中，“我”母亲纠正“我”对外科医生的称呼应是“Mr.”而不是“Doctor”，这凸显了“我”母亲在殖民地文化同宗主国文化的比较中对宗主国文化地位及声誉的认可（比较）。而作为保姆，“我”母亲又混淆了主仆身份的上下位关系。她未经雇主允许，以主人自居，并允许他人任意进出雇主的家门。当社会认同令人不满的时候，个体会力图离开其所属群体，并加入更好的群体中。“我”母亲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她实现自己向往的“阶级跨越”。但上述两种身份社群的跨越无疑是失败的，“我”母亲既无法融入所处社群，又无法被理想社群接纳，因此陷入了社会身份建构的危机。作为弱势社群的一员，“我”母亲不应一味贬低并努力脱离所处社群，而应遵守社群规则、坚定文化自信、维护社群尊严，免于成为社群中被边缘化的“他者”。

就家庭社群而言，丈夫（“我”的父亲）这一关键家庭成员的缺位导致既定社群规则发生变化。小说中的丈夫存在着明显的角色缺失现象。他不承担家庭事务，也不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没有给予妻子应有的丈夫的关心和心理慰藉。丈夫角色的直接缺失导致了“我”母亲妻子角色的间接缺失，家庭关系的整体性原则被打破。这一规则的变化模糊了个体在家庭社群中的身份定位。格雷戈里·斯通（Gregory P.Stone）认为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意义，而情境本身就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形塑的。当个体在“家庭”这一情境中的身份认知发生变化，其社群关系也会走向复杂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及女性的性别特点，认为固化的“女性形象”并非女人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决定这种形象的依据，与生理特征和心理需求无关，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在“我”母亲的潜意识中，丈夫才应该是被依靠的“顶梁柱”，而事实上，“我”母亲一边做着清洁工的工作，一边租赁房屋和土地支撑着家庭。无奈之下，她只得将对丈夫的依赖寄托在她周围仅有的两个男性角色身上。对霍奇茨医生和儿子的百般纵容导致“我”母亲身份认知的异化，她将丈夫与租客、丈夫与儿子的身份混淆，社群关系被动复杂化，加剧了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偏差，陷入社会身份认同的困境。若丈夫角色缺位成为必然，“我”母亲不应执着于追求妻子角色的在场，而应该明确自己在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只因一个角色的缺位而模糊其他角色的定位，甚至影响处于同一社群关系中的他人，造成他人个体定位的含混，结果便不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群体的悲剧。

三、被动“错位”导致的家庭身份认同困境

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父亲的角色形象对家庭的影响举足轻重。父亲角色的缺失不仅会破坏家庭关系中稳定的三角关系，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体定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中儿童出现的“问题”，既反映了家庭成员关系中的“问题”，也可能是为维持系统之间某种平衡而产生的。在家庭情境中，父亲角色的缺位迫使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被动“错位”，来填补这一角色的空白。错位的成长环境导致了错位的性别角色。作为小说叙述视角主体的女儿在被迫承担家庭中父亲的职责时，她作为“女儿”的角色形象同时缺位。“女儿—父亲”这一角色身份的混淆直接导致女儿陷入家庭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影响个体健全性格的建构。

女儿是父亲角色缺位的直接受害者，这一缺位直接导致了女儿的性别角色错位。小说中没有对父亲角色形象的丝毫描述，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是一个父亲缺位的三角关系不稳定的家庭。而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如何靠模拟父亲的在场来平衡？母亲需要和她一起养家糊口的丈夫，弟弟和女儿自己也需要父亲的照顾与关爱，因此，女儿在家庭中被迫扮演缺位的父亲角色，试图求得家庭三角关系的稳定，建立一个向有利方向发展的健康的家庭情境。此时，女儿性别角色发生错位。父亲的缺位又间接导致了女儿作为“女儿”身份的角色缺位。母亲将女儿看作“共苦”的另一半，而忽视了作为家长应给予孩子的教育和关切，同时，弟弟和女儿的处境又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对女儿提出的关于食物的建议和不愿去霍奇茨先生诊所就诊的想法置若罔闻，但是却可以容忍弟弟在对食物不满意时的摔打和吼叫；母亲不顾女儿救火的安危，当山坡上起火时，哭着向女儿求助“快来！我们必须阻止它！别害怕，这才是我的好姑娘”，而弟弟仅仅是为引起他人注意的假意摔倒也能得到母亲的关心：“哦，唐纳德，小心点！”在家庭情境中作为“父亲”的女儿，在混淆身份定位的同时承受着父爱和母爱的同步缺位，最终陷入家庭身份认同的困境。

父亲在孩子性格建构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父爱的陪伴是孩子得以认同自我、顺利发展健全人格的关键，而小说中父亲的缺位导致女儿在强烈欲望与残酷现实的抉择中不得不选择妥协。在家庭的重压下，女儿不得不用混淆角色定位的方式寻求父亲的替代品，从中汲取与现实对抗的力量。这种妥协塑造了女儿自我封闭、不善沟通、不懂拒绝、委曲求全的性格。母亲让女儿利用暑假时间打零工贴补家用，她即便不满，也只敢在空无一人的玩具店喊叫一会儿。来买玩具的小男孩不断刁难她，她也只是在心里默想“宁愿和妈妈一起去做保洁工作”。她尝试拒绝母亲强迫她去霍奇茨先生那儿就诊的要求，然而母亲只是轻飘飘地纠正了她对霍奇茨先生的称呼，她就不敢多言。作为家庭中最易被忽视的个体，在外部环境中的备受冷落以及内在情感的无处宣泄导致主体所受的由父亲缺位引起的创伤无法愈合，这在影响个体性格建构的同时也暗示了个体未来的悲剧命运。适度的言语宣泄是疗愈创伤的良药，每个经历父亲缺位的女性都不应向现实妥协，而是要努力健全自我，定位好自我在家庭情境中扮演的角色，不应被环境异化，混淆个体角色身份，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唯有勇于自我重构才能改写悲剧命运。

四、结语

身份认同不单单是个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体现，它反映了个体、集体、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认同的研究要根据个体所在时期和所处情境进行考量，既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个体受到其所处社会时期以及社会情境的制约。认同产生于同他者的关系之中，不同维度间的关系产生的认同彼此独立，又不断变化，《五英亩处女地》中霍奇茨先生与母亲、母亲与女儿、女儿与缺位的父亲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认同关系；个体身份的认同是独立的，而并非单一的，对多重身份的清晰定位也是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伊丽莎白·乔利以上述三人为代表，呈现了边缘个体所面临的认同困境，在反映当时背景下身份认同研究的共性问题的同时，传达了伊丽莎白·乔利对边缘个体的人文关怀。认同困境难以避免，个体只有坚定自我，重拾被困境摧毁的身份碎片，勇于建构新的个体身份，才能彻底摆脱身份认同危机。伊丽莎白·乔利用自己的方式，唤起人类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为边缘人物的生存谋求更加宽容的处境。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澳大利亚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1WWD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