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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谪长沙的思想变化及对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响

◎邓思洋

西汉初年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在谪居长沙的三年间，在转变思想信念的同时，其自身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贾谊思想个性的转变和成熟，从其作品中抗争精神的逐渐消失、伤感无奈的充盈、文辞的沉稳深刻、对老庄思想的探究等都可窥见其思想变化；二是贾谊对湖湘思想、文化和精神有深远影响，其坚毅果敢的进取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担当精神尤为突出。

汉高帝七年，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21 岁便被汉文帝委以博士之职，一年内又升任为太中大夫。一路坦途的贾谊也未曾想到文帝三年他受“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诽谤被贬，离开政治中心，来到低湿之地长沙。湖南僻远，古来多为外放之臣的栖歇之地，当时颇负盛名的洛阳才子贾谊来到长沙，就可谓是蓬荜生辉的存在。而作为贾谊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背井离乡以及无目的和无期限的流荡给贾谊的人生、仕途及思想都带来了极大的转变。这段被贬的经历让贾谊此后再未展现过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姿态，即使在公元前 174 年回到长安后，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自感仍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有所体现。而“长沙王太傅”是祸焉，还是福焉？

一、贾谊谪居长沙时的文学创作

远离庙堂中天，贾谊愤愤难平，过湘江水时，他想起了百年前一位与自己境遇相似的文人也曾在此高歌，而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里将二人并列写成了《屈原贾谊列传》。《全唐诗典故词集》中，贾谊作为历史人物往往象征着怀才不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中写的“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也有诗句表现了后世对他的叹惋，杜甫晚年在《发潭州》中讴歌“贾傅才未有”，柳宗元也给被贬朗州的刘禹锡写诗道“更似谪长沙”。在长沙的四年是贾谊仕途上最落魄的时光，却浓缩了他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如果说留在洛阳大展拳脚，西汉朝堂或许会多出一位能干的高官甚至伟大的宰相，但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开拓性的文学家。其在长沙所作的最为著名的便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创作时间时隔三年，前者抒发的是他在来时的路上对“馋谀得志”不满的斗争精神，后者抒发的是他在几近无望时的不甘无奈、感时伤怀。

贾谊在湖湘的作品奠定了他鲜明的创作风格，对骚体赋这一文体更有开创之功。作为湘江北部支流的汨罗江是贾谊南下的必经之地，百年前，与贾谊有着同样怀才不遇、被贬经历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此饮朝露食落英、编茝草佩秋兰。司马迁在《屈原贾谊列传》中反复提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贾谊经过此地，提笔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完成了那篇吊文之祖——《吊屈原赋》。

《汉书·贾谊传》中写道：“屈原，楚贤臣也，被馋放逐……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其作出了“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周而核事，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的极高评价。《吊屈原赋》展现了贾谊与屈原太多的相似之处。“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言明屈原蒙不白之冤，无辜受难；“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深刻描绘着贤臣所受的不公。“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离开朝堂的楚国大夫却依旧难忘故国、忠于楚地。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忠贞的思想和浪漫主义在士人周转各国、游说诸侯的春秋战国显得如此特立独行，他“以身祷之，自沉汨罗”的狷忿乖道、有志无时也成了《吊屈原赋》追而慰之的重点。全赋为楚国三闾大夫鸣不平，又似为自己被迫渡湘江而愤懑。赋文既是吊逝者亦是悼生者，贾谊激切愤慨地抨击了“方正倒植”的社会现实，借屈原之口表达了自己遭受诽谤有才难施的怀才不遇，又以看似询问的口吻表达了自己不向世俗妥协的斗争精神。而这些与后人相似的命运也极易引发封建官场上仕途不顺的文人的共情，这也是此篇文章能成为汉代散文之绝唱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贾生吊屈”也成了诗人抒发自我之情时借用的典故，李白在《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中写道“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平”；刘长卿在《送李侍御郴州》中写道“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

《吊屈原赋》具有首创地位，如果说其奠定了贾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星地位，那么他在长沙的另一篇骚体赋《鵩鸟赋》就在巩固其骚体赋开创地位的同时，奠定了他作为封建社会初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地位。二者的对比也鲜明体现了其思想的转变。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到《鵩鸟赋》的创作起始：“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从干燥的北方来到长沙阴湿之地，贾谊担心自己寿命难长，在郁郁中度过三年后，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所，停在座位一角悠闲自得。鵩鸟是楚地民俗文化里的不祥之鸟，它飞进居所往往预示着主人命不久矣。因此，贾谊便写下《鵩鸟赋》宽慰自己，更多的则是表现在无法对抗强权的背景下的无奈心境。此篇是贾谊在长沙谪居的第三年创作的又一篇骚体赋，被贬的四年间，其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文化成了其新的思想支柱，朴素唯物主义在《鵩鸟赋》中更有充分的体现。贾谊借吴国夫差强盛却大败、李斯游说于秦却难逃五刑的事例佐证了源于老子《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借鉴了《庄子·大宗师》中的说法，也表明了贾谊与道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相近的生死观，更折射出《逍遥游》中对精神自由思想的追求。从结果来看，《鵩鸟赋》中折射的道家思想的确在贾谊郁结于心时起到了极大的自我安慰的作用，但也反映出贾谊在谪居三年中的情感变化，其中有抗争精神的消失、无奈伤感的充盈和对未来的无望。司马迁也在《史记·贾谊本传》中说道：“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文景之治，始自文帝，这样一位贤明的统治者，他对贾谊前期有不吝啬的欣赏与赞美，后期只剩下坚定的疏离。从吴公的得意门生到受文帝认可的西汉最年轻的博士，这段他人生中最踔厉奋发、纵横才调的仕途不过三年就以被贬结束了，而这一时期的锐然有志和英秀魄力也再未出现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其奋袂侃侃而谈的身影和无所瞻顾的上疏也随着其离开的四年彻底消失在了朝堂。

