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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是由许多具有不同主导逻辑的小世界构成，彼此区分又有联系。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用“场域”来指称这样的小世界。他认为，“场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开放性结构”。
陈宏伟的小说《陆地行舟》聚焦于“精准扶贫”，作者从自己的一线扶贫经验出发，不仅书写了扶贫场域中不同个体的命运，更注重故事书写的社会维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观察。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角来看，小说书写了现代官僚体系与贫困乡村两个场域的聚合，主要的行动者是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官员和需要帮扶的贫困村民。社会空间的聚合与折叠形成了新的场域，既导致了两个场域主导逻辑的碰撞，也导致了场域资源的再分配和相互转换，还进一步塑造了行动者的习性。《陆地行舟》通过对场域、资本和习性等的深入叙述，将“精准扶贫”进行了一种场域化的呈现。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场域的本质就是行动者对支配性资源进行争夺的场所，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的主导性资本。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是现代官僚体系中最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是场域中行动者的主要争夺对象。小说中李北亚对三类人的划分就是对社会资本价值的生动说明。“人物”之所以比“人才”高，是金字塔尖上的人，就是因为“人物”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小说中董副主任对《隐山茶叶志》执行主编署名权的争夺，既是一种对文化资本的争夺，也是一种对社会资本的争夺。
连瑞到马鞍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的目的，是想要得到提拔，他将扶贫当成了获得更多政治资本的手段。当这项工作无法换来职位提升时，他就失去了工作热情，甚至破罐破摔，与女演员胡衣一乱搞起了男女关系。
但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对于贫困农民来说，不具备太大的价值。作者在小说中借郁洋之口说出了这一矛盾：官员所拥有与追逐的是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由于行政干部不能经商的相关规定，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有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的经济资本运作能力和意识也都很有限。而贫穷农民所缺乏与追求的是经济资本。
小说中相关政府部门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马鞍村的再分配也没有太大的价值。郭副区长非常重视一个传说，说马鞍村是因为村里的银杏树拴过秦琼的黄骠马才得名的。郭副区长说要将这个故事整理成民间文学，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检查组胡组长对之不屑一顾，不仅因为这种编造牵强附会，还因为这种文化资本对贫困的乡村来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这种资本再分配的错位，导致扶贫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郁洋为贫困村民孙连发找串珠子的项目，是因为“上面检查时，比你直接给贫困户一千五百块钱好看多了”。这种能为郁洋带来政治资本的项目，成果是不能在市场上兑现的，只能“一扔了之”。行动者对资源追求的差异，让这种帮扶成了一种错位的帮扶。小说名为“陆地行舟”，即喻示了水的缺场。而在这个扶贫的特殊场域中，作为“水”的经济资本也是匮乏的。
贫困村民想要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有时需要付出其他资本。如张根财表面愚傻老实，却有自己的小算盘，隐瞒种瓜一事以及相关收入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扶贫款。对他而言，经济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资本，为了得到这些他愿意牺牲社会资本，伪装成智力低于常人。
但农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本。马忠良死守蛇王庙，看起来是为了多拿一些钱，其实也是对自我权利的一种捍卫。因为蛇王庙是他一砖一瓦盖成的。为了让个人劳动和付出得到承认，他不惜在蛇王庙被毁后又将之重盖。这种追求承认的权利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它代表着马忠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捍卫。马忠良的行为表明了农民在这个独特场域中复杂的诉求；而马忠良被异类化，说明了相关官员对农民诉求的单一化想象和简单化处理。
