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孟繁华，1951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众神狂欢》等30余部作品，有《孟繁华文集》十卷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文章5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韩、越南语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评论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现代作家、诗人郁达夫于1931年创作了一首七言律诗《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诗中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广为传颂，达夫先生的才情和性情一览无余。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荆歌自诩号为“累翁”，其意自然来自达夫先生的名句，其向往和追随之情溢于言表。但朋友们也觉得好玩，非常符合荆歌的性情。《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的荆歌的《情书》，本质上是一个感伤的故事。无论如何，已过花甲之年的作者，通过一个二十多岁的讲述者讲述关于“情书”的往事，一定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故事。物是人非，青春无敌。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诗无达诂。两位年轻的评论家虽然都赞赏了《情书》，但他们的角度并不一样。陈泽宇认为，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的情动是抵抗复归寂寞的现代性方案，那么当它走向某种虚伪的暗面，沉溺于美好又荒唐的想象的幻觉之时，“我”和我们真正需要谨防的正是那种模仿的、中介性的生活。“真风告逝”的时代里，更大的伪装是自我的蒙骗，而这种蒙骗以情动的方式存在于暧昧的亲密关系想象时，很难被真正地意识到。对于情书而言，“我”和姜康康是互相情动、互为中介的，真正摆脱了情书所携带的情动与中介之人反而是冰梅——当她从“倔强的嘴里”说出“我爱他”三个字的时候，当她终于抬起头直视“我”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想到更多，比如关于情动和中介的“大伪”不仅存在于个体精神史的变动里，也需要谨防文学观念被无意识地偷袭。“我”对写作旨归的挪动不正是在高度清醒的直抒胸臆里吗？或许，荆歌借此向读者发出了潜在的，也是类似奥尔巴赫一般的警示：文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反馈直接的生活，而是在于它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或未被表达的现实层面；卢桢认为《情书》超脱出极度夸张式的叙事抑或层层陷阱般的布局。一位曾经喜好“逞才使气”的写作者，化身为作品中的“我”之后，让人观瞧到的是一位生活经验厚重的长者，仿佛手里捧着一个泡上三五颗枸杞的保温杯，身体窝在沙发里，跷着二郎腿，目光温和，语气舒缓，向后辈诉说着自己“二十出头”的一段往事。首句“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写不写情书”，直接点明了作家的叙事姿态，讲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然融为一体。在正式开启讲故事之前，我猜想他大概会咽口唾沫，眼光穿透听众，向一个遥远的年代延展，逐渐在某一个片段聚焦、定格。故事结构由三次错位推进而成。从帮康康写情书，到自己偷偷写情书，再到可能还要帮冰梅写情书，情书的书写者是“我”本人，可情书的目标对象却各不相同。两位评论家的解读各有道理，成一家之言。
郁达夫认为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情书》未必是荆歌的自叙传，但那里总会隐含着作家曾经的经验。当他穿越历史，带着我们重新走过从前，再次经历了关于爱情的况味，小说就实现了它的期许。这个“累翁”啊，果然情多。
在一次访谈中，荆歌坦言自己相信爱情，认为一段恋情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平庸年代，跟发生在时代风云变幻的激荡年代，它所展现出来的质感，肯定有所不同。仔细揣度作家的言语，我特别留意到“质感”一词，于是上网查索，发现它的词义指的是造型艺术形象在真实表现质地方面引起的审美感受，因而又牵涉出“真实”这个词。生活体验的真实，文本想象的真实，梦境拟造的真实……种种真实彼此融合，频繁对话，叠合、组构成为各甄其态的立体文本空间。从“真实”与“质感”的维度，踏入荆歌的短篇小说《情书》，可以强势感受到人与自我的孤独相互窥见时，故事于错位和反转间彰显出的复杂情境。
