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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曲笔深款，尤擅描摹世事万千情态，书写人间林总奇遇。蒲公笔下的聊斋故事，奇幻动人，韵味悠长，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悲愤郁闷，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生活理想。作品极富深意与趣味性，特别是描写人狐、人鬼相恋的情节成为《聊斋志异》极具审美特色、不同凡俗的篇章。此类故事多以男性主人公与女性鬼狐的爱情故事为框架，浓缩了美、善、真的思想内核，歌颂了男女主人公纯真浪漫的真挚情感，播扬了女性追求幸福、个体觉醒的进步理念。诚然，作品显示出将女性推至社会视野的女性主体性倾向，表现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与萌生，但故事情节与中心思想所渗透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观念亦不可忽视。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在其 491篇
短篇作品中有不少围绕鬼狐展开的奇幻故事，女性鬼狐与男性主人公浪漫诗意的爱情故事是《聊斋志异》鬼狐故事中极具审美价值的篇目。作者所刻画的女性鬼狐形象，多是倾城绝代、内心纯良、情深义重的无双佳人，正如鲁迅所说：“使花妖狐魅，各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些形象的刻画各具风采，且富含人性色彩，共同构建了亦真亦幻的聊斋异想世界。《聊斋志异》描写的男女爱情篇章中，美艳的女性鬼狐大多伴随着仕途不遇、处境困厄的青年男性出场，彼此一见倾心、情深不移、难舍难离，演绎出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人狐或人鬼相恋的爱情故事。在双方的情感地位对弈中，男性稳坐情感天平翘起的一方，表现出较大的男性优势。
《聊斋志异》中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遇，女性多是主动请席、投怀送抱，未知对方全貌即自荐枕席、倾付真心，在男性寂寥落寞、困厄窘迫之时，抚慰其身心，助其脱危困，担任了遣男性内心幽居靡闷之解语花的职责。《莲香》篇中，莲香初登场“夜来叩斋”告知身份后，即与男主人公“息烛登床，绸缪甚至，自此三五宿辄一至”
，后有女鬼李氏，莲步轻移，登堂语之“不嫌鄙陋，愿常侍枕席”。《红玉》篇中，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自称邻家女。见红玉貌美绰约，“生大爱悦，与订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此类情节中女性鬼狐皆主动步入男性屋舍，登床暖被，侍奉枕席，而男性消享温香软玉之福，遣发萧索寂寞之怀。
女性鬼狐的主动及诱惑，降低并消解了男性情感的道德背负，使男性免于被冠上好色淫逸之恶名，不仅满足了男性温香软玉抱满怀的心理需求，而且让男性心安理得地在世俗观念庇佑下实现自己的“齐人之福”。以女性首开心口、悦赴温床展开男女故事的情节书写，顺理成章地将女性置于男性附庸的地位，搭建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情感场域，削减了女性的主体性，以女性的出场衬托男性的主人公地位，构建了一个强调男性主体性的男权世界，巩固了男性和女性在地位天平上的高下形势，形成了两性主体性失衡的格局。
《聊斋志异》的女性书写中，悍妻妒妇是其中极具特点的一类形象。此类形象多表现出丑恶可憎的面目，与性情良善、美好温柔的女性鬼狐形成巨大反差。作者运用夸张的笔触，极尽对悍妻妒妇心狠手辣、尖酸刻薄刻画描写之能事，突出表现悍妻妒妇对整个家庭的破坏与对社会伦理观念的突破，表现了作者对此类形象的厌恶之情。作者此处着意对悍妻妒妇恶劣行径进行极端夸张化的描写，是对女性逾越传统“三从四德”贤妇标准的谴责与反对，正如《云萝公主》篇后的“异史氏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悍妻妒妇常不得善终，下场凄惨。《阎王》篇中，李久常的嫂子因妒被阎王在阴间处以极刑，“手足钉扉上”。《马介甫》篇中，尹氏“为里人所唾弃，久无所归，依群乞以食”。由此可见作者对悍妻妒妇深恶痛绝的态度。与之相反的贤妻节妇则大受作者褒扬，《珊瑚》篇中，由于珊瑚“性娴淑”“奉事惟谨”，结局圆满，“生养二子皆举进士”；《吕无病》篇中，字句间尽是对吕无病贤淑的夸赞。作者对两者态度的对比，传达了教化女性贤淑、温顺的目的，旨在推崇女性要谨守妇德、服务家庭的观念，透露出作者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强化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关系。此类思想观念外化至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便从作品情节与字句中渗透出鲜明的男权意味。
