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在群山之间，或注视高峰的起点
——陈涛《在群山之间》读札

◎陈泽宇

一

这是我第三次打开《在群山之间》，却是第一次细读完毕。

第一次与这份挂职笔记擦肩而过是在 2020年夏天，彼时这本书的初版刚刚印行，陈涛也履新不久。《山中岁月》甫一出版，顿时好评如潮，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以及各地的报刊媒体上，新书报道和评论文章一时间不曾间断。同事桌上也有，我本想借来读，但又作罢。原因是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对交口称赞的作品愈发警惕，时下的文学评论动辄将一部作品捧出天际，这就多少会激起一个二十郎当岁、尚未走出青春期末梢的年轻气盛小伙的逆反心理，所以我常将众口一词的好书暂且搁置，待将来心绪平和时再进入，以期有更准确的“专业读者”判断。

第二次机会是在 2021 年 2 月，陈涛消失三日后的下午，我们看到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现场意气风发的照片。当天有师长转我《甘南乡村笔记》（《人民文学》2017 年第 4 期）的链接，我读后觉得很新奇：我没去过甘南，也是第一次知道那边山中的贫苦艰辛。有一处我印象很深，文中说那边面食多、牛羊肉多，青菜少，陈涛常盼吃上一盘绿油油的青菜。更切实的触动则要到大会结束后不久的宣讲会上，陈涛向中国作协各部门青年职工讲述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挂职两年第一书记的故事。“瓶子里的苍蝇”，冶力关当地的青年干部以此自嘲自喻。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一瞬间就被击中了。散会后问陈涛，他说书要再版，好，坐等再版。

再版就到了 8 月底，陈老师惠赠时在扉页写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很是郑重。但那几个月我处在特殊时段，只好将大作先敬存，直到 11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从书籍的山状腰封、封底评语以及内文彩页出发，我一页一页地细读。这源于临潭县现任中国作协挂职干部，也是我的同事、兄长崔沁峰当天的一条朋友圈：“一口气读完现同事、原临潭县池沟村第一书记陈涛大哥作品《在群山之间》，了解他这段刻骨铭心的时光，体悟他笔尖流露的所有情感。如今我接班来临挂职已三个月，读起来定然比没来时感受独特……最神奇的是我刚刚把书合上，他加完班发来一句问候：‘临潭已经很冷了吧？’”也正是这句问候，为我真正开启了阅读《在群山之间》的契机。

二

“民族记忆”“当下表达”“精神风貌”是脱贫攻坚题材作品的普遍印记，它们有着崇高的现实意义，要见证时代、铭刻伟业。不过，如果文字仅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面倒问题不大，但文学是另一回事，要求不同。文学要在细微中识别四季，在絮语中得见天地，从小中见大，并以小证大。即便如此，当发现陈涛选取的小切口是“孤独”，并成功地拓宽了该题材作品的心理边界时，我还是有些意外。

在冶力关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种生活》中，陈涛一开篇就明确表达了他的孤独。类似鲁迅窗前的一棵枣树和另一棵枣树，他所在的镇政府院子里也有两棵核桃树。坐在树下看云，他一直看到“白云变得模糊，终融入灰色的天空”，月亮和心底“平静的难过”一同升了起来。孤单、静默、空虚，陈涛最初的安静是被动的，从众声喧哗的北京来到地广人稀的池沟村，他首先得学习适应寂寞。角色的转换意味着语言模式和内心状况的变动，“短暂时间内的独处，是自我内心与情绪的平衡与调适；长期的独处，则需要一种特别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习得在于语言，语言决定着思维，语言又是存在的家，语言往往与沉默相关。面对到镇政府来办事的村民，陈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我努力了半天依旧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说出的话她也听不懂，即使我讲得很慢，她依旧茫然。我们俩比画了几个回合后，她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在树下的台阶上，双手依然拄着拐棍，却不再理我，看来她已经放弃和我交流……”作者自述用了近八个月才能和当地人正常对话，而在这期间，陌生的方言无时不在强调着他外来者的身份。

孤独还与气候和饮食的差异有关。从四季分明的华北平原来到气候徘徊在冬季和“大约在冬季”之间的高原环境，气温降低了，身体就出现不少状况。在 2015 年写下的《小镇一日》中，陈涛这样描述他一天的开始：“九点多出门吃早饭，在常去的包子铺吃掉半笼胡萝卜馅包子，外加一杯豆浆。”等到后期创作《山上来客》时，则变成了“豆浆我不能喝”，“由于身体原因，羊肉汤于我也成了奢侈品”，陈涛患上了痛风的高原病，越到后来越严重，常在睡梦中突然疼醒。冶力关不出产蔬菜，日常餐馔以牛羊肉和面食为主，而每晚“雷打不动的面食”也让本不排斥的他“在长时间的反复品尝之后”心生倦意。甚至连面食也不是随时都有，有一次陈涛与村民谈论当地绘画时不得不突然以还有要事为由起身离开，“其实，我是怕回去晚了食堂的饭菜都被吃光了……”