和作家曾经倾心的先锋文学特质相比，篇幅短小的《情书》超脱出极度夸张式的叙事抑或层层陷阱般的布局。一位曾经喜好“逞才使气”的写作者，化身为作品中的“我”之后，让人观瞧到的是一位生活经验厚重的长者，仿佛手里捧着一个泡上三五颗枸杞的保温杯，身体窝在沙发里，跷着二郎腿，目光温和，语气舒缓，向后辈诉说着自己“二十出头”的一段往事。首句“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写不写情书”，直接点明了作家的叙事姿态，讲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然融为一体。在正式开启讲故事之前，我猜想他大概会咽口唾沫，眼光穿透听众，向一个遥远的年代延展，逐渐在某一个片段聚焦、定格。
那是主人公二十出头时的经历，“我”来到一所乡镇中学当教师，结识了镇上红星面馆的捞面师傅姜康康，两人互以“忠敏”和“康康”相称。为了报答康康在捞面时给自己多加面条的“优待”，忠敏答应帮他写情书给女孩冰梅。忠敏眼中，也就是“我”所看到的冰梅相貌平平，完全出离于基本的审美范畴。即便如此，忠敏还是满足了康康的心愿，先是抄袭拼贴邓丽君的歌词写成情书，继而创制起情真意切的美丽辞章，尽力满足康康向冰梅持续告白的需求。
由代写情书出发，故事出现了第一次推进或者说是错位。一面完成着替人表白的“代写”工作，一面却对朋友心目中的女神滋长出莫名的情愫。那些美丽的、虽生即死的言语，究竟是替康康说给冰梅听的，还是自己对冰梅生发出的难以言明的真情呢？总之，情书一封封地写，信中的言辞愈发热烈，康康和冰梅的感情也终于有所升温，奔赴幸福。按理来说，一个由“美丽的谎言”锻造而成的故事，即将迎来圆满。然而，故事在此刻发生了第二次推进，当康康俘获冰梅的心，不再依靠忠敏助力时，忠敏顿觉失落与茫然。他重新陷入了孤独的窠臼，甚至用肉麻的话语给冰梅写下情书。尽管这些信都被封存在私密的角落，没有寄出，但可以觉察到，写情书的人抑或说需要情书的人，已然从康康转化成了忠敏，因而便有了故事的再次错位。
源于不平情感的驱使，“我”终于向冰梅坦承了一切，包括情书的真正作者，以及自己对她的爱。可冰梅却说她早已洞悉事情的本相，并且真切地觉得那些情书就是康康所写，与“我”毫不相干，但她依然对“我”有所恳求，希望“我”再次出手，替她给伤人入狱的康康也写一封情书。此刻，“我”听到空中传来一阵喜鹊的鸣叫。报喜鸟的鸣声与主人公心中尚未弥散开来的悲音相撞，为故事奏响终局之声，小说也收束于此。
显而易见，故事结构由三次错位推进而成。从帮康康写情书，到自己偷偷写情书，再到可能还要帮冰梅写情书，情书的书写者是“我”本人，可情书的目标对象却各不相同。尽管“我”认为自己爱上了冰梅，为她写下了情书，但透过絮絮叨叨的闲聊言语，似乎又能感觉到，那些充斥着诉求爱情、宣泄欲望的辞藻，最终实际流向的，还是主体自己，是那颗小镇夜空下孤独的心。
说到孤独，有几处细节值得细品。主人公曾言及自己是小镇上唯一的公办教师，和庸碌的人群相比，他仿佛是超然于世的，甚至表现出某种精神洁癖的倾向。在孤独的小镇上，他的精神依托，正是其赖以自持的文学家梦想。然而，如无边黑暗般的寂寞，始终厚重地包裹着他，在经济贫穷、四顾无侣的窘境下，他无法最终超越自我，成为英雄般的孤傲存在。吃面买不起浇头，抽烟只能论根买，此番情境，足以耗光一个人的激情与梦想。唯有爱情，唯有表达，唯有显扬爱一个人的行动力，才能曲折证明精神主体的存在。与其说是他爱上的是冰梅，不如说他钟情于“爱”的行为本身，爱上了表达“爱”的形式。从一封封写给自己的情书里，主人公完成了一次次的“倾诉”与“抚心”，顽强而悲凉地滋养着自我的精神自留地。那个被自己爱上的人，其实就是那颗孤独的心而已。
提及形式，还是要回到“情书”这一核心意象，它是表达爱情的中介，承载着作家那代人的青春记忆。荆歌说过，大概是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曾和班上一位女生彼此互通情书，那是一种“与性丝毫不沾边的爱情”，是一种纯粹的爱。同传递情书这一表达爱慕的行为相比，情书所涵载的内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是抄袭而来的情歌诗语，还是情动于心的绚烂表达，都比不上“寄送”这一行为本身重要。作为内容的辞藻，仅能充当爱情的助力，却无法决定命运的归途，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喻了主人公文学梦的无效。从物质的孤独到精神的寂寞，再到梦想的破灭。人生的凄凉感，持续地注入主人公乃至读者们的心田。
