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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任太太非常喜欢雷内·马格利特的绘画。有一天她在提森博物馆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只看了一幅画，离开时我问她那画面里的森林和马匹有什么含义，她朝我看了一眼，面部被射灯分割光影，存在和不存在处于叠加状态，这是一种遮挡错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博物馆。一个冷飕飕的冬天，十二月份。离圣诞节还有大半个月，但马德里的主干道上早早挂上了各色彩灯，几乎每一个广场上都摆着巨大的圣诞树。一些街角立着身着裙撑的公主殿下，通常都只有留白的面部。区别是颜色和裙面上的图案，有些是环状心形，有些是几何立体，看着像什么公司的商标。后来我们发现一位印有欧元图案的公主后脖颈上还有一个二维码，她感到好奇，挤开几个正在拍照的扎着高马尾的年轻女孩，走上前去扫了码。
是什么？我问。
她低头摆弄着手机没有及时回答我。再往后我们走到了普拉多博物馆。那时候正好下午六点，入口处有人在排队等着拿每日免费参观的门票。我们也走进队列，跟着人群缓缓移动。半小时后站在了委拉斯贵兹的 Las Meninas （《宫娥》）前面。新王后的长女玛格丽特公主被宫廷侍女们包围着。她的右边是玛丽亚，左边是伊莎贝尔、女侏儒玛丽·巴博拉和意大利男侏儒尼古拉斯·佩图萨托以及西班牙宫廷的其他成员。尼古拉斯正在用脚踩一只昏昏欲睡的獒犬。有大约十几年，我都把他错认为一个红衣小女孩。
不，他是一个男侏儒。后来在巴塞罗那看到毕加索以尼古拉斯为画面主角的许多复刻内容时，她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错误。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半个月。
实在太像了，我认为毕加索其实是把他当成一个女孩子来复刻的……我试着辩解。
不因为像而就是。她严肃地打断了我，线条非常凌厉。来自声音，瘦削的肩颈，干枯的手臂。这一切都在空旷的大厅里裸露，与室内过低的温度融合在一起。那时候至少她还愿意打断我，后来她几乎很少跟我讲话，不过生活上我们逐渐有了一些默契，用不到很多语言。
委拉斯贵兹站在他的画架前。我们正与他对视。那天一直冷飕飕的，在荒凉的博物馆里更是如此。我裹紧大衣，不知道为何，这个下午她如此执拗地走进一间又一间博物馆。再过三天，她就要搬去一个法国赞助商为她找到的艺术家联盟中心，临行之前应该有更多值得去做的事情，比如前往再婚的父亲那里叙旧道别，或许还能正巧碰到又一次被男朋友打到鼻青脸肿的姐姐，以及那个小小的婴儿。或者干脆待在家中打包行李——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客厅的宜家沙发上和她一起看了中心负责人发来的一个不到三十秒的视频，她接下来的居住地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宫殿，内部被改造成十几个小公寓，每个空间都有五米多的高度。在那里她可以度过七个月的时间，创作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想要在离开西班牙之前再看看她喜欢的画作。但我总有种感觉，仿佛她永远不会再回来。
刚才那个是一个通信公司的二维码。片刻之后，看着委拉斯贵兹作品的她忽然开口，声音带着股阴雨天独有的泥腥味。
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她的思维一直都有些跳跃。
我们站在名为《宫娥》的巨大画幅前又一次陷入沉默。和之前的许多次一样，我想告诉她我更愿意对着身后遥相呼应的提香的《查理五世骑马像》。但她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她对于任何画面中只有一个中心人物的画作都嗤之以鼻。
比起古典我更喜欢超现实主义，所以我宁愿站在雷内·马格利特的画作面前受罪而不是观赏委拉斯贵兹这幅无聊的作品。侏儒尼古拉斯·佩图萨托踩狗的情景是我在这幅枯燥的群像上唯一能够找到的乐趣。
我们现在居住大楼的下层就有一个类似的邻居，他时常穿一件红色的有运输公司标志的聚酯纤维夹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每次谈到那个人都会称其为“尼古拉斯”。她喜欢这样的代号，并且把对方的太太唤作“玛丽·巴博拉”。这两个人并不能算侏儒，尤其是玛丽，我认为她应该有一百五十公分，尼古拉斯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公分，因为不能很好地管理身材，他的肚子凸出来很大一块，这让他有向正方体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生命？她第一次看到两人的婴儿时说。
但愿那个可怜的孩子能够长高一些。她补充道。
她自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性，身材纤长匀称，有几年还专注运动，有紧实的手臂和臀腹部。我知道那时她还是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梅兰德兹教授的得意门生。长得清秀，又有才华，这使她在留学圈里很有名气。但初次见面我就知道她是交际花类型的女人，尽管她具有一种冷冰冰的魅力。
