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又一次进入弥留状态，那样子好像马上就要挂掉了。经过一百余年的时间侵蚀，姥爷早已骨瘦如柴，他好似很惬意地躺在铁力木床上，盖着小麦色薄毯子，那状况很像用半干半湿的沙子掩盖着一截腐朽的木头。这张铁力木罗汉床，还是十多年前按照坏脾气姥爷近乎苛刻的要求做出来的。想当年我们全体亲眷竭洪荒之力，才在如同传说一样遥远的海南岛五指山的一个小镇上，请到一个在当今仍坚持纯手工作业而且技艺精湛的木匠。这个木匠个头儿不高但相貌堪称英俊，刚刚过了不惑之年，他按照从前的规矩，木匠做工就住在雇主家里，好在姥爷家相当宽敞，木匠住下后也不觉得促狭。唯一不便的就是我们只能用笔纸或者手机微信和他交谈，因为无论他说海南话还是儋州话还是回辉话，我们一律听不懂。木匠当然也知道这个语言障碍，所以每天傍晚收了工摸出一部花里胡哨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时，他也不回避我们。我们虽然听不懂，但他那种怪异的腔调和神态堪称绝配，倒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姥爷因为当年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役，所以一听这个海南木匠打电话就会神态活跃，时不时还会露出谜一样的微笑，好像远方游子听到了乡音，好像他老先生全听懂了一样。这个英俊木匠，除了每天早上都要用那种吓人的老式折叠刮脸刀刮胡子，开始干活儿之前，他还像手术前的外科医生一样全方位洗一遍手。这个凡事都很讲究的木匠用罕见的以圆包圆的木工古法，没用一枚铁钉一管胶，只是花了仅仅五个半月的时间就造出了这张让我姥爷迭声赞叹的全素独板罗汉床。这张床三面素围子，足圆形的粗壮四腿，无论怎样打量它都显得那么古朴憨厚，让人只觉得躺上去一合眼就能做一场往昔旧梦。青少年时代做过好多年木工学徒的姥爷对这张床爱不释手，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他好像和这张床发生了垂死前的黄昏恋，时时刻刻都粘贴在这张做工精美、形象古朴的床上。我们每次看着躺在这张床上的姥爷近乎奄奄一息的样子，都会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技术夹生的电影演员表演死亡状态。还有一点相当鲜明的是，姥爷凋零成枯叶般的眼皮好像彻底失去了伸缩性，无论如何就是合不上了，两只眼珠子也好像石化了似的僵滞着，那样子总叫人觉得在尘世间他肯定还有不少未了的要紧事。

令人费解的是，这十几年来，虽然姥爷动辄就摆出奄奄一息的状态，但到了最后他总是不肯挂掉。这个让人诧异的局面，头几次我们都认为是头脑简单的小姨妈妈造成的，因为每次到了紧要关头，她总是控制不住发出一声尖锐的哭泣，每次都把快要过那边去的姥爷又喊了回来。不过后来我们很快就明白过来，小姨妈妈一声尖锐的泣啼没个毛用，主要还是姥爷漫散的意识在阴阳交界处漫游之际遇到了某个要好的战友或某件要紧的事情，他这才着急忙慌地从奄奄一息里挣脱出来。姥爷每次还过魂来都像大梦初醒一样，眼看着他的脸色和神情渐次充满了生机，就像给瘪了的自行车轮胎打气一样，可以眼睁睁地看到那种立竿见影的变化速度。接着，姥爷先用枯木般的双肘支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就像使用倾斜镜头拍摄的一样缓慢地坐起来，马上就用满是老年斑的双手麻利地按在屁股两侧的床板上，借以稳定身躯。姥爷做这些动作时十分迟缓困顿，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奔跑者到了最后只有跑的动作而没有了跑的速度。但等到他满是老年斑的双手无比麻利地按在屁股两侧的床板上，其速度之快简直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这群亲眷呆立在床铺四周，目光呆板、神情迟钝，好像在拍摄春天里一只慢慢蠕动的蛾类蛹如何破茧成蝶的，我们都是机械镜头，没有心理运动的过程，只是忠实地记录一切。姥爷好不容易坐稳了，这才睁大眼睛咂巴几下嘴巴，又啪啪唧唧磕碰一阵子满嘴树脂假牙，这才口齿清晰声音响亮地说，烂仔们，我要尿尿！甜面瓜，快来搀我一把！

姥爷一生南征北战，自从退休回到故乡后，与人交谈起来各地方言俚语脱口而出，“烂仔”好像是当时对香港和南方人的蔑称，我们也不知道他老人家从哪里学的，反正这个蔑称就是他老人家对所有亲眷的称呼。姥爷只单单叫我“甜面瓜”，以我的理解能力，我觉得应该是姥爷以此表示他和我私人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我小时候跟他学游泳被他扔进河里差一点挂掉。亲眷也没谁争辩，也没人想问个究竟，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一个百余岁的老人随心所欲地叫个名字，只要他高兴，随便叫阿猫、阿狗都可以。于是，“烂仔”们哧哧笑着，一起注视“甜面瓜”毕恭毕敬地搀扶着老先生去尿尿。

十多年来，这出小戏在姥爷房间里频频上演。

对一个百余岁的老人来说，这出小戏真的说不准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讲真的，姥爷第一次露出将要挂掉的这种状况时，我们这些亲眷都担心极了。可是，十余年来频繁出现的这个状况已经把我们这些后辈打磨得心肠麻木了，亲情啦、义务啦、孝顺啦等等，这些充满传统人伦道德元素的词语也逐渐随风飘散了。到了最近两三年里，姥爷一旦出现这种状况，我们都真心实意盼望着这老家伙赶紧挂掉算了，后事早就齐备了，那边的亲友和这边的亲友都等得心焦毛乱，连市长和军分区司令都打来过好几次电话了，一百多岁的人了，再这么来回折腾个啥劲儿呀——当然，这都是我们临时性赌气似的愚蠢念头。事实上，我们从心底里还是不想让他老人家就此挂掉，哪怕再活一百岁那又何妨嘛！现在讲究生活质量，人人都很长寿，苍老之后对社会再无任何贡献但偏偏要活到一百好几十岁的老家伙比比皆是。而且，我们亲眷也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姥爷是我们这些庸碌后辈置身于如此嘈杂的现实中还能产生很多美好善念的唯一动力和源泉，或者说他几乎是我们命运的主神，不管再活多久，也不管挂掉与否，他老人家都是绵延不断之后辈们的纪念碑。

无论是神清气爽的某一会儿，还是糊里糊涂的大把时间里，姥爷言讲起他老部队的故事基本上是碎片化的记忆，而且几乎全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张冠李戴的差错也比比皆是，我们得废掉好几亿脑细胞脑补大半天，才能梳理出他老人家所言事件的全貌。姥爷说，他的部队出身于北伐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这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由朱老总和陈老总率领着转战于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为红四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支部队又经过几次改编，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被编为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后来，剩下不多的老兵都喜欢牛哄哄地自称老子是红二师的。就是历年入伍的新兵，也动不动就竖起大拇指扬言俺们红二师如何如何，我姥爷就是其中之一。我姥爷竖起大拇指说，俺们红二师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在长征中俺们红二师是几支前卫师里打得最好的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长征中凡是重大战役差不多都是俺们红二师干的，只有历史结结实实证明了，才可以毫不吹牛地说，俺们红二师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开路重任。抗战爆发后，俺们红二师绝大部分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团和第六八五团，照样冲在华北抗战最前线。平型关战役是不是很著名？那就是俺们打的第一仗，干他娘的，打那一仗我差点回不来了，当然这只是我在梦里差点死掉的，要是真的死掉了，就不能坐在这儿给你们这帮烂仔讲这些事情了。姥爷笑眯眯地说，现在一提平型关战役大家都说总指挥如何如何，但实际上那场恶仗都是俺们这群不怕死的大头兵打出来的。

在言讲这些差不多都进了教科书的革命史实时，姥爷神情跳跃、手舞足蹈、活灵活现，根本就不像一个百余岁的老人，那份澎湃激情和勇猛天真，活像冲锋在战场上不怕死的大头兵。还有那份得意扬扬的自豪样子，好像革命史上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事真的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尤其是说到那些开国元勋时，他的腔调和神情就像言说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伙计一样。第一次听姥爷说这些时，我们这群亲眷既紧张又亢奋，都觉得他老人家的革命生涯竟然如此丰富浩繁，也难怪他敢大咧咧使唤市长以及军分区司令员搀着他到卫生间尿尿。后来，姥爷再讲这些时我们都当评书听了，因为我们意识到老先生身体健康状况虽然一直很好，但他的脑子一如既往地糟糕，而且越来越糟糕了，记忆和妄想经常混为一体，他讲的许多革命历程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他亲历的、哪些是他的妄想、哪些是他的梦境。比如红军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路上的著名战役还有平型关战役等等，离他实际入伍参军还有好几年时间呢！

姥爷说抗战时期革命形势千变万化，党中央为打通华北华中的联系通道，打开苏北苏中的抗战局面，命令黄克诚将军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帮助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姥爷讲这些史事不仅有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而且有鼻子有眼，连夜晚庄稼地里的雌雄蝈蝈儿鸣叫他都分别学得惟妙惟肖。姥爷说，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按农历就是九月初十，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彭明治所部先头部队，到达盐城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地区一个叫作狮子口的小集上，与新四军苏北指挥所第二纵队王必成所部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了。当时黄桥战役刚刚结束，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全被干光了，大胖子军长李守维骑马逃跑，在八尺沟附近纵马越过一条叫作瀛溪河的小河时竟然落水溺亡，独六旅的瘦猴旅长翁达想玩点愚勇愚忠，竟然捏枪自毙了。韩德勤吓得一口气跑到兴化曹甸那儿，才觉察出自己屙了一裤裆。他带着两三个卫兵躲在路东边一条浅浅的土沟里处理裤裆事务时，姥爷无意间看到了这恶心的一幕。

作为一个资深放映员兼电影狂热分子，我当然看过数不清的老电影，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姥爷所说的八路军南下和北上的新四军会师，包括黄桥战役这些事情，基本上有史可查。而他老人家所说亲眼看到韩德勤吓得屙了一裤裆，我断定这是姥爷完全出于个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添油加醋故意演绎的。当然，我们无法禁止一位百余岁的老人在言说往事时夹杂些虚构，掺些夸张戏谑和幽默成分，就像无法纠正他随意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地叫人名字。当然了，在这个很容易产生奇迹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学会理解万岁，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只要活到这个岁数，大脑里的程序就会自动调整升级更新出编瞎话的新功能。我不过是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放映员，自然无法捋清既纷繁难辨又千丝万缕的革命历史，但在姥爷日久天长的耳濡目染下，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是真实的：他老人家就是在南下的八路军和北上的新四军在那个叫作狮子口的小集上会师之时参军的。他之所以走上从军之路，就是因为他的木匠师傅在十天之前不幸中了汪伪军的流弹亡命了，他从军的初始愿望就是为了给师傅报仇，姥爷在清醒的理智归位的时候也承认这个。