在《聊斋志异》的男女两性结构中，男性身边常伴不止一位可与之夜话心声的娇俏佳人，多以两位女性共伴身旁的模式出现，即“二美共侍”。典型篇目如《莲香》《小谢》《嫦娥》等。《莲香》篇莲香与李氏双美共伴桑生，不嫌鄙陋，情深不移伴床笫。《小谢》篇小谢与秋容皆倾心陶生，在陶生入狱后，二女全力救其脱困。《嫦娥》篇宗子美身边伴有嫦娥、颠当二美，沉溺于佳人温柔乡。类似的二美相伴之篇目还有《连城》《阿绣》《青梅》《巧娘》《白于玉》等。此类故事中二女之间关系和谐并以姊妹相称，与男主人公构成稳定谐爱的三人情感关系模式。李氏、莲香情同姐妹，李氏“视莲犹姊，莲亦深怜爱之”；陶生与二美“然俯颈倾头，情均伉俪”；颠当“但劝宗专心嫦娥”并甘愿俯低做小。两女伴一男，齐心相携，构成和谐的二美侍一夫的情感关系，亦形成了女性以男性为中心的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男性主体性的男权色彩。一如学者所论：“蒲松龄选取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题材，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却表现出迷信色彩；他赞美了纯真自由的爱情，却又肯定了一夫多妻制度；他一方面歌颂了某些叛逆性格，一方面又表彰了宿命论思想。”将女性置于男性从属地位，以众星拱月的形式表现，暴露了作者的男权意识，亦是当时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现实反映。
二美共侍模式中，如果男性兼有家室，二美则形成妻贤妾顺的格局，妻妾各守其位、互不相忌，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青凤》篇中，耿生家妻尚在，耿生将青凤“另舍舍之”却未有不和；《狐妾》篇，女子“俄携一婢，拥垂髫儿来”与刘公于夜成亲，置为狐妾以伴刘公，家妻不妒，相与侍公；《竹青》篇中，鱼客与竹青意笃情深，竹青所诞之子，鱼客妻“爱之过于己出”。妻妾相伴而家睦人和，构建了一个男性理想的家庭模型，形成了一种符合男性内心期待的妻妾关系。在妻妾相伴的故事模型中，内妻隐于家庭背后，着重描写浪漫奇幻的人鬼狐之恋，兼具诗意的情感文学化书写，表现了家庭与男性情感理想的圆满结合。二美共侍结构中，还可延伸出一女为男性再次延得佳偶的情况。如《青梅》篇，狐女青梅引阿喜嫁予张生，《荷花三娘子》《辛十四娘》中亦有类似情节。无论是一美侍一夫还是二美共侍，皆是围绕男性建构的符合男性心理期待与审美的情感世界，极具男性视域色彩。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结构中，男权意识与宗法伦理及家庭观念相互联结，彼此贯穿，加强了对女性的道德约束。例如《阿霞》篇中，景生为阿霞休妻，阿霞却说“负夫人甚于负我”，以女性本身自愿牺牲自我利益成全家庭伦理之大德，将温顺贤良的女性社会标准深植于世俗观念，借女性之口道出宗法家庭之等级观念与理想女性规范。《聂小倩》篇中，聂小倩最终能够被宁采臣收为内室，是建立在宁采臣正妻已去世，聂小倩悉心料理家事、侍奉宁母，遵从传统家庭伦理规范的基础上。无论女性鬼狐自何方而来，最终如若要维持长期的情感关系，那么将其归入家庭并约之以家庭伦理规范，是故事最终的走向。出入人间幻域、变化各样形态的女性鬼狐最终沉泯于家庭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说：“其对女性情欲的肯定依然禁锢在家庭伦理和宗嗣观念中，是男性视角下的表述。”女性的个性与自我追求泯灭在伦理观念中，被男权意识规约在贤妻良母的标准下，最终走向家庭。
《聊斋志异》在男女情感关系的建构中，对于男性的约束与问责是十分宽松、微薄的；而女性则处于男性审美规范与心理期待的遮罩之下，寄寓了男性理想的特点，被塑造为符合男性期待的模式化女性。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的招摇过市固然惊艳俗世，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父系纲常的委顺与归依”，女性在强大男权意识的指引下，表现出一定的屈从性与男性审美类型化，构成了生活在男性审美期待下的女性群像。在男性审美的规范下，女性配合强力的话语模式，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二美共侍的结构。