贾谊凭吊屈原是他首次在作品中如此直白真切地抒发自己的不满。《吊屈原赋》中，他指出屈原在困窘憔悴中徘徊，难以抉择，也说明了他有自救的道路：是接受流放黯然神伤，还是周游列国“历九州而相其君”。当时的屈原已知晓自己没有选择，但面对可能无期的流放他仍饱含激情抒发自己的不妥协、抗争与倔强，这是此后不再有的。三年贬谪生活后写的《鵩鸟赋》虽抒发着同样的怀才不遇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但其中的自我伤悼和沧桑已经不胜当初抨击现实的激情。浓厚的老庄思想看似宽容、旷达，但其中言辞的恍惚伤感难以遮掩。后期被文帝召回，贾谊重新焕发政治的激情，但其文辞不再激昂浮躁，更多的是沉稳深刻。

在长沙三年多的贬谪生活里，贾谊的爱国思想不断完善，骚体赋文体走向成熟，也使他成为汉赋第一大家。

二、贾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大部分学者将宋代以来形成的湖湘文化溯源至屈贾文化，“屈贾情节”也展现了湖湘文人最为人崇敬的一面。三湘四水最初属楚，“蛮”是楚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而楚地人民以“我蛮夷也”自居就在无形中与周王朝站在了对立面，而王朝最为讲求的“正统”二字就愈发远离了湖湘地区。因此，这里最不乏的便是官场失意之人，然贾谊作为政治中心年少成名的才子却备受长沙人民的热爱与尊重。贾谊的外放有标志性的意义，他是封建大一统政体下第一位被贬入南方腹地的北方士子，正因为此，贾谊也成了为自身政治处境和生存境遇产生强烈反思和探究的第一位士人。后代到此的杜甫、刘禹锡等与之具有相似情愫之人更多借此为凭吊的缘由。

湖南长沙太平老街 28 号贾谊故居，被誉为长沙最古老的遗迹之一，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洛阳才子贾谊与湖湘文化渊源深厚，“长沙王太傅”和“贾长沙”的称号流传甚广，长沙也有“屈贾之乡”的别称。贾谊仅在长沙谪居三年，却留下了难以计量的文化瑰宝和政治贡献。两汉以来，贾谊故居成为经过长沙的各界名流的必访之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贾谊故居百余次被毁重建，“重修贾谊故居”甚至成为湖湘官绅彰显政绩的特别工程。它已成为湖湘士人心中的神圣象征。

两汉散文，史论文为首，政论文次之，贾谊的政论文可谓开两汉政论文风气之先，从储粮假钱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到诸侯势力不均、反对上流奢靡之风等贵族作风和君主集权问题，紧扣时代、善于反思、针砭时弊，这些特点对两汉以及唐宋的奏议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贾谊的思想与文章都富有一个“敢”字，《过秦论》敢于从历史中反思和批判现实，“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首先以形象夸张的语言极力描绘秦人拱手取河西的实力之强盛，其次又以陈胜吴广之众的弱小突出其以弱胜强的震撼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深刻而全面地剖析秦从强盛到衰亡的原因。《史记》记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贾生发之”，贾谊从社会、礼制等方面都对“汉承秦制”的秦法做出了变更。《新书·铸钱》中提出：“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铸钱，钱必还重，四钱之粟，必还二钱耳……奸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时变》中敢于正视社会强调礼制：“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揜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天下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此外《俗激》《忧民》《无蓄》等篇章都从社会细节中体察制度隐患，积极主张变革。后世主张变革的士大夫诸如苏轼、王安石和范仲淹等都承袭了贾谊锐意进取、积极革新的品质并展现其“坚毅果敢”的进取精神。