姥爷说，那时候咱们这地方真是穷到家了，三天两头儿饿死人，俺师父挑着木匠箱准备到徐州一带谋生。姥爷家人口多，姥爷的饭量又特别大，家里人都怂恿他跟着师傅出去吃口饱饭，说不定碰上好人家还能捞到几块骨头啃啃。当时正逢日本鬼子和汪精卫伪军瞎搞“清乡”之类的狗屁事，就是怕迎头撞上这帮瘟孙，所以师徒二人天天都是专走偏僻小路，遇到庄稼地就钻进庄稼地里向前赶。那一天，他们师徒俩前往一个叫作牤牛镇的小集上给一个财主家做嫁妆，在穿过一片高粱地时，还遇到几个胆大包天的庄稼汉手持钐刀偷偷收割已经成熟的高粱穗子，汪伪不准他们私自收庄稼嘛。师傅正给一个胡子拉碴、没剩下几颗牙但很面善的老头儿打招呼，就听叭叭叭叭几声枪响，师傅胸口连中三弹血流如注。那几个庄稼汉惊慌失措，中邪一样用钐刀子划破胳膊和大腿，弄得浑身血淋淋的好像也中枪了，然后他们倒卧在高粱地里装死。少年的姥爷吓得目瞪口呆，当场尿了一裤子。姥爷说，那几个懦弱农人的极端恐惧和装死求生的行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甚至一生中都是影响很大的。姥爷叹息一声说，那时候乡村里的人真可怜。后来才知道下乡搞“清乡”的汪伪军，不知是怕遭到新四军或游击队伏击还是纯粹给自己壮胆，一旦路过高秆庄稼就会朝庄稼地里乱放一阵子冷枪。我认为姥爷说的这一段应该是真实的，在我放映过的好几部老电影里都有类似的桥段。平心而论，从前的电影工作者都是相当认真的，他们永不动摇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任何情节、细节甚至特写镜头都要有现实生活做依据。

这件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姥爷依旧百思不得其解，那会儿在高粱地里好几个人还都离得那么近，为啥偏偏就师傅中了三弹，而在场的其他人除了自残的伤痕皆安然无事。他老人家皱着眉头，想了半下午也没有结果，最后他只好自问自答道：“都是命里注定的。”以后每次再讲到这个地方时，他都会重复一遍这句话，同时他还会再次强调自己就是这个时候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当兵最初的目的就是想为师父报仇。所以，我们大家都记住了姥爷参加革命的这个时间和最初动机。可是，姥爷上午说自己加入的是八路军，到了下午又说加入的是新四军。我这个电影迷素来贪图在电影中追求故事情节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带来的精神享受，当即精神抖擞一下子揪住这个纰漏向姥爷求证。姥爷就像捕蝇纸上滚豆子一样粘粘连连地骨碌着呆滞的眼珠子想啊想，一直想到亮灯时候也没想出结果。老先生显然因为绞尽了脑汁而有些急躁情绪，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滚你奶奶的吧！姥爷一直就是这样，他所讲的不管真话假话，都决不允许有人质疑；否则，不管他是在思想混乱时刻还是在意识清醒时刻，都会立即破口大骂。

姥爷说，小鬼子投降了，全国军民都以为万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可是，蒋介石这个人怕共产党与他争夺天下，表面上搞和平，暗地里搞摩擦。眼看着内战之势不可避免，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指示，明确制定了全国战略方针，其中最显著的一条就是集中力量争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贯彻这一方针，党中央加派部队和地方干部奔赴东北。姥爷在讲述往事时有些事情讲得虽然有些糊里糊涂，但他倒是敢确定就是从那一年九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从山东军区陆续抽调了六万大军由罗帅率领开赴东北，从新四军抽调最能打的第三师由黄克诚将军率领着向东北开进。姥爷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部队在开动三天前，上级把他这个老班长提升为排长了。姥爷说在战争年代，别说把班长提升为排长了，就是把一个大头兵提升为连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当兵三四年了才提个小小排长，实在没啥高兴的。况且，那时候当排长也没啥好处，吃饭最后吃，睡觉最后睡，好不容易洗个热水澡也得排在最后，池子里的水都变成糨糊了；只有挂掉能排在最前边，因为打仗时排长得带头冲在最前边嘛。尤其让他不爽的是，他提干时已经二十二岁了，而和他同龄的排长在姥爷提为排长的同时竟一下子提升为副营长了，这件事情对姥爷打击很大。在同龄的排长手下当班长姥爷不觉得有啥不妥的，但在同龄的副营长手下当排长……这让自尊心很强的姥爷情何以堪！我认为姥爷有些不满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为了给师傅报仇才走上从军之路的，也正是因此，他才不能彻底摆脱小手工业者所具有的那种狭隘与自私。但是，自始至终姥爷思想里都没有拐过这个弯来，尽管这件事情也过去八十多年了，但一提起这件事情姥爷就有些愤懑，有些头脑发热，有些胡言乱语，致使他接下来的讲述发生了无法矫正的偏差。当然，我们自然都习以为常了，姥爷在讲述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要是不出现偏差那就太让人惊叹了。

姥爷说部队在莱芜集结后过胶县直奔龙口，准备从水路到兴城，计划上岸后奔向义县阜新一带。姥爷说在龙口海滨他看到码头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和汽船，海岸边冲上来好多海带，一堆一堆的，那么好的海带都没有人捡拾，空气中弥漫着海鱼才有的浓腥味。每条船上都站着一列护送大军北上的渔民或水手，一个个胡子拉碴，脸色老酱一样，看样子就是长年漂在海上的。他还看到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部队上船，一看到动作缓慢的队伍，这位司令员就大声叫骂。奶奶的，有几次我听你们这些烂仔说起许世友许司令，都笑话他暴脾气，其实他在领兵打仗的战争年代就是个性如烈火的干部了。姥爷说那一次他还看到了罗帅，当时罗帅肾病严重，一直尿血，他一身富商打扮，侧卧在担架上，由四名精壮小伙子抬上船的。那四名小伙子都是腰里鼓囊囊别着家伙，应该都是罗帅的警卫员。随罗帅上船的除了那个有名的外国医生罗生特——“这个外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那时候也不懂得外国人都说洋文，还以为外国人来到中国也得说中国话嘛”——还有参谋处处长李作鹏和情报处处长苏静。我们为姥爷能记得这么清楚而感到惊奇，姥爷说是因为在后来诸多次作战和行军路上与这几个在解放战争史上都写有一笔的人物皆有数日近距离接触。

有烟瘾的老人说上一段往事后总要抽根香烟，等待脑子里的后续往事跟上来，姥爷也是如此。尽管我们都知道抽烟对高龄老人危害加倍，但大家没有建议他改掉这个恶习，因为医生们就此问题早说过话了。原话里都是医学术语，大概意思就是，人到了头天晚上脱鞋不知第二天早上还穿不穿的这个年龄，那就没啥忌讳的了，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老首长想抽根烟那就让他抽好了。可是，我们都没意料到万恶的尼古丁在老先生的大脑里肆意作祟，将他早就随意拐弯抹角的思维引向了更加乱糟糟的歧途。姥爷接着说他奔赴东北这件事，他所在的部队又在淮阴集结了，然后奔郯城向济南，再径向邢台过保定穿过北平和山海关直达锦州。姥爷说，部队过邢台时他们还遇上了同样奔赴东北的一队八路军，当时也没问是哪个部队的，现在也记不清是王震的三五九旅还是晋冀豫哪个军区的部队。反正这队八路军真是奇怪，把携带的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沿途欢迎北上大军的当地部队和游击队，一见这么好的日本小钢炮和这么多的迫击炮、轻重机枪，还有数不清的各种步枪和手枪，欢送队伍兴奋得不知所措，竟然变起了戏法，一下子推出来数不清的自行车送给了八路军，然后列队鼓掌，张望着这队八路军骑上自行车欢天喜地飞驰而去。一百余岁的姥爷说到这儿，突然出人意料地一下子跳下床来，他使劲叉开罗圈腿，为了表演得形象，他非常努力地模仿骑自行车的姿势，兴高采烈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还模仿了一阵子自行车铃铛。

姥爷居然把他随大军奔赴东北这件要紧事情讲出了两个版本，可怕的是两个版本里都镶嵌着别人无法杜撰、只有亲历者才能说出来的细节。刚开始我很是怀疑姥爷的人生过于漫长，致使记忆与随着年龄增长而肆意蔓延的妄想混淆一体了。依我这个资深放映员兼老牌电影迷之见，在海边码头大军登上高大的双桅船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肯定有着相当的视觉冲击力，但最后我还是被北上大军用武器换自行车这个细节迷住了。当时为了搞清楚这个细节是不是姥爷胡言乱语的，我还广泛收集相关资料，才发现这个细节并不是姥爷信口开河、空穴来风。

我临时抱佛脚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的情况相当乐观，诸多北上部队都收到了中央的通报，说是日本人从东北撤走后，留下很多仓库，物资丰富武器很多，北上部队携带的武器辎重可以留交地方部队或者当地政府的武装力量，以便轻装行军尽快进入东北。我姥爷所说用武器辎重换自行车骑这个细节也有着明确的资料记载。当我把那段资料读给他听时，老先生来火气了，他训斥我怀疑他所讲亲身经历的真实性就是侮辱他的诚实性格，侮辱他纯洁的党性。我赶紧佯装吓坏了的样子，蜷缩在沙发上头也不抬。他嘟嘟囔囔骂了十多分钟才算消了气。随军北上时我姥爷不过是一个新提拔的排长，不可能见过这份中央通报，但在逐级传达时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情况有些夸大了，传达到他这儿时已经成了这样的信息：到了东北部队就住在大城市里，一按开关电灯就亮了，每天都吃大米饭就猪肉炖粉条，拉屎撒尿都不用出屋，天天还能洗个热水澡；日本人败退时在东北留下的物资仓库遍地都是，机枪大炮要多少有多少。这类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得几乎所有北上部队全都心旌摇曳，所以，姥爷看到那队八路军用武器换自行车骑的时候他自己也滋生了这个念头。姥爷说，骑自行车真好，比两条腿跑得快多了。实际上那时候姥爷还不会骑自行车，抗美援朝结束他回到祖国以后才学会骑自行车的，虽然这时候部队已经按他的级别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

姥爷说，别看俺们师长马脸漫长，但他一贯深谋远虑，大大的狡猾，他当时就对中央这个通报持有怀疑态度，非常担心到了东北要是没有物资没有枪炮，一支赤手空拳的部队就没什么用途了，因此他命令部队不准随便丢弃武器辎重，必须保持全副武装继续行军。姥爷说，虽然到达东北后俺们很佩服师长有先见之明，但刚开始俺们都觉得被这个马脸坑惨了。因为部队北上时补充了很多没经过训练的新兵，姥爷这个排里除了副排长和六个正副班长外，战士都是新兵。要知道奔赴东北那会儿基本上所有部队全靠步行，不像后来大军南下时还有汽车坐上一程。全副武装长途行军，疲劳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刚刚过了保定，好多新兵都生病了，刚被提干的姥爷居然也懂得有样学样地发扬干部风格，一口气帮六名生病的新兵扛枪，但等到部队停下来吃饭时，生病新兵还有病号饭吃，而姥爷只有一块干巴巴的玉米饼和一块齁死人的腌萝卜。姥爷说的病号饭，也就是卧了一个鸡蛋、漂了几点子香油和几个葱段的一碗挂面。老先生说起这碗挂面，苍老的嘴唇一阵子翕动，险些涌出一股子口水来。就是那天，他还没把一块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吃完，老天爷忽然下起雨来。姥爷说这真是既庆幸又不幸的事情。庆幸的是道路泥泞行军缓慢，而进入东北之军情急迫，中央发电报半天催了三回，俺们马脸师长这才下令把重武器以及粮弹辎重留给当地政府和游击队，原以为终于可以轻装前进了，不幸的是一直阴天下雨，部队在阴雨连绵的泥泞中一直走到玉田境内天才放晴，好多干部战士在泥泞中走得鞋子破掉了，还有不少同志脚都走烂了。姥爷说这都没啥了不起的，要命的是出发时部队穿的是单衣，这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俺们这支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老家都是豫皖苏鲁的，这时难免受不了。北方的寒冷相当毒辣，小风一吹犹如针刺，大风吹来活似小刀割耳。