荆歌早年的作品多以技巧为加持，注重夸张变形，于结构和意义的多次推进间，呈现生活的多层样态。《情书》承续了“错位”和“反转”的要素，从语言角度考量，作家对“闲聊体”的熟稔驾驭，也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特色。他用饶舌的陈述跟你“唠家常”，不时还要讲个别人的幽默段子，但就在逐层深入的聊天中，你会慢慢感受到，主人公闲聊别人时的充满俏皮色彩的话语渐渐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段的关于内心世界的喃喃陈述。从讲述别人的故事，到展示自己的心结，叙述焦点悄无声息地产生了位移。幽默轻松的言说姿态烟消云散，唯有难以纾解的悲情存留。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陷于永恒痛苦的人，就在剥洋葱似的层层叙述中，精神形象愈发清晰起来。
按照荆歌的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在不断地推进和剥落中得以显露，我本想以“在推进和剥落中显露意义”作为评论标题。可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可能更喜欢《情书》中的“抵达故事，或者说穿过一个故事”的说法。经由主人公之口，作家隐晦地表露了自己的写作观，于是就以这句话作为本篇评论的标题吧。
作者简介：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天津市作协签约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城市文学及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新诗现代性透视》等学术著作5部。曾获“扬子江诗学奖”诗评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
当读者孜孜以求地海纳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总无法避免疏漏——文学史最重要的机制不是记录，而是遗忘。这是残酷的事实，亦带有必然性。如果回望百年新文学的前半期，容易听到的动词是勘探、打捞、重拾，与此相关的名词是失踪者、隐身人、遮蔽之书。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后人将曾经闪耀的群星从长河中淘洗出来自是功绩卓著，但从文学的“同时代人”出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指认“经典”，并将值得珍视的作家经典化与学理化，的确是研究者特别需要面对的命题。
很大程度上，作家荆歌受到的重视，他的经典化程度，与他的创作实际是不匹配的。1990年代以来，荆歌的《口供》《太平》《蓖麻》《鼠药》等作品光耀一时，其完成度与同期最负盛名的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他的语言散淡细密，又有着江南系的潮湿与缠绕，他笔下人物书写的重点不在内面的状态，而在微妙的关系。可以说，荆歌小说有着如生他养他让他念兹在兹的苏州城一般的气质，正像有论者概括他作品的风格是“无声的苏州评弹”，很精当。最重要的是，荆歌让我们了解到一位经历过先锋文学洗礼的作家的历史意识，以及具体经验如何参与到现实感的构造之中，后一点在荆歌近作中体现得愈发鲜明。
《小说月报·原创版》在2025新年伊始推出的《情书》，是荆歌的短篇新作。《情书》的故事本身不复杂，讲述小镇上三位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面馆职工姜康康暗恋药店职员冰梅，碍于表达障碍和学力极其有限，追求感情的方式只得通过请作为中学老师的“我”代写情书。在这个过程中，姜康康和冰梅的亲密关系迅速发展，而本对冰梅无甚好感的“我”也在不知不觉间幻想出一份“爱情”。小说最后，“我”对冰梅的感情得以告白但无疾而终，而冰梅视姜康康为真爱，并希望“我”再次代笔，给因罪入狱的他再写信，曾经的“情书”变成了日后的“家书”。
《情书》里，我们熟悉的教师主人公又回来了。荆歌惯于并善于将作品的重要角色赋予“教师”这一职业化身份，《我们的爱情》《慌乱》《诗巷不忧伤》《小米兰》等过往多部作品中都有师生相关的故事，而这种设定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早年间他流连于家乡多所中学，有过近十年的教师工作经历，每当荆歌将这部分经验调动起来，小说里就形成卓有特色的记忆之场。对于荆歌而言，教师不仅是一份曾经的职业，它的重要性不在传道授业解惑一侧，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身的少年心事与文学启蒙。如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年轻时候喜欢文学，是因为寂寞。那时候在乡村中学当教师，非常寂寞。于是就读书。阅读多了，就会跃跃欲试想要写作”。《情书》中同样如此，在表层略显俗套的故事之下，隐藏更具备本体论意义的诉说。“我”（马忠敏）是二十出头的乡镇中学教师，在一座前身是古庙的校园里深感寂寞——“寂寞像无边的黑暗，将我厚重地包围”。我们无法断言在荆歌和第一人称的马忠敏之间是否存在异质同构，这种相似和重合度早已不是第一次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小说家的花招是以真实夹杂着虚构，让匿迹之物或隐或现在字里行间。显然，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人从日常生活中感知观念、发见文学，随着对文学的想象与个体创造，其自身的认知和主体性也不断摇曳。
