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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十岁时，苏童染疾，和死神擦肩而过，自此病魔的阴影笼罩着他，挥之不去。但年少时留下的阴影再如何厚重，也不比成年、懂事后来得深切、刻骨铭心。我甚至怀疑，这“阴影”后来被结晶、幻化，披上一层朦胧的外衣，成为苏童举重若轻的本能技艺——尽可能挤干外加“阴影”的水分，留下几个符号、代码，设计一个没有多少人间烟火味的环境，让它代表无形的势力，搅碎、碾压一切弱小的生命，尤其是年轻女子的生命——这些生命，往往要被赋予诗情、诗意、灵性，冲淡、软化外在的强力。无论是《妻妾成群》里的颂莲，还是《红粉》里的秋仪、小萼，《米》里的织云、绮云，原型为“孟姜女”的碧奴，抑或是《黄雀记》里的“仙女”白蓁、《河岸》里的慧仙……她们在小说中从出场到结局，面对邪恶势力逐渐迷失其间，不仅顺服，有时还很享受，甚至去压制地位更为卑微的人物。她们的精神随之破碎、飘零。自苏童二十六岁那年发表成名作《妻妾成群》一鸣惊人以后，他的小说就奠定了这一基调、底色。
苏童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妻妾成群》，看过不下四遍，曾拿它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比较。虽然夏志清先生认为，《金锁记》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好的四部中篇小说之一，和沈从文的《边城》在一个级别，但《金锁记》里的腐气和灰气，仍是很让我不舒服。
同样是写旧时代的《妻妾成群》，受益于苏童技艺的圆熟、老练，化“腐朽”为神奇，读来流畅、享受，这为《金锁记》所无。
这两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所经历的都是包办婚姻。两部小说都写旧日世家人际关系的复杂，女主人公们淹进去，心态扭曲畸变，跳不出来了。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嫁的人是个残疾，娘家穷，在夫家没地位，又得不到残疾丈夫的保护，就只有受欺凌、羞辱的份了。丈夫死后，曹七巧继承遗产，按理说可以独立了，但几十年来形成的扭曲的性格，使她变得刻毒、乖戾至极，十分可怕。她转而对儿媳、女儿变本加厉地摧残，儿媳们受不了，相继自杀，女儿的爱情亦被葬送。不知不觉，曹七巧化身为别人的噩梦和“阴影”，完成一个惊人的轮回。
《妻妾成群》里的颂莲，受过现代教育，大一才辍学，却连《红高粱》里的“文盲”“我奶奶”都不如——“我奶奶”虽也是嫁给老财主做小，可是她不甘心、不屈服，走上一条叛逆大道，改变了人生，获得了幸福；颂莲则是作威作福，甘为老男人的四姨太，且依仗老男人对她短暂的新鲜、宠幸，和别的女人“大打出手”。她一亮相就接连得罪身边人，幼稚、肤浅、毫无心机，预示了她可悲的下场。
老男人五十大寿时，颂莲受人离间，使老男人第一次对她厌恶。很快，老男人患上“暗病”，同病相怜的三姨太梅珊对颂莲诉苦说：“苦的是我们，夜夜守空房。”她又告诉颂莲陈家的阴损和女人的不幸：“偷男人的都死在这井里，陈家好几代了都是这样。”
这时的颂莲，心里有鬼，她爱上了老男人的大儿子陈飞浦。真若和陈飞浦偷点情，她会是什么下场？不免让人心惊肉跳。
老男人对女人不再那么迫切后，颂莲渐渐失势。再受惊吓，是变得无所顾忌的梅珊到旅馆私会医生，被与其有私仇的二姨太带着家丁堵在被窝里，拖回家，深夜堵上嘴，丢进那口好几代偷人的女子葬身其中的老井里。颂莲隔着窗户看到了这一切，精神崩溃，狂叫着疯掉了。
同为南京作家的周梅森，写过一部同类题材的中篇小说《孤乘》。该小说逆其道而行之，那里面的传奇女子卜守茹，嫁给马二爷为小。卜守茹先后私通刘镇守使、麻五爷、王旅长、钱团长，只为守住她的轿行生意，把各式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样的时代，对张爱玲来说是“当下”生活，对我们来说，则已很遥远。苏童、周梅森，也没有机会去亲历、体验，因此后者对民国前社会的描写，难免都隔了一层，小说的社会背景多半服从于故事情节，带有特殊性，没有普遍的意义、价值。