姥爷讲述的这段事情，既包含历史细节又彰显个人内心感受，实在诱人，我真想用永远客观的镜头语言忠诚地把它表现出来。我这个资深放映员兼电影迷认为，完全可以在电影里展现这段故事。我甚至都想好了，就像法国老电影《红告示》开头那样，开始就用主角画外音和字幕介绍故事背景，逐渐导入镜头叙事，由此开始时空交织的战时往事回忆。这部法国老电影我还是很多年前在电脑里看的，好像讲的是巴黎沦陷后抵抗组织暗杀纳粹军官和法奸还有炸铁路的故事。在这部以我姥爷的革命经历为故事蓝本的电影里，这段话外音即便使用姥爷的原声，也要用高级混录手法把老先生的声音变成烟嗓音，因为现在大多数观众都很迷恋那种烟嗓音里所弥漫的从容沉着的沧桑感。我脑海里浮现出的如下画面就是在这种颇显沧桑的声音下展开的：镜头尾随着雨中行军的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一边前进一边慢慢上升，并以三倍快进的速度越过雨蓑下湿漉漉的军装，一块油布下几支步枪扛在肩头，雨衣下肩挎着的一只水壶垂到腰间，壶底端滴着雨水，镜头划过一把红油纸伞下女兵肩背医疗箱之后，雨中镜头不易觉察地变为正常速度，先是一个模糊的扛机枪的年轻士兵身影，接着清晰地定格在青年时期的我姥爷面颊上。姥爷那张面颊除了泥水和疲惫，还有一种前途茫然、生死未卜似的不安。姥爷张嘴说话，能感觉到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我们根本听不见他说些什么，随着他口型的翕动，推出片名：海南岛之恋。

我们这群亲眷都发现了，姥爷在演说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总是前半截说得少之又少，后半截说得相对要多一些。原先我们都以为这可能与他老人家的记忆和兴致有关系。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老先生不想说的无论我们怎样诱导他都不说，他想说的我们拦都拦不住，而且总能讲得手舞足蹈、活灵活现，就好像正在眼前发生的一样。遗憾的是姥爷的这种状态太少了。我们都觉得，姥爷是因为木匠师傅被汪伪军的冷枪打死了，他为了报仇才走上从军之路的，因此他不想说从军伊始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几乎全程都置身其中的东北解放战争，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战役，什么秀水河子之战、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塔山阻击战，还有黑山阻击战，等等，老先生也同样很少提及一二，这就不免让我们这群亲眷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了。作为后辈，我们当然想知道被俺们当作纪念碑的这位革命老前辈在辽沈战役中到底都有哪些战绩，因为那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偶尔也会故意挑逗式地问及相关事情，可是，姥爷差不多都以接二连三的咳嗽避开了话锋。当然，在身体和情绪都很好的时候，姥爷也会突然人来疯似的大讲特讲一阵子。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这种状态下他老人家讲得越多破绽就越多，不知道是他无意缝补漏洞，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讲述的往事破绽百出，反正一旦说起来就只管讲他的，要是有人提出一点点疑问或者打断他的话，他就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当然了，我们没有理由笑话他老人家，更没有资格要求一个百余岁的老人能把自己漫长的革命生涯讲述得逻辑严密合乎史实。我曾在手机上看到一则有趣的文章，说现在有很多高端科学实验得出的数据证明，人一旦过了百岁其智商便无法估量，他的大脑里就会充满神秘的符号，妄想与猜测、梦幻与记忆，混乱不堪，因此他的思维也达到了天马行空的境界，而神秘莫测的潜意识在活动中遇到任何一个暧昧图形，都会在他的脑回沟里刻下一个欢乐或惆怅的印象。比如有一次思想意识自行溜达的姥爷无意间说起了塔山阻击战时，他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姥爷所说的塔山阻击战与我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全不一样。在我这个资深放映员看来，塔山阻击战在辽沈战役中完全可以称为最关键也最惨烈的血战之一，但在姥爷的记忆里这场血战只剩下梦幻般的一个镜头而已。姥爷说他被敌机投下的炸弹震昏了，等他醒来时只看到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寂静，近处只有自己的耳鸣连绵，他没有查看还剩下几个战友，因为他看到炮弹翻起的泥土散发着暖洋洋的氤氲，好似缓缓飘动的一团薄纱，他眼睁睁地看着随土翻出来大片的蛾蛹在一瞬间幻化成蝴蝶，扑啦啦扇动着七彩羽翅飞向高远的天空。我忽然想到，要是在电影里该用怎样的艺术手法才能把姥爷的这个印象表现出来……唉，不管是真是假，甚至也不管他是否真的参加了塔山阻击战，遥远的战争能给一个老兵留下这么一点点印象也就足够了。在我这个资深放映员兼电影迷看来，这点微小的印象甚至比全景表现炮火纷飞、冲锋陷阵白刃战的画面更令人震撼。

当然，姥爷要是在无意间正好说起了他自己想说的某段往事时，那他简直就像变成了一个电影大师，能把各种细节都讲得既恰到好处又清清楚楚。比如他说起平津战役结束后他跟随部队参加北平入城式的情景就是这样的。部队在北平举行入城式是姥爷言说自己革命历程时最爱讲的片段之一。姥爷说，平津战役开始之际，纵队命令俺们师和另外两个师都驻扎在平津公路东侧通县以南徐官屯一带，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给俺们纵队的任务，一个是防止北平傅作义部队在我军攻打天津时出兵突围增援天津，一个是天津战事如果需要时，俺们这个师立即开往天津参战。姥爷半是得意半是遗憾地说，俺们在东北一场大战干掉了国民党精锐部队和地方杂牌军共有四十七万余人，虽然知道关内的国民党军队也会心惊胆寒，但没想到天津守敌陈长捷竟然这么不经打，大炮才夯了一天多一点就扛不住了，俺们师都没轮上参战，天津一下子就解放了。

于是，另两个师开往天津与参战部队换防，而他们这个师则开进通县，一边看北平能否和平解放，一边做好强攻北平的各种准备。姥爷说，当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就在通县东北几里地的宋庄。姥爷说他们师因为上上下下强烈要求上前线的官兵太多了，所以也抽调了一部分兵力前往天津参加换防，进驻县城之后只剩下一个警卫排保卫师部安全，师保卫科特意抽调他们连加强师部周边的警戒。我们这群碌碌无为只知道自命清高的亲眷情不自禁地嘘了一声，就像伪君子心怀几分讥笑放个屁似的。姥爷先是竖起眉头，很快又松开眉头，用宽宏大量的口吻说道，你们这群烂仔大惊小怪也不足为奇，因为你们不知道在战争年代一个师级指挥机关有多么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姥爷这时候已经是老牌连长了，他说过这个了不起的大官之后，还乘兴自我吹嘘即将被提为营长。姥爷说，就是由他这个老牌连长负责指挥全连警卫师部安全。姥爷说，他们师长先后两次去宋庄接受首长面授机宜，虽然也就是五六里的路程，但他还是按照保卫科下达的命令亲自带领两排兵力全副武装护送师长前去开会。也正是因为距离不远，俺们马脸师长都没坐吉普车，当时俺们师长三十几岁吧，特别会打仗，也很会说笑话，别看上了战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在平时却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和俺们干部战士一起洗澡时还和俺们一个个比大小，结果除了我谁也比不过他，从那以后他就记住我这个连长了。那两次去开会，俺们马脸师长就是带着俺们这两排战士跑步前往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姥爷说太遗憾了，他两次都没有见到首长，因为他和战士们只能在院外列队等候。姥爷叹息说，你们这些生下来就掉进福窝里的烂仔呀，根本就不会知道那时候一个基层指战员有多想看一眼自己的司令员！他娘的，在东北战场上打了两三年仗，天天都想看看首长是啥样的。姥爷说到这儿突然满脸泄气的神态，因为他老人家一直到离开部队也没有见到过首长。姥爷忽地吊起眉头说，当时围城部队都做好了强攻北平的计划，还准备了十余万发大口径炮弹、几十万斤黄色炸药，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北平还是和平解放了；否则，真是无法想象当时的北平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惨状。姥爷摇摇头咂嘴一阵子。

姥爷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上午十点整，大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就像我多次放映过的电影那样，随着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一辆悬挂着红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开向前门，随后的大卡车上载着巨幅画像，紧随在巨幅画像后边的是整齐的军乐队，他们操持着闪闪发光的各种乐器奏响了嘹亮的军乐。姥爷说，参加入城式的既有俺们东北野战军，也有华北野战军，既有装甲兵，也有炮兵，坦克和装甲车都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汽车牵引的大炮是清一色的美国货，也都是俺们缴获的。站在道路两厢欢迎的人群朝坦克大炮投掷花环，还有不少调皮的青年学生爬上坦克用红的或白的粉笔写字，还有几个大胆的学生崽子居然骑在坦克的炮筒上扬臂高呼。骑兵方队之后就是姥爷置身其中的步兵方队。姥爷说他看到骑兵方队里还有一列女骑兵分外显眼。在漫长的军旅生涯里，姥爷倒是经常见到女兵，但他一辈子只在北平入城式那天见过一次女骑兵，他觉得那些女骑兵要比男骑兵显得更加威武。他当时心情波动得很厉害，老是想着等入城式结束后这些女骑兵都去哪儿呢。

络绎不绝的队伍由西向东继续行进，走到前门楼下时姥爷忍不住张望了一眼，他看到他们这支队伍里高举着“打胜仗，打硬仗，威震辽东”“塔山英雄团”“四平攻坚英雄团”之类的大旗。俺们的马脸师长及其他几个师首长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每个首长都兴奋得两只耳朵通红，连耳朵上的汗水也闪烁着细碎的红色光芒。姥爷说他没有看到当年随他奔赴东北的那一排新兵。唉，唉，一个也没活下来。有那么一瞬间，姥爷脑海里电光石火般浮现他们的一个个形象，以及他们牺牲时的样子。

姥爷说入城式结束之后，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开，平津前线指挥部的一干首长都住进了北平饭店，纵队师以上干部都住在西单饭店，各部队则返回原驻地。俺们部队又回到通县，一边休整，一边针对整个平津战役中部队在政治和军事、后勤等方方面面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没过几天，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城里朝阳大街九爷府召开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很快，各纵队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传达东野总部会议精神的同时，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准备南下，准备打过长江去，打到海南岛，打到镇南关，成立新中国。哦，那会儿还没有“解放台湾”这个口号，俺们解放军还没有腾出手来把解放台湾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也是部队在休整和总结的时候，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俺们东野从那一年三月十五日起就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了。当时全军编了四个野战军，还改编了华北的三个大兵团隶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要是挨个儿数起来，还是俺们四野兵力雄厚，有九十多万人，一野才十五万多人，二野才二十八万多人，华北的三大兵团加起来不到二十四万人，三野多一点，也就是五十八万多人。当然了，也不能以兵力多少来衡量各野战军在全国解放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大小。俺们四野除了解放了东北，拿下了平津战役，往后也就是在中南解放战争中打的仗多一些而已。当然，要论说起来，在中南打仗也不是俺们九十多万大军一拥齐上，仅仅俺们提前南下的先遣兵团就把大多数硬仗打完了，广州是俺们打下的，白崇禧集团也是俺们干废的。海南岛就不用说了，尽管还隔着一条琼州海峡，国民党的军舰天天在海上游荡，飞机在海空中飞呀飞的，看着很威武，实际上他娘的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硬是没挡住俺们这群来自北方的旱鸭子把海南岛解放了。

