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是这样开始一个故事的：碧蓝天空、白色栅栏，红色玫瑰和黄色郁金香圆鼓鼓地盛开着，翠绿的叶子托着花朵；孩童过马路、女人喝下午茶、老男人浇草坪，年轻人徘徊在草地上，低头翻捡着什么：哦，草丛里有一只爬满蚂蚁的人耳。

这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开始。群山环绕的小城，白杨树和槭树的叶子被夏天的太阳晒成墨绿；灰色的楼宇，阳台上有鸽子咕咕鸣叫；屋檐下，燕子在泥窝边轻盈地弹跳一下，然后飞走。燕子飞走的地方，有一扇窗，阳光照进窗户，投在临窗的木桌子上，桌上有一张信纸，写着一些字。随后，有个男人走进屋子，拿起这张纸，皱着眉头，开始阅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甘肃东部的天泽县，省矿业机械厂电工班的李志亮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

李志亮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籍辽宁，是矿业机械厂的子弟。父亲李东强，一九四六年生于辽宁；母亲郝琴，一九四七年生于河北，高一辍学。李东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矿业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哈工大毕业生为什么会来位于甘肃县城的机械厂工作，他从来未曾解说过。郝琴则在李东强的安排下，到厂里的后勤部门工作。

李志亮生于河北，四岁时随父母到了甘肃天泽，在矿业机械厂幼儿园度过两年；六岁时到天泽县东关小学读书；十二岁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泽县二中初中部就读，初二时转学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天泽县一中初中部；高中依然在天泽县一中就读，高三时考入中原机械工业学校；一九八九年，回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他开始在车间工作，后来在父亲的协调下，转到电工班工作。

矿业机械厂所在的天泽县，位于甘肃东部，距离省城兰州二百公里，面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八万。这里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始皇时代设县，其后两千多年，面积有扩有缩，但大致位置没有变化。因为地势平坦，位于陇海线上，且有河流，有矿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有工厂迁移至此。除矿业机械厂之外，天泽县还有一家冶炼厂、两家修造厂、一家塑料厂，以及驻守当地的几支部队。矿业机械厂在当地是大企业，有两千名员工。县城的商业，都集中在矿业机械厂、冶炼厂所在的云川北路上。

矿业机械厂的核心部分从辽宁迁来，创始阶段的工人多数是东北人和河北人，他们的后代也多半在工厂工作，工厂有自己的生活区，矿业机械厂由此成了一块飞地。天泽人说当地话和兰州话，矿业机械厂的人说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当地人听秦腔，矿业机械厂的人听京剧和越剧、沪剧。天泽县最早穿牛仔裤、最早跳迪斯科的，都是矿业机械厂的工人。李志亮在这里长大，需要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在厂区和家里说普通话和东北话，在学校和县城说天泽话和兰州话。

李东强的外形，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方头大脸、眉眼端正，但性格温暾，沉默寡言，倒是和本地人比较接近，在非常年代也没有因为言行出挑带来麻烦。但他有个喜好，和本地人不一样，也和他的粗糙外形不一致——他有藏书的习惯，家有藏书接近五百册，而天泽县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两万册。但李东强极少邀请别人到家里做客，也从不徒手拿书在街上行走，甚至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任何场所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书。因此，他的藏书和读书习惯，从没引起人们注意。

李东强和郝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志明，生于一九六六年，中专毕业后，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二儿子就是李志亮。两个儿子的相貌，比父亲英俊许多，但两个人都有一种蒙尘之感，像是在刚刚制作完成的匕首上，撒了一把土，英俊得毫不明显，需要仔细辨认。两个儿子的性格，也比父亲爽朗，因为基本是在当地长大，有童年朋友，交往范围也更广。

一家人居住在矿业机械厂的家属区，十一号楼三单元 302，他们的住房由矿业机械厂自行修建，在一九九二年竣工，根据面积和楼层，以每套一万五千元到二万五千元的价格卖给厂内职工。售卖之前，根据工龄、职称、职务等因素进行了排序，李东强分配到的这套，房本面积九十平方米，实际面积一百四十平方米，售价二万五千元。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古怪之处，全家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消费、娱乐，就在天泽县城居民的平均线附近摆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一切用品，也像所有天泽人一样，非常容易辨认出处。军便服、军大衣、军靴、军用皮带，通常购自县城附近的部队门市部，每逢部队廉价处理军用品，小城青年就蜂拥而至；工作服、绒衣、手套、电工绝缘鞋、挎包，是厂里的劳保用品；脸盆、香皂、洗发膏、牙膏、球鞋、皮鞋、文具，购自天泽县百货大楼，每批就几款，可以凭借款式分辨出购买时间。偶然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物品，比如，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乘火车去兰州（通常都会设法逃票），买花衬衣、卫衣和饰品。还有几次，是白银针织厂等日用品工厂遭遇经营危机，用白汗衫和背心等产品抵工资，员工们拉着产品来到天泽县，在街心花园兜售，价格极为低廉，汗衫五块钱，背心三块钱。第二天，天泽县的男性，几乎全部穿上同款汗衫和背心。

在其他地方，天泽县居民的生活，也显得单调和整齐划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广场舞兴起，起初的主力是中老年人，因而被叫作老年迪斯科；后来，全县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几乎全部加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气功热，几大气功门派，统治了全城成年人，也有儿童和少年加入。有一位八岁男孩，由家长引领，用一年时间，练某种气功练到二级，成为气功神童，到处参加报告会并展示神通。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全城居民出动观影，因为传说此片儿童不宜，小孩都被留在家里，有个孩子因无人看管，在家触电身亡。一九九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全城居民又一次倾巢出动。

天泽县也极少发生凶案，大多数治安案件，都在盗窃、斗殴、诈骗这个层级。仅有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熟人作案，很快就能破案。公安局门口，有四个装了玻璃框的看板，两左两右，用以展示公安局侦破的凶案，从现场血迹到尸体远景近景和伤口局部，全部彩色照片，配以仿宋体手写的案情介绍。看板的更换速度，依据凶案发生频率，或者说，凶案被侦破的频率而定，如果半年没有合适的凶案，就半年不换，以至于彩色照片全部褪色。

李志亮的性格，也在平均线附近：不算温和，也不至于暴戾；不细腻，也不算粗糙。他的日常穿着，也没有出格的地方，毕竟，父亲李东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人因过于引人注目而带来灾祸，每每发现这种苗头，就全力打压。李志亮常穿的衣服，包括一身军便服、两件化纤夹克、几件白衬衣、一身工装蓝的运动款绒衣，冬装是部队的劳保棉袄和军大衣，还有一件是托人在空军基地买到的深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带毛领，非常昂贵，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一九九四年，他还曾花一百八十块钱，在兰州市东部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回家之后，在周围环境的衬托下，他发现这件衣服的颜色还是扎眼，第一次穿出去，就被熟人评价为“真骚情”，他再也没让这件衣服上身。

李志亮的爱好很少。可以算作爱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制作各种摆件。有一阵子，兰州青年流行用炮弹壳子、弹壳制作工艺品，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天泽县。李志亮不能免俗，找到部队上的熟人，要了些训练用过的弹壳，做了几件东西，但很快就厌倦了。

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游荡。他有一辆凤凰“二八”，黑色，不是轻便型号，但他很喜欢，他经常骑着这辆车，在城外游荡。城外有大片麦地，他就骑车在麦地中的白土路上穿行。麦收之后，他会把车推进麦田，在麦垛上靠一会儿。曾有人看到他从城外回来时，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用蓝色野菊花和麦秸编织的花环，这是他唯一算得上浪漫的经历。

他没有谈过恋爱，几次相亲都失败了，好在他对相亲也没有多少期望。如果他是天泽本地人，二十八岁还不结婚，就显得异常，但人们对矿业机械厂这块飞地，以及这块飞地上居民的看法，多少有点不一样。当地人甚至觉得，矿业机械厂的男青年，如果热衷恋爱，会对当地的婚恋市场造成冲击，他们都打光棍可能更好。总之，他生活里并没有出现会带来精神上的重大挫折或者人生重大挫败感的事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七，晚上六点十分，郝琴下班到家，换了拖鞋，放下厂工会分给每位员工的一箱杏子，就去厨房准备晚饭。六点四十分，李东强和李志明下班回到家。父子俩的工作地点不在一起，他们是在回家路上遇到的。李志明接过父亲手里的杏子，一手提一箱，和父亲一起到家。三个人打算等李志亮到家后一起吃饭，就坐在餐桌前说着话，对话的重点是杏子：李志亮必然也领到了一箱杏子，四个人，四箱杏子，该怎么处理？毕竟杏子不经放。直到八点，他们也没等到李志亮回家，他们以为他被朋友叫去吃饭了，就先吃了饭。当晚，李志亮没有回家，一家人并没觉得异样，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李东强到李志亮屋子里去，才发现他留在桌上的信，只有十几个字，写在一张矿业机械厂的信纸上：

我走了。我要走遍中国，走遍大地，走遍星球。

李东强拉开衣柜，发现李志亮带走了自己常穿的衣服，下楼去派出所报案时，发现李志亮骑走了凤凰“二八”。报案时，警察认为，李志亮是成年男性，留了信件，不能算失踪，无法立案，何况，他离家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根据他们的经验，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通常会在三个时间段内回来：一周，三个月，半年。

