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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中，孟子与齐宣王的故事堪称经典，耐人寻味。《孟子·梁惠王》（以下简称《梁惠王》，若遇上下篇之分，则为《梁惠王上》《梁惠王下》）集中呈现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交往过程，共十二章，主要章节为《梁惠王上》第七章至《梁惠王下》第十一章，其余涉及二人交谈的内容散落在不同篇章。本文主要对《梁惠王》中的二人的对话进行分析
，其中齐宣王主动发问八次，孟子单刀直入展开对话四次。孟子与齐宣王交往过程是怎样的？为何齐宣王曾言孟子“于我心有戚戚焉”，但孟子最终仍怀揣仁政理想黯然离去？本文通过对话体文本，深入探究二人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及不同寻常的孟子与齐宣王形象。
孟子与齐宣王的政治立场从一开始便不相同，句句不离“齐桓、晋文之事”的齐王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前者渴望成就千秋霸业、一统天下，后者主张行仁政、尊王道。这也就意味着，对话双方试图表达的内容截然不同，颇有“王霸之辩”的意味。王霸之辩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探究其在孟子与齐宣王对话中的呈现是有意义的。
在《梁惠王上》第七章中，齐宣王开口便问孟子齐桓、晋文称霸之事。面对这位可能辅佐自己的宾客贤士，他起初发问的内容一定是心之所向，可见他期望之事是如何成就霸业。孟子对此不予理会，并巧妙地将话题转移至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上，这也确实引起了齐宣王的关注。齐宣王问道：“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如此学识渊博之人，却自称对齐桓、晋文之事未有所闻，这很有可能是推脱之辞，不是没听过，而只是不想说罢了。
孟子对王道的解读，从对齐宣王的鼓舞开始。孟子显然有备而来，因听过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便告诉他要正视自身的仁爱之心。事实上，此处存在一个悖论：齐宣王确实“以羊易牛”了，但究竟如百姓所说是出于吝啬、因羊小牛大，还是如孟子所说是出于仁爱之心？这很难证明。孟子以仁爱之心作解，确实对孟子引出“王道”话题有推动作用，毕竟只有齐宣王自己知道当初“以羊易牛”出于何意。然而，在面对孟子乃至百姓时，很难说齐宣王的真实意图是否被隐藏，王者之势具备为自身辩护之力。我们姑且先不谈齐宣王的真实用意，就依孟子所说的仁爱之心，继续探究其“王霸”立场。
齐宣王或出于对孟子“仁爱之心”解释的满意，或出于对“王道”的兴趣，称“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显然，孟子的对话技巧起到了作用，因而孟子继续循循善诱，用“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类比“百姓之不见保”，表明齐宣王是“不为”而非“不能”，这意味着孟子肯定了齐宣王的能力。继而，孟子用“挟泰山以超北海”与“长者折枝”的例子阐明“不为”与“不能”之别，意在表明齐宣王非“不能者”。那么“如何为”？孟子的观点是推恩，即“推恩足以保四海”，如若能将“仁爱之心”推恩出去，泽加百姓，四海可保。
至此，孟子或许觉得“王道”之意已然清晰，转而正面回应齐宣王所言的“霸”，在此之前，孟子则避而不谈。孟子提到：“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其意在提醒齐宣王的霸业必然建立在死亡与仇恨之上，但齐宣王不以为然，孟子便直言要齐宣王说出心中所求，而齐宣王又“笑而不言”，此处意味深长。就此联想，齐宣王如若补全对孟子的回答，想必会是“我渴望成就一番像齐桓公、晋文公般的霸业”，然而此语一出，齐王成就霸业的一己私欲便凌驾于将士生命与百姓安宁之上，如此，何以面对孟子？这或许正是齐宣王面对孟子诘问却笑而不言的缘由。这不免使人深思：齐宣王“以羊易牛”的真实心境究竟是羊小牛大，还是“仁爱之心”呢？