尽管我们都知道姥爷全程参与了解放海南岛，但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事情姥爷说得也不算太多，甚至他所在的部队有幸被纳入南下的先遣兵团，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提了一嘴，而大军一路南下发生的诸多艰难困苦和欢乐的故事，他要是一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姥爷说，当时也不是一声军令部队就提枪上马奋勇南下了，刚刚传出要南下的小道消息时，干部战士思想波动很大，尤其像我这样的连排级干部，甚至一部分营级干部，还有极少的师团级干部，思想状态相当复杂，认识很难统一……这个状况，你们这些烂仔，使唤一下用基围虾和猪蹄髈喂肥的脑袋瓜子想一想就知道了嘛：三大战役结束了，兄弟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眼看着革命成功了，剩下的几撮国民党部队凑起来都不够打一个冲锋就可以干毙的，解放军五大战场的军队那么多，恐怕轮也不一定能轮到咱们打个冲锋了。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不容乐观。俺们纵队一大群政工干部天天下基层摸情况，总结了几条：一个是想家的思想普遍严重，二是不少官兵有些厌倦战争的情绪，三是个人前途问题，四是不少干部享乐思想泛滥。为此，俺们四野花了一周时间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决定针对这种虽是实际情况但也是很散漫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为期两三个月的教育整顿，大军思想认识不能统一，怎么南下嘛。

姥爷说当时其他想法他都是比较模糊的，只有想家念头如同刀刻。说老实话，他对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多少想念，因为当初家里虽然穷，但还没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为了减少他一张特别能吃的嘴，全家人合起伙来连哄带骗让自己跟随木匠师傅外出谋生。他娘的，那时候我在家里就是个瞎巴，一只叫喳喳的麻雀都比我地位高。因此他最想念的就是师傅，师傅不光教了他好几年木工手艺，跟着师傅他还吃了几年好饭，还真的啃过几回骨头，那时候骨头啃着很有滋味。姥爷说，部队开拔前他一连三天都梦到师傅躺在高粱地里，胸膛三个血窟窿，一句话也没能留下来就死了。由此他更加想念师傅的三闺女金凤。我们这些亲眷都知道，金凤比我姥爷小了差不多十岁，姥爷和师傅挑着木工箱子外出那天，金凤颠巴着两条小腿送他们很远，当然不是金凤那么小就很重亲情，而是因为她爹许诺等回来时给她买三串麻花让她吃个够。遥远而缥缈的喜悦让这个小女孩奔跑起来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鸭子。

那三天姥爷从梦中醒来后，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个小女孩奔跑时东倒西歪的样子。

后来，大军从通县出发，沿着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的冀中平原向南挺进。渡过黄河途经兰考太康和项城时，“离咱老家亳州很近了”，姥爷还想着是不是请假回老家看一眼，但最终没有成行。姥爷说原来团里已经要提他当营长了，赶上大军南下就耽搁下来，“你不能因为职务提升延误一会儿工作责任心就大撒把了嘛”，他这个老牌连长更要担负起责任来，他得看住自己连的干部战士不能有溜号的，因为大军出发后还没过衡水，有的部队就出现了溜号现象。苍老的姥爷盛气凌人地哼了一声，有几分鄙夷地说他当时就想不通，这些干部战士也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冲锋陷阵死时都得死个菖朝上的”，为啥会在这时候不知羞耻地溜号。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姥爷言语间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确实，我也找到了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姥爷此言不虚。很多资料上还说，大军南下时正值春暖花开季节，渡江之前一直是晴天丽日，沿途都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扎实，各地政权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的，支前经验丰富，一路上老百姓夹道欢迎，村头路旁都设有供水站，鸡蛋、水果、油炸食品，老百姓虽然旧衣烂鞋，但脸上却绽放着无限的喜悦和生机。根本不像现在你们这些烂仔，一个个衣着光鲜，皮鞋手机，他们脖子上扎着一骨节布条子，眉目间都是垂头丧气的味道，天天鞋里长草了一样，心慌慌不可终日似的……姥爷讲着讲着思想就开了小差，任意变道别车制造交通事故，骂起人来没完没了，完全忘了正在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

姥爷说渡江之后就没有打过几场硬仗，因为所到之处敌军基本上望风而逃了，部队原本掌握了敌军所在，但往往奔袭过去十有八九都扑空了。就像在湘赣战役中，俺们部队里也早就传说白崇禧的广西兵是很能打的，但怯于夜战，最害怕的是刺刀见红白刃战，俺们都拿定主意等到双方接仗时只给他们打夜战加白刃战，结果全不是俺们想的那样。当时，四野总部给俺们军的指示就是从正面突然奔袭，包围上富、奉新、高安这三地及其以南敌军，只要能抓住敌人一个军或者一个正规师至少是一个正规团，就可能吸引其他敌军来增援，即便敌人不来增援，也不至于不顾被围之敌掉头逃跑。哦，这时候纵队已经改称为军了，姥爷先竖根大拇指做个骄傲的说明，又接着说，俺们师长下达战斗命令时特意强调，军长给师里下了死命令，因为首长给军里下了死命令，说这次战役的成败取决于你们军能不能抓住上富、奉新、高安之敌，成功诱使敌军增援，你们能否圆满完成任务，是全战役的关键。当时所有的部队都知道，这是渡江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哪支部队都想打个漂亮仗，做生意还讲究先来个开门红嘛。于是，俺们军三个师分别奔向目标所在地。

干他娘！没想到这南方的地形、天气和俺们在东北时不一样了。在东北打仗一天奔袭一百多里简直等于溜达玩耍，在这边俺们不单要翻越讨厌的九岭山脉，还要渡过讨厌的锦江和南潦河，天还一直下大雨，江河暴涨无法徒涉。也不说阴雨连绵找船抢渡太难了，单说上了岸就是稻田间小路，泥泞不堪，一天别说奔袭一百多里了，就是徒步二三十里也很困难。沿途遭遇了几股敌人也不能全歼，因为他们都是当地人，地形熟悉，惯走泥泞山路，飞贼一样麻利地给守敌报信去了。所以，俺们这三个师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三处敌人主力两天前就跑掉了，剩下当地保安团之类的散兵游勇有个啥打头，俺们刚刚围住他们，还没开枪呢，他们就抢先缴枪投降了。哎呀，就是因为俺们军主力奔袭扑空，没有完成抓住敌人一部诱敌增援的任务，致使这次整个战役仅仅歼敌四千余人，俺们全军三个师歼敌加起来方才一千六百多人，搞得灰头土脸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胜利了。

当时，关注湘赣战役的也不是只有四野首长和俺们兵团首长，连中央军委也特别关注俺们这段时间的作战情况。战役刚刚结束，俺们参战部队正在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就打来了电报，指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还就如何歼灭白崇禧集团提出了作战方略，“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的电报指示，俺们基层官兵都有点恍然大悟的意思，越讨论越是觉得毛主席真是目光远大。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对歼灭残余的国民党部队成立新中国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姥爷说，那一次毛主席还批准了四野做出的关于部队暑期休整的部署。因为战役前后正好赶上南方酷暑和雨季，就是在一天之中天气也是变化多端，一会儿烈日炎炎，一会儿暴雨倾盆，白天高温暴晒，夜里也汗流浃背，南方蚊虫成群叮咬叫人痛不欲生，根本无法入睡。要知道，俺们南下部队的干部战士老家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的，睡觉时没见过这么阴险猖獗的蚊虫，吃饭还是天天吃大米，一个月见不到一块馍、一碗面条，哪能受得了！就是牲口也习惯不了，骡马也患病，那些漂亮的牲口在战斗中都是出了大力气的，平时俺们视作战友，来到南方一阵子折腾，骡马不光蹭膝拐腿，还天天浑身淌汗被牛虻叮咬，天天吃稻谷和稻草吃得一直拉稀，车炮都拉不动了。有一次俺们行军遇到特种部队的炮兵，几千匹大马都在路两边歇蹄休息，地面烤得鏊子一样，牲口都不敢卧在地上。炮兵们有好多中暑的却只能躺在地上，卫生兵没有好办法，也只好打湿一团纱布捂在病号脑门儿上。还有打摆子的，那么热的天好像冻得受不了似的，一个劲儿哆嗦打战，别说打仗了，路都没法儿走，非战斗减员甚是严重。我这个连里也是一样的，每天都有十几二十几个官兵痢疾、腹泻、打摆子、中暑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别说冲锋陷阵了，就是在追击敌人的途中，都有跑着跑着一头栽到地上就此牺牲掉的。我有一次在急行军时就中暑了，一头栽在地上，要不是通信员朝我头上喷了一口花椒酒，我哪还能在这儿看你们这些烂仔的脸色说这些事情。我那个通信员是兄弟连队俘虏的小兵，与我连俘虏调换吸收的解放战士，我一看还是小孩子嘛，就让他当连部通信员了。这小孩名字叫韦小宝……你们奶奶的烂仔，笑个熊锤子，江西广西那边韦姓是大姓，他就叫韦小宝嘛！幸亏他是当地人，否则哪里会用以毒攻毒的当地土方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在海南岛参加俺们加强营第一批偷渡时牺牲了。当时我已经是营长了，我们在琼东北地区那个叫作赤水港的地方登陆的，和琼东北独立团会师后，在潭门地区歼灭两团溃敌时，这小孩中弹了。他哎呀一声趴倒在地上，没想到那么小个孩子身上血真多真旺，把地面浸湿了那么一大片！眼看着就要结束战斗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我这一辈子一生病就会想起韦小宝猛地朝我头上喷了一口花椒酒，啥毛病都好了。

哦，俺们休整时最难受的还不是中暑、痢疾、上吐下泻、腿脚无力之类的，最要人命的是烧裆，你们这些烂仔不知道啥是烧裆吧？那种鬼气候一天到晚衣服就没干过，湿衣服缠在身上十天半月不见干，有的得了腰腿痛病，还有的得了绣球疯病，就是腰上、腿上、前胸、后背和屁股上一片片白不呲咧、红不拉叽的，看着就不是好东西。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患上了烧裆病状，就是卵包儿蛋皮和腚沟子都沤烂了，钻心地疼，走路都耷拉着腿，打断腿的狗一样。还有红眼病，在酷热的雨季里红眼病传染特别快，那段时间里大家都不敢对视一眼，因为红眼病相互一对眼就能传染上。尽管部队很快下发了雨具、蚊帐、各种预防药品，但俺们兵团野战医院里还是住满了病号，各营团卫生队医护人员天天巡诊，像中暑、痢疾、打摆子这样的毛病很快就治好了，连红眼病也很快消除了，只有烂裆一时没有好办法治疗。这个烂裆真是缺德，不是光严重影响战斗力，连俺们日常生活也影响得厉害，上茅厕大小便都得活受罪一场。俺们那个连队在休整期间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旁边一所小学校里住着俺们师部。这个大地主叫吴敛倡，名字怪怪的，又白又胖，六十多岁，有大小老婆三四个，住在一个六进院落的大宅院，俺们连住在前四进院子里都不敢走动，裆里疼是一，主要是堂堂解放军战士走路都耷拉着腿脚，让地主家老少一二十口子看在眼里实在有损俺们解放军形象。不料那个白白胖胖的地主吴敛倡还是个不挂牌的老中医，他将配制的药粉掺在豆面里，让俺们头天夜里扑粉似的扑在裆里和腚沟子里，第二天一出太阳就在院子里光着屁股、四脚拉叉躺着晾晒一上午，真是神奇，残酷的烧裆竟然一下子好了。当然，战争环境下俺们还是十分警惕的，先是让一个班长和副班长带着四个老兵做个试验，灵验了俺们全连才往裆里扑粉的。那一天我派烧裆痊愈的班长和副班长带着已经行动利索的四个战士，分别守在大门口和第四进过道那儿，既不让外边的人进院里，也不让地主家里人到前院里来，俺们全连战士裆里扑上豆面药粉排成排躺在院里晾晒烧裆。甜面瓜，你这小孩放了几十年电影，电影里可有这样壮观的场面？