李东强全家，分头到李志亮的所有同事、同学和朋友家打探消息，想看看李志亮有没有留下更明确的信息，却发现他出走前没有任何异样，当天下午还在正常上班，唯一不同的是，他五点就提前下班，因此没有领取发给员工的那箱杏子。被李东强一家询问过的同事、朋友和同学，又自发扩散消息，到认识李志亮的人那里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很快，警察所说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过去了。一周了，李志亮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在这时，天泽县城南，距离县城中心五公里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焦尸。其实，一个拾垃圾的老人，在几天前就看见了那具焦尸，但那具尸体被扔在一个大垃圾坑的坑底，需要踩着垃圾走一段陡峭的下坡路才能到达，加上他视力不好，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不知道那黑黑的是个啥”。直到几天后，他看到有野狗在撕扯那个黑色的物体。这时距离李志亮出走，刚好一周。

尸体经过了很充分的焚烧，衣服和皮肤都被烧毁，看不出身份样貌，唯一能作为线索的，是一条没被完全烧毁的军用皮带的皮带扣。那个皮带扣，和李志亮的完全一样。但那时，在天泽县或者邻近区域，系同款军用皮带的人实在太多了。认尸之后，李东强认为这不是李志亮的尸体。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当时，DNA检测技术已经用于刑侦了，只是需要送检测物到北京去，检测费用加上差旅费，非常昂贵。焦尸案最终成为悬案，没有出现在公安局的宣传栏里。

三年后，天泽县文化馆的赵老师，在西安参加培训，在街头看到一个人，酷似李志亮，只是头发略长，衣服略时髦。这个人迎面走过来，似乎也认出了赵老师，眼神顿了一下，走过去之后还回了头。据赵老师说，他立刻掉头追上这个人，跟他打了招呼。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是李志亮，但当赵老师说“你父亲母亲都在等你回家”的时候，他的表情大变，泪水瞬间滑落，愣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去。赵老师认为自己遇到的就是李志亮，回到天泽后，赵老师专门找到李东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言之凿凿，情绪丰富，两分钟的相遇讲了一个小时，却没有任何证据，整个场景也酷似民间鬼故事里的情节，加上这位老师经常发表古怪言论，比如别人死去的亲戚给他托梦，所以，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人当真，转眼就变成小城传说，流传了一阵，就逐渐被湮灭了。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李志亮的消息了。李东强和郝琴，依旧在矿业机械厂工作，退休后，两人回到辽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无法忍受漫长的冬季和动辄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最后还是回到了天泽县。李志明也依旧生活在天泽，他一九九九年结婚，三年后有了女儿，他和妻子另外购置了住房，多数时候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李志亮的那间屋子，始终保持原状，他留下的那张纸条，被李东强夹在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里。他说，这种收藏方式最保险。

在李志亮出走前两年，有两只燕子，在李家的阳台上方筑了一个窝，整日飞来飞去，啾啁不停，这在楼房小区是很罕见的事。李志亮出走之后，那窝燕子再也没有回来过。郝琴视之为某种昭示。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么过去了，但这仅仅是对李家而言，在距离李家不远的六号楼一单元501，这件事引起了另外一些后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持久的风暴。

住在 501 的，是矿业机械厂的另一家人。这家人是标准的三口之家：父亲曹广仁，生于一九五六年，矿业机械厂经营科业务员，这个科在一九九六年分出一部分员工，成立了多种经营科，曹广仁也在其中；母亲王自强，生于一九五五年，矿业机械厂工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生于一九八〇年，名叫曹景，在李志亮出走那一年，他刚好十六岁，正在读高一。

曹景一家，和李志亮一家生活在同一个厂区，两家很少有交集，也没什么来往。不过，在曹景十一岁时，他表姐的追求者、李志亮的同事，为了让曹景表姐高兴，以及显示自己是爱孩子的，时常带曹景出去玩，也带他去了李志亮家里，看李志亮用边角料做东西。那天，李志亮穿着工装蓝的绒衣、一条看起来很厚实的卡其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回力鞋，用了三个小时，做了一艘二十厘米长的铁船，并且给木板喷了蓝色油漆，做成海面的样子，粘了几块黑色的石头充当礁石，一块稍大的形状不规则的炭渣，被他做成了一个小岛，填了一些青苔，还种了几棵草。一片海和一座岛，就带着油漆味诞生了。

后来，曹景还看见过李志亮打篮球，看见过李志亮骑车去往城外，也在商业街上碰到过他。李志亮唯一一次穿墨绿色羽绒服出门，就曾被曹景看到。因为见过一次面，曹景很能从人群中认出李志亮来，他总是隔着老远就站定，等李志亮走到跟前，认真地和他打个招呼。但他再也没有被带去李志亮家里看他做东西。记忆里，只有那么一次，只有那么一个下午，安静的、若有所待的一个下午。他也有点奇怪，李志亮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羽绒服。

李志亮出走三天后，曹景从父母那里知道了消息。当时，他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曹广仁说起了这件事，曹景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一阵虚热，喉咙里似乎有液体涌上来，却没吐出什么，只是干呕了几声。在父亲扶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听到母亲抱怨说：“跟你说了别在饭桌上说这些东西，容易把孩子惊到。”

之后几天，他持续地情绪低落、神思恍惚、无法入睡，这些他都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也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就连他自己，都不能明确地知道，这种情绪低落和李志亮的出走有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他，正面临自己的问题。初中毕业时，他没有考上中专，尽管全年级也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但曹广仁仍然非常失望。考不上中专，就意味着曹景失去了在两年后就业的可能，还要上三年高中，高中毕业之后，鉴于当地的升学率非常低，他未必能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有工作。曹广仁开关门的声音都大了很多，王自强则刻意拖长声叹息。曹景认为，自己的情绪和这件事有重要关系。

除此之外，他还经历了更折磨人的事。他也考入了李志亮曾经就读的天泽一中高中部，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信被“截”了。事情是这样的：这所中学的收发室，收到所有的信件和包裹之后，除了挂号信会由门房托学生带话，通知本人来登记和领取之外，其余的邮件，并不会做进一步分发，而是全部放在校门口的信报夹里，任由所有人翻阅和领取。这样一来，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的概率就非常低。有些信件，就被路人截取了，他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有点出挑的信封，拿走，读完，然后扔掉，或者通知信件主人，拿钱来换信。信报夹是无数斗殴和悲剧的发源地，但学校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信件发放方式。

曹景就受到了这样的威胁。截走他信件的，是初三补习班的学生，他们把信拿走，小范围传阅后，托人带话给他，要他拿八十块钱来，才能把信给他，否则就会拆信，并且把信件内容公布出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八十块钱是一笔很大的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但根据他的经验，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不把信件拿回来，就得准备迎接极其猛烈的下流谣言。他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一共二十多块钱，这二十多块钱，他攒了差不多半年。之后一周时间，他每天放学后到县修造厂模具车间后的沙堆里筛废铁，去废品收购站卖，一周下来也只卖了十块钱。他又到血站去，试图卖血，但血站以他年龄不够拒绝了他。

几天后，初三补习生“撕票”了。其实信早被拆了，他们只是把拆信这件事公开了，并把信件内容添油加醋告诉了很多人。那封信没有任何过火的内容，写信者是他初中的女同学，女同学在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技校和中专，就到省城去打工了，写信过来，无非是要他帮助联系几位初中同学。但截信的人却故意扩散说，信件内容非常下流，他们肯定“拔包子”（接吻）了。曹景的“风流韵事”由此流传开了。

至于为什么会是初中补习班的学生威胁高中生，也需要说明一下。初中补习班的很多学生，入读中学通常比较晚，又补习了两三年，实际年龄要比高中同学大得多，甚至大过高三同学。而且补习班管理松懈，补习也是为了考技校和中专，学生都有些江湖气，跟社会青年交往频繁，和高中部的风气完全不一样。

这件事对曹景产生了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觉得同学在对他指指点点，传播他的“风流韵事”。有人走过他的身边，不巧表情不好，或者吐了痰，他会以为是在唾弃他。班上同学写信收信，甚至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所有与信件有关的讯息，都会让他心惊肉跳。这后遗症持续了很久，一直到高二下半学期，班主任任命他为班长为止。整整一年，他就耗在这件事上，这一年，他如同在混浊的深渊里由人搅拌。

也是在那时候，他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父亲从县图书馆借回来的——老鬼的《血色黄昏》，一九八九年出版，讲述知青在内蒙古的生活。封面画着暗红色的天空，血红的落日，黑色的山峦，黑色的大地，一个壮硕的黑色男人，站在天地之间，搬运着一个黑色石块，整个身躯，似乎都被这石块坠到弯曲。这本书的书名、封面，和书里描绘的一场大火，带给曹景一种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李志亮的出走搅拌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画面：血红的天空，黑色的大地，天地之间，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向着目睹了这个画面的人走过来，不停地走，无声地走，但始终也走不出这画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就是觉得异常恐惧，画面消失之后，又是持续性的情绪低落。

起初，他只是不断想象这个画面，只要停止想象，画面就消失了。没过多久，这个画面出现在了他的梦里。有时候是出现在别的梦境里，别的梦做得好好的，突然画面中断了，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出现了，无声地行走着；有时候，整个梦境都是黑色行走者在天地间行走，无休止地走，可能走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有一次，梦境出现了变体，这个行走者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这个梦境和时不时袭来的情绪低落，还有现实中各种事件的叠加，让曹景的整个高中时期，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遗憾的是，那时候，人们对抑郁症还没有什么了解，曹景只能靠自己对自己进行观察，以及自我安慰。

