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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乡土文学”进行阐述以来，作家书写故乡的潮流便从未断绝。近年来，潮汕作家厚圃、陈楸帆、林培源、陈再见等，都以姿态各异的写作路径书写潮汕。厚圃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拖神》以六十多万字的宏大体量，描绘近代潮人商埠一甲子的兴衰变迁。厚圃早年曾获中国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及“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出版有长篇小说《结发》《我们走在大路上》、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契阔》与随笔集《草木人心》等。作为厚圃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拖神》以人鬼神的多重视角叙述，描绘疍民、畲族人以及潮州人（樟树埠人）逐步走向融合的艰难历程，呈现了潮汕平原在近代历史波云诡谲之中的命运殊异，展现了潮人族群独特的精神风貌。
《拖神》全书共分十三章，其中奇数章节为短章，以水流神、妈祖娘娘、三山国王等神明视角叙述；偶数章节为长章，叙述主人公陈鹤寿造“水流神”，创樟树埠，下南洋通商，与外埠商人林昂相争，创造“拖神”仪式的传奇一生。“神”既是小说题名，又是小说奇异的叙事视角，还是主人公陈鹤寿创埠安定民心、取得民信的关键手段，更是樟树埠商业精神的象征符号。由表及里，《拖神》的“神”在不同层次饱含着丰富的意蕴，为本文解读《拖神》提供了叙述空间与研究视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明向来是极为重要的符号存在。无论是庙堂，抑或是乡村，神明及其衍化的一系列神话仪式，都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拖神》中陈鹤寿“造神”的动机，以及“造神”与“创埠”之间的一体两面。
《拖神》的主角陈鹤寿，本名陈兴邦，因为参加反清起义遭到通缉。于是，他假冒同窗好友陈鹤寿的身份，骗得真陈鹤寿的表妹暖玉与他私奔到樟树埠。依据清朝的迁界令，樟树埠属于“荒无人烟的滩涂野地”，而樟树埠的主人陈鹤寿也是戴罪之身。最初来到樟树埠，陈鹤寿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斡旋于山（畲族人）海（疍民）之间，赢取了最初的威信。为了创埠，陈鹤寿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必须在畲族人的三山国王与疍民的天妃娘娘（妈祖）之间，另立新神。于是，他砍伐老樟树，将木心雕刻成一尊樟树埠的新神像，并取名为“水流神”。显然，厚圃熟谙神明信仰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隐秘联系。他以小说家的笔法，将神像的材质（樟木）与其庇护的范围（樟树埠）、法外荒地的樟树埠与戴罪的陈鹤寿，以意象相趋的方式相互连接，在小说内部牢牢地构建起神明、空间与人的符号体系。水流神、陈鹤寿与樟树埠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符号体系：水流神是陈鹤寿所造的神，也是樟树埠共同的精神象征；陈鹤寿是樟树埠当之无愧的埠主，自然也是水流神的代言人；樟树埠的繁荣成就了水流神，也成就了陈鹤寿。
《拖神》“三位一体”的符号体系自有其必要性。自新时期文学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都是借由一个男性主人公的一生反映地域族群历史。这构成了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这一策略是为了弥合长篇小说与史诗文体内在的殊异，使长篇小说获得“史诗品格”的必要手段。在论及史诗与小说的关系时，伊恩·瓦特肯定了小说“可以说是史诗性质的，我们也许可以走得更远，将小说视为对史诗精神的一种体现”，但同时，他又认为“史诗毕竟是口语体的诗歌形式，它通常表现的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为了大众的利益所取得的非凡伟业，这些人物所从事的是集体事业而非个人事业，而这些就不是小说能够叙说的”
。
换言之，既然地域与主人公的联结是长篇小说获得“史诗品格”的必要条件，那么神明的存在、拖神的存在又有什么必要性？《拖神》的特殊在于在主人公与族群的联系之上增加了神明的维度，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符号体系。为了探究其必要性，我们不妨从创作思路、仪式挪用与叙事效果三个角度进行探究。