我不管姥爷是否神志恍惚，在任何情况下他想叫我啥就随他便好了。只是，在我放映过的电影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场景，我也不知道在电影里应该如何展现这类场景。

全连光着腚沟子在地主院子里躺得整整齐齐正在晾晒扑了药面粉的烧裆时，汗水湿透军装的师长带着两个大汗淋漓的警卫员闯了进来。姥爷笑嘻嘻地说，刚才说过，俺们师部驻扎在旁边小学校里嘛。师长刚从各部队察看伤病情况回来，顺路拐过来看看俺们这个连的情况。俺们连烧裆病状急速好转的情况让师长大为惊讶，马上命令我把没用完的半笆斗掺了药粉的豆面拿过来，当即和两个警卫员脱得赤条条的，三人好似赌友似的满脸默契的笑容，抓起豆面朝裆里扑起粉来。我们大家才知道刚才还大步流星走进来的师长原来也烧裆了，我们相互眨眼赞佩师长就是师长，烧裆了走起路来也照样大步流星虎虎生风。又白又胖的吴地主就凭着一个民间土方解决了俺们部队的烧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又凭着俺们师颁发给他的一个奖状，免除了当地政府对他这个地主阶级的一系列斗争。姥爷感慨地说，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也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只要为解放事业做过一件好事，人民政府就不会忘记你的，那个白白胖胖的地主吴敛倡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姥爷又愤愤不平地说，他奶奶的，一个狗地主竟娶了三四个大小老婆！

这是姥爷在参加中南解放战争中遇到的一件记忆相当深刻的事情，随着这件事还衍生了另一件让姥爷记忆更加深刻的事情。因为当时驻地离师长老家不足十里地，师长便趁部队暑期休整期间抽空回了老家一趟。因为当时除了一些残兵流卒没有肃清，还有一些悍匪拉帮结伙乘机作恶，为保证师长安全，又好像因为驻得近很方便，师保卫科把护送师长回老家这一任务派给姥爷他们连了。平津战役期间姥爷他们连护送师长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开过两次会嘛，那个保卫科科长也是熟人了，前两次都是凶巴巴的牛菖极了，这时候突如其来地龇着一嘴大板子牙对姥爷笑嘻嘻地说，小王连长，这次任务，一个是因为你们连烧裆好得最早，但主要还是首长点名让你们连来执行这个光荣任务的。这时候姥爷才知道师长老家竟然离得这么近，这些日子频繁碰面，也从来没有听师长有过这层意思的言语。说到这儿，姥爷有些得意，他故意诡异地正话反说道，你们看看，那时候部队首长就是这样的，凡是自己的事情都保密得很。当然了，有些事情他也是不客气的，那就是你要给他留下一次好印象，他有事了就会次次使唤你。

姥爷记得他们保护着师长边走边看，俺们马脸师长故土萦怀旧地重游，短短的十里路一边走一边长吁短叹，泪珠子就没停过。俺们都觉得稀罕，平素师长一看见干部战士哭泣就训人家是爱哭鼻子的小娘儿们，谁料这时候豪迈威严、性如烈火的师长本人原来就是个爱哭鼻子的小娘儿们。在离村头还有一二里地时，师长就让部队原地休息放好警戒，只带着姥爷和他的两名警卫员进村了。姥爷说，进村前师长还想让俺和两个警卫员把枪下了交给部队暂时保管，俺们都能领会师长担心吓着他的乡亲，但俺们三人对视一眼都没有下枪，因为俺们都知道尽管是师长的村庄，但毕竟师长二十余年没回来过，村里啥情况也不明了，万一要遇上啥麻烦可就糟了。姥爷说，想当年师长才十六岁就在“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口号下加入红军了，从此烟云风飘、光阴水流，南征北战二十余年第一次回故乡。在路上时俺们还嘀咕师长出生的村庄一定是大村庄，师长家也该是个大院子，结果是个小村子，村里村外全是一片破败零落，庄稼地也没有庄稼，都是荒草枯棘，进了村庄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师长家也只有两间低矮的破旧草房。村里一些老少和师长家本门近支都到了，大人小孩围了一圈子。师长的老爹一脸刀刻般的皱纹，看不出多大岁数了，头上扎着一圈黑布巾，光着黝黑的脊梁，用白布条子系着一条肥大的黑土布半截裤子。这个老人看着三个挎枪的准是吓坏了，一个劲儿地哆嗦，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师长也不管有警卫员等人在旁边，一下子跪倒在地上，膝行向前抱住他爹的双腿，好像用他们的方言叫了几声“爹”，他爹嘴唇翕动，一直念叨一个“砰”字还是“平”字。我姥爷说方言口音太重，听不准是哪个字。师长回家也没带啥好礼物，自己买了两斤水果糖让警卫员拎着，这时候让我姥爷和两个警卫员分给孩子们。师长的老娘前几年就去世了，他老爹便带着他到村外给他老娘祭坟，师长有个堂兄是个晓得几分事理的人，早准备了香蜡纸炮，于是，我姥爷知道了师长家肯定比自己家还要穷，他老娘去世了也只是葬在乱石岗里，连块小小的碑石也没有。好在堂兄知道坟头所在，到坟丘上首点燃了白蜡和黄纸，又点了三炷香递给师长，然后放鞭炮去了。在鞭炮声中，师长三鞠躬奉上三炷香，然后跪在坟前一边磕头一边哭喊了一声方言，我姥爷翻译道，妈，我回来看您来了！

姥爷说到这儿时，苍老得几乎干枯的眼眶里竟然沁出一团泪花，那么大一团泪花竟然半天也没有掉落下来。我们这群亲眷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姥爷嘟嘟囔囔地说，返回驻地时一路上自己的眼泪就没干过，一方面是受到了师长阔别多年重返故乡之事的感染，一方面想起了自己的爹娘，想起手把手教他好几年木工手艺的师傅，想起师傅的小闺女金凤一路奔跑东倒西歪，好似刚出壳接地的小鸭子。那一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快天亮了才眯着一会儿，还被一个短暂但幸福的梦弄醒了：他梦见自己当了师长返回故乡。

休整期间，部队花了两个礼拜时间大力开展“人强马壮”运动，师团营连还组织单位和个人开展了“病多病少无病”三种对比检查，军师团分别组织了休养所，实行分类突击治病，还改善了伙食，增加了鸡、鱼、肉、蛋，还有牛奶，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北方兵喜欢的各种面食，减少了操课时间，让俺们干部战士在营养和睡眠上都有了充足的保证。也就是个把月时间，战士们的健康状况基本上有了很大改善，体力也恢复到充沛的程度了。所以，在休整后期的一个多月里，部队恢复了每天四个小时的操课时间，主要针对南方的地形地貌进行战术训练，以便部队适应山地河川环境中的战斗。姥爷骄傲地说，俺们连在班排队形运用和夜间作战这两个方面，在全师训练评比中受到师团两级嘉奖，团里奖给俺们连每人一块肥皂，师里奖了俺们连一台木壳收音机，虽然也都是战利品，但木壳收音机给俺们连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和欢乐。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全连一边吃晚饭一边听收音机。其他连队羡慕得很，他们有些干部战士来俺们连想听收音机，都得先立正给俺们全连敬个礼才行。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了。姥爷说，也得说句心里话，连俺们自己都能感受到，俺们这些北方部队来到南方之后，在生活上、在战斗中开始时多有不适，吃了不少苦头，经过这次四十天的休整训练，俺们不仅适应了，而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技术上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随之发动的衡宝战役中，俺们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明显得很，那感觉太猛烈了，好像俺们一个连队就能把整个战役包圆了。在我这个资深放映员看来，衡宝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一次重要战略进攻，也是四野进军中南的第一个重大战役，就是这次战役，基本上把白崇禧四个师的主力打废了。但姥爷未加细说这精彩的一章，只是随口说道，这次战役东路战场是二野的陈赓四兵团和俺们兵团配合打的。姥爷好像想起这段往事还有些不大情愿，他停顿了好大一会儿，一直等到杂乱的脑子里终于理清了思路，方才又加了几句，记得当时陈赓兵团划给俺们四野指挥了，好像到了广西战役之后又还给二野了。都过去多少年了，我哪里还记得清这些事情……你们这些烂仔就不要随便乱问了，学会动动自己的脑子，好好想一下子，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连长，能有权力管这样的大事情吗？

姥爷好像有些生气了，致使他接下来的讲述有些轻描淡写。姥爷说南下广州其实也没打几场硬仗，国民党的部队成了惊鸭溃鸟嘛，咱们的部队基本上就是天天追击敌人，就是天天比谁跑得快，比谁抓的俘虏多。他奶奶的真糟糕，俘虏多了也很麻烦，一到开饭就疯抢，俘虏军官也挤上去疯抢，被士兵叫骂羞辱也没用，只管抢饭。我看着那情景心情很复杂，觉得军队都这个样子了，国民党也活该完蛋了。对在东北战场上打惯了硬仗狠仗的俺们部队来说，这会儿仗打成这样真是太出乎意料了。俘虏实在太多，随便一个炊事兵都可以俘虏一个排甚至一个营，俺们兵团办的报纸上，俺们师里办的报纸上，三天两头儿刊登这类事例。俺们连部通信员韦小宝就是一人一杆冲锋枪，俘虏了二十四个全副武装的敌人，作为解放战士在我军队伍里转变成战斗勇士的典型，连上了俺们兵团和俺们师的报纸。直到说起这个，姥爷神态才有了几分生动，他笑眯眯地接着说道，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俺们兵团分社一个姓刘的记者还专程到俺们连采访过，刘记者长相很是英俊白皙，一边采访一边嚼槟榔，嚼得两片嘴唇一副牙齿好似吃了黄鹂屎一样。俺们连的一群干部战士最爱看笑话，这时候围着刘记者，只要他一说话，那帮小仔就肆意大笑着学黄鹂叫。黄鹂爱吃桑葚子，拉的屎就是那个颜色嘛。