当然，孤独还与人有关。初到冶力关时，由于陈涛是第一任驻村第一书记，乡镇政府经验不足，居然在陈涛抵达两天后都没能完成交接。在连续几天的等待之后，镇政府终于安排了一间带单人床的办公室作为陈涛的宿舍，“床板高低不平，低处用砖头支起，我总算是留下了”。三个月后的一天，陈涛还在饱尝寂寞的煎熬，尽管有人找他说话谈天，但人在难处一万句嘈杂也顶不上一句知心话，他感觉到“嘈杂加重了虚无与迷惘”，“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他们聊天，只是呆坐着”。陈涛开始理解临行前领导叮嘱的“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意思。天色慢慢变暗，向他发出不虚度的告诫。

不虚度时光，意味着必须正视孤独。事实上，想快速融入、打破尴尬正是陈涛感到孤独的原因。好在陈涛很快就发现语言的障碍在无形中锻炼了他的逻辑与想象，促进了他对语言的理解，诸如“尕”“呿嘛”“奥呀”等甘南特有的方言词及对话习惯，他陆续掌握。从对抗到相处，陈涛明白了面对孤独应如何自赎。

三

“先做村里人，再做带头人”，这是《中央和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典型案例集》有关陈涛挂职事迹介绍的标题。诚然，陈涛在语言习得、口味适应、“感同身受”了解高原病的同时，脱贫攻坚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随作家采访团多次走进贫困地区。脱贫进程中的人的具体生活并不绝对等于有关部门提供的宣传材料，错位与缝隙中渗透出的改革阵痛，往往更真实地反映着人的境况。《在群山之间》中，陈涛没有避开这些不那么亮丽的人性弱点，既分享了全面小康的喜悦，也分享了鲜活的艰难。《修道》中，麦场主人马大爷已经同意镇政府定下的优待补偿标准，可修路施工在即，他儿子却突然跳出来要求额外的特殊照顾；《山上来客》中的女人拿走他人钱财，面对诘问毫无愧疚，反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借机生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要不属于自己的特困补助；《“浪山”》里“浪山”活动炖羊达人老穆萨开朗乐观，一次偶然交谈，他突然向作者告知了多年来埋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隐秘心事，让人猝不及防又心情莫名复杂……这一个个故事，让我不免在同情和理解的同时对作者心生敬意。要知道，陈涛不单纯是一个临时性的写作者，他首先是一名选派干部，他能够认清所背负的使命，有限地记录个体生命的哀乐与卑下，这实际上是在为宏大的历史留下另一种证词，为冶力关脱贫的进程积攒有温度的注脚。这些人与事看似与山海巨变关联不大，却在暗处向思想文化领域的扶贫发出急迫性示警。陈涛说：“在落后贫困地区，我深深体会到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恶，我们可以抵抗、拒绝甚至与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若碰到愚昧，则只会感受到那种钝刀割肉般的疼痛。”当然，他也明白自身工作的复杂性，有着高度辩证的认识：“要在高强度、高压力、异常烦琐、无始无终的工作中始终怀有一分悲悯、一分耐性，凸显诚信，言出必行，取信于民，而非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农民的低素质与劣根性。”

思想文化的扶贫是扶智层面，扶智要从娃娃抓起。作为来自中国作协的文学博士，陈涛对助学一事看得很重。在《甘南乡村笔记》（《人民文学》2017 年第 10 期）、《挂职见闻录》（《作品》2020 年第 5 期）等文章中，他都谈到了挂职冶力关期间的助学活动，《在群山之间》出版时更是单辟一章《大地上的孩子》详细记述他助学的方式、过程以及深层目的。孩子是白纸，陈涛志在做那个涂抹白纸的人。“不知当我用悲伤的眼光看这群尚不知悲伤为何物的孩子时，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悲伤。”不知悲伤，也就无从品味欢喜，唯有读书。因为阅读可以在智力教育之外担负起德育、美育的功能。在陈涛的助学之路上，他要按不同年级为孩子选购图书，图书是他馈赠中“第一件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物品”，“对于任何一所学校，当我看不到你对图书的尊重时，请原谅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除了阅读的启蒙，陈涛还重视通过一些玩具与游戏为孩子带去欢乐：

