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观察 //

脱贫叙事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及意义

◎单文芝 曾 靓 毛 宸 冯 琪

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战役，成为一个时期当中一些小说共同的题材，一大批反映脱贫攻坚战役、反映乡村新时代面貌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比如《青枫记》《火鸟》《相思山》《守望》《高腔》等。这些小说通过讲述新时期的乡村扶贫故事，把新农村建设的画面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作品塑造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形象，他们以各异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不同的扶贫故事中。这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人物形象谱系，凸显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体现。

一、“人穷志不穷”的内驱型农民

这类农民是指物质上虽然贫困但精神上具有较强脱贫主动性的农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往往是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形象，成为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由这种不向现实低头、具有实干精神的农民可以联想到《三里湾》里的王宝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等。他们自强奋斗、干劲十足，肩负着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任，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的农民精神。他们的成功揭示了无论扶智还是扶志，依托的都只是暂时的外力，不能起长久的作用。因此，在扶贫小说中可以看到，脱贫致富的核心点是自给自足、不懈奋斗，要为贫困农民找到最理想的脱贫项目，即“授人以渔”，这才是扶贫工作的现实要求。

小说《火鸟》中，米夏复一家是因病因残致贫的深度贫困户，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最初因未分到贫困户指标而对扶贫工作队心怀怨恨，但是当政府出面积极解决问题后，勤劳致富就成了他们家的脱贫信条。米夏复一家致力于走养猪致富的路子，不仅积极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还主动传授经验带领村里的人养猪。在《守望》里，退伍军人赵铁男不想给国家添麻烦，不愿接受扶贫救助，但他又任劳任怨、积极参加村里的养猪增收项目。《泥湾渡脸谱》中同样是退伍老兵的李正麂在被落实为精准扶贫户后，积极响应产业扶持政策，脐橙种植和土鸡养殖发展得蒸蒸日上，甚至动员全家人一起加入，形成了产业链。虽然他们只是农民，但是对脱贫却有深刻的“造血”自觉。作家们通过深厚的文字功底塑造了米夏复、赵铁男等人这一类自强不息的农民形象，他们身上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尽管这其中部分农民形象耽于“刻板印象”和“类型化”，人物形象不够立体、多样化，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广阔与纵深以及深厚的反思批判性质。

其实在扶贫小说中，女性形象也被塑造得很出色。《青枫记》里的杨梅花，堪称新世纪乡村女性的典范。杨梅花全家上下就靠她一双手，但她自始至终都有着强烈脱贫的主体性意识：“说心里话，头上戴着这顶帽子，那不是好事，不光彩，更不光荣。”她保持高度自觉，杜绝“等靠要”思想，尽早抓住了脱贫攻坚这个机会，用自己的勤劳刻苦带领一大家子人脱贫奔小康。她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将收成按市场价卖给返乡企业家汪达成，这些收入又用来给家人治病以增加劳动力，实现了良性循环。同为女性，《山盟》中的夏莲家的情况也不乐观，夏莲丈夫的意外去世导致一家老小的生活开销全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可即便如此艰难，她还是不愿意领救济款。《高腔》中的米香兰命途多舛，本可以在戏班子里与丈夫双宿双飞，但是父亲因为行窃被打成终身残疾，从此家境一落千丈成了扶贫对象。后来在扶贫干部的鼓励下，米香兰逐渐成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也重归了戏台。像杨梅花、夏莲、米香兰这样真正争气的女人，是中国农村顽强自爱、自强不息、忠贞孝顺的女性代表。

米夏复、赵铁男、杨梅花这些人物形象，彰显了现代农民积极的精神风貌：具备自主意识、现代观念、从容心态和农民鲜有的“政治觉悟”。农民群体正是由一个个坚韧不拔的“米夏复”“杨梅花”们构成的。虽然他们可能存在过分的要强心理，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的未来，他们的自尊心支撑着他们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给予他们的责任，成为精准扶贫的内在引擎。这些农民形象饱含着中国大地的内蓄与深厚，蕴蓄了崭新的时代因素和作者的独创性，带有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人穷志短”的内驱力不足型农民