两宋以后，书院成为文化传播最大的载体之一。作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播载体，每个书院都贯彻着各自的理念和信仰。湖南的书院常通过祭祀自己的学术宗师引导学生继承和发扬本学派的优良学术传统。除此之外，屈原和贾谊也常在被祭祀之列，例如湖南汨罗的屈子书院、岳麓书院的屈子祠等。宋代的书院祭祀与其道德教育紧密相连，屈原与贾谊作为湖湘地区文化源头的重要人物必然成了各大书院和祭祀中受敬仰的对象，而彼时的“贾谊故居”改成了“贾谊祠庙”。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记载：“贾谊庙，今在长沙县，即谊宅。”见贤思齐，贾谊对湖湘书院教育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不论长沙城如何变迁，人们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位有杰出历史贡献的“长沙王太傅”。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传道而济斯民”，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也极力讲求经世济民，而贾谊正是“民本”概念的首先明确者。他在《过秦论》中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新书·大政上》里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贾谊的民本思想在封建束缚森严的两汉是超前的存在，其敢于提出：“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呜呼，戒之哉，戒之哉！君乡善于此，则佚佚然协民皆乡善于彼矣，犹景之象形也。”其对于爱国、民本的重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著作展现了贾谊的政治才能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美政主张。贬谪前后，贾谊的政治热情始终高涨，即使谪居长沙期间也不远万里积极上书。他积极谋治的经世精神也在后世以至近代湖湘有了愈发清晰的展现。北宋时期，胡安国通过《春秋传》宣扬其救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济世主张；张栻及其学生的学术和行事也遵循和贯彻经世致用的理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改朝换代的乱世中坚定振兴和复国的理念。湖南的经世致用从时政和教育两方面发展，在近代迎来了新的高潮。湖南新政是开始最早、投入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维新运动。

湖湘文化下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往往反映出贾谊的某些特征。

一是忠君爱国。“通道居正，而天下以为公”的爱国经世精神更在湖湘文化精神中有充分的体现。屈原的投江和贾谊的郁郁而终，都流露着他们的为国的不忍、为民的无奈以及他们倔强的个性，“贾谊悲剧”的最终结果也正是近代湖南人“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悲壮气概的来源。南宋时“屈贾情节”在朱熹伦理学的阐述中再度得到强化，屈贾的爱国精神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被不断张扬、升华，从最初的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品格逐渐演变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传统。二者的倔强和坚韧在湖湘的“霸蛮”精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内忧外患的两宋，屈贾情节已逐渐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爱国情节，深入人心，在其发源地，湖湘士子的卫国热情高涨，更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表现最为鲜明。进入 20 世纪，爱国还是湖南乃至全国的进步潮流。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屈贾情节”逐步向“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演变。至此，一种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湖湘人士心中普遍化，梁启超“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的感慨背后，都是“屈贾情节”的衍生情感以及对经世致用的践行。

二是创新求变。关于湖南近代史的创新求变，可以将魏源和林则徐视为开端。作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开启和致力于中国近代的革新运动；黄兴、蔡锷、宋教仁等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虽败犹荣；无产阶级人士致力于在共产主义中寻求真理，也从中找到了中国救亡图存最成功的道路。他们都有着屈贾一般的居安思危、积极谋治的精神。

三是学问广博。具有广博的学识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要求。魏源与贺长龄共同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达 120 卷 300 万字，汇总了清初以来的实用之学，后人有“洵称大观”的评价。曾国藩在其最负盛名的“湘军”首领的身份下还有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在太平天国局势大好的 1863 年，时人就已看到了湖南经世学风下的能力，张集馨在《道咸宦海闻见录》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这些无不体现湖湘经世致用文化学识广博的特点。

“屈贾精神”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深远。湖湘迁谪文学发源于屈原，后被贾谊承袭和发展，所谓的“贾谊悲剧”更将封建政治中的贬与迁推上高潮。而贬谪作为封建集权政治里士人文人最无力抗拒的命运，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都是不可忽视的，贬谪文学自然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庞大的类别。杜甫、刘禹锡、柳宗元、秦观等人都在屈贾的影响下推动了湖湘贬谪文学的发展壮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个人际遇的感慨，对自我人格的坚守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爱国情怀。这些也正是屈原在长沙所作两篇赋文的突出情感。后世对贾谊谪居际遇的咏怀也从未停止，《全唐诗典故辞典》中收录的贾谊典故诗歌数量高达 240 首，“贾谊”“长沙谪”“鸟赋”都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经典意象。宋代文人更将“咏贾谊诗”推至创作高潮，张耒《贾谊》、王安石《贾生》、苏辙《读史六首（其三）》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咏贾谊诗。宋代对贾谊的评价之高，从文人的态度中可见一斑。苏轼《贾谊论》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在之后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提到贾谊；欧阳修则在《贾谊不至公卿论》中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高居庙堂的诗人多借此颂扬、夸赞或表达惋惜、对他人的鼓励；遭贬谪之臣多借此一吐自己的忧伤、哀怨或表达自己旷达超脱的个性；归隐之士又常借此抒发自己醉心山林、心向魏阙的心情。贾谊的贬谪经历、作品、个性等都已逐渐演变为经典意象，广泛出现在后世的作品中。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贾谊谪居南蛮之地是否如刘长卿甚至后来无数文人笔下那般可悲可怜？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贾生之才、文帝之贤、知而不遇、物伤其类”共同造就了“贾谊悲剧”。被贬长沙，于时年 22 岁极具政治抱负的贾谊而言是祸，然而三年后他在《鵩鸟赋》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今天来看，他发展了骚体赋，也是一位思想家。贾谊在长沙的四年无疑是他这一生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屈贾情节”更实证了贾谊与长沙相遇，是长沙人民之福，是湖湘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