在李志亮出走前，他居住的那座居民楼出了一件很小的事。住在二单元 402 的居民、同样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的三十六岁的王林平，被一种来历不明的噪音困扰。这种噪音是一个拖长了的“嗡”声，像是在头顶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钵，然后摩擦钵的边缘形成的回声，听起来不很明显，却令人烦躁不安。这个声音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现，持续“嗡”一天，到夜里十一点准时消失。更奇怪的是，王林平全家五口人，只有他能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认为他出现了幻觉。

整整一年时间，王林平被这个声音折磨，无法入睡，更磨人的，还有周围人的嘲笑和敌意。他对这个声音和自己受害状态的描述，似乎是一种自供，表明他过于敏感，有被害妄想。而不论敏感，还是被害妄想，还是无法忍受一个小小的噪音，都和一个矿业机械厂工人的身份不符。这种精神状态和睡眠状况，让他出了很多次小事故。

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到处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起初，他以为这个声音来自楼上人家，借口到楼上人家串门，进去打探。楼上没有任何异常，没有发声装置，也没有异常的物件，更没有那个“嗡”声。于是，他又请求厂里的水电工，在查水表电表的时候带上他，让他可以到紧邻他家三单元的 401 和 501 去“串门”。电工答应了，在上门的时候带上了他，结果依然如此，那两户人家没有任何异常。

一年后，他偶然听说，三单元 602 那户人家养了一缸金鱼，邻居们说起这家人来净是嘲笑：“也不看看自己一个大老粗，养那么贵的鱼图个啥，又费电又吵。”他突然产生灵感，觉得这个鱼缸的噪音和自己听到的噪音有点关系，于是声称自己想看鱼，托邻居把自己带去了那户人家。一打开门，一只巨大的鱼缸，就立在客厅正中，增氧泵正在工作，发出“嗡嗡”的声音，但只要进到卧室里，就听不到这个声音。而且这家人开关增氧泵的时间，和他听到噪音的时段完全一致：每天早上，老爷子起床的时候打开增氧泵；晚上十一点，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关掉。他立刻回了自己家，让那户人家五分钟后关掉增氧泵。五分钟后，噪音消失了。他终于确定了那个怪异声音的来源，并分析出了这个声音的传播方式。鱼缸靠墙，增氧泵发出的声音被墙壁吸收，墙体和楼的结构，可能正好形成了一种扩音机制，声音经过墙壁的共振、扩大，成为一种噪音。当然，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低频噪音这个说法。

奇怪的是，这户人家既不和他家在一个单元，也不在一个楼层，更不在一个方位，但鱼缸发出的声音，就是能跳过三单元的 502、501、402、401 这几家人，神秘地、无法解释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让他无法入睡，使他几近疯狂。也因为这种跳跃式的传播，他始终查不到声音的来源。这件事的结束没有那么复杂，王林平请求那户人家挪开鱼缸，不要靠墙，并在增氧泵下面，加装一个防震垫，说到恳切处，几乎声泪俱下，差点当场跪在那家人面前。那家人和他同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经常见面，没有那么难缠，也被这位邻居的激烈情绪吓住，生怕招来祸事，就按他的要求做，低频噪音从此消失。

厂区不大，“鱼缸事件”很快传遍全厂，这户养鱼的人家收获了更多的嘲笑。六号楼的少年曹景也听到了这个故事，起初他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把它当作这个世界教给他的一点新知识。不久之后，李志亮出走了，在持续的情绪低落中，曹景突然想起那只鱼缸，并且产生了一些联想。

他觉得，李志亮似乎就是那只鱼缸，发出了一种声音，或者一种信号，这种声音经过复杂的环境和心理的共振，变成了一种超常规的信号，最终到达他这里。他分明离李志亮很远，仅有一次交往和若干次街上遇见，但那个由李志亮酿成的“低频噪音”，终归兜兜转转来到了他这里，和他发生了关系。这个世界上，未必只有他收到这个声音，但只有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后来，曹景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交通设计公司，在大城市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李志亮和他的出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曹景遗忘了，他甚至忘记了那座小城，那座小城被他隔离在了一个不会碰触的区域。但有一天，大概是在二〇〇七年，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又出现了。

曹景分析过这个梦境重现的原因，大概是公司重组，自己所在的研发部门被压缩，他被分流出去，在几个部门之间流转了一段时间，最后总算到了新的部门；部门领导比较跋扈，而且酷爱喝酒，经常拖着下属或者乙方公司人员一起喝酒，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喝酒唱歌，经常要熬夜，熬夜后的两天，曹景的情绪都会比较低落，星星点点的低落，最终连成了线，他开始持续地轻度抑郁，并第一次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就在那时，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开始出现了。几个月后，他换了部门，但黑色行走者一旦开始行走了，就像野兽在某处撒了尿，做了记号，从此不断重返旧地。

那之后的十年时间，血红天空和黑色行走者，常常出现在曹景的意识里。戴上手套开始工作，黑色行走者也迈出了步子；冗长的会议中间，拿起笔假装做笔记，黑色行走者在笔记本的纸页中出现了；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等待修理工上门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嗒嗒地行走着，步子的节奏和水龙头滴水的节奏一致；女朋友不接电话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在远处行走着。他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不太敢看天空，尤其是黄昏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一律是血红的，云彩像是女娲用刚从炼石炉舀出的熔浆抹出来的，还沿着天空不断滴落。

黑色行走者的出现，是有预兆的，每当这个画面快要出现的时候，曹景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变得大、浓、深，空气越发透明，雾越发浓重，红色越发暴戾，黑色越发如同深渊，事物的细节越发清晰，连灯泡和星星散发的光芒，都像是一束束细细的玻璃管子。黑色行走者出现之后，那种浓重、鲜艳就留在了他的心里，甚至，不是精神性的存留，而是物理性的，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红色的血液或者油漆，一伸手就粘在手指上，那些事物刻录下的波纹，能够用手指像读盲文那样读出来。

他也会反复想象李志亮行走中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都是他用自己的旅行经验来填补的——李志亮怎样看地图，怎样向别人打听路线，怎样打零工赚钱，怎样找到临时的居所；会不会突发病痛，会不会在乡村小诊所输液，周围都是呻吟着的病人，黧黑的脸、肿胀的手掌，医生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卷了角的《知音》杂志。他甚至能想象到，李志亮走在路上，路边的水塘里长满藻类，覆盖了整个水面；夜晚行走在正在修建高架桥的山谷里，周围都是巨大的钢筋框架和吼叫的水泥搅拌器，像走在异星的地狱里。这都是他工作时经历的场景，被李志亮挪用了。后来，当他减少野外作业之后，他想象中的李志亮，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城市里；李志亮在喝咖啡，他成为深夜食堂的店主；他在盲人按摩店接受按摩，按摩师在讲述自己的悲苦经历；他隐居在闹市区的老房子里，屋子里有昏黄的灯光。

但这还不够。几乎是，每当曹景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经历了新的场景，他就会把这个体验和场景，安放在想象中的李志亮身上，像是一种供奉。他有种可怕的感觉，似乎李志亮和他幻化出的这个行走者形象，正在变成一个黑洞，一个填不满的黑洞，自己的所有经验都用来填补他、充实他、丰满他，给他以血肉，而自己在填充过程中迅速干瘪下去。

但彻底触发他迷狂的，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的“西藏冒险王”失踪事件。

“西藏冒险王”叫王相军，是四川人，长期驻留在西藏，拍摄西藏的地理景观。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拍摄西藏那曲嘉黎县的依嘎冰川时，失足落入冰川暗河。直到第二年三月份，他的尸体才被发现，警方确认他是意外溺水高坠死亡，排除了他杀。

在“西藏冒险王”还只有六万粉丝的时候，他被推送给了曹景。曹景起初没有关注他，但不久之后，平台又一次把“西藏冒险王”推送了过来，这一次，曹景关注了他，一直关注到他拥有一百四十万粉丝。曹景通过“西藏冒险王”在快手和抖音上将近五百个视频作品以及若干直播中的片言只语，逐渐拼出了他的人生概貌，记了笔记，最后写成了一篇短文：

王相军希望人们叫他老王。老王是四川广安人，一九九〇年出生。十九岁高中毕业之后，他离开家去打工，曾经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广西、云南，在这些地方，他做过三十多份工作。在广东，通常是在电子厂工作；在广西，当过搬运工；在云南，就在饭店洗菜洗碗。

之所以每份工作都做不长，是因为他并不喜欢大城市，他觉得，那些地方一开门就是高楼大厦，特别憋闷。他也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家乡的时候，他看到往日的小伙伴慢慢长大后，一个个变得很社会、很假，找个大哥罩着，“就开始欺负个子小的、打不过自己的、没有背景的”，他觉得很失望。后来出门打工，他也不喜欢那一个个小社会，“就连一个厨房里，老板、切菜的、炒菜的，这么几个人，都还要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他觉得“人心很不好，很假”。他喜欢大自然，“喜欢真实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山，就是很真实的”，“我们看到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个树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它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出门前，他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有了路费，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棒”。只要打工一段时间，攒够路费和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他就去下一个地方，看山看水，直到“一个地方看得差不多了”，再去下一个地方，找下一份工作，攒够钱，就离开。如此周而复始。

打工攒的钱不太多，工作两个月攒的钱，可以给他提供去下个地方的路费，并且生活半个月，然后就得继续找工作了。

他最后一份通常意义上的“工作”，是在那曲的一家青海拉面馆。拉面馆的工人都爱刷快手，尤其夜班，都是用快手打发时间，他也下了一个。因为喜欢风景，他自然关注了很多拍风景的、搞徒步的博主，看多了他们拍的风景之后，他觉得，“我去的那些地方比他们的漂亮得多”，如果自己做快手的话，“搞到五万十万粉丝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就辞职了，开始拍快手。