《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众多女性鬼狐多是“容华绝代”“娇艳尤绝”“嫣然含笑”的绝代佳人，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亸袖垂髫，风流秀曼”、辛十四娘“振袖倾鬟，亭亭拈带”，作者笔下的女性鬼狐风华绝代，美艳绝伦。此类对于女性外貌泛化的描写，具有脸谱形象般同一性的表现，且带有明显的男性审美期待印记，表现出符合男性审美的程式化特点。《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书写亦不乏男性鬼狐形象，部分男性鬼狐则成为与主人公相交甚笃的友人，并与之演绎出情意深重、真心相托的知己佳话。例如《娇娜》篇中狐少年皇甫公子与孔生情深义重友情甚笃，当皇甫公子急来求助，并讲明真实身份时，孔生未知其事却“但锐自任”并“矢共生死”，不以异类见猜，仗义相救；《马介甫》篇中，狐仙马介甫数次帮助友人杨万石并教训悍妇尹氏，急友人之急，在杨万石家破人散时置金救济其家人；《王六郎》篇中，许生与溺水鬼王六郎情义超越信誓，至深至挚，情逾骨肉。许生坚赴招远以圆友诺，拜别之时，“欻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
《酒友》《灵官》亦歌颂了人狐之间深厚的情谊，但明伦评曰“非吾族类，不啻同胞”。男性内有家妻以料诸事，外有红粉以慰寂寥，兼之身边知己甚笃、心交义深。现实与理想兼得圆满，人间幻境俱有奇遇，形成了以男性心理期待为取向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蒲松龄满腹实学，却屡试不第，生活落拓，内心难以排遣忧愤郁闷之情。《聊斋志异》中志在向学、处境困厄的士子书生，得遇鬼狐相助，金榜题名、佳人在侧，亦是作者内心深处的理想际遇。蒲箬《祭父文》有言：“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蒲松龄艰难困厄的现实际遇催生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聊斋志异》中男性怀才得遇、佳人在侧即是作者借以实现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美梦的一种表现。
《聊斋志异》中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一般隐于男性和家庭背后，没有具体的面貌与形象描写，更遑论经历浪漫爱情奇遇、觅得贴心知己。此类女性在男性的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沦为男性奇幻妙遇的无声背景。现实女性情感世界的边缘化，排置于追求浪漫爱情、袒露表现自我权利之外的现象，是具有男尊女卑观念的男性审美意识的作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指导、塑造的世界，规定了女性情感表达的范围及生活表现方式，限制了女性规划人生、萌发自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服从现实给予的道德规约，隐于家庭及男性背后，安分地按照男性期待的方式生活，才是女性的存在方式。
卑顺温良的女性无法完全地填补男性隐秘私心的欲壑，而放任女性觉醒自主意识、突破传统束缚又会产生危及男性掌控女性的绝对领导权之虞，引发等级秩序的陷落。故作者化用奇幻之笔描写了一群非现实存在的美艳女性狐鬼形象，合理化了完全满足男性期待和要求的女性的存在，打造了无须担忧家庭秩序坍塌的完美理想世界，并弱化了现实对男性的道德谴责，保全了男性的家长自尊与体面。
自由穿行于异界与人间的美艳鬼狐补充了男性家庭与情感间难以启齿的空白，并与家庭中寻常的女性共同构成男性情感生活的底色。文章重点着墨于不受传统束缚的鬼狐女子，弱化、隐写家中妻室，透露出男性渴望遇到慰藉心灵、软香温怀的红粉知己。现实中的家妻与贴心娇艳的红颜共同弥合了男性情感生活与宗法家庭的缝隙，形成了现实与理想的梦幻联动。作者描写的女性鬼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女性突破传统、坦率大胆地追求真爱、释放个性的自主意识觉醒主题，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性。但是其最终走向则回归至男权话语世界，终极目的亦是满足男性的心理期待及情感需要，服务于以男性审美为取向的男权理想生活。《聊斋志异》以呼唤女性主体地位、张扬女性自主权利的文本表象，遮掩了隐藏于其背后的男性审美与话语权主导的实质内核，模糊了女性失语的真实地位，塑造了一个以男性审美期待为取向的世界。
《聊斋志异》中不少篇目直接以女性鬼狐进行命名，如《聂小倩》《青凤》《娇娜》《连城》《阿宝》《莲香》等，看似内容中心围绕相应人物构篇叙述，但是细究其文本情节与思想内涵，篇章的终极旨归则指向男性，内容情节围绕男性的情感与生活需求展开，女性主体化为表象，男权生活实为内核。命以篇章名的女性鬼狐依附于男性主人公，与男性春风一度的奇幻浪漫爱情为女性鬼狐揭开了出场幕布，同时亦沦为了以男性为主角的舞台的背景。