孟子面对齐宣王的笑而不语，主动言说了齐宣王的扩张愿望。孟子将齐宣王通过战争来一统天下的方式称为缘木求鱼。孟子以“邹楚之战”的假定使齐宣王明白，齐国想要征服其他八国，无异于以小战大，只能失败。乍听上去，孟子所言似乎有理，但又经不起推敲，因为齐国只要保证在征服过程中不招致他国联手即可。抛开这些质疑不论，孟子力图证明的是，战争只能作为统一的手段而非目的，且这种手段不具有根本性，行仁政才是根本之道。齐宣王或许被说服，又或许出于对孟子的尊敬，说“我虽不敏，请尝试之”。由此，齐宣王的“不为”而非“不能”便落到了实处。而后在《梁惠王下》第五章中，齐宣王问何为王政，亦表明齐宣王对“王道”存有兴趣。尽管他会有“寡人好货”“寡人好色”之托词，但孟子的言谈技巧抑或人格魅力，扭转了起初“王”“霸”对峙的政治立场，至少从言语上齐宣王已然受教。
要而论之，看似“王”“霸”对立，实则点出了孟子政治哲学的要点。在对话中，孟子将私域的“仁爱之心”与公域的“保四海”联系起来，而联结之桥梁在于“推恩”。从二人的言谈间不难探知，孟子寄期望于齐宣王，但齐宣王心意未明，两人交流的帷幕刚刚拉开。
随着二人交往帷幕的拉开，孟子仍在向齐宣王进言自己的主张，而齐宣王则怀揣对孟子的尊敬，继续彼此的交往。对话体的益处在于，读者能勾勒对话双方的人物形象，揣摩对话双方的心理状态，以此推测其性格特征，从而有利于深入理解文本义理。
观二人对话，极有趣之处是，齐宣王发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与“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时，孟子对此两问回答有异。孟子对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知而言不知，用意在于引导齐宣王探讨“王道”；对于商汤与武王，孟子则知无不言。这显现了孟子的论辩艺术，为传达“王道”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因此，在与“王”交往时，孟子严谨而聪慧。
孟子论述了一个理想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这彰显了孟子对百姓生活状态的关注，这种生活富足、人伦教化良好的社会，便是孟子心中的“天下”。因此，孟子还主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王之囿要与民同之”，此种对“王”要“与民同乐”的教化，表明孟子将民众置于高处；即使王者之“勇”，亦要是像“文王之勇”与“武王之勇”一般的大勇，“一怒而安天下民”，可见，“勇”之大小的衡量标准在于民是否好其勇，再次凸显民众之重要。
因此，孟子胸怀天下、心有万民的形象油然而生，他不仅是一位先哲圣人，亦是一位爱民的仁者。
齐宣王在与孟子的交往中一直敬重孟子。从结果来看，他始终未采纳孟子所言，但他从未对孟子全盘否定，甚至会追问“王政”的具体内容。例如齐宣王三次“可得闻与”的发问，即在面对孟子所言“缘木求鱼”“后必有灾”时、面对孟子肯定“王之好乐”时、面对孟子言说明堂不可拆时。齐宣王或许确是一位广开言路的明君，当时孟子作为宾客贤士至齐国，其对孟子此番请教，表明他是一位虚心的王者。
身居高位，仍能倾听他人的建议，实属不易。“王”必带有王者之气，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或许会有来自身份的压力。面对孟子这位圣贤，齐宣王自然不想失掉面子。因此，当孟子询问齐宣王“好乐”之事时，“王变乎色”。神色变化表明，齐宣王似乎有些惭愧，认为“好乐”是一位圣王不该有的，担心孟子会看低自己。但令人钦佩的是，他即便看重面子，也不会隐藏缺点，相反，他直接向孟子请教，用“寡人有疾，寡人好勇”道出自身不足。此番直言不讳是接续孟子的对“鳏寡孤独”如何行王政的论述。且不说齐宣王是否为自身不行仁政开脱，必须承认的是，齐宣王作为“王”，会直言自身缺点，表明他对孟子是虚心且敬重的。
基于以上，孟子循循善诱，齐宣王虚心求教，二人的言谈才得以在政治立场不同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孟子想说服齐王，却以离去作罢，其中原因要从孟子离齐之前与离齐途中谈起。
随着孟子离开齐国，孟子与齐宣王的故事画上了句号。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实则经历了由亲近到疏远的过程，关于孟子离齐之路的记载，需将视角放置于“公孙丑篇”，例如孟子曾称病不见齐宣王、孟子同齐宣王宠臣王驩的相处、陈贾见孟子言说“燕国畔”、尹士对孟子的嘲讽、充虞问孟子为何不豫等，从中可以探知孟子离齐时心中所想。孟子缓缓离去，似乎在等待着齐宣王的挽留，然而二人关系已然渐行渐远。
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孟子前去朝见齐宣王，后者却因病不见。后来，孟子也声称自己生病不能见王，甚至躲进景丑家中借宿，可见，孟子决心不见王。景丑不解，孟子给出“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的回答，看似是在言说君王的任人之道，其实传达着孟子对齐宣王的些许失望。而这一丝失望，既表明齐宣王或许不像之前那般敬重孟子了，又表明孟子对齐宣王成为仁君的期待或有所削减。