起初，“我”对于冰梅的态度是抗拒的。在“我”看来，冰梅完全无法唤醒自身的美学感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女人；姜康康追求冰梅，也让“我”对这位朋友有些“鄙夷”。所以，在初次的情书代笔中，“我”很难投入切实情感，情动无法发生。“给一个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姑娘写信，向她表达爱意，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拼凑歌词的潦草情书效果并不好，只是略微地得到了回应。随后，灌注文思的情书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冰梅逐渐沉沦其中，“我”也为此神魂颠倒、意乱情迷。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的修辞之盛意味着“我”的内心愈发灼热，对冰梅的这种情感投射是一种对他者的凝视和想象，也是一种对情动的创造性书写。再往后的阶段则更有意味，“我”对文学的实践从情书启动，却很快放弃了对诗歌、小说、散文的追求，顾城、苏童和史铁生纷纷因写情书而被搁置遗弃。甚至在热恋中的两人以欲念取代了尺素后，“我”依然保持着写情书的习惯，在“辗转反侧的子夜”和“似梦似醒的日子”里，情书置换了“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反抗寂寞的工具。本来平静的、渴求变化的生活不仅被日益物化，而且还被异化和虚构了。
如果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我”的情动的确暗合着某种初学写作者的心态，从模仿他者到寻获自我，“我”的主体性看似得到了舒张和建立。第三阶段里，“我”已经将私下里写无法传递的情书赋予更重要的价值，“现在我要做回自己，只代表我，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是从我心里流出的甘泉”。不过，这种所谓的主体性只是“我”的一次虚妄，或者无数次虚妄的集合。“我”的情动从未真正落地到具体的人，所有的情书不过是不同类型的中介，幻想中的替身。后来的情书未曾发出，“我”的情动也日渐漂浮。值得玩味的是，“我”对自己幼稚、漂浮、无望的情动以及这些信件可笑的中介性并非无所察觉，反而有着清晰的认识。“作为书信，它变味了……”“一封封情书，只是小说中的片段，只有道具，无非是作者的杜撰……”“眼前的冰梅……是我为自己塑造出来的情人”。也就是说，“我”戴着一张和自己面孔毫无二致的面具在生活，这张面具如此准确地切中了自我，又如此清晰地虚伪。
从这个意义上，《情书》的简单故事就有了绝不单薄的力量。如果说“我”的情动是抵抗复归寂寞的现代性方案，那么当它走向某种虚伪的暗面，沉溺于美好又荒唐的想象的幻觉之时，“我”和我们真正需要谨防的正是那种模仿的、中介性的生活。“真风告逝”的时代里，更大的伪装是自我的蒙骗，而这种蒙骗以情动的方式存在于暧昧的亲密关系想象时，很难被真正地意识到。对于情书而言，“我”和姜康康是互相情动、互为中介的，真正摆脱了情书所携带的情动与中介之人反而是冰梅——当她从“倔强的嘴里”说出“我爱他”三个字的时候，当她终于抬起头直视“我”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想到更多，比如关于情动和中介的“大伪”不仅存在于个体精神史的变动里，也需要谨防文学观念被无意识地偷袭。“我”对写作旨归的挪动不正是在高度清醒地直抒胸臆里吗？或许，荆歌借此向读者发出了潜在的，也是类似奥尔巴赫一般的警示：文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反馈直接的生活，而是在于它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或未被表达的现实层面。
作者简介： 陈泽宇，1995年生于济南。现为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文章散见于《文艺争鸣》《青年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等。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