首先，这一体系的诞生，并不是作家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厚圃多年思考的叙事结晶。早在《拖神》诞生之前，厚圃便以同名短篇小说进行虚构的操练。在短篇小说《拖神》中，蔡寡妇要丁年安为她在拖神赛会中揪下水流神的胡须，才肯嫁给他。拖神本是汕头澄海盐灶乡的民俗。拖神赛会的乡民分为两派，一派组成护神者，另一派则是拖神者，拖神者以揪下水流神的胡须为胜利标志。《拖神》延续了同名短篇小说中的设定，壮年时期的陈鹤寿为了取得情人麦青的欢心，许下承诺，誓要把水流神的胡须拔下，献给麦青。但碍于埠主的身份，他每次参加拖神都用墨汁涂脸，掩盖身份。妻子暖玉知道陈鹤寿的秘密，暗地里做了安排，请护神者为陈鹤寿让路，方便他揪下胡须。
其次，厚圃对传统节庆的拖神进行了自觉的改造与挪用。陈鹤寿与泉州籍船主林昂之间相斗不休。林昂与州府一派支持游火神爷，借着火神爷巡游扩张自身在樟树埠的影响力，达到牵制陈鹤寿的目的。而陈鹤寿则别出心裁，创造出拖神的形式与之抗衡。正如学者陈春声所言：“民间信仰的意义、神庙的祭祀对象和实际的仪式过程，以及信仰内容的转化等，都表现了信仰者和参与者的宗教创造力。表面上看，这种创造使用的是超然的宗教语言，强调的是人神相通的诉求，但如同其他文化创造一样，民间信仰任何内容和意义的转换，都有其社会生活变迁的现实基础，宗教语言反映的常常是现实的地域支配关系的种种诉求。”
陈鹤寿不仅造神，还创造了拖神。这种石破天惊的文化创造力，让神明震惊：“他想用拖神的方式告诉神佛仙鬼，告诉帝王将相，告诉那些地方的官员，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只有为芸芸众生谋福祉才配得上相应的尊位。”
最后，作为传统节庆的仪式，拖神“要求人们的权力是对神像的踩踏和无限度的破坏。在此活动规则中，破坏程度越大，预示着今年的运气越好，愿望越容易实现，与人们的祈福、憧憬越贴切。在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对于神像的踩踏和破坏源自神祇的授意，通过对神像进行破坏的亲历身体展演行为与神圣接触，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虽然拖神的目的仍然是娱神敬神，但因其形式的特殊，拖神自身带着狂欢化与个体解放的节律。更重要的是，在拖神活动之中，“空间中的主体为‘拖神者’，而非神像。”主人公陈鹤寿一生的爱情与事业，都在拖神的仪式展演之中获得了实现与超越，拖神便成为小说叙事的精魄。厚圃借以尼采式的超人精神，将陈鹤寿与拖神紧紧联系，对“拖神”仪式进行改造，使之获得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潮人族群敢为天下先的象征。
总而言之，《拖神》再现了以陈鹤寿为代表的潮人族群“造神”与“拖神”的“创世纪”。通过叙述陈鹤寿雕刻水流神的“造神”经历，重回神明诞生的时刻，驱散了神明的灵魅；在“拖神”的狂欢之中，神被“拉下神坛”，沦为人的对象“物”。可以说，拖神的过程，就是人肯定自身力量，解放自身生命力的过程。
《拖神》的世界，是一个人鬼神共居，众声喧哗的世界。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对人间进行评判。他们虽是神明，却不超脱于人世间，更像是人世间的观察员与评论家。厚圃用戏谑的笔法“拖神”，将神降格为人，让其变得可亲可敬可笑也可悲；又通过神明对陈鹤寿的不满与忌惮，反衬了陈鹤寿创埠造神、重整秩序的伟大。人鬼神的视角交叠叙述，在章节间轮替循环，使得《拖神》的叙事具有更强烈的形式感与节奏感。人间的悲欢离合、执念与纠缠，在神仙看来，都是愚蠢和不必要。但另一面，神仙虽然高于人，却同样逃脱不了人的弱点，并由此受苦。那么人又有什么低于神的呢？除了这个人世间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世界呢？《拖神》在欧洲现代长篇小说的形式中，化用中国传统叙事的文化精神，在“入世”的创埠叙事之外增加了神明视角，借用神明超脱的视角，对人世间的功业与荒诞尽情地揭露与嘲讽，一切最终将归于尘土，“就像从未来过”。