他的启动资金，就是打工攒下的七千块钱，他用四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剩下三千块钱作为路费和生活费，他就这么开始了他的视频拍摄之旅。拍视频的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周都没有一毛钱的收入，有时候一天可以收入几千块钱，但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他就希望通过拍视频得到的收入，能让他继续走下去。

他去过很多地方，最喜欢的还是西藏。他在西藏停留的时间最长，从二〇一二年他第一次到西藏起，之后的八年时间，他有六七年都在西藏，他在两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作品，也多半和西藏有关，因为，“西藏是最舒服的，西藏的山更大”“去了很多地方，只有西藏待得住，一天看不到雪山都不行”。

他拍了日照金山，为了拍到金山，他等了整整四天；他拍到了喜马拉雅的冰川，也拍到了喜马拉雅的春天和山上的百里杜鹃；他为雪山上零下十五摄氏度的天气里盛开的蓝花惊呼，匍匐在地上闻花朵的香气，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为盛开的荷花雪莲、苞叶雪莲惊叹，反复说着“这个是珍稀植物不能采不能采哟”；他在无人区的湖泊边，光着膀子和马卡鲁峰合影；他站在念青唐古拉山前，反复说，这山比阿尔卑斯山更美。

这么多年，他只在二〇一七年回过一次家，也很少和家人联系，因为一联系就要回家，“回家就有很多琐碎的东西”，他认为自己的状态不是旅行，而是流浪，但他喜欢这种状态。

有人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忽然放慢语速：“一直能走下去，就非常好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老王落水，引起巨大轰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出现大量和他的落水有关的评说视频，每个都流量巨大，点赞人数几万几十万，评论人数有几百上千。因为搜救者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也没有其他线索，人们就在他的视频和直播片段里寻找蛛丝马迹。阴森的传言很快出现，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是被谋杀的，最大嫌疑人就是他的助手小左。有人把他落水前一天的蓝色冰洞视频的声音，做了慢放和降噪处理后，疑似听到了对话，有“流血”“杀死”等词语。人们认为，小左嫉妒他的成就，嫌老王给自己的钱少，就谋杀了他。

还有人说，有特务在西藏的冰川上活动，被王相军发现；还有人说，有特务想要夺取王相军积累下来的地质资料。总之，他的死，变成了一个离奇阴惨的传说。而几乎每个评述解说他的视频，都会配上Else的Paris，一首被大量用于案件纪实、恐怖片和神秘事件解说视频的乐曲。

差不多有一个月，曹景每天要用几个小时看这些视频，看了一个两个，平台就会推送更多。在曹景的宇宙里，老王由此成为唯一的内容。面无表情的出走者、遥远的西藏、蓝色冰洞里的低语、冰川上的“谋杀”、冰河里的死亡，反复出现。他被这件事里那种阴郁的、非现世的，又有点超脱的气氛吸引了，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气氛里不能自拔。更重要的是，断断续续的封闭管理，也让他有大量的时间沉溺其中。

他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但不是那种具有伤害性的低落。他知道自己的低落情绪是“西藏冒险王”的失踪带来的，不是由自身生发的，这就意味着，它不具攻击性，不是向内的，而是只停留在表皮。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李志亮正在变成一个不断吸引同类事物的磁铁，让他身上背负的铁屑越来越多，他决定，要和李志亮以及他幻化出的形象所带来的长久的抑郁情绪，做一个告别。他选择的方法，是回到现场，坐实李志亮的存在，复原当时的细节，破坏这件事的幻觉之光，给李志亮的出走除魅。

就在王相军落水一个半月后，他回家过春节。回到天泽后，他发起几场聚会，召集了许多朋友，打听李志亮的人生细节。他知道自己得准备一些理由，于是努力编造了一些，比如想写写家乡的故事、想给李志亮的父母一点安慰等等，但又觉得不合适。小地方的人，对这种调查行为非常警觉，对“书写”就更为警惕，会以为他是媒体卧底，并产生严重抗拒。李志亮的家人，也必然会听到消息，并且产生抵抗。最终，他编造了一个不会被人深究的理由，来柔化自己的行动：当年，厂里的一个姐姐暗恋李志亮，曾经托他给李志亮送过情书。这个姐姐现在和他在一座城市，前不久在一次活动中，两个人偶然遇见了。姐姐五十岁了，孩子也大了，还是非常牵挂李志亮，想在不打扰李家人的情况下，了解李志亮的现状。

这个故事基本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符合一般人对感情的期望，特别是非常时期人们的期望。朋友们果然对这个凄美的暗恋故事产生了极大兴趣，非常热心，努力向那个遥远的姐姐表达善意。他们的见识也超出曹景的想象，曹景本以为他们会带来一些过时的信息，提出一些老土而落伍的看法，比如“他可能就是厌世当和尚去了”，并对他的郑重其事不以为意。没想到，他们和他想的不一样。

有些朋友是调查派的。一个调查派的朋友说：“可以查一下户口，有时候一个户口上的人早都迁走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派出所会留底子。”另一个朋友说：“我在抖音上看过一个解说特大凶杀案的视频，凶手是五六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杀了人抢了钱，就跑到内蒙古去了。然后他们买通了人，在一个农村重新立了户口，又把户口陆续迁到内蒙古，等于是重新出生了。李志亮会不会也找个废掉的户头子，变成另外一个人？”“问题是李志亮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这么费劲变成另一个人干啥？直接迁走不是更方便。”曹景听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是不好查？现在查身份信息都会留下痕迹。”同学一笑：“我们这是小地方，小地方懂不？”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响指。

第二天，同学先给警察朋友打了个电话，随后带他去派出所，见到警察朋友后同学低语几句。警察朋友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他，点点头，指着他笑了一下：“我认得你，你是高二（3）班的班长。”然后进了挂着“副所长办公室”牌子的屋子，大概十分钟后，警察朋友出来了。同学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警察朋友说：“到领导办公室去，也不能请示完就走嘛。”随即带他到户籍室去，打开电脑一通操作。李志亮的户口，依然挂在李东强为户主的户口下，沉寂已久，没有迁出，也没有注销，警察朋友还拍了张照片给他。

消息还在汇集。有人汇集出李东强家的家史；有人拼凑出李志亮的几次相亲，以及相亲对象的下落；也有人认识李志明全家，知道一些零碎但无用的消息。这的确给了曹景极大的安慰。他以为老朋友们生活在偏远封闭的小县城，早都失去了生机，对生活毫无想法，但没想到他们另有一种生机勃勃，经常聚会，经常喝酒，还结伴出去野炊、爬山和露营，一样在看《山海情》《小偷家族》，玩《阴阳师》游戏，时下的消息都知道，包括“韩国N号房事件”、蓝可儿塞西尔酒店失踪事件。尽管这些知识多半来自抖音和快手，但至少不是毫无波澜，信息多了，互相矫正，也能凑出对的一面。

有些朋友是推理派的。在李志亮离家出走后第二年，厂长被抓了，他的罪行超乎人们想象：勒死情妇，车撞知情者，给竞争者投毒，巨额现金藏在柜子和空鱼缸里。于是有人认为，李志亮很可能因为知道厂长做的见不得光的事，被厂长害了。至于那封信，或许是被迫写的，也或许是厂长找人仿照他的笔迹写的。写好之后，拿着他的钥匙，趁他们家没人，开门进去，把出走信放在桌子上了。就算遇到李志亮的家人也不要紧，那时候同事之间的来往紧密得很，拿着钥匙出出进进都很正常。还有人说，李志亮的父亲其实已经认出那具焦尸就是李志亮，但害怕厂长加害他们全家人，没敢当场指认。

还有一位朋友，更出乎曹景想象，他从文化底蕴、风俗习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甘肃处于半农半牧区，本来就有游民传统，出走并不少见。天泽县在历史上，更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带，以前是羌人的地盘，后来匈奴来过，现在也是多民族杂居，有回族、东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维吾尔族。城外不远有个贺家营，村民三千人，据说是吉卜赛人的后裔，以算命为生，平时在家种地，农忙结束就带着《周易》《万年历》《麻衣相法》，牵着狗和毛驴，游走全国算命卜卦。他们有自己秘密的神灵、自己的隐语，也不和外族通婚，他们的算命技艺也从来都是父传子、母传媳，服饰也和汉人不一样，男女都穿黑，女人梳“高头”（高高的发髻），裹黑色头帕，穿带花边的大襟褂，戴镶了很多银穗的耳环。

还有一个曹家堡，全村不到两千人。自打有了这个村子，全村人都以养蜂为生，政府给村民分了地，他们也不怎么种，荒着，长草，顶多种点自己要吃的菜。他们就喜欢养蜂，一年到头流浪在外面，回来一个月，就又走了。可能养蜂是假的，他们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走出去。“我们班上的蒋个铁，他爸爸就是养蜂的，有一年过完年，押着蜂箱出去，说是追油菜花去，但再也没回来。后来蒋个铁也跟他爸一样，跑到南方去，说是打工去了，但再也没回来，带回来的信说是又结婚了。”

他还说，甘肃人往外跑的习性是长在基因里的，改不掉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甘肃人就开始往新疆跑，农民、要饭的、逃犯、逃婚的、娶不上媳妇的……都往新疆跑，新疆遍地都是甘肃人，所以现在的新疆话与兰州话有许多相似之处，抖音上几个拍方言段子的新疆人，他们说的话，别处的人听不懂，甘肃人一听就懂。这位朋友认为，这种气氛下，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丢下老婆丢下丈夫丢下娃，突然走掉的人多得很，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李志亮也有可能受了些这种影响。他一天天骑着车在外面浪，你知道他都认识些什么人，给他灌输了些什么想法？”