无大仗硬仗可打，那也就没啥好讲的了。

不过，在进军广州途中有一件事倒是值得大讲特讲一下。那是九月底的事情了，俺们师刚过了梅岭关，正向南雄前进，忽然团通信股股长毛三水骑马飞奔而来，沿途传令暂时休息收听广播。师里奖励的那个木壳收音机和几块干电池一直由俺们连副指导员保管，俺们这个副指导员名叫周九通，是北平的大学生，平津战役结束后参军的，个子不高学问很大，一有空就教战士们识字，还积极主动帮连里几个干部写家信。人的确很好，只是脑子有点一根筋，南下广州途中他让大个子七班长帮他背背包，自己则像宝贝一样一直抱着收音机，下雨了他就用新发的雨衣包住收音机自己淋雨。其实，部队新配发的雨衣很宽大的，背上收音机再披上雨衣也完全罩得住，可是，他脑子被太多的学问糊住了，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我笑了一路也没告诉他这个诀窍，因为那时候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的知识分子，一个酸溜溜的小资产阶级嘛。当然，这家伙打仗不怕死，上刺刀白刃战也敢向前冲，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能当上军分区政委，偶尔到省军区开会俺们一碰面我就问他收音机抱来没有。姥爷说完这句话，除了老年斑了无生机的脸上露出一缕坏笑来。姥爷说，当时在梅岭关下周九通赶紧取出收音机，装上干电池，刺啦啦调整波段。于是，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盛况，听到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姥爷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游走的意识肯定又回到了那个特定时段，他明显有些兴奋和慌乱，哼哼几声清清嗓子，极力模仿当年在梅岭关下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说话：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姥爷啪啪给自己鼓了几下掌，又果断一挥手说，朱老总也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队伍一下子欢呼雀跃沸腾起来，姥爷说谁也无法解释那一瞬间的情绪，干部战士谁都摆脱不了那一瞬间情绪的掌控，连师长团长们也跟着高举双手大声疾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打到广州去！捣毁国民党残余巢穴！口号声一下子此起彼伏震彻山谷，好多干部战士把帽子扔向空中，还有一些战士把手里的水壶或者搪瓷缸子抛向空中，有的战士甚至脱了鞋子朝上抛掷。我这一辈子马上就要交待过去了，再也没见过那种欢欣到癫狂的场面了。哼，你们这群烂仔，肯定从来也没有那样高兴过，恐怕你们再活一辈子也休想有那样的高兴，你们也不可能再有机会看到那样的场面了。

姥爷鄙夷不屑地翻着白眼扫视我们一圈，然后笑眯眯地说，整个部队都被这股情绪鼓舞着，俺们一哈腰一口气就把广州解放了。那年十一月十三日，也许是十二日，我记不清了，反正肯定就是十一月上旬，可不像咱们北方，一进十月里就冷了，广州的十一月不热不冷，正是吃得下、睡得着的好天气。广州各人民团体、工厂、机关、学校大约有二十万人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俺们师还代表入粤部队举行了入城式。我看到检阅台上一列首长向部队招手致意，其中还有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瘦子，反正我一个也不认识，还是傍晚听收音机才知道检阅台上有叶帅、方方、陈赓、赖传珠、李章达等首长，我在脑子里想了一圈，还是一个都未曾见过，倒是俺们副指导员周九通一个个介绍了一遍，很牛菖的口吻，好像他和那些大首长都很熟一样，唬得俺们面面相觑，齐赞还是他妈的大学生知道得多。当时俺们军就驻守广州英德江门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清剿流散的残匪军嘛。奉命刚参加完入城式，四野总部突然电令俺们军迅速西进，配合兄弟部队及时发动广西战役，以期迅速全歼白崇禧集团残匪。

即便退休刚回到故乡那会儿，姥爷还经常邀请几个异地老战友来家里聚会，回首往事，畅谈参加过的一些战役，但每次都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那架势要是有枪炮在手的话，他们这帮言行蹊跷的老家伙一定会火拼一场。我这个被临时招来端茶倒水的服务员担心之至，生怕哪个老家伙一激动挂掉了。幸亏数次恼羞成怒的姥爷及时终止并且最终取消了这种聚会，否则事情延续下去，真有点难以预料究竟是别的首长先挂掉还是姥爷先挂掉了。我们也屈指一算做过分析，广西战役时姥爷毕竟只是一个小小连长，不可能全方位地了解整个战役，而如今姥爷一百多岁了，要是再让他对整个广西战役进行一个相对全面的概述，其结果恐怕又是一盆糨糊。好在全程听过几次他们激烈杂乱的争吵，我基本上也能从中捋清这次战役的大致背景：衡宝战役之后，白崇禧集团大约还有十五万兵力，连同从广东逃至粤桂边区的余汉谋残部，敌人总兵力将近二十万。当时白崇禧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最高长官，但他为了保存桂系集团的实力，一直避免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将他的主力撤到兴安、龙虎关、恭城、阳朔、荔浦等地，以桂林为中心，沿着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妄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姥爷说，为贯彻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俺们四野首长决定以西、中、南三路大军对敌展开战略包围。姥爷还说，俺们军被定为南路军，当即不顾阴雨连绵一路急行军，但遇敌人立即摧营拔寨，冒着瓢泼大雨连续攻克容县和北流两地。歼敌将近五千，俺们也没觉得有啥高兴的，但缴获七十多辆汽车可把俺们高兴坏了，因为往后有汽车坐一阵子就可以少跑腿了嘛。在清点俘虏时，有个三四十岁的斗鸡眼俘虏龇着一嘴黄牙，揭发他们兵团司令鲁道源戴副老花镜化装成教书先生逃跑了。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一时下落不明。但是很快，这位副司令就有下落了，原来战斗打响时他冒雨从一条土沟里逃跑，一露头就被击毙后滚到沟底了。俺们部队在追击逃敌时，一个大块头战士脚底打滑跌到沟底，双手接地时正好按在这位兵团副司令屁股上。这个大块头战士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这个敌人尸首肥大的屁股比他的还大一圈，扒拉过来一看，竟然是个湿漉漉的绿呢子将官，幸亏这个大块头战士认识几个字，认出这个死将官胸牌上写着“十一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俺们正在观赏那个大块头战士笨拙地表演这出滑稽戏，四野首长来个电令，说敌第三兵团已到博白及其以南地区，企图向廉江一线突围，命令俺们军直插郁林博白地区，切断敌人南撤海南岛的退路。告诉你们这些烂仔吧，俺们四野总部有一群专搞敌军情报的人相当厉害，在辽沈战役中也是立了不少大功的，这个属于俺们四野的军事秘密，你们在电影电视剧里是看不到的。那天刚好是月底嘛，我记得很清楚，俺们师上午八点半从北流出发，虽然俺们连是前锋部队，但也没排上坐汽车，因为还有伤兵、老同志、女同志嘛，全连官兵赌气似的不顾泥泞一路狂奔，不到十一点就到了郁林以南一个叫苏立圩的丁点大的小镇子，一看地图距离郁林也就是二三十里的样子，你说跑得快不快？俺们正准备稍作休息时，迎面碰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好像教书先生模样，手里提着一只柳条箱，还背着一卷铺盖行李，一脸张皇神态。当时我和指导员还有几个干部一对眼神一招手，战士们马上将他围了起来，一问话，并不是化装逃窜的鲁道源，原来是博白县立第一小学的正经教师，只是他居然和白崇禧一个姓。我见他口干舌燥的样子，就叫韦小宝给他倒了一瓷缸子水喝。这个白老师见俺们态度友好，喝了水情绪缓和下来，又说，他上午离开博白时张淦还在城里，霸占了县图书馆当作司令部，正准备午后以欢迎大会为名召集群众发表骗人演说。刚好这时候俺们马脸师长赶到了，居然还是坐吉普车来的，竟然还没有俺们两条腿跑得快！当然，雨天路滑也是重要原因嘛。姥爷哑着嗓子哧哧笑了一阵子，又说，我这一辈子一想起来这回事就觉得蹊跷得很。当时师长听完我的报告，又亲自盘问了那个白老师之后，简直亢奋极了，命令他的吉普车疾速返回，沿途传令乘车部队加速前进，言毕随即带着俺们连向博白疾奔，还边走边和作战科科长进行战斗部署。姥爷记得他们上午不到十一点半开始急行军的，晚上不到八点抵达博白城郊，郁林距离博白至少一百三十里，去掉先前跑到苏立圩的三十里，还有一百余里嘛。俺们连急行军八个小时就跑了一百多里，后来我也没想起来俺们是咋跑到的，只能解释为有如神助了。当然，想一想也没啥奇怪的，打辽沈战役时，俺们整个纵队那么庞大，连走带跑一天干了一百四十多里，把廖耀湘兵团退回沈阳的路给堵住了，要是再晚一个小时他就能跑回沈阳，那辽沈战役再打下去可就不知道还要费多少劲了。

这时候，坐汽车的部队也接二连三赶到了，俺们马脸师长在奔跑的路上就和作战科科长做妥了战斗部署，根据已经赶到的各部队作战特征稍作调整，攻打博白的战斗就开始了。真没啥可说的，这时候的敌军已经没法儿打仗了，稍一接触马上溃散当即投降，有的俘虏过于乖巧，供出张淦就在楼内，头上有块癞疤没一根头发，摘掉帽子一眼就能认出。倒是攻打县城南端图书馆的张淦的兵团司令部时费了点时间，敌人组织所有力量依据围墙疯狂射击，抵挡我军进攻。俺们担心敌人如有援军到来情况会变得复杂起来，就动用了两具火箭筒朝院中心大楼发了四发炮弹，一时间硝烟弥漫，俺们冲了进去又是一阵子激战占领了大楼，抓获军官士兵还有一群女人和小孩，两三百口子。在清点时让军官摘掉帽子，俺们没有发现头上有一块癞疤的张淦，当即楼上楼下搜捕一番，在楼下大门东侧一间耳房里发现一张铺得整整齐齐的双人床，床上也没人倒卧，床下却有一双皮鞋倒扣着，鞋跟朝上。俺们大笑着把人拖出来一看，肥肥胖胖的，个头儿高大，领章是中将标志，他居然戴着大檐帽钻到了床底下，也真够狗急跳墙的了。俺们的副指导员周九通个头儿不高，踮着脚一把摘下他的帽子一看，左耳以上后侧果然有一块巴掌大的癞疤。张淦只好承认自己就是张淦，还拉出一副自来熟的口吻说，我和周恩来先生很熟悉，请你们费点心把我交还给他好了。俺们带他出来时，他还说已经准备好船只了，正准备明天一早离开博白，顺着南流江到合浦，本来算了一卦，卦象显示你们从北流来博白至少要两天的，没想到贵军如此神速，真叫我这个做了十八年中将的人措手不及。走到大门口时，他忽地又请求带上他撰写的文稿和须臾离不开的宝贝罗盘。一个很大的罗盘。后来讯问被我们俘虏的他们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才知道张淦本人迷信之至，又甚好堪舆之术，不管有啥事都得先用罗盘占卜，连他的长官白崇禧平时开军事会议，点到张淦时也呼之罗盘，群僚哄笑。那个作战处处长留着一抹漂亮的短髭，说到这儿不免露出一脸苦笑。你们这群烂仔可想而知，俺们怎么可能把张淦送到周总理面前嘛！不过听说后来在战犯改造所里，张淦这个人也常常以罗盘占卦为乐。

姥爷说，广西战役还没有彻底结束，俺们就奉命由广西开往广东的雷州半岛。姥爷记得十分清楚，他们到达雷州半岛时差不多快过年了，后来我在许多资料上看到也是这样说的。姥爷说雷州半岛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北方这个季节早就北风呼号、白雪飘飘了，这个地方却一点也不冷，晚上睡觉还有点又潮又闷。集结于雷州半岛的部队大展身手，很快解放了徐闻、湛江、海安和阳江等地，肃清沿海一带的残敌和海匪之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他妈的，海匪不好打，刺溜一下爬上小船就往大海里溜了。

关于沿海几座县城的战斗，解放湛江是姥爷最津津乐道的。姥爷说，到了这个火候，国民党的部队和俺们部队一样，都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仗了，所以俺们打得有多快，他们投降得就有多快。打下湛江后，俺们师把俘虏集中在一个财主大院里，烦得很，又是让俺们连看守。哦，姥爷鼻头耸动几下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是营长了，部队在开往雷州半岛时刚提拔的。这个财主家宅院很大，院墙很高，院子里国民党部队官兵及其老婆孩子共有上千人，俺们也只是在大门口放两个武装战士站岗就行了。当时俺们的政策还是很宽大的，俘虏军官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走动，还允许那些家属上街买鸡、鱼、肉、菜，他们要求自己开火做饭吃嘛，有的家属还买了槟榔、瓜子、梅干之类的零嘴。他妈的，她们把俘虏大院当作小家家过起日子来了。