《拖神》小说世界的建构与运转，有赖于人鬼神合一的生命观念。在中国传统的生命观念中，人鬼神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隔，而是有条件的转换关系。人生前行善积德，死后有机会不成为鬼而成为神；中国人所祭拜的祖先，即为家神，但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眼里却是鬼。可见，人鬼神三者之间可以转换。《拖神》中最重要的水流神，其物质载体的神像，是陈鹤寿用老樟树雕刻而成、但附灵其上的精魂，却是陈鹤寿的草头前妻如花。如花与陈鹤寿结为夫妻之后，难产而亡，变成阴魂不散的野鬼。为了躲避黑白无常的追捕，避免投胎失去前世的记忆，她钻进了陈鹤寿雕刻的神像之中，成了受到樟树埠埠民崇拜的“水流神”。特殊的身份使她游离于三界之外，无法行动却又目睹陈鹤寿与暖玉恩爱，备受妒火折磨。她迟迟不肯投胎，只为了等待陈鹤寿寿终正寝与其团聚。但她的心愿终究落空。魂归幽冥的陈鹤寿直奔天庭成为真正的水流神，而如花则难逃轮回转世，与陈鹤寿永远相隔。人鬼神的生命观念使得如花与陈鹤寿的生命在人鬼神之间轮回流转，在记忆与遗忘之间转换与存续，小说的叙述也在生命的轮回之间获得了形式上的无限延展。
人鬼神之间的区隔与通融构成了小说最根本的叙事动力。首先，三山国王、天妃娘娘等神明世界超脱于人世间之外，他们的叙述在时间上往往先于读者对小说主要情节的阅读，属于叙事学上的预叙，能够制造“悬念”；其次，他们对人世间的批评，让小说除了叙述话语之外，增加了一层自反性的话语层次；最后，如花（水流神）是《拖神》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登场的角色化叙述者。她与陈鹤寿的恩怨作为一个外故事层包裹了小说的故事主体部分（内故事层），构成了叙事嵌套的关系。如果说《拖神》的内故事层即樟树埠超过一甲子的兴衰，指向集体的人与大写的“历史”，那么，如花与陈鹤寿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则指向具体的人，指向人最原初的“欲望”。从价值上来看，内故事层倾向于“色”，倾向于历史乐观主义；但外故事层则倾向于悲剧意识的“空”，倾向于以绝对的虚无拆解刚刚建构的历史乐观。《拖神》内外两个故事层之间的价值取向相反，但依靠水流神（如花）为媒介与人鬼神的文化逻辑得以运转无碍。
水流神（如花）是人鬼神共生的小说世界之中最为重要的媒介。作为《拖神》第一个登场的叙述者，她站在小说结束的临界点向前回溯，陈鹤寿则诞生于她回忆的叙述之中，为之包裹。陈鹤寿的欲望与冲动，都是运动的、向前的、求变的；水流神（如花）的目光与希冀，则是静止的、回望的、守成的。两种向度相反的时间意识以章节的更替，在叙事间相互缠绕，派生出了阴阳两界的空间，人世间与神明的两个世界。在小说结尾，陈鹤寿被更高的力量册封为水流神，藏身水流神的如花则面临着新一轮的轮回。依靠水流神的符号，陈鹤寿与如花在小说结尾完成了换身。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与重塑。既然没有什么永恒，在小说结尾，厚圃借如花之口，发出了属于《拖神》的天问：我是谁？
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并非自古有之。如花为了寻夫“上穷碧落下黄泉”，在三界之间穷尽这世界一切时间与空间的可能，却落得“两处茫茫皆不见”。她的寻夫之旅也是自我精神成长的旅程。“当视野打开之后，‘我是谁？’这个问题突然变得更有意义了，对内在的人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认识也显得更重要了。”她高度彰显的主体性，终于在悲剧命运落定的时刻，引领她导向“我是谁”的天问。
既然一切终将成为灰烬，那么“我是谁”的发问便愈加掷地有声。与其说这是如花基于爱而不得的人生喟叹，不如说是小说之中樟树埠对历史的发问。学者余英时在研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时候，认为中国并不如韦伯所言缺乏“入世苦行”的伦理，相反，中国的宗教伦理恰恰属于“入世苦行”这一类。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生命能量异常旺盛的陈鹤寿在汇通内外的商业活动中，获得了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与实现。小说的结尾处，厚圃化用著名潮商陈慈黉家族的故事，让陈鹤寿家族通商南洋，依靠火砻生意获得巨大财富，在樟树埠平原盖起大厝。在陈鹤寿家族冉冉上升的另一面，是樟树埠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小说中，兴盛于清朝中晚期的樟树埠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区位成为闻名中外的重要港口。后来英军侵入东南沿海，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开放汕头港为通商港口，樟树埠迎来了没落与被遗忘的悲剧命运。历史只是微微侧身调转方向，便足以将樟树埠埠民一甲子的奋斗吞没殆尽。“我是谁”的发问，由此而生。
