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冲出云围的月亮》表达方式之外的抒情

◎陈青蓝

回溯中国文学的流变，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初，旅美的陈世骧先生提出“中国的抒情传统”的观点，指出“中国文学的菁华无他，就是抒情传统”。陈世骧先生认为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来看都是抒情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一些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体裁为小说，却给人强烈的“散文化”之感。受中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影响（语文教育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各种学者观点的综合产物），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年轻一代教师不免和陈世骧先生一样，立足于现代语境，不自觉地将“抒情”与“史诗”放在对话的关系当中，再简化为输出给学生的概念，便形成了一些思维惯性：叙事和抒情都属于表达方式，相对于代表“实”的叙事，抒情是架空于现实之上的“虚”，是形而上的，是言外之意。所以，在固有认知中，小说的叙事性语言要多于表达观点、情感的抒情性语言。

《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心理化描写为主，用大量的描写和抒情替代了叙述（鉴于描写与抒情都是为了表达情感和观点，在本文中暂且将二者统称为“抒情性语言”）。这也提醒笔者要跳出固有思维框架，不再将“抒情”仅看作构建作品的工具，而更要回归“抒情”二字本身，将其糅合进作品内容之中。表现内心是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而且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决断。因而，抒情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是一种正向的运思方式，是一种情感交互的渠道。

一、文学创造角度：正向的运思方式

“抒”字可与“杼”字互训，带有“编织，合成”之意。从文学创造角度而言，作者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生命，使他们拥有喜怒哀乐。但作者不是书中的角色，书中的角色不是作者，二者应该隔离开来，在理解文中所抒之情时应基于人物本身。

《冲出云围的月亮》虽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但是几乎全书都在以王曼英的视角展开，从她的回忆到现在的经历，缺少客观的观察。比起塑造了一个宏观的世界，这部书更像是王曼英的个人传记——记录其经历，剖析其内心，如此便更能直观地反映出王曼英是个极其坦诚的人。王曼英非常坦诚地面对现实，也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首先，王曼英有革命的理想，她便果断选择参军成为一名女战士。当她不得不开枪杀人时，她能用革命的信念说服自己的恐惧。纵使柳遇秋给她写信，爱情的欢愉对她来说只是一部分，驱使她跟母亲撒了一个谎就离开家的是她对革命的追求；即使当官后的柳遇秋邀请她再续旧情，她也没有念着少女心事安心跟着柳遇秋回去做官太太；面对李尚志热烈的爱与不懈的劝说，她也是等到完全解开心结时才回归革命。王曼英没有被包办婚姻，也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羁绊，从参加革命到对革命幻灭、选择“报复”，到再次回归革命，面对既有的事实，她不抱怨少懊悔，积极探寻下一步；面对坚定的理想信念，她遵从内心，自由且自主地做出了所有选择，并迅速地付诸行动。其次，除了“革命理想”这样的正面心绪，王曼英也非常善于处理负面情绪。勇于面对并消解负面情绪，并不比实现个人理想抱负轻松，甚至某种程度上更难。在对革命幻灭后，她选择用身体进行对敌人的“报复”，仍旧保留着的革命的能量与大革命失败后的虚无、颓废冲撞；享受沉沦、颓废的快感与不堪自己堕落而自我谴责、自我鄙夷互相拉扯；在外面将“报复”自我合理化，回家后见到阿莲羞耻感又重被唤醒……王曼英的日常在反反复复的情感矛盾中被消磨，她想抓住救命稻草，可是身体不由她的自主意识控制而浮沉，偶尔探出水面吸一口氧气，又迅速地沉入水中憋气直到快要窒息。然而，她确实在寻找各种方法疗愈自己的痛苦，不管是自我合理化，还是看着阿莲纯真甜美的酒窝从外界获得治愈，抑或是无法压抑内心选择又哭又笑地向外界发泄情绪，她从来没有对自己内心的情绪熟视无睹，也不羞于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情绪，直面内心灰暗的角落。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利用女性身体进行对敌人的报复，或者说，为了实现某些“高尚的目的”去利用女性身体，并不是正面积极的做法。抛开道德上的指责，这样做首要的就是会伤害女性身体并且很有可能毫无实际的效用。但是为何这里的抒情性语言可以被视作“正向的运思方式”呢？因为“在抒情的时刻，一个人是在正面地、直接地，甚至是夸大地说出自己对世界、人生、自我、意义等等的正面看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做”比“做错”更可怕，意识到问题所在却无动于衷，时代将如何前进？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后，纵使无法寻觅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王曼英依旧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反抗，这无疑是在传达正面的信息。就像《追求》里，女主人公章秋柳热烈地表示：如果什么都不做，就“等于零”，“不能想象自己尚是活着”，“我们含着眼泪，浪漫，颓废。但是我们何尝甘心这样浪费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还是要向前进”。因此，跳脱出人物本身，回到创作者的视角，抒情的确是一种正向的运思方式，作者通过思考和写作，向世界传达正面的信息。