小说通过对两个场域的对照书写，呈现出两者资本诉求与分配的不对称，指出了扶贫工作中资本分配与转换的复杂性。小说名字“陆地行舟”本是一个历史典故，作者将这一词语放置在当下语境中，让它呈现出一种新的含义。
马克斯·韦伯在对作为现代官僚机制基础的科层制进行分析时，认为其主导逻辑为工具理性。鲍曼则认为现代官僚机构管理的进步体现在两个过程中，一个是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另一个是“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工具理性和技术责任可以看作现代官僚体系的主导逻辑。《陆地行舟》中，官员将现代官僚体系的主导逻辑带到了乡村场域以及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如检查组胡组长认为扶贫工作中形式决定内容：“形式不真实，内容必然虚假。”而“形式工作落实不到位，就是懒政怠政，为官不为”。其本质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和技术责任的强调，是官僚体制现代性特征的体现。
但在实际工作中，规范的形式并不能让上级官员更了解乡村，更接近扶贫的核心价值。检查组的反馈材料虽然从形式上查出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是与乡村现实脱节的。在孙桂英家，一名年轻男子叫孙桂英“妈”。胡组长竟误认为他是被派来偷听检查组暗访内容的，并将其当作重要问题写在反馈材料中。事实上，年轻男子是孙桂英女儿的追求者。这样的反馈材料在郁洋看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冷酷之语”。郁洋向王区长解释之后，王区长让他们将十六个乡镇办的贫困户档卡全部检查一遍。这还是在形式上做文章，所试图解决的仍然是技术问题。
工具理性并不能保证价值理性，技术责任也无法代替道德责任。鲍曼阐释了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朱主任要问出李道顺孩子的病，是因为《扶贫手册》要求写明是什么疾病。李道顺将儿子的病告诉了朱主任，朱主任随口将之告诉了众人，导致其隐私泄露，对其生活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道德责任的缺乏使朱主任用空头承诺套出村民隐私，但没有保障其隐私，侵犯了村民的利益。
鲍曼指出，道德的起源是“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郁洋感慨不应将农民当作简单的符号，扶贫官员需要对每个有血有肉的农民负责。但在小说中，相关行动者并未根据场域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行为的指导逻辑。因为现代官僚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上级负责。鲍曼认为，在现代官僚体系内部“充斥着像上级、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朱主任要求李道顺说明儿子的疾病，是要“经得起上级检查”。郁洋让孙连发串珠子，也是因为郁洋首先要负责的对象是上级，而非孙连发。
而当上级对工作不在意时，工作人员便丧失了工作的热情，甚至也放弃了其应负的责任。马鞍村的第一书记连瑞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向上级负责的场域规则下，有的官员甚至也不对同事负责任。在车祸事故发生之后，李北亚将排演小品甚至确定女主角人选的责任都推给了同事郁洋。因为上级要求做好舆情控制，于是李北亚不惜制造假新闻来控制舆情。
小说通过对科层制主导逻辑在扶贫场域中的呈现，指出了在两个场域聚合之后，单一场域的工具理性和技术责任的主导逻辑就陷入了失效的境地，表达了对其局限性的反思。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参与场域游戏的行动者，除了资本，还必然携带了习性。布尔迪厄并未将个体心理看成是先天生成且固定不变的，而是更注重外在环境的塑造作用。他认为行动者进入场域后，即“主动地接受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资本，相信游戏的争夺对象、胜负结果，并内化为身体向度的性情倾向、感知方式和思维习惯”。小说中的官员进入乡村场域后，其现代官僚习性被进一步放大。
小说中写到的诸多人物，其话语和行为的出发点不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而是由其身份所决定的。小说中将这种矛盾体现得最为深入的人物是郁洋。《陆地行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叙事视角，读者通过郁洋的视角进入故事。郁洋的作用既体现在叙事上，即担任小说的叙述视点，成为整个故事的线索；他又是小说中唯一将心理世界向读者敞开的人物，代表了小说的心理深度。
郁洋是一个参与扶贫工作的地方史志办的工作人员，后来担任区扶贫办主任。他的行为受这个位置的制约，一方面需要服从上级领导的命令，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行为在整个场域中的合理性及其影响。他在小说中与朱主任、胡组长等人形成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与陈清、李北亚等人形成同事关系。作为扶贫干部，他与孙连发、张根财、马忠良等贫困村民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小说主要围绕扶贫场域展开，郁洋的行为也就围绕这些关系产生。