就小说的旨归而言，《拖神》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厚圃熟悉潮汕的历史，小说中凡涉及民间信仰、掌故与传统的内容，厚圃皆能信手拈来，移花接木不露痕迹，显示出巴尔扎克式的长篇小说描摹社会历史的叙事雄心。而鬼神，尤其是民间信仰，在潮汕族群的精神生活之中占据重要位置。小说虽然多处出现鬼神，但书写的重心依旧是人，是在人神之间，以神反衬人，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
新时期文学以来，一度在大陆小说中绝迹的鬼神重新出现，作为叙事的幽灵与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等文学新潮相伴而行。学界以“魔幻叙事”“志异叙事”“鬼神叙事”等命名这一现象，侧重点略有殊异，但指向大体相同。王德威认为：“识者或谓最近这股鬼魅写作其实受到西方从志异小说（Gothic novel）到魔幻写实主义的影响；更推而广之，后现代风潮对历史及人文的许多看法，也不无推波助澜之功。但我仍要强调，传统中国神魔玄怪的想象已在这个世纪末卷土重来。作家们向‘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藉镜，故事新编，发展宜属自己时代情境的灵异叙述。”
进入新世纪以后，作为“现实主义”的反动，魔幻手法、鬼神题材也已渐渐耗尽了其叙事的先锋性，向《聊斋志异》《子不语》《搜神记》等著作借镜，更是寻常。鬼神叙事在严肃文学中一度消歇，转而在通俗文学中获得新生。以《诛仙》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仙侠小说”兴起的背后，仍然可见鬼神叙事的滋养。
鬼神叙事并非小说写作的灵丹妙药。小说的鬼神叙事是否有效，还得看其与现实人生的关系。《拖神》中的水流神、天妃娘娘、三山国王等神明并不是人间缥缈的遥想，他们虽然不插足人间的事情，却在小说之中自己开口讲话，袒露性情。因而，厚圃写的神明底色依旧是人。他们妒忌、胆小、厌女、贪心，一切人的缺点也存在于《拖神》中的神明身上。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高低界限。
作为潮汕的地方神祇，“水流神”其来有自：它既是顺水漂来的木头神像，隐含依海而居的潮人对海洋的崇拜与敬畏；又是对溺亡漂流的逝者的“美称”，背后折射出潮人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恪守与传承。
水流神既有神的一面，也有鬼的属性。小说中水流神的神像取材自一棵老樟树，厚圃在此暗指水流神与樟树埠亲缘共生。而藏身在樟木神像上的如花则是一个暂被六道轮回遗忘的鬼魂。当她意识到自己和陈鹤寿夫妻缘分已尽时，她面对历史的遗忘发问。当她意识到时间即将摧毁一切，包括她最珍视的记忆时，她将自身执念如罗裙一一褪尽，其睿智与力量都叫人吃惊。如花化身水流神使得《拖神》的小说叙事产生了深刻的自反性。阳面是陈鹤寿创埠造神的男性历史，阴面是如花充满困惑与怨念的发问，更为深刻与彻底。这是对历史、对人的存在的发问。从这个角度来说，如花反而是本真的，她的欲望发自生命的本真，单纯而炽热，因而她也无畏而坚定。她似乎是下意识地意识到，在建功立业的男性欲望中，存在着异化人的因素。她质疑这一切存在的意义。
在厚圃笔下，水流神不是简单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民间信仰的水流神传说与属性，在《拖神》中依旧清晰可辨。但更重要的是，经过虚构叙述的改造与多次复刻，水流神一跃成了小说中最复杂的“复刻符号”。它拥有两个名字（水流神与如花），它的属性不明，曾经是人，现在是鬼，却也是神；它是樟树埠信众朝拜的对象，朝拜的方式却又是拖曳。是造还是毁？也许造就是毁，只有毁才能造。它是一个亡灵、一个历史的望夫石，却在无望的漫长等待之中，发现了历史的本质。
诚然，《拖神》在后半段叙事上存在一定瑕疵，比如人物形象过早定型等，但瑕不掩瑜。长篇小说《拖神》是复杂的，厚圃以六十多万字的宏大篇幅，形构出一个人鬼神共生、轮回循环的小说世界；以瑰丽的想象与磅礴的叙事动能，塑造了陈鹤寿等一批近代潮汕商人形象，为被压抑与轻视的商贾群体正名；在人鬼神的多重纠葛之间，厚圃抓住了潮人族群独特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内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潮人的精神长卷。
[作者简介] 陈润庭，1993 年生于广东澄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曾获红棉文学奖、南风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