记得有次去池沟村小学，上楼时见五六个小女孩儿蹲成一圈，用两个圆圆的卡牌敲打玩乐。我在她们身后俯下身子问：“你们会踢毽子吗？”她们很害羞，没有回应我。我又问了一次，才有一个小姑娘点点头。我又问她们：“你们想踢毽子吗？”她们再次害羞得不说话。我告诉她们说过几天我会带毽子来给她们玩，说完转身上楼，身后传来她们兴奋的叫声。我还记得六一儿童节时，我问手拿毛绒玩具的五十个孩子开不开心，他们大声说出开心时的笑脸。

如果说毽子和毛绒玩具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快乐，那一盏灯所带来的光亮则关系着人类的希望。陈涛挂职期间干的一件大事是为高山草场上的村民装了四十盏路灯。以往在这块区域，天一黑下来，整个村的人们就沉浸在世界的夜晚，石铅一般的暗夜与若有若无的窗口光亮将山野的沉寂对照得清晰。有了灯，一切就变得不一样，光亮把穷乡僻壤与黑暗互斥开，村民可以在夜晚时站在路灯下交谈，有了走动，有了声音，一种光明在他们心底滋生出来。陈涛在山上每户门口安装的是路灯，更是启迪希望的种子，它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文学的愿景。

四

说回“瓶子里的苍蝇”吧，这初次触动我的意象让人难忘：

瓶子里的苍蝇，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讲过的比喻。在他们看来，他们就是瓶子里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却不知出路。起初听到时，我会与他们一起大笑，可慢慢地，我觉得这并不好笑，甚至有些可悲。是环境的艰苦与生活的复杂，让他们早早陷入各自的困境与无奈之中，还是这是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无解的永恒困境，只是他们过早沉溺其中？小镇散落于群山的缝隙之中，是否这地理的设置就预示并注定了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他们在早早看清的人生之路面前，是悲是喜？若是喜，为何我一点都体会不到快乐？若是悲，又有多少要怪罪于生存空间的逼仄，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答案。

这个充满疑问句的段落代表了陈涛对“光明苍蝇论”的几重思考。年轻人的困境与现状下的物质条件无关，而在于是否能够保持对自我克服与超越的意愿。

“光明苍蝇论”在社会层面上是个人与时代发展之间的龃龉，末章《几个朋友》一篇里“国平”的言说或可解读为作者不经意间的解释：“作为我们个体而言，有时会感受到一种强势的意味。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被动的选择，一般情况是，我们的内心会趋于对抗，但迫于自我认知的局限，又会表现出表面的顺从，不得已之下将自己的个性进行隐藏。所以，我一直对个人是否能够真正完全融入时代的发展而感到疑惑，对即使能够融入但是否会在时代中失去了真我而感到怀疑。”陈涛和这些反复在饮酒时向他做出“光明苍蝇论”的年轻人尤其相熟，他们是小骆、小牟、小松、小尤、燕子、红霞、尕泰，他们的困惑就是他的困惑，如何让蓬勃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扎根在青年人当中，也成了他挂职期间的一份思考和担当。关于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很简洁：学会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用一种更谦卑的方式理解自我与环境，要习惯既往的自信心不断重构，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对生活的认知。

在苍蝇、瓶子与光，小镇青年、酒及酒事里，依稀可见陈涛对挂职生活的情感投入程度，他不仅是“身入”更是“心入”“情入”。这生命中韵味悠长的二十四个月是他所珍视的财富，而在挂职期满后一次次地重回冶力关中，亦可清晰地发现他的“乡愁”之情。

何谓“永恒价值的事情”？是功在当下、益在今后的工作抱负，也是胸怀群山、心向高峰的文学野望。《在群山之间》中，有部分篇章的内容有意开放散文写作的边界，跨越到小说笔法。而在最新的一个视频访谈中，我得知陈老师新的写作方向，他或许会着力于乡村教育、民间手艺人以及以河流为关键词的学术性作品。不得不说，这还真是如他所说的尝试更具丰富性和包容性的写作了。而比写什么更重要的是，也正如他所说，甘南两年让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这场旅途中，陪伴我良久的那些精确、严谨、紧绷等一一退场，我逐渐沉浸在由模糊主导并由此产生的愉悦中。”这大概是一种良好的境界：以文学为生活方式，更惬意地游走在心之所在的群山之间，并将此处作为注视高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