郁洋的言行最能体现场域对习性的塑造作用。他严格遵循现代官僚机制中的主导逻辑，按照相关规则做事。他也谙熟各种潜规则，知道如何与领导相处，在一些事情上懂得谦让。如在《隐山茶叶志》一书编委的人选争夺中，他甘愿不当副主编，但这不全是他天性谦逊使然，而是由于他在场域中形成的习性。最能体现这种习性的，是蓄水罐丢失事件。张根财的蓄水罐丢失，但郁洋并未大肆张扬，或者报警解决。这是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此事的影响，尤其是领导的想法。他怕领导认为他连一件小事都办不成，继而影响他挑重担，即职位升迁。他认为“这种形象的潜在损害不是一个蓄水罐的价值所能比拟的”。所以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正是他进行场域化权衡的产物。而他“与世无争”的习性，正是由场域塑造而成的。
郁洋与那些习性完全由场域塑造的官员不完全相同。他在内心中并未将贫困村民对象化、符号化。小说中写道：“郁洋在心里感叹，农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一个人都有好恶、有爱恨，有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忧伤。”这可以看作他的内在良知的声音，但与他的诸多行为不一致。
鲍曼认为，“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一种代理状态”。在代理状态中，个人的道德良知是被压抑的。“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正好相反”，郁洋的言行无法与内在良知保持一致，其实质就是代理状态和自主状态的矛盾。这让他产生了一种习性的分裂。这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场域聚合所导致的。它表征了扶贫场域中行动者的心理困境。
《陆地行舟》每一章的叙事并不是以情节的闭合为结束，而是以意义的闭合为结束。在小说中，反讽是每个章节最后进行意义闭合的主导意义。南帆将反讽分为三个层级，即言语反讽、情境反讽与总体反讽。小说第一章是语言反讽，第二章情境反讽更为突出，第三章语言反讽与情境反讽叠加升级。第三章以“他应当算个人物”结尾，通过对“人物”一词含义的戏拟与扭曲，构成了巨大的反讽。李北亚在本章开头时说，人物比人才更高一层，属于金字塔尖上的人。郁洋说他是人物，喻示其在推卸责任与耍阴谋方面已是金字塔尖上的人了。当方书记问李北亚“人物”是什么时，李北亚以“数风流人物”来应答，不仅让方以智高兴，而且“全场掌声雷动”。反讽因此延续到那些鼓掌的人中，那几乎涵盖了所有隐山区的干部。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说：“根据结尾来解释开头的思维方式一直牢牢存在于我们关于历史、生活和虚构作品的观念之内。”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叙事产生意义的方式。小说开头些微的反讽意味在小说结尾得到了升级，针对个人的反讽也升级为一种总体的反讽，官僚体系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幸免，这也包括最具反思精神的郁洋。小说对身处底层的农民也有讽刺，如孙连发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不愿意赡养老人。但面对贫困农民，作者更多的还是理解、同情甚至悲悯。作者在塑造那些农民形象时，也未将之符号化，而是着重书写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人格。如孙连发最后被累死，他并不纯粹是为了钱。坚定地说过不要政府三万块钱的他，不会单纯为了一千块钱而把自己累死。更大的可能是，他接受了郁洋给他安排的项目，宁愿累死也要完成，因为这事关他的承诺和尊严。马忠良捍卫蛇王庙，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李道顺殴打朱主任，也是为了捍卫儿子的隐私和尊严。
作者对农民这种为尊严的抗争是持肯定态度的。孙连发死后，郁洋深感愧疚；马忠良执意重建蛇王庙，郁洋内心很是佩服。因为这种对农民的平等、同情和悲悯态度，小说中的反讽并未扩散为一种总体反讽。D.C.米克对总体反讽的解释是：“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矛盾。”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呈现，并非说这是不能解决的矛盾，郁洋所说的不能将农民当作符号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作者通过对场域中资本再分配错位的深入书写呈现了资本再分配与转换的复杂性，而经济资本的欠缺导致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通过书写工具理性和技术责任在扶贫场域中的失效，反思了其局限性和缺点；通过对场域中行动者习性的生成与分裂的书写，呈现了行动者的心理困境。作者对诸多问题的暴露与对解决方法的探寻，在修辞上对反讽的升级与克制，表达了一种在场的写作态度和现实关怀指向，体现了一种饱含激进现代性的反思态度和严肃的社会关怀立场。作者在小说中书写了许多无解的矛盾，并提出了一种有意义的追问：在一个不断分化与聚合的社会进程中，如何关怀社会空间中的人？如何缩小分化产生的差距，又如何构建聚合中的共识？作者以提问的方式邀请更多的人来思考，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简介] 张艳庭，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