李志亮既不是真正的本地人，也不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李东强和郝琴也是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他的出走，不太可能是受家庭影响，他也许就是被这块土地上的空气影响了，就像王林平被鱼缸影响、曹景被李志亮影响一样，鱼缸噪音既然能辗转抵达王林平，吉卜赛浪人、游牧民族传统就能抵达李志亮。

几次聚会，没有结果。聚会的主题就变了，变成纯喝酒。李志亮一家，也不见有人提起了。

还是没有真正的线索，反而让李志亮的面貌更神秘更复杂了。曹景决定，既然无法从李志亮这里切断抑郁信号，就从自己身上着手。回到自己常驻的城市，他就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他找到了我。

在这里，请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再回来。以上的部分，可以叫作《鱼缸》，以下的部分，就叫《霞光》。这两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为了中场休息之后，你我还能找到这里。

我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那一年，我沉迷于推理小说，并且读到了江户川乱步的《飘忽不定的魔影》。那部小说里，有一个江户川乱步小说里经典的妖女形象，这个女人精通心理操控术，并且擅长催眠，心理学在她这里，几乎是近乎妖术的存在。她利用心理操控技术，制造了一系列凶杀案，包括迷惑保镖、进入一间防卫森严的密室，让人以为这是一桩较为典型的密室杀人案。

这本书激起了我对催眠术和心理学的兴趣。我在市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日本人撰写的《催眠术》，反复阅读揣摩。当然，江户川乱步和他的妖女，对一个想了解心理学的人来说，不算一个太正统的开始，但的确是一个有着强劲动力的开始。强劲到，让我去读其他的心理学书籍；也强劲到，让我在学了金融、又在金融机构工作了五年之后，最终回到和人心有关的行业。曹景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心理咨询行业工作了十年。

他的朋友推荐了我和我所在的平台，我和曹景用视频连线进行咨询，五次咨询，每次五十分钟，上面所有这些，就是他在这五个小时里对我的讲述。

曹景这样的来访者，是我最喜欢也最惧怕的。他是自觉的，已经把自己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主动挖掘了影响自己的各种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个过程旷日持久，已经被他打磨得逻辑通顺，没有毛刺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他呈现给我的，都是经过他选择的、深加工过的，留给我的空间并不多。

我试着从一个比较平凡和俗气的角度，来梳理曹景的状态和他抑郁的成因。在曹景的少年时代，李志亮所代表的，是少年曹景不曾拥有的事物，包括他想要拥有的外貌、衣着、技能和身份，以及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李志亮是一个显性的投射对象。如果按照正常的进程，这种投射对象，在曹景成长之后就会失效了，毕竟，曹景后来拥有的都是李志亮不曾拥有的生活，长大的曹景很快就会发现李志亮的局限性，以及小城生活的单调。少年的神和神龛一起倒掉。

遗憾的是，李志亮失踪了。他的失踪，和天泽小城的环境，以及曹景在高中的遭遇联动，酿成了一种特殊的心境，一种急性的抑郁。拥有了这种特殊的心境和气氛之后，李志亮在曹景这里，就获得了不朽。这个神龛就没法轻易推倒了，甚至越来越牢固。因为你无法让一个消失的人消失。此后发生的事，打个比方，就像沙漠里有一株草，拦住了一些风沙，慢慢变成一个小沙包；小沙包就能拦住更多沙土，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沙丘。也像珍珠蚌，被种入沙砾之后，会分泌珍珠质包裹沙砾，最终形成珍珠。或者，像一个普通人，因为干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就渐渐在传说里变成了神，人们自觉地添砖加瓦，塑造金身，寄托愿望。

失踪的李志亮，在别人那里，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失踪者，但对于曹景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却意义非凡。平凡小城里的曹景，在成长过程中，期待得到一些人性的材料，进行深加工，但没想到，他最终得到的材料，是李志亮和他的失踪。对他来说，这个材料是相当不平凡的，甚至具有某种异色，他用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此后的生活体验，对这个材料进行重重包裹，让它越来越复杂，甚至可以说，他把这个失踪者，锻造成了一个自己的小神，把出走和失踪，锻造成了一个小信仰。这种信仰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是以一己之力进行锻造的，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自我重复、自我强化和升华，这种重复和强化，最后可能走向偏执，甚至带上邪异的色彩。这就是他抑郁的来源。

他的抑郁，之所以被“西藏冒险王”激发，或许是因为，李志亮是故事的前半段，是一个提问，而“西藏冒险王”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一个回答。李志亮和“西藏冒险王”，都是脱离生活常轨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感，但这个世界不会认为这种幸福感是合理的，他们会动用各种微妙的力量，让这个脱离者再也不能回头。“西藏冒险王”身后的诡异传说，说明人们是怎么评判他的，人们显然认为，他遇到这些诡异的结局，并不意外，这样才算合理，他人生的逻辑必须继续延伸，延伸到这些结局上。

从“西藏冒险王”所受的待遇，曹景足以推断出，李志亮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结果还会被进一步歪曲，变成李志亮无法掌控的样貌。曹景的抑郁于是被全面激发了——他不但被李志亮本身困住，他还发现，自己抑郁的来源，是无法讲述，也不可能获得理解的，甚至是会被歪曲的，而且必然会被歪曲。

这是我的理解，我把我的理解交给了曹景。这大致就是一个咨询师要做的事，“对他人的理解”，这个任务到我这里，似乎已经完成了。这种理解似乎也得到了曹景的认可，因为他本来就是带着对自己的理解来的，所以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还算轻松。

起初，我们约定的是七次咨询，第五次结束之后，他却没有约下一次，然后就突然消失了。我有点失落。我其实还想给他一个建议，我希望他能让别人参与这个信仰，重铸这个信仰，甚至毁灭这个信仰。比如，把李志亮和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一个人的异教变成许多人的文学，让cult（“受特定群体欢迎的”“作为偶像崇拜的”，在电影制作领域指的是手法独特、题材诡异、非主流领域的拍摄风格）变成正典。“李志亮病毒”其实并没有减弱，于是我隐隐约约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快结束。却没想到，它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留私人的联系方式，与咨询师有关的工作纪律，都严格禁止我们和来访者有额外的交往。国内心理咨询界对咨询师的要求是，在咨询结束后，三年时间内，不能和来访者有咨询以外的联系；国外就更严格，有些协会要求，咨询师和来访者，终生不能产生咨询以外的交往。但半年后的二〇二一年九月，我在微博上收到一封未关注人的私信，发私信的人说自己是曹景的朋友，受曹景委托前来，想加我的微信，发一些资料给我。我反复考虑后，留下了我的微信，马上就接到了他的添加请求，打过招呼后，他发来了一系列照片。

这些照片，是曹景搜集到的和李志亮有关的照片，包括李志亮的几张单人照片，几张合影——和家人的、和同学的、和朋友的，还有他的工作证照片，他制作的模型照片，他留下的出走信的照片，以及天泽县城的照片，矿业机械厂车间、家属区和李志亮家所在的楼栋照片，他家屋内的照片——他的房间、他的床铺，还有天泽一中的照片，甚至还有城外的麦地，以及那个发现焦尸的垃圾场的照片。总之，他在那五天时间里告诉我的所有事，都有照片佐证。

李志亮很英俊，那种英俊略微超出一个小城青年的英俊，但也并不十分触目，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就像一种基本款的衣服，你并不知道它算不算出色，直到它被合适的人穿在身上。天泽县城以及矿业机械厂，和我的想象差别不大，我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也有一群久未联系的留守朋友。

其实，在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李志亮的照片时，我就应该拒绝的，但好奇心战胜了一切，而好奇心是有后果的。

——让一个具体的形象进入眼中，和让一种病毒进入身体是一样的。更何况，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象，它还包括了一座小城的历史，一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动荡史，一个未解的凶杀案，一场被人忘却的失踪，以及一个工厂、一家人、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有可能是全部故事。更不巧的是，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故事。

这个形象让我对曹景有了进一步的推断，对他来说，李志亮是个“他者”，是个阴郁的男神。曹景生活在天泽县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不明确，因为，县城生活，有另一种危险——它把人埋没，它让人不愿意相信，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会出现刻骨的、独立的、不需要任何参照的美，会有空前绝后的机遇；它让人蒙尘，也让人失去判断，在小地方你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颗坠落的废星，还是壮阔的银河。

等到曹景去往大城市，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他逐渐发现，大城市的人，从形象到内心，从情感到表达，都不得不互相驯化、互相学习，越来越相似，落入那个“同质化的地狱”。它貌似让人更鲜艳、更有光泽，形象和内心都得到更多的扩张，但它同时也是毫无止境的埋没。因为它早就具备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切特征，它是一片混沌海。你只有更巨大、更独特，获得更多的支持，才能稍稍抵抗这种埋没，这种被混沌海吞噬的可能。为此，你只能不停地卷入放大自己的战役之中，而这场放大自己的战役一旦开始，结果就是放大的通货膨胀。你在二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了，别人就获得了在五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的机遇；你露面十五秒，别人就能露面十五分钟；你生产出了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会迅速被效仿和普及。而大多数人连这样的机遇都没有，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生产者，只能接受自己平庸、懵懂、被埋没的命运。