有几次我带着几个干部到俘虏大院里检查，一群军官家属就对俺们大骂白崇禧，说这个浑蛋真是害死人了，要不是逼着他们往这儿跑，在湖南广西当俘虏多好，离家还近一些，就算被俘虏了，也能和老亲旧眷见见面啥的。那些军官却害怕极了，一个劲儿地问俺们解放军的俘虏政策是不是变了、会不会真的给他们扒皮抽筋点天灯。俺们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司令长官说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变了，凡是往南退和退到海南岛的军官抓住后一律扒皮抽筋点天灯。可见国民党部队高官有多糟糕吧，为了让部队负隅顽抗，做了多坏的宣传。

俺们也对他们进行了政策说明，并教育他们不要相信国民党部队当官的那些鬼话，明确告诉他们一不搜身，二不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等清查结束后，查明有大罪者一定会处罚的，无罪者一律释放，发路费还乡。俘虏们好像都认为自己没有大罪，一时欢天喜地，连连打躬作揖。还有个小兵很有眼色，当时看情景好像我是最大的官，马上向我立正敬礼，我看他一眼也随手还了礼。俺们解放军对俘虏也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即便他是个俘虏，他以军礼敬我，我也要还以军礼，不能在一个俘虏兵面前丢了俺们解放军干部的份儿嘛。

这小兵激动得淌猫尿了，咕咕哝哝地说了句，谢谢长官！俺高低管回老家了。我一听话音就问他是啥地方人，果然这个小兵是咱们亳州的，淝河集上的。这个小兵名字叫张怀囍，真是个好名字，双喜临门。他一路奔波到泰安他舅那儿学养蝎子，结果刚到地方还没找到舅舅就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那时候，咱亳州的中药材比现在还要出名，其中一味中药就是蝎子干，尤其出名。他舅钻计得很，钻计是咱亳州方言，或者说他舅是淝河集上有名的人精，听说泰安小土坑、大土坑甚至满墙根都是蝎子，连芝麻地里也长满了蝎子，就到泰安养起了蝎子，等长足年头儿焙成蝎子干，回头再卖给专门到泰安收蝎子干的亳州药商，好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就在泰安娶了个山东大嫚安家落户了，写信让外甥去泰安养蝎子发财，也娶个山东大嫚，结果不承想把外甥给鼓捣到海南岛来了。这是张怀囍当天晚上给我讲的，因为他一个敬礼有几分标准，我就主张把他留到部队了。现在部队一个营长估计没这个权力，战争年代嘛，营长说招个兵一句闲话罢了。后来，这个张怀囍在海南岛解放后随部队奔赴东北，抗美援朝了嘛，张怀囍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了。他妈的，也不知道我这算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张怀囍牺牲时已经被提拔为排长了，我亲自下的命令。哦，入朝时我被提拔为团长了，那时候部队老乡观念浓厚嘛。这些年来，一想起解放湛江，张怀囍这件事情就让我很难过，很矛盾、很自责。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严正重申了我军的俘虏政策，给绝大部分俘虏军官触动很大，有的主动交代做过的坏事，有的主动上缴金银珠宝和私藏的武器，有一个在逃跑时丢了军帽的秃头少将，那秃头真是剃得锃亮呀，就主动上缴了一把德国造驳壳枪。那一看就是一把好枪！一见我爱不释手，这个秃头少将就赔着笑脸抱拳拱手提个要求，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我想见他一面。

说到这儿，姥爷干瘪的嘴唇绽出一丝笑意来，说国民党的将官就会做美梦，我在四野好几年想见见首长都没见到，他连自己的军帽都保不住了，光剩颗秃头还想见首长！真他妈个菖的！姥爷说得开心时心里又一件琐碎事涌上来，他有些遗憾似的叹息一声说，他妈的那把好枪，呱呱叫的德国造驳壳枪，被那个姓啥的记者要去了。这个记者是俺们师部报社的，正好来俺们部队采访，死乞白赖地非要这把枪。报社也是俺们上级机关嘛，我就把那把枪给了他。不过，说实在的，这个记者也是个有种的记者，后来俺们营被选为渡海先锋营进行偷渡时他坚决要跟着上船，登陆冲上滩头时也不含糊，冲着敌人一个机枪火力点边冲边喊还边投手榴弹。在战争年代这没啥稀罕的，随军记者也是战斗员嘛。当时那战斗情景，要不是我一把按倒他，恐怕那把手枪还得归我所有了。

姥爷说，俺们采取偷渡海南岛也不是心血来潮，也是四野首长经过三个月的集体研究和各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海上练兵之后才决定的。那段时间里，俺们兵团以及四野总部和中央军委无数次电报来往商谈的都是如何渡海作战的事情。为何这样谨慎，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过金门岛的惨剧嘛。连毛主席出差在苏联也操心着这件大事情，他老人家收到军委转去的攻占海南岛计划的请示电报后，让叶子龙立即找来海南岛地图再三研究了一夜，才回电同意了这个计划，并特别指示俺们兵团派个能人到三野找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避免重蹈金门覆辙，还着重强调了“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行动”的原则。俺们从北边的牡丹江一口气打到南边的海南岛，虽然可以说所向披靡，但针对这一场渡海作战，肯定和俺们以往的作战经验大有区别的。原本决定旧历年前后开始渡海的，因为部队准备还不太充分，也没有勉强执行这个决定，这时候毛主席的回电指示到了，所以那段时间，俺们部队天天忙得脚底板打后脑勺，解决船只问题、火力配备问题、组织船工问题，还要研究调查风向潮汐水流规律，等等。还有在海上航行时如何规避敌舰和敌机的袭扰，因为那时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嘛，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咱们的空军刚刚组建，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毛主席才说解放海南岛不要指望空军帮助嘛。包括如何选择登陆地点、如何扩大滩头阵地，要做到准确无误万无一失，不光兵团首长和军师团各级领导费尽心思，俺们营连级干部更是大费脑筋，因为具体作战任务不管繁简都得俺们基层部队去落实嘛。当然，占领滩头阵地之后的岛上作战就和地面作战一样了，那可是俺们的拿手好戏，何况岛上还有琼崖纵队给俺们打内应。俺们里应外合，胜利还是很有把握的。

当然了，这些烦琐事情都是俺们当年海上大练兵中比较轻松的部分课目而已。海上作战嘛，首先要练出海上精兵。要想在海上练出精兵，首先官兵个个都得是个游泳健将。游泳也不是多难学的，只要扔进水里就学会了，是不是甜面瓜？姥爷虽然只是鬼鬼祟祟地瞄了我一眼，但我当即就明白了他的暗示和命令：我小时候跟着姥爷到我们这条穿城而过的涡河里学游泳，到了河边他拎着我的两条细胳膊一下扔进河里，我一阵子挣扎，虽然学会了游泳，但因呛水过于严重导致我忘了那一年姥爷是六十多岁还是七十多岁了。学游泳是我和姥爷成为至交的一个秘密，一直到现在都是只有俺俩才能心领神会的暗语。

对了，姥爷说，海上大练兵期间，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他记忆特别深刻，那就是“俺们的大学生干部周九通”，每天不管是在海边训练还是驾船到海上训练，他都好像憋了一股狠劲似的特别卖力，到了傍晚训练结束后，他都会坐在海边吹口琴。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连指导员了，他吹口琴时总会有一群兵围着他随随便便躺在沙滩上，好像听得很入迷似的。“拉弦子我还能听懂几段，吹口琴实在不懂，好像是个西洋玩意儿。也不知道那群小兵都听懂了什么，总是一直保持鸦雀无声，训练时喧嚣的大海好像也安静了下来，偶尔会有几只性喜傍晚绵软之风的海鸥在海面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时发出声声鸣叫，像是回应周九通这家伙的口琴声。这个场景虽说也没啥特殊的意义，但这些年来却总是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泛起，我真是老到无药可救了，只要一想起周九通吹口琴的那番情景，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那场海上大练兵的一些场面，太令人热血沸腾了，想起在海上练习荡秋千荡得我头晕目眩直想上吐下泻一番。”

解放海南岛关于偷渡登陆的战斗故事是姥爷讲得最多的，也是讲得最嘈杂的，光我在场聆听的就至少有四百遍了。奇特的是，因苍老而记忆马虎的姥爷，反而因为马虎才能像个会给故事注入魔法的老辈子说书人一样，每次讲述都会有变幻莫测的崭新细节，而且每一次变化也同样吸引人。即便同一件事姥爷说出无数个花样来，但我仍坚信他所说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因为沉睡了大半个世纪的记忆广泛而繁杂，都想趁姥爷还能言说的时候涌现出来。尽管他们偷渡海南岛的过程姥爷也讲过很多次了，照样也是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细节。但无论怎样变化多端，仍有一些细节是永远不变的，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觉这些不变的细节却有着隐秘的联系。

无论开头部分他们先锋营是怎样起航的，但结尾他们都是在海南岛琼东北地区那个叫作赤水港的地方登陆的。和琼东北独立团会师后，在潭门地区歼灭两团溃敌时，他原来那个连的通信员韦小宝中弹了。他当时虽然是营长了，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当然也不只是因为韦小宝救过他的命，主要是这小兵服从命令好，心眼儿实诚得很，打仗也很勇敢。还不到二十岁嘛，太可惜了。姥爷说，琼东独立团那个女卫生兵抓着一把绷带一直给韦小宝擦拭脸蛋，眼见得他这个解放军干部哭得这样惨烈，她也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最后竟也跟着放声大哭起来。姥爷说那个黑黝黝的女卫生兵，一说话露出一口白牙，姥爷说他这一辈子就没见过那么漂亮那么白的牙齿。后来知道是个十九岁的黎族姑娘，还戴着一对大大的银耳环，身穿原本灰色由于风吹日晒泛白掉色严重已经变成了米黄色的夏威夷式服装，左肩右斜挎着一把烤蓝几乎脱光的驳壳枪，右肩左斜挎着一个磨边缺角的急救箱，她头上一顶青蓝色军帽已经掉色发白，帽子上缀了一颗木头刻制的红五角星。姥爷说，由此可见当年琼崖纵队有多么艰苦了。只是因为语言不通，姥爷只听懂了那个十九岁的黎族女战士一声声地叫他大军哥哥。

对我姥爷一生的革命生涯大感兴趣的还有大江导演。那天上午，这个长了一嘴烂牙的电影导演刚听我姥爷说到黎族女兵这儿，不知道是我姥爷讲得好，还是我姥爷讲的这段故事启发他突然迸发出了不起的电影构想，他一个劲儿地击掌叫绝，又马上一连串地大拍脑门儿说道，好，咱们就这样决定好了，咱们这部电影干脆就从这儿开拍吧！