这类农民是指物质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思想保守、固执己见，生活目标虚无，缺乏脱贫主体性的农民，他们是精准扶贫的阻力。在扶贫小说中，他们常常被刻画为非穷即懒的形象，脱贫意愿欠缺，感觉生活没有盼头。如在小说《火鸟》里，贫农王麻子不稼不樯，好逸恶劳，靠着政府的接济勉强过活。他贪图口腹之欲，将村里无偿分发给他的鸡苗吃了，甚至拿来抵债、送亲戚，这种荒唐行为远不止这一例。还有因偷吃仔猪而上演了一系列闹剧的福蛋（《守望》），准备将母猪苗养大杀了却因母猪逃跑未能得逞的发顺（《猪嗷嗷叫》），将扶贫干部自掏腰包买的鸡鸭猪苗全部卖了再买酒肉花销的张三毛（《勾兑》）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养殖幼苗的长效脱贫机制已经变成一次性的短期食肉行为，这是政府扶贫“动机”与扶贫“效果”严重分离移位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总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吃了上顿没下顿”？社会学家佩恩曾提出：“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即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时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穷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决定的。”“延迟满足”必须建立在长期规划和稳定预期的基础上，只有经济收入与长期规划相匹配，已经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消费能力的农民，才能真正体验到“延迟满足”的喜悦，而这又是贫困农民无法具备的条件。底层农民，尤其是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贫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是温饱问题，贫困农民对自己的未来经济创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其吃饱穿暖的要求是基于他们最现实和最紧迫的利益，所有的行动逻辑都是从物质利益出发的。王麻子这一类贫困农民生活的环境往往是“有今天，没明天”，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入不敷出等“自利”行为与结果已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他们眼里，国家就代表着财富的源泉，只要从“国家”那里获得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仅靠启蒙——乡镇干部宣讲等思想工作，是很难消除农民的小农思想和利己物质欲望的。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男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往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在扶贫小说中，这种模式却被打破。有一些农民从未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心安理得地将家庭重担转移给了其他家庭成员。在《青枫记》中，汪达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家里的农活儿以及照顾子女的事全都交给妻子去做，自己则成天在外边打牌喝酒闲逛，久而久之，碍于面子，他也不好意思下地干活儿了。“偶尔闲得无聊了，心血来潮，他也想下地干些什么，可一下地，有人就笑他，说他有福不会享，好好的老爷不当，有三分蠢气。”直到妻子带着子女“离家出走”让他自生自灭，吃不好睡不好的日子以及母亲与子女的指责才让他幡然醒悟。《琵琶围》（温燕霞）里的石浩财，原本是个能人，但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堕落成了一个酒鬼懒汉，致使妻离子散一贫如洗，后来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重拾了志气。《我是精准扶贫户》（者苏）中，贫农牛顺“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整日无所事事，对政府的帮扶心安理得，直到女儿突然遭遇车祸，扶贫干部不顾安危争着抢着献血，这才感化了牛顺。但这种“浪子回头”的例子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把农民的思想蜕变寄希望于偶然的“良心发现”，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小说也从侧面揭示了部分贫困农民思想的执拗与扶贫任务之繁重。

这类人的前后转变离不开扶贫干部的辛勤付出。扶贫干部自愿投入精准扶贫工作，积极主动与被扶贫者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生存现状，主动化解扶贫过程中的矛盾，设身处地为农民谋出路。他们沉潜到农村的底层，随着时间的积淀用切实的行动感化思想落后的农民。这些农民摆脱精神贫困后释放出的思变愿望、创新思维体现了他们最终能反思自我、力求上进、改变命运的品质。扶贫干部对这类农民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精准扶贫”则是脱贫叙事作品中农民形象书写的深度与理性思考所在。脱贫叙事作品的作家们多是站在“边缘者”的立场来看待贫困农民及其穷赖懒的表现的，并产生一种历史的怜悯来解读穷人对物质的极度渴望，而非嘲讽、夸张和歪曲的态度。看似是写农民的思想问题，实则是对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上共同富裕的问题，也是个人精神财富的问题，即如何引导人们的思想走向善良、诚信的致富路，因为没有精神文明的乡村振兴，是没有灵魂的乡村振兴。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扶贫”的艰难和现代化建设的复杂形势，才能感知到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和农民的不同形态。