故而《妻妾成群》里的人物关系，比《金锁记》要直白一些，冲突却更加剧烈，急转直下的人物命运，是在突破某个“点”以后，集中爆发的。
苏童对“红粉佳人”情有独钟。他发表《妻妾成群》不足两年，又推出《红粉》，继续为苦命女子唱挽歌。二者相继被拍成影视作品，带来轰动。苏童的才气，得到最广泛意义上的读者的认可。
《红粉》是《妻妾成群》的延续，这次苏童写的是 1949 年后从事娱乐工作的女性改良以及从良过程中发生的悲剧。
从事娱乐工作的女性被强制改良时，两位“姐妹花”秋仪和小萼，一个拒绝被强制，跳车跑了；另一个过于懒散，害怕吃苦，应付了事。她们各自从良后，阴差阳错，懒散的小萼抢走秋仪所爱的男人老浦，虽所嫁皆非所愿，却不得不接受。于是在那么残酷的环境里，姐妹反目。此后，小萼逼迫丈夫老浦铤而走险，老浦死后，小萼远去北方，重新嫁人，“那个北方男人长得又黑又壮，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初的好姐妹秋仪。秋仪嫁的是“东街的冯老五……一个鸡胸驼背的小男人”，引得其他人惊诧不已，“她们不相信秋仪会把下半辈子托付给冯老五，最后只能说秋仪是伤透了心，破罐子破摔”。秋仪、小萼的男人，看来又走到了一条水平线上。
小说结尾，秋仪原谅了小萼，并独自去火车站送别小萼。
苏童特别写到了两姐妹反目前后各自的性情、爱好，生动、逼真，让人唏嘘。但在写几个人物做出选择时，却流于符号化。
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或许无法理解，但熟悉后就知道，所谓懒散、嫁人，绝不会那么简单、轻松。并且，选择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
从事娱乐工作的女性从良，能有好下场的不多。早在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就有揭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中，佳人徐文霞美丽善良、吃苦耐劳，和大学生张俊萌发了真挚的爱情。当得知她的过去后，张俊犹豫了。“要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不幸，毫无疑问，张俊是会同情的，而且马上就能谅解。可是，这是徐文霞，是个要伴着自己一生的姑娘。他踌躇着，在巷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走着，似乎下决心要数出地上的石头。”挣扎良久，他才想明白，原谅了她。似乎很圆满——可假如张俊的亲友，跳出来阻断呢？
《红粉》里的秋仪和老浦，就是老浦的母亲棒打鸳鸯拆散的。《红粉》中结有善缘的，是秋仪的另一位昔日伙伴瑞凤，以至于引起秋仪的羡慕。
小说里说，瑞凤嫁的是“这家羊肉店的老板。秋仪扫了一眼切羊糕的那个男人，虽然肥胖了一些，面目倒也老实和善。秋仪对瑞凤说，好了，都从良了。就剩下我这块槽头肉，不知会落到哪块案板上？瑞凤说，看你说得多凄惨，你从前那么红，男人一大把，还不是随你挑”。
这是反衬。秋仪似乎故意违逆了瑞凤的心意，反其道而行之，挑了个最让人意外的男人。为什么呢？一句“破罐子破摔”就交代了，打发掉读者。
谁叫秋仪心仪的男人让小萼抢了呢？然而著名的“大墙文学”标志性作家从维熙，其前妻张沪女士，撰有《鸡窝》，写的也是那段历史。《鸡窝》是张沪本人的半自传体文学作品，作者对“大墙内”旧时代从事娱乐工作的女性的刻画、描写，体现出其中每个人物的复杂性、深刻性，写出了时代的乖张和无情。我们会发现，高压之下，人的自主力近乎零。如此，小萼在“墙内”的言行和她的夺人所爱，在那样的背景下才显得不可思议，有超越历史现实之嫌。
除此之外，苏童对于小说中几个男女人物的把握和理解，都臻于完美。
前面的作品，苏童写的都是自己未曾经历的时代，以大段留白来避免自己陷进去。他写“当下”生活的两部长篇小说《黄雀记》《河岸》，由于是“亲历”，社会背景和故事情节才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
《黄雀记》中的女主人公，有一个从“仙女”消失后变为“白蓁”的身份转变过程，意味着她前后性情的转化；《河岸》里的女主角，也有一个从慧仙变为“小李铁梅”的过程。两者手法不一。