二、文学接受角度：情感交互的渠道

“抒”最基本的含义是“表达，发表”，抒情即为表达感情，个人认为这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文学接受层面，文学作品经过读者接受而生成新的意义，完成从“第一文本”到“第二文本”的转化。无论读者进行何种解读，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这也使得读者的感情与文中人物的感情必会产生互动交流，抒情在此便是一个承载情感交互的渠道。

以“王曼英在小说结尾的转变是否突兀”为例，站在客观观察与分析的角度来看，“女性话语权被革命劫持”“革命主导着恋爱的基本模式，规定着先后次序”这些观点都是合理的，也可以说作者为了给予革命希望，为了革命而写革命，强行让结局圆满。但是站在王曼英的立场上，革命就是时代的号角，革命就是心之所向。如果读者将自己融入那些抒情性文字，便会发现这个转变自然而然。首先，王曼英是个特别善于情绪自洽的人。不管是第一次开枪杀人，还是第一次突破底线与钱培生发生关系，抑或是由此引向后面数次的“堕落”，王曼英非常擅长在短时间内把受到的巨大冲击合理化并使自己接受，即使很多时候带有自我欺骗、自我逃避的意味。随着次数的积累，这些暂时的自洽就会慢慢演变成麻木，强行让自己遗忘的羞耻逐渐累积为痛，所以她要么寻求解脱，要么需要一束光来点醒麻木，需要一泓泉来缓解疼痛。那为何这个“拯救”的角色不由李尚志担当，而交给了随处可见的大自然呢？笔者认为，是因为王曼英给李尚志增添了太多拒绝的预设，她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无法回到从前”“生病了，配不上李尚志的爱”，李尚志劝说得越厉害，她添加的预设就会被反复强调，她也就越发相信，便也越发绝望。而面对大自然的时候，王曼英放下了一切心结，她抱着解脱的想法轻装上路，就能发现更多平时忽略了的美并被其触动，便也能发现生的希望。其次，整部小说中，王曼英做决定从不仰仗其他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她参加革命的初衷纯粹，也没被套上“恋爱脑”的人设，甚至在自由行走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时，她都没有完全醉于情欲，或是为优渥的生活所动摇。她一直都是清醒而坚定又忠于内心的，所以当“新鲜的田野的空气，刺激入了她的鼻腔，一直透澈了她的心脾；温和的春风如流云拂过一般，触在她的面孔上，使她感觉到一种不言而喻的愉快的抚慰；朝阳射着温和的光辉，向曼英展着欢迎的微笑”时，曼英自然“感觉到从自身的内里，涌出来一股青春的源泉，这源泉将自己的心神冲洗得清晰了”。多日的麻木被点醒，心灵受到洗涤，本就不死的革命信念重又燃烧。这样的转变合情合理，并不简单而突兀。

抒情的作用立现于此，当读者真正沉浸于抒情性语言中，是能与人物进行跨时空情感交流的。深层次的情感交互，可以弥合时代的鸿沟、减小立场的偏差，以增进对作品乃至对作品所表现时代的整体理解。

三、结语

不管是我们所熟悉的“以情感体悟世界”的思维习惯，还是情感本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所带来的可探讨性，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始终不能忽视情感对于人的感召性，“抒情”的功用不能仅被局限于表达方式。王德威在《抒情之现代性》的引言里提到，对抒情的看法一般以“小道”为多，在国家大于个人的观念之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情”出于个人为真，但并不能因其出于个人就被认定为“小道”，得“情”者，各有用法。年轻一代的读者，需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再去悟“情”、得“情”、用“情”。按照时代发展的规律，现代读作品的人大概率会比作品中的人得到更全面、更先进的启蒙，所以不能站在现在的视角去俯视和批判，而是应将自己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去尽量体悟人物的情感，无论产生情感的共鸣还是异化，都是有价值的情感交互。若更进一步，不妨从书中跳脱出来，返回现实世界，结合所得之“情”，正视当下现实进行审视与思考，对于个人而言，则不至于被他人言语或情感裹挟而去；对于时代发展而言，也或许略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