另一明显表现是，孟子与王驩同行，“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据朱熹注“王驩，王嬖臣也”
，既然王驩是王之宠臣，那么此处的“王使”便引人深思，何况孟子与其前去滕国路途中“未尝与言之行事”，并用“夫既或治之”来评价王驩。孟子似乎在指责王驩包办了所有的事情，却不曾询问过自己的意见，其中透露出孟子不想与其共事的想法。但从文本可得知，孟子在此时位居客卿，王驩只是随行，可见王驩必然运用了“宠臣”身份才能如此行事。而这或许恰是孟子不愿与其言的原因，俨然一个君子与小人交往之实例。由此可推断，齐宣王身边诸如王驩之人或许不胜枚举，齐宣王如果真的敬重孟子的贤德，便不应派此类臣子随行，既派了王驩，也就意味着孟子在齐宣王心中的敬重程度乃至信任程度或许比不上一个王驩。而孟子何等聪慧之人，必然对此有所察觉，这也为孟子离开齐国增加了一重可能性。
不仅如此，孟子对齐宣王彻底失望的源头，还是在于“燕人畔”之时。齐宣王为此表示愧对孟子，而齐宣王身边臣子陈贾用周公为齐宣王开脱，甚至声称要面见孟子帮齐宣王阐明缘由。继王驩之后又出现陈贾，且不论此种王之嬖臣还有多少，显而易见的是，齐宣王身边已然围满此类臣子，孟子进言之境遇可想而知。孟子直言“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意在表明，既已知自身有过，何不谋求改正，反用此类掩饰之方法，妄图得过且过，实乃非“古之君子”所为，言辞之间透露着对齐宣王的失望。
基于以上种种，孟子离开了齐国。齐宣王与孟子有一段临行前的对话，齐宣王表明不舍心情，还让臣子时子传达挽劝孟子的条件：“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齐宣王并未在当面告别时提出条件，而是用转告的方式，再次对应前面所说齐宣王好面子的人物形象，亦表明齐宣王确想留住孟子。然而，孟子的理想抱负并不是能有栖身之处，也并不是使弟子们能够日日饱餐而已，他追求的是仁政之施。因此，在听到齐宣王给出这样的挽留条件时，孟子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那么孟子真的对齐国已然放弃了吗？其实不然，在离齐之路上，尹士嘲讽孟子离去不够果断，在昼地驻留时间过长，孟子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内心：“予不得已也。”可见，孟子离去的原因在于齐宣王并不打算行仁政。孟子用一句“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充分表明对齐宣王依然抱有希望，或者说孟子想要通过自己的离开，使齐宣王关于“是否行仁政”的想法有所明晰。可见，孟子离去本身亦颇具教化意味，他仍然期待着齐宣王能够回心转意。因此，孟子的离去看似不是那么毅然决然，但又有绝对的标准和不得不离开的理由。
在如此情境下离开，面对齐宣王自始至终未曾打算行仁政的现状，孟子已然有所“不豫”，这被充虞敏锐地观察到并由此发问。对此孟子回答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般振奋人心的回答和对世事的通透感，表明了孟子的人生抱负和毕生理想。他“不豫”的原因并非离开齐国，也不是齐宣王未行仁政，而是胸怀天下的理想抱负无处释放，这一刻不是愤懑、不是沮丧，甚至也不能说是失落，更多的或许是一种黯然伤神：原本心中有万民，胸中有天下，却恍然间对未来产生了些许迷茫，对王道主义的主张该如何得以践行生出了一丝疑惑。但这些皆一闪而过，孟子用一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似乎表明自己对未来已有想法；又仿佛在说：行仁政的理想抱负不为王者接受，那么此重担将由我自己践行。这也表明孟子作为承孔子之道的先哲，其具有儒家的鲜明特质——“担道”精神，大丈夫精神在此得以彰显。
至此，孟子与齐宣王的故事以孟子离去、齐王挽劝落下帷幕。原本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孟子的一再努力之下也未能使齐宣王被说服。这看似是个满腔志向无从安放的故事，却因孟子所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点燃了照亮前路的明灯，可谓情怀治世，抱负随行，不枉此生。
[作者简介] 姬静怡，女，河南平顶山人，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