慧仙起初是一位孤儿，被船队领养，小男孩库东亮对小女孩产生爱意，羞涩、甜蜜又含蓄，很在乎她，留意她对自己的感觉。慧仙却是若即若离，把他俩的关系始终控制在比友谊多、比爱情少的范围内。两个人渐渐长大，自船登岸，慧仙到了理发馆做理发师，库东亮来看她，虽然慧仙送了他礼物，但是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没有进展，主动权在慧仙那里。等她被选为花车游行队里的“李铁梅”，成了“演员”，被人人关注后，她被权贵关照，他就更没有机会了。这个女孩慢慢消失在库东亮的世界，他的爱情无疾而终。
大概这是最好的结果吧？苏童是这样说的：“后来我觉得不用女孩出场了。慧仙就是库东亮的一个旅伴，有一场似是而非的青梅竹马史……这个女孩曾经成功过，这也有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那个时代什么算最成功的？……在舞台上花车游行队伍里，扮演李铁梅，手拿一盏红灯，或扮演《杜鹃山》里的柯湘，腰间扎着皮带，手拿驳壳枪。这是唯一一个标准……那时候小男孩心里的偶像就是李铁梅，大的李铁梅跟我们离得太远，你身边谁被选为小李铁梅了，那是不得了的，那一定是你爱慕的对象。你想一想，那是什么待遇？对于小男孩来说是什么样的光芒？这个确实还有待解释，因为今天你必须要解释年代感，为什么她因为是‘李铁梅’，所以在这个小说里必然是会被仰慕的。慧仙这个角色的造型就是一个女孩拿着一盏红灯，作为一个小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慧仙是跟他一样身世伶仃的，曾经成为偶像的，只不过他的一切破碎了，连那个偶像也破碎了。我没有别的用意，所以后来我觉得她不出来也无所谓。”
拥有这些光环的慧仙，变得不再普通，不再单纯可爱。如同《红楼梦》里众多的“女儿”，一旦沾惹男人，成为“女人”后，就面目可憎了。只不过慧仙一系列的“变”，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象征性强、寓意丰富。
《黄雀记》中的“仙女”，虽然也带一个“仙”字，可是她的变缺少了中间的过程，缺失了一些必要的逻辑链。她一次次的出走、消失、回归，无一不是莫名其妙。
苏童希望保润顶替柳生去坐牢，就让被捆在水塔里的仙女，被柳生强奸后走得无影无踪。按理说，柳生强奸了她，她被柳生“买通”，二人联手嫁祸保润，害保润坐牢，是叫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因为只要是个正常的女人，就没有嫁祸的必要，哪怕她愿意让真正的强奸犯逍遥法外。
蒙冤十年的保润，早已家破人亡。消失的仙女中间回来了，改叫“白蓁”。此时柳生经营的是买卖，对她仍然着迷。受过伤的白蓁，不得不再次消失。
保润出狱后，柳生迎接，两人成为至交。二人本可相安无事，苏童却横插一刀，成心不要两个男人过好日子，便叫白蓁挺着大肚子又回来了。保润不计前嫌，同意白蓁住在自己家。
纨绔子弟柳生，这么多年都没有结婚。在他与别的女人结婚前，一次巧合使得保润误以为柳生和白蓁再次搞到了一起，而且就在保润家苟且，未免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保润觉得受到了莫大羞辱，无法抑制情绪，加上喝了不少酒，就去了柳生的婚礼现场，冲进新房，捅死了柳生。
白蓁诞下孩子后远走高飞——她的归来，仿佛就是为两个男人降灾的。
她的确是一颗灾星。可她自身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她是带着更多的伤痕出走的。
可见，《黄雀记》或多或少是带着缺憾的，结构、技法上都不像《河岸》那样衔接无痕。这在早期的《红粉》等作品中，其实已初见端倪。
回看苏童作品里的这些女性形象，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红颜薄命”，与环境不断妥协与融入，带有深刻的悲剧意义。
这个主题，苏童延续了近四十年，大概还会延续下去吧。
[作者简介] 杜士玮，青年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编审，在《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金融时报》《作家文摘》《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