三、农民形象书写的现实意义

脱贫叙事作品肯定了扶贫人的付出，极大地鼓舞了奋斗在扶贫一线的人们，用文字的形式对此种重要历史壮举进行了真实的记载，也使读者体会到了扶贫事业的艰苦和宏伟。由此可见，脱贫叙事作品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其塑造的一系列农民形象的意义也是如此。

（一）丰富当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谱系

首先单从文学这个视域来看，贫民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形象谱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阿Q、闰土、祥林嫂这一类麻木、愚昧的农民形象，有朱老忠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形象，有梁三老汉、严志和这类体现社会变革时期犹豫、纠结心态的农民形象，还有李双双、吴淑兰这样的农村妇女主人翁形象。这些农民形象活灵活现且有血有肉。脱贫叙事作品的产生，为文学史增添了精准扶贫这个典型环境下的一批典型农民形象。王麻子、汪达军这类前期人穷志短的农民形象，深刻体现了脱贫攻坚是一场知难而进的硬仗；杨梅花、米夏复等人穷志不穷的农民形象传达的则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务实精神和善良品质，他们传承了中国文化吃苦耐劳又灵动如水的精神品质，构成了具有东方智慧文化特质的人群。

（二）凸显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对于人类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知识贫瘠、精神萎靡。前文提到的王麻子等农民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某些贫困地区多年来“扶而不起”的无效扶贫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当地人缺乏穷则思变的实干精神，即自身脱贫内驱力不足。在大部分脱贫叙事作品中，前期人穷志短的农民随着故事情节的后续发展，大都摒弃了“等靠要”思想，借助扶贫政策，勤劳致富。所以扶贫实际上也是更新培养扶贫对象观念的过程。

习总书记强调：“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如果扶贫不扶智，就会知识匮乏、智力不足、身无长物，甚至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很多研究表明，一些人“等靠要”是因为他们不信任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要改变贫困群体的行为，就必须先改变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引导扶贫对象激发内生动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干作风，用扎实的劳动来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所以在扶贫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农民进行信心信念的教育，使之逐步成为有文化、有技能、有知识、有头脑、有主见、有信心、有干劲的新型现代农民。

（三）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晏阳初便提出，“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实现脱贫，就要尊重贫困对象的主体地位，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扶贫实质上是扶贫者协助贫困对象建立并提高其自主性，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过程。因此，脱贫叙事作品中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正是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体现。农民主体性的高扬使脱贫叙事作品成为时代记忆的记录者、撰写者，更是未来的展望者。

四、结语

巴尔扎克说：“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脱贫叙事作品从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各地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是新一代脱贫、扶贫人的奋斗史。“只有写出脱贫攻坚生活的本来模样，作品才更有意义。如果所写一切顺当欢快，所见只是一派清风明月，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自然失去了它的品质。”正是这样，作家们没有一味地给故事增添浪漫色彩，而是尽可能真实地折射出中国广袤农村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进一步探析了鼎沸喧嚣背后隐藏的农村社会众生百相的真实景况。作家们在塑造农民形象时投入了个人的努力，承继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抒情传统，融入民间情怀，将饱满的创作情感与使命般的颂歌传统尽数倾泻于字里行间，使得文本拥有了书写大时代的思想分量。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湖南扶贫文学创作现象及意义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11527083。2017 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中的湖南形象”，项目编号：17YBA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