曹景忍受不了这种“不是生产者”的宿命，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否定、嘲笑“不是生产者”的那些人。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一旦提到周围的人，他就会走题，开始肆意评价他们，说他们“一模一样，特别无聊”，“A和B毫无区别，是互相复刻的关系，构成他们的最小积木块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游戏角色，同样色号的口红”。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的领导有段时间迷上了安藤忠雄，所有的同事，都开始讨论安藤忠雄，会议上不时地用他作为例证。他起初以为这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但后来发现，是因为周围的人处于空心状态，无所适从，急需言辞、内容和故事，权力只是他们接受填充的理由之一。只要有人愿意领头，哪怕那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懦弱的人，他们也会马上起身，跟着他去向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把自己交出去太多次了，也已经驯化成功了，他们不能忍受一刻落单。

李志亮却和任何人都不一样，而且永远没有可能变得一样了。他的英俊，他的自行车，他的荒野，他的小城，他所在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和那个游牧传统日渐远去的往昔的若即若离，他和那桩焦尸案的迷离关系，都让他拥有了神秘感，让他有别于所有人。天泽县的生活，虽然也是由各种积木块构成，积木块的来源甚至更单一，但那些积木块更大，更草率，更接近人性的根本词汇、根本欲望，因而所带来的禁锢感反而没有那么牢固。李志亮也没有可能表露自己对高迪或者黑川纪章的看法，也不会因为讨论时事而翻车，失去了新进展，失去了产生新进展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原人”，并将永远锁定在这个位置上。他具有了一种永久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甚至像一口深井的井水，取之不尽，每过一个晚上，就会自动悄悄注满。因为这口井拥有一个曹景这样的信徒，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搬运东西到过去，现实中的面孔、话语、扑朔迷离的信息，加上他的新感受、新认识、新理解，再搬回去，去充实它的丰富性，强化它的差异性。他不断注水，又不断从中打出新的井水。这也是曹景在时隔多年之后，又回过头来探寻李志亮的轨迹的原因。我在看到他的照片的第一时间，就明白了这件事。但我没想到，这种推断对我同样成立。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来访者W。这个来访者是一位普通的司机，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他是大剧院的司机，车上载的都是演员、文艺工作者，或者文艺工作者变成的领导，总而言之，是一些略微超出常规生活的人。耳濡目染之下，他懂得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并且有所准备。

W生在唐山，经历过地震，是地震孤儿，地震过后，远走他乡投奔亲戚，在亲戚照顾下，上中专，到厂里当电工，在厂子倒闭前，调到剧团为领导开车，后来又跟随剧团领导，调到了大剧院。他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妻子在广播电视学校后勤部门工作，岳父岳母则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妻子的工作是岳父岳母安排的，他们的安排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想象力和触手可及的长度。

W有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他不能出门旅行。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说法矛盾而混乱，起初他说“我很宅，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出门”，后来又说“我成天开车往外跑，已经跑得够够的了。不开车的时候，就想待在家里”。对仅有的几次旅行，他的说法都是“被迫的、被动的”“单位组织大家出去，我不去能行吗？出去了我就尽量待在酒店里”。但当我问他是否去过新疆、海南的时候，他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问我：“听说海南的海是蓝的，不是泥汤子海？”

之所以在出行、旅行这件事上产生这么多的对话，是为了突出他的宿命感，引出他真正要说的事情：“你看，我这么不爱出门的一个人，偏偏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爱出门的老婆。”但他妻子的事，却并不是爱出门这么简单。

结婚三年后，W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半个月后，妻子又突然回来，神色疲倦，对出走期间的事只字不提，状态类似梦游或者失忆。在刚发现妻子出走时，W就向岳父岳母报告了消息，岳父岳母并不惊慌，只是神色羞赧，似乎已经知道了会发生什么，并且安慰W，让他不要过分焦急。此后几年时间，妻子又出走多次，最长的一次出走，足足有五个月，每次出走归来的状态也都大同小异，仿佛经历了一场白日梦游。从她的谈话中，可以隐隐约约得知，她是追随某个男人去了，每次追随的都是不同的男人。W的岳父岳母终于吐露实情，他们的女儿在青春期曾经爱上海员，后来遭遇冷暴力分手，从此留下心理创伤，在结婚前就曾多次出走。

岳父岳母讲述往事的时间场合，略有点离奇。当时马上就要中秋节，大剧院推出迎中秋戏剧周，W得到作为福利的十张门票，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看戏，岳父岳母也在其中。在门厅等候时，或许是人来人往的嘈杂，让岳父岳母稍感松弛，不断走来打招呼的熟人，也分担了他们的压力，他们便从某个中秋节讲起。那个中秋节，他们的女儿离家出走，导致他们没有过好中秋节。起初，他们吞吞吐吐，半遮半掩，但看到W并没有激烈反应，逐渐坦然，话语也越来越顺畅，但最终的落脚点，显然又掺杂了一点心思，“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让你放心，她往外跑不是因为你引起的，和你没有关系，不是你不好，你们好好过”。最离奇的是，谈话结束，进了剧院，剧院里演的竟是《倩女离魂》，是在郑光祖的版本上加入现代戏剧元素改编而成，甚至有暗黑舞踏的场景，岳父岳母吃不消，提前离场。

那时已经有了精神科，以及各种心理门诊，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W带着妻子，四处看精神科，竟也有了点成效，妻子出走的时间间隔逐渐拉长，到W向我进行讲述时，妻子已经有八年没有出走。

但W的问题在于，他竟然暗暗期待妻子再度出走。生活逐渐变得庸常，妻子也不像从前那样，似乎总有无穷的力气折腾出各种生活戏剧来，突然发生的出走事件，让她有了神秘感。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出走，和谁在一起，遇到了什么，她和别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她遇到的人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她每一次出走，似乎都在为她的神秘感充电，直到电力消耗殆尽，她就又一次及时出走，如此这般，几次三番，让他对她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欲望，甚至对她涉足的地方也充满了欲望，他想象着她的迷狂之旅，甚至想在她出走后，悄悄跟着她，看看她都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和她一起出去旅行，就没有这样的魔力。

他甚至描述了一个很具体的想象场景。在想象中，他跟踪着出走的妻子，去了所有她去的地方，在妻子没有觉察的角落窥视着她。等她回家之后，他独自出行，又把妻子走过的地方重走了一遍，还住进她住过的酒店房间，洗她洗过的温泉，坐她坐过的车，和司机聊天，打探妻子和司机的谈话。甚至具体到，他想象妻子睡过的酒店床单，和他跟父母一起生活时睡过的床单一样，肉色，有牡丹和孔雀的图案。

但他周围的一切人，却都在给他压力：像他妻子这样的出走是不正常的，是必须要矫正的，并且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后果——“再这么下去班还上不上了？”他也服从了这种压力，佯装焦虑，佯装痛苦烦闷，但真正让他焦虑的，却是妻子终于被矫正了，八年没有出走的时光，对他来说犹如服刑。是的，他用了“服刑”这样的说法。

在我看来，她不出走，他就没有机会出走。在出走这件事上，他是失能的，地震摧毁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童年生活，并且给了他一个强有力的暗示——他需要安定的生活，他需要一个不会垮塌的窝，他需要重建；任何出行，任何一种不安定的生活，都是对他曾经遭受的痛苦的背叛，会让重建的努力付之东流。犹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幸存者所说的：“我如果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他不能背叛。她的出走给了他一线生机，一点可能，牵扯出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这样的出走让她变成了一个“他者”，让她拥有了神秘感。她出走带来的焦虑、痛苦，则占据和替换了他已有的焦虑。

他之所以把妻子的出走，简单地描绘为爱出门，是为了在面对陌生人时，淡化妻子出走事件中的失德色彩，更是为了淡化自己内心欲望的失德程度，也有可能，他既不觉得妻子是失德的，也不觉得自己是失德的。这种淡化只是刻意彰显自己的妥协。如果，妻子只是爱出门，那他也好办了，他的压力就不该有这么重。

我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一丝忧虑从我心头掠过，我和曹景是不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曹景是用出差代替了旅行，那不是真正的旅行，我则假装自己是因为工作走不开。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职业选择。起初，我的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从小跟着父母，搬家太多次了，就希望过安定一点的生活，这个工作正好可以在家做。”

对曹景和我，都一样，李志亮是一个可以恣意行走的替身，一个外部世界的引入者，一个“他者”，一个阴郁的男神。

一旦理解了这个逻辑，就是有后果的。

二〇二一年三月到九月，曹景结束咨询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偶然会想起他讲述的事，也偶然会想象血红天空和黑色大地的景象，但都是浮光掠影，稍纵即逝。直到九月，看了那些照片之后，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了那个场景：梦里，那个黑色的人影披着漫天的血色霞光，不停向我走来，却永远走不到我面前。惊醒之后，我莫名其妙想到两个字：感染。

之后，我需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前往五个地方开会或者工作，在那几个地方，我少则停留三天，多则停留十天。因为疫情，如果我每次结束工作，就回到我所在的城市，行程码就有可能带星。于是我决定，那一个月都在外地打游击，只去没有疫情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开始有零星爆发，就赶紧离开。

我去了很多以前想去却没有去成的地方，李志亮的形象，时不时叠加在我看到的人和事之上。在大同云冈石窟，看到那些严重剥蚀的佛像，我联想到的，却是李志亮照片上的脸。在平遥古城，一个卖砖雕的小店，年轻的店主说自己卖完这批货就要去上学了，我问他：“这种零工好找吗？你是怎么找到的？”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可能一直在做这种短期工作。