《聊斋志异》中各篇章以男性视域为全文观照角度，情节展开与演进亦以男性的视听观感为引线流走，男性贯穿整篇故事要点。如《青凤》开篇即为男性主人公的出场做铺垫：“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阔。”以全知视角将男性主人公耿生引入故事视野，展开以耿生为发源的故事情节。随后故事情节的走向亦由耿生牵引并以耿生的视角进行呈现：“登楼，殊无少异。穿楼而过，闻人语切切。潜窥之，见巨烛双烧，其明如昼。”接着通过耿生所见之景拉入叙事画面：“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耿生转入场景叙事中心，情节陡然走高，进入故事关键转折点，狐女青凤及其叔亦因耿生侥得一命，将男主人公的中心地位再次抬高，塑造了男性发挥关键作用的正面形象，体现出以男性为主角的男权观念。
《聂小倩》直接以男主人公宁采臣切入故事叙述：“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开篇直接以男主人公开场并通过他的视角介入对周遭环境的介绍：“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东西僧舍，双扉虚掩，惟南一小舍，扃键如新。又顾殿东隅，修竹拱把，阶下有巨池，野藕已花。”以此描写故事发生的场景，奠定情节展开的基础，自然引入下文。接下来的情节体现出严守男主人公宁采臣行迹蔓延的走向，以其为主线牵引：“宁以新居，久不成寐。闻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窥之。见短墙外一小院落，有妇可四十余，又一媪衣褐绯，插蓬沓，鲐背龙钟，偶语月下。妇曰：‘小倩何久不来？’”女鬼聂小倩首由宁采臣的视域显露，推动男女主人公的奇遇交集与情感发展。“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篇章结尾以男主人公的美满结局收束全篇，以此作结。
《聊斋志异》中紧紧围绕男性书写的篇章不在少数，诸如《娇娜》《辛十四娘》《婴宁》《连城》等篇，皆是严守男性视域进行书写，即使以女性命名篇章题目，男性也始终是引起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篇章结构围绕男主人公与女性鬼狐的奇幻情感经历展开，但引线始终握于男性之手，男性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故事的场景及情节的发展皆以男性视域进行展现，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蕴含其间，透露出隐现于其中的男权意识。
《聊斋志异》蕴含着鲜明强烈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以男性视角及审美构篇的故事情节幻化出了作者内心向往的理想世界。但是全面考察作品，男性审美轴心的思想观念并非单纯出自蒲松龄的个人构想，其时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意识共同参与并影响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作品的思想结合了传统礼教道德观念及民间审美意识，融入了作者个体的理想与价值观念，具有历史遗留的传统印迹与进步的新生观念，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与复合性。《聊斋志异》中所寄寓的女性进步观念诚然启人深思，但是不可否认，其本质所表现出的男权意识削减了女性的主体性，传达出了浓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观念。
《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女性往往处于辅助衬托男性的地位，成为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世界中的被观望者与被塑造者，而女性在对宗法伦理观念的看法上认同于男性的现象，无形中成为帮助制约女性、压缩女性自我空间的“共谋”，进一步强化了男性话语权，牢固了困束女性的牢笼，这不仅是服从于长久的道德规约，也是受制于强大的男性话语模式的结果。李志琴在其《〈聊斋志异〉的叙事视角与男性意淫》一文中指出：“众多的女性形象是作为拯救之神出现的，但这种起到拯救功能的女性是处在崇高和被审视、被玩味之间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掌握着《聊斋志异》的故事走向，表现出浓厚的男权色彩。
[作者简介] 陈欣，女，宁夏中卫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