大江导演也算得上是个与姥爷家渊源过硬的亲友了，关系早已亲密到连我们全体亲眷都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想当年大江导演的太爷爷在中原地带是个赫赫有名的木匠……我这样一说，恐怕无论谁都能知道俺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了。姥爷退休还乡，找到师傅的小女儿金凤时，那个当年路都走不稳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并且因为家口众多而家境相当困难。当时大江和我一样都是刚上学的小孩子，也像我一样都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姥爷资助的。那时候我家并不像大江家那样穷，我爷爷是我们这个小城文化馆的馆长兼大鼓书演员，我爸爸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是个相当牛的妇科医生，姥爷的小女儿本来是学习牙科的，被姥爷以磨炼革命意志为名动用关系安排到我们县医院里了。我一直说不准姥爷此举有何目的，好像就是为了配合我的诞生。我一直不能理解后来姥爷为什么不动用关系把我们全家调到省城去，一直到他退休选择回到我们这个小城居住，我才明白姥爷有着过于严重的故乡情结，简直是个故乡控，或者说这老家伙把身后的一切早都安排好了。我长大了才明白姥爷赞助我学费是为了照顾大江的自尊心。

姥爷不光一直赞助鼻涕邋遢的大江大学毕业，还赞助他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俺们所有的亲眷都知道大江的硕士和博士读的都是水产养殖，具体专业好像是稀珍龟鳖饲养与防病。当然，这个好像有点邪门歪道上不了台面的专业丝毫没有影响大江后来转行从事电影导演工作，也许正因为他学了这个说不上啥道道的专业，才让他有了能拍出好电影的独特天赋。俺们这些亲眷也都知道这些年来大江拍了很多电影，尽管差不多有十几部大火特火，但我敢打包票，除我这个资深放映员兼老牌电影迷之外，很有可能没人看过任何一部。我这个不值一提但尚算活着的末流小人物，从前和现在都是一名放映员，一个半辈子都以放电影为职业的人，很容易就是一个游荡于时间和现实之外的闲人。要是在电影里，也准是个在冲突激烈的桥段开始前三十秒就必须挂掉的群演。即便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是个被高端生活全盘屏蔽的人。因此，我有大把时间观看各种各样的高级电影。他妈的，请不要以为我会被那些妙不可言的经典电影迷住了，讲真话，我只是想从那些艺术性泛滥的电影里参考一下那些被高端生活屏蔽的角色最后是怎样咸鱼翻身的。我也记不清楚自己看过多少电影了。因为长期浸淫在电影里，我经常不自觉间就把电影和生活搞混淆了，总觉得每天的生活就像在电影中一样，包括在聆听姥爷演讲他老人家的革命生涯时，我的眼前就会放映题材和情节与姥爷的讲述一模一样的电影。我经常和大江导演一块儿说电影，他对我的电影艺术直觉判断甚为欣赏，多次建议我从事电影制作类工作。我们俩只要就着啤酒说起电影来，这孙子的谈吐与飞扬的神采完全可以说直似腹泻，更可怕的是他还特别喜欢大声嚷嚷他的好几部电影都是差一点获得奥斯卡奖。那些评委都是喜欢接受金钱美女贿赂的杂种。大江醉醺醺地叫嚣。

大江导演打定主意要以姥爷的故事为原型拍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电影，以报答老人家对他的无限恩情。这是他的原话，我完全可以做证。我还可以做证，大江导演也真是下功夫了，只要一有点空闲或者说癫痫劲头儿一上来，他也不管风雨交加或者烈日炎炎，就像个出苦力的烂牙汉子，龇着烂牙扛着摄影机跑到姥爷家听老先生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有趣的是他还随手拍摄了姥爷日常生活的很多镜头，后来影片拍竣在做剪辑混录等后期制作时都巧妙地加进了正片里，比如姥爷用粗砂子海碗喝水的特写，说话时间稍长一点两眼就会淌出苍白的泪水。尤其是，我只要一打电话告诉大江导演老先生又出现了那个要挂掉的症状，他马上提着摄影机飞速赶来。他如此不厌其烦，就是想拍出最真实的场景。虽说这种弥留之际的戏份也可以在摄影棚里找个演员拍一下，但大江导演坚持用纪录片的写实手法和风格拍这个镜头。后来，虽然我姥爷还没有挂掉，他也真把这个最真实的镜头镶嵌在正片里最恰当的地方了。大江导演龇着一口吓人的烂牙说，在史诗级别的故事片里，如果恰到好处地插进纪录片风格的个把镜头，不仅可以完美展现老人家革命生涯的真实性，还可以进一步烘托这部大作品的史诗性。最关键的是，这部杰作能否获奥斯卡奖，片中这些纪实元素完全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庞大的摄制组在潭门镇一家临海的宾馆住下来好几天了，剧务主任和一个副导演提前做好了拍摄的前期工作，说定了今天就要开拍，烧香磕头之类的开机仪式上午也举行了，按计划下午要拍第一场戏的几个主要镜头。剧组人员包括几个主要演员已经冒着酷热到海边准备去了。大江导演还在房间里，他午睡了好长时间，起床时他的牙疼病突然发作起来，他痛得好像掉了魂一样捂着腮帮子一个劲儿地吸溜嘴，发出一连串绝望夹杂着悲伤的声音，特别像失去伴侣的海鸥叫声。大江导演肯定预料到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的烂牙定会频繁发作，所以，他给我安排了一个艺术顾问的名号，发给我一份还不错的报酬，唯一的要求是我必须参与全程拍摄，并一定要带上太太。我太太是一个优秀牙医，否则她和婆婆之间就不会经常像闺密一样窃窃私语了。大江导演因为和我的关系，自然与我太太很熟了，而且他太太和我太太也是“狼狈为奸”的闺密，她们几乎天天交流我和大江导演的当天秘密，甚至午饭后我或大江导演放了个短小可爱的屁都是她们的谈资。大江导演一直称我太太为“救命弟妹”，这次叮嘱我一定带上太太，其实就是给他带个私人牙医。虽然这个牙医随组行医也是收费很高的，但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私人牙医相比这点费用简直不值一提。

大江导演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导演，他忍受着相当煎熬人的牙痛，还在对分镜头剧本进行着艰难的修改。这是大江导演一贯的特色，包括他所有的电影基本上是如此，即便影片拍竣了，但在他意识里自己的工作还没结束，他依旧继续修改分镜头剧本。我太太让他停止工作，并给他注射了一针镇痛剂，又给他吃了一粒安眠药，建议他好好睡一下午就好了。电影开拍在即，痛彻满口牙骨髓无计可施的大江导演虽然心急如焚，但还是很听话地睡下了。他在牙疼发作时常常盲目相信“救命弟妹”的话。我只相信我太太的牙科医术，但我对这位优秀牙医所说的话总是有很大保留，只相信一点点。等到我们出来向海边走去的时候，我太太半是嬉笑半是厌烦地说，大江这浑蛋太闹了，先让他安静一下午再说。咱们先去海边玩玩去。

剧组工作人员和一些演员正在沙滩上忙活着。

布景组和美术组都在整理已经搭建完毕的海边布景。有三四个男女演员坐在一张遮阳伞下，他们喝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背诵台词。一个长发飘飘的中年男好像是个副导演之类的，在海边一片模具船那儿大声吆喝指手画脚，剧组十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勤杂男被他使唤得手脚闲不住。他们给漂在水边的二十多艘模具船拴好绳子，还要爬到拍摄时使用的那艘很大的实木船上，检查沙包是否摆成了标准工事，检查沙包上的道具机枪开火效果是否逼真。他们明知道打的是道具机枪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道具机枪不单照样能喷出火焰，还能发出疯狂射击的枪声。接着，在那个长发中年男的指点下，这些玩过道具机枪的勤杂男在离海水三四丈远的地方摆放了三张八仙桌，桌上各放了一只陶罐和八九只粗砂子海碗。看阵势显然是要拍先锋营偷渡那场戏，但在我记忆里姥爷好像没有说过先锋营起航时喝壮行酒这样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许大江导演会用来做别的用途。大江导演脑子里装满了全世界电影里数不清的诡谲桥段，他本人特别喜欢电影寓意深刻，有一些荒诞和黑色幽默之类的意味，他还喜欢电影里布满了无法分辨其意的各种暧昧与象征，一句话，这个导演最喜欢在电影里不停地抖搂既要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那种效果。还有一队剧务人员包着长大飘逸的头巾活像阿拉伯人一样，他们正在发烫的沙滩上铺设光亮耀眼的铁轨，尽管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但海南阳光照晒下的沙滩依然烫得要起火一样。摄影组已经确定了几台摄影机的机位和各台机器移动拍摄的路线，组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高个子男，他的脑袋本来就大，倒扣着一顶蓝色条纹的太阳帽，乍一看他的脑袋活像一匹健壮的斑马屁股。有两个年轻的电工被调试摄影机的摄影师和调试灯光的灯光师大声训斥，好像他们搞坏了什么，摄影师和灯光师分别要求他们背诵全电路的欧姆定律和一段有源电路的欧姆定律。被训斥的两个年轻电工满脸不在乎地讪笑着，我一下子就看到他们脑海里飞翔着密密麻麻的“菖毛”二字。有二十几只肥胖的海鸥在我们视野内的海岸低空飞来飞去。四月底正是海鸥发情的季节，它们的叫声格外响亮尖锐，因而格外刺耳。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让人很难相信长相暖融融的海鸥会发出如此狂躁的叫声。稍远一些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军舰。好像是海军哪个基地的，昨晚十二点多大江跟我说这件事时我正昏昏欲睡，没记住。大江导演说当地海军一听说拍摄解放海南岛的电影，很慷慨地提供了一艘休假中的军舰和一艘也在休假中的登陆艇。我想有了如此真实可触的军舰和登陆艇，大江导演至少能把先锋营偷渡这场戏拍摄得更加逼真一些。

我和太太漫不经心地走向一片椰林。我的太太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他们主任给一个患者拔牙居然把人家一颗好牙拔掉了，还说她闺密是如何修理大江导演的。说起了大江导演糟糕的烂牙，她还说现在很多必须换牙的患者都选择最时髦的种植牙，有钱人都是首选品质卓越的瑞典诺贝尔种植系列，处级左右的干部患者基本上选择性价比高的瑞士ITI种植体，一般公务员大多选择性能稳定的美国皓圣种植体，做生意的中年女性患者则选择价格比较亲民的韩国奥齿泰和登腾种植体……当然，我的牙医太太不是让我去摆弄这些高端种植体，她只喜欢用那种品质低端的假牙来磨炼我的品质，比如树脂牙。

牙医太太忽地哦了一声停下步子，我停下步子时也哦了一声。因为我们看到在椰林的边缘种着一溜向日葵，每棵向日葵的花朵大大地盛开，开得有点夸张了，简直让俺俩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向日葵。我和牙医太太面面相觑，因为在我们亳州向日葵都是三四月份才播种，夏末秋初方是花期，八月中旬才是葵花盛开的时候。起初我们真以为是摄制组布景师的才艺，等凑近了一看原来是真的向日葵，触摸了一下有些涩手的叶子，我们没有嗅到葵花特有的气息，却看到有几只勇敢的蜜蜂冒着如此酷热在葵花上飞舞。稍微细看葵花的样子就知道已经不是花粉分泌最旺盛的时候了，也许蜜蜂不是来采集花粉的，它们只是习惯了在花朵上飞翔而已。我和牙医太太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向日葵是否能在海南这么炎热的地方生长、开花、结果，后来达成共识，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是土壤学家或者植物学家研究的范畴。于是，我们从椰林的边缘沿着原路返回，估计这会儿大江导演的药劲儿应该过去了，这孙子只要牙不疼了，他就会生龙活虎似的拍电影。

原刊责编 梁智强

【作者简介】 李亚，安徽亳州谯城人。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万花球》《初冬》等四部、长篇小说《流芳记》《花好月圆》等四部，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鲁彦周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等奖项。 /GKpG9layJ5g5o2MxQflXxWbCOHjZQI/UBpfuwTb9hCBw6xmP4fclFahnoc0YG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