到了四川绵阳，正是华西秋雨季，这里已经连续阴雨许多天，我冒着雨去一条小街上吃米粉，在一家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小店坐下，店主很快端上米粉，然后把围裙一卷，和一个孩子在厨房的后门坐下，面对着一条被绿萍覆盖的小河对话。他们讨论的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店主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显然也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她从哪里来的，莫得人晓得”“她整天坐在窗户前头，对着这条河看，这条河有什么看头，臭的哟”。

显然，她不在这个家了，有可能是短时间去了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永远消失了。我凭着断断续续听到的几句话，拼出一个轮廓。自从开始关注李志亮的故事以来，我突然发现，现实世界里的失踪实在太多了，这些消失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被一个隐蔽的大数据库，不断推送到我面前。此刻，大数据又在工作了，它知道这正是我要听的故事。可我不想再多知道一个失踪者的故事了。

回到酒店，我有两天不想出门，天气似乎也在配合我，始终阴雨连绵，给了我不出门的理由。两天后，我买了动车票，离开了绵阳。

我的抑郁状态被彻底激活，是在二〇二二年五月。在家待了将近两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楼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嗡”，很长，很有金属感，就像曹景描述的那样，像“在头顶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钵，然后摩擦钵的边缘形成的回声”，这个声音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开始，第二天早晨八点结束。在这个时间段里，它响十分钟，停五分钟，然后再来十分钟，就这样循环。我毛骨悚然地想到，我的“鱼缸低频噪音”来了。但此时此地，我不可能像天泽县的王林平那样，挨家挨户地去查找声音来源，小区是封闭的，单元门是封闭的，即便没有封闭，大城市居民楼的邻里关系也不可能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李志亮的故事，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噪音的来源也是鱼缸。我于是在业主群里发问，谁家养了鱼，谁家有鱼缸，能不能在增氧泵下面放一个减震垫，能不能把鱼缸挪开一点，不要靠墙放。但业主群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抢菜、拉走感染者占据，没有人注意到我，哪怕我在刷屏。我试着录下这个声音，发现它录不下来；我@我周围几户人家，他们陆续回答了我，说自己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打电话给物业，甚至报警，都没有结果。警察打来电话，声音非常疲惫，说即便出警，也还是要交给社区来协调。

这个低频噪音持续了一个月后，终于有一天，群里有个邻居回应了我，说她也能听到这个声音，我看到她的楼层，有点犹疑，她在四楼，而我在九楼，即便我已经知道，曹景故事里的那个鱼缸噪音，也是跳空传播的，但四楼和九楼相差得也太多了。我还是加了她的微信，问她是在什么方位听到这个声音的，她说是在朝北的屋子里，她怀疑那是屋后的加工厂发出的声音。当那个噪音再度出现的时候，我打开了我朝北的屋子——两个月来我只在白天进去过，果然，那个噪音比我在朝南的卧室听到的，要强烈得多。打开窗户，窗外，一百米外，一个平房院落里，一个形似水泥搅拌机的巨大的消毒设备在工作，轰轰作响，并且喷出白雾。它发出的声音打在我们北面的墙上，沿着墙壁传送到朝南的卧室，就成了我听到的声音。向市长热线和市政、环保部门投诉之后，那个声音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容易，让我有点意外。它的来历如此简单，也让我有点惆怅。

被这个噪音笼罩，无法入睡的深夜，我在抖音和快手上看视频，开始是什么都看，后来就变成只看旅行视频，原因非常简单——越是无法出行，越是渴望出行，只有看户外旅行视频纾解。这个原因是如此简单、赤裸和直白，如此理所当然，让习惯用幽密的语言和复杂的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我，感到无比震惊。

李志亮就在这些旅行视频里，无处不在。

“巡游轨迹”，看着两位主人公开着车，在大盘鸡发源地沙湾城外，在公路边停下车，买了一个西瓜吃，他们的脸就慢慢变成了那些旧照片上的李志亮。“白强游记”在湖北宜昌 827厂，他走进已经被废弃的厂区和生活区，从食堂打饭的窗口向里望去，“李志亮在外面这么多年都吃什么”这个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黑皮晓洁一起看世界”，夫妻两人在新疆兵团，钻进七十年前挖的地窝子，仿佛就会吵醒睡在深处的李志亮。“向西行”“浪迹天涯”“米奇妈房车旅行”“陈雄极限户外”“扬帆在旅途”“失落的村庄”“辟谷行脚”“小白的奇幻旅行”……镜头里那个热爱荒山、废墟，正在走遍中国、走遍星球的人，对他们家乡的人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李志亮？

看着看着，我就明白了，曹景其实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把他的感受分享给我，不，感染给我。他的生活停顿了，新进展变少了，那口井，让他有了匮乏和枯竭之忧，他急需新人加入，和他一起，搬运新东西注入井中。

他一定用了很长时间，在平台上选择合适的咨询师，再一个个去了解他们，二〇二一年这样的年份，他有的是时间。选定目标之后，他还会继续通过微博、抖音和别的平台了解咨询师，看他们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是不是易感体质，是不是和他同频，对荒野、废墟、失踪、死亡是什么感觉。我在抖音上仅有的十个视频，那些晚霞、鲜花、荒草、废墟，那种在“恋生”和“恋死”之间的摇摆，足够让他最终确定要联系我。

的确，我生长的环境和他和李志亮几乎一样。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在我理解他的同时，甚至在我起心动念的一瞬间，我就已经被感染了。我希望他能让他一个人的宗教，去经受更普遍的审视，他其实已经在做了，给我看李志亮的照片，就是给我埋下种子，拦住风沙变成沙丘，等待一个时机激活它。他知道必然有这么一种时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除静态，我一边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一边毛骨悚然——我每天看到的荒野、废墟和我想象中的李志亮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毛骨悚然。我决定向别的咨询师求助了。我用的是曹景用过的方法，先在平台上找咨询师，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媒体去了解他们，最后我圈定了一个人，一个叫刘茵的咨询师，在业内有声望，翻译过几本心理学著作，操办过很多线下项目。

尽管我们的职业规范是，让我们尽量减少社交暴露，她显然也遵守了这个规范，但我的职业经验，让我足以通过非常少的材料，就能了解一个人。我通过她不到五十条的微博了解到，她在东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出生长大，那个地方，是一个叫牙克石的城市，有工厂、废墟、林业站，也有森林、河流、草原和荒野。她在微博上转发一个荒野旅行视频的时候说，她哥哥有个朋友，毕业以后回到牙克石工作，教书教画画，对荒野非常着迷。她还说过一句话：“咨询其实就是陪着来访者一起探险。”我预感她能了解我的经验。

五天时间，每天五十分钟。咨询开始后，我告诉她，我也是咨询师，之所以来找她，是因为我在一次咨询中被“感染”了，希望她有准备。然后我告诉她，我的出身来历，我中学时候遇到的霸凌，我的复仇方式；我怎样入行的，接触过哪些理论；我怎么遇到曹景的，我对他的分析，他讲述的故事在哪些地方影响到了我。她说：“这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只不过，第一个接到花的人，有点不太寻常，他让这朵花变成了花束。”我明确地感受到，她理解了。

在她看来，曹景出生于一九八〇年。这是一个刚刚经过巨大动荡的时代，时代遗留下种种创伤，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仍然停留在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为生存本身而活。这些创伤无法言说，也没有空间见光，但是在黑暗中存在，在潜意识中一代代向下传递。同时，不能“出挑”是之前的时代延续下来的生存法则，就像李东强，对“出挑”的忧虑和抑制，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发展由于“出挑”而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性不敏感的人，就可以随波逐流地选择大众生活；而对于敏感的孩子来说，很多东西，时代的、父辈的，自身成长中经历的所有被引发的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放置的，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尝试解决、解释和突围，或者就变成了一只秘密的困兽，成为抑郁和焦虑的来源。”

“症状是一种表达。很多人内在的隐患，日常处于潜伏状态，会让人隐隐不安，但是人都有逃避的本能和功能，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防御机制，实现了表面的平衡和相安无事。没有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地去查看。但是经年累月积聚在那里，一直是隐患，有一天被一些相关事件激发，隐患就藏不下去了，趁机呈现，也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寻求关注，寻求解决的路径。”

“想要症状消失，或者说获得某种程度的痊愈，最好的契机，是在某个故事中找到自己，放置自己，以自己的真实肉身为这个群体的故事找到结局，也为自己的隐疾和故事找到结局。完成自我的叙事，也完成这一类人的叙事，自我实现了完整和意义，症状也就消失了。”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结束这个阶段性抑郁的契机，“完成了自我的叙事”。这个契机非常简单和直接，我们可以出门了。那之后，我休息了两个月，打算回老家。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朋友约我吃饭，他给的地址，是一家新疆餐厅，稍稍有点偏僻，打车过去，大约六十五块钱。

这家餐厅似乎是按照新疆时间来运营的，晚上九点半，我和朋友落座之后，旁边临窗的一个大桌，才开始有人来；到了十点，陆陆续续来了十二三个成年人，他们带了四五个小孩，小孩子对饭菜兴趣不大，简单吃了点，就在店堂里奔跑和看电视。成年人们坐在那里，互相问候、寒暄，烤肉和大盘鸡陆续上桌，白酒、啤酒、红酒，酒换了几种，有人开始轻声哼歌，老板及时送来两把琴——一把吉他，另一把琴我不认识，冬不拉？热瓦普？我分不清楚，但已经有人开唱了，一首非常沉郁的歌，唱歌的人闭着眼睛，表情深沉而痛楚。

他唱完歌，他的朋友们开始鼓掌，我也示意朋友一起鼓掌，他们听到我们的掌声，向我们点头示意。他们一个坐在左侧的光头男士，招招手，似乎是请我们坐过去的样子，我指指自己，一个疑问的表情，不等他回应，就坐过去了。

“你们从哪里来？”

“乌鲁木齐，不过我们是博尔塔拉人，不是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嘛是省会，我们不是省会的，我们是小地方来的。他们一家，维吾尔族；他也是；他，柯尔克孜族的，这个是他女朋友，他女朋友是维吾尔族；他，蒙古族；他们三个，汉族。”“你们是亲戚，还是同事？”“不是的，我们是朋友。汉族的这个朋友嘛，到我们那里援疆，援疆你知道吧，支援新疆，我们就认识了。他们是你们这里的人，今天晚上是他们招待我们。”“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萨马勒山》，你没有听过吗？”

我搜到了那首歌，《萨马勒山》：

萨马勒山我挚爱的故乡，像镜子一样的湖水，

如今我是士兵却不是为你而战，每天都是煎熬。

你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生我割下我脐带的我挚爱的土地。

我们没有马，双脚已麻木没有知觉，

好像已经走了十五天，

好像已经快到下一个战场了。

…………

“再唱一首。”“好，再唱一首。”琴交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他调调琴，唱起另一首歌，似乎是蒙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看我一脸茫然，拿出手机，找到正在唱的这首歌，给我看歌词。《阿拉套山》，也是和山有关的歌：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夏尔西里时光。

草原繁花把我们埋藏，

我们静静或坐或躺。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爱情和酒量。

欢乐的宴会直到天亮，

你不停把《黑眼睛》唱。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父母和家乡。

白杨树下说起父亲病况，

脚下厚雪咔嚓地响。

好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少年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唱那达慕大会的骄傲荣光，

唱我们寻找的天堂就在身旁。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我已经在回家的方向。

阿拉套山就在我的车窗，

痛楚般的欢乐心中回荡。

他唱完了，我忍不住问：“你们以后就不走了吗？”

唱歌的男人故意用了一种不满的语气调侃说：“哎，咋了，你们这里不能来吗？”

“不是不是，不要误会，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啊。”

“你们这里我们留不下，太贵了，我们就是路过一下。他们一家，后天去广州了；他要去海南；他要到厦门去；你旁边的这个到成都去；这三个汉族兄弟，还在你们这里。新疆太冷了，冷的地方出来嘛，都往热的地方跑。你不唱一首吗？我给你伴奏。”

那个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坐到凌晨两点，最后在路边告别，整个晚上，我没有想起鱼缸噪音，没有想起李志亮。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这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包裹着我的茧里的事物，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茧的存在，他们的不知道，把这个茧击碎了。

真正的最后一击，是在我回老家以后。第二天，我回到老家；第三天，和老同学聚会，我简单讲述了这一年多我遇到的事。在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约饭约酒的时候，我突然产生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又在复刻二〇二一年二月的曹景，像他那样联系旧日朋友，希望一种更有人间气息的关系给自己支撑。

只是我的结果比较利落，所有这些，在我讲完自己的事后，就戛然而止——我被同学的一句话掀翻，抑郁猛然刹车，也许是暂时终结，但终归结束了。也可能因为，我是间接感染，我身上的“毒株”毒性已经比较轻了，所以能被轻易终结。

就一句话：“对县上的同学来说，你就是个失踪者啊，你还到处打听失踪者的事情，明明你就是，你还不知道你吗？”

“你还不知道你吗？”是我们方言中的表达方式，带点轻微的贬义，你还不了解你吗？你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还有一个第一人称的说法：“我还把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我知道我是什么东西。所有的失踪者，血红天空下黑色大地上黑色的行走者，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我早都走出去了，我本来就身处不安之中，不用制造安稳的幻觉。我不用对他们有所寄托，我不会继续供奉了。

在那天的酒局中，我给曹景打了语音电话，把自己最终的发现告诉了他。我说，我有预感，我不会再梦到他的梦了，梦里那个人已经走过来了，我已经看清楚了他是谁。他有一张脸，所有人的脸。我们要和“李志亮的血色黄昏”共存了，它来过就不会被彻底清除，但我知道接应它的是什么了。内部，我身体里的荒凉感；外部，时代的节点。每个人头顶都有鱼缸，也都有嗡嗡作响的时刻。

曹景说：“那就好，多保重。”停了一下，他说：“出来走走吧，我已经出来了。”

“好的，是时候出来了。”

而在别处——

在别处，李志亮早已经出来了。

他在四川的小城，开了一家很小的面馆，为顾客做一碗面。下午四点才出摊，晚上十点收摊。

他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修车铺子，他是矿业机械厂的先进员工，修车对他来说不难。

他在甘肃、青海、新疆开包车，走大环线，一天挣八百块钱，从春天跑到秋天，冬天休息。有时候遇到好人，有时候遇到难伺候的人。遇到难伺候的人，他就不那么高兴。

他在宁夏，在贺兰山下卖饮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游客经常会在那里停留，停下来就会买点水和零食，顺便让他帮着拍张照。

更多时候，他都在行走。行走中的他，面目清晰了，甚至有可能带上了微笑。

他走在戈壁、荒野、草原上，风滚草滚过马路，远处有群黄羊遥遥望着走路的人。

他走在花海里。花海中，戴着彩色头巾的女人们，埋下身子在劳动，拔草，给花草浇水，把鹅卵石拣出来，扔得远一些——鹅卵石总是会吸收阳光的热量，变得滚烫，烤坏这些八瓣梅、万寿菊和波斯菊。鹅卵石是拣不完的，今天拣掉，明天还会出现，那足以证明，大地在震动。

他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杂货店、五金店、小吃店，在他的视线里不断出现。街道尽头走过一些人，他们拉拉扯扯地，正在奔向某个葬礼，有人穿着白色的孝服，有人举着白色的纸花串、招魂幡，有人拎着一大袋花卷。

他在车站的长椅上休息，坐在对面的老人抽着纸烟，断断续续和他聊天，终于，他温和地说：“你怎么不找个工作，找个工作好啊。”

他把房车停在青海雪山下的营地，清早推开窗，窗外不远处，就是悬崖、山谷和对面的山峰。营地的朋友走过来打招呼，他们说着什么，也许是说昨天睡得好不好，也许是说下一段路怎么走，也许是在商议中午吃点什么，“我们在张掖买的丸子还没有吃呢，中午一起吃，我支桌子去”。

他坐在乡村大巴上，车窗外开过一辆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秸秆，一个孩子趴在秸秆顶端，牢牢地抓住捆秸秆的大麻绳。冬麦已经破土了，淡淡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黄昏的雾气正在散开，雾气最深处，有人点了火堆，也许是在烧落叶。火苗很亮，火色很红，似乎足以让整片大地温暖起来。

他在西藏的雪山脚下，看见了日照金山。不枉早上五点起床，他想。他哈出一口气，他听到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带着轻微的回声，在山下回荡。

他在塔吉克族人聚居的小城，坐在全城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门前。旅游的季节已经过去，漫长的冬天就要开始。天边有淡淡的霞光，一个穿着黑色羊毛长袍的老人，沿着墙壁的阴影边缘，走向街道尽头。

他走在河西的玉米地中的白土路上。阳光很好，白土路很硬，在玉米地中间，像一条静静的白色河流，玉米已经结穗，绿色的叶皮被撑开。四下无人，他手舞足蹈，甩着手脚，似乎手脚长到一步就能跨出去很远，像走在水上那么轻松。

他走在大理三月街。街中心，售卖特产的人，支起巨大的舞台，在迪斯科舞曲中，一边唱歌，一边介绍他们的特产。路边的小摊上，摆着色彩瑰丽的物品，动物的皮毛、骨头，晒干的草药。天上有一朵飞碟形状的云，也许真有个飞碟藏身其中。

他走在太行山的山道上，已经是秋天，树叶正在变得金黄，偶然可以看到小小的院落。可不敢小看太行山深处的小院，就是最落寞的小院里，也至少有一尊精致的佛像、一片异常精美的壁画。小小的院落，至少要有一件宝物，才能在太行山里立得住脚。

他走在琼海城外的防浪堤上，浪花扑上来，打湿了他的鞋子。渔船正在离开港口，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人站在船头，穿着白色的T恤，又有一个人走出船舱，也穿着白色的T恤。后出来的那个人，把手臂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海对他们来说，依然那么新鲜，每天早上，都像是第一次看到。

他不停地走，不停地看，永不疲倦地，投身风景。风景不是墙，风景可能是幻景，可能是肥皂泡，需要走进去，需要戳破，让它破碎，让它成为泡沫。

中国大地上，这个星球上，无数感染了“出走病毒”的人，离开原来的位置，疯疯癫癫地、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地、垂头丧气地走在大地上，像一个又一个破烂的稻草人。一百亿双鞋也不够他们这么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行走着，戳破一个又一个，一幕又一幕，风景的幻景，风景的肥皂泡，让它们破碎。

而他们自己，坚不可摧。

镜头拉远，地球也在宇宙里孤零零地转着圈行走着，试图戳破宇宙的幻景。

那就好，多保重。

原刊责编 吴 越

【作者简介】 韩松落，著有《春山夜行》《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窃美记》《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等，出版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曾担任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平遥国际电影展、迷影精神赏等多项电影奖评委。曾获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首奖、刀锋图书奖等奖项。 e+mdCF9qXM5hthQM7eT9Kxt3qhBcXH3Nec6yPMtWuWXucgIAy8w2B2e+xQtNMt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