第一次聚会还未结束时，她起身同大家道别，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惋惜，我也如此。那时候我坐在角落，她仍特意朝我走来。很高兴认识你。她说。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令我内心悸动——也仅此而已。我对她的爱总是一晃即逝的。常常把她遗忘。但只要再次见面，迷恋的感受总会再度袭来。
第二次她坐在了我的身边，拿餐具的时候小拇指不小心划过我的手腕。修剪整齐的指甲将我刚刚晒过的皮肤划出一道印记。
真不好意思。她道歉说，没弄疼你吧。
我摇了摇头，屏住了呼吸。
她享受自己的魅力，知道如何挑逗我以及在场的其他男性。我们总是很捧场地参与这个游戏，并且适当地散发幼稚的嫉妒。后来想想，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人而言，这些都只是令人兴奋的游戏。每次回到公寓，脱掉外套，在房间里打转，从冰箱里取出冷饮，走进浴室，这种被唤起的激动就会慢慢回落。我一直有能力向自己证明，我不是那些愚蠢的男人中的一个。我这样类型的男人是不可能严肃地爱上一个她那样肤浅的女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肤浅”这个表达并不恰当。她只是过于自卑而显得自恋而已。
我很快识别了她的内在属性，但不妨碍我继续装傻陪着她玩那个令她沉迷的游戏。彼时是我感觉最为轻松的一段岁月，博士即将毕业，也在学校谋得了助教职位，算是很顺利地在异国就了业。这一切都使我有一点余裕。她的条件尚可，父亲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生意还不错的中国小吃店。她虽然算不得出生在马德里，但中学时期就在当地就读，语言很好，这恐怕也是她在留学圈里比较令人瞩目的一点。我比她整整大六岁，在座的男性中，尽管我总是将自己投入阴影，但我知道自己在那个小圈层中的位置。有些时候我会衡量一些价值，尽管这只是一场游戏。
但很快大家就高兴不起来了，有一天她带来了一个法裔华人，是一个瘦高的热情开朗的青年，也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读书。此后他们频繁出现了几次，关系似乎比朋友更为亲昵。有传言说对方出自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家庭，我一定不会尽信，也告诉自己她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无聊浅薄的手段，只为了刺激我们进行更加疯狂的竞争与追求。但愤怒和痛苦还是很快速地贯穿了我。
我充满理性，知道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所有的感情，于是照旧参加聚会，也同她讲话，不过不再有任何暧昧的注视和接触。有些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焦虑，在这场推拉里我们不断交换着上风位置，但错落的刻度并没有巨大的差异，直到有一天，她在聚会的后半段才来，此前明显已经喝过一场了，眼神有些迷离。她在我的身边坐下，大家开始起哄。有人问她之前去过哪里，她没有回答，而是转向我，语带凉意地说，为什么你会让我感到痛苦？明明我可以过得很好。
完全占有她的欲望瞬间就被点燃了。我的心脏怦怦跳着，它从来没有那么激烈地跳动过。高中时我曾是省队的田径选手，激烈运动之下没有狂躁不安跳动的心脏，在那一瞬间近乎窒息的静止中再也没办法平复下来。
说完那句话她就离开了。我没有追出去，后半段时光非常恍惚，在嗡嗡的打趣与妒忌中，被满足、骄傲、惶恐、担忧笼罩。我感到害怕，知道自己脱离了掌控。
现在，那种似乎相同又不尽相同的感觉再次到来了，我厌恶自己的这一面。
我们走吧。这时候她转身对我说。
我跟她一起走出博物馆。外面开始下雨，其实下的是一粒一粒凝固的雪珠。她走在我的前面，裹紧驼色羊绒大衣，经过一个街头摊贩时转头问我要不要吃一块吉事果。我要了两块，装在小纸杯里，裹满肉桂。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怎么这么喜欢吃肉桂，它的味道过于霸道，几乎要统治一切。她吃完剩下的一块，食指与拇指圈起，卡在杯口下方将其捏扁，在走了半个街区之后扔进了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后来她也是这样捏扁了那个婴儿的颈部，把他扔进了路过的第一个垃圾桶。
戴着面具的马从我们的身边旋转而过，灰色黄色粉红色与蓝色的鬃毛像是喷了过量的发胶，死死固定在僵直的后脑勺上。每一匹都是。
圣诞集市旁总会摆设这样的旋转木马，有些比较简陋，有些非常华丽。我们路过繁华区的中心广场，眼前的这个算得上装饰精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品鉴的空白。但是马背上并没有乘客。
以前她偶尔会在这种闪着各色灯泡装饰繁复的旋转舞台前驻足，观赏一幅画作一样观赏对面的场景。有时候她买一张券，却并不坐上去。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买一张很贵的门票，也只会在固定的几幅作品前站一站。她通常会站在中心位置。有一次一个带婴儿的女人站在她的身后，她给对方腾出来位置。那是在美术馆里，在达利的面向大海的女人的背影前。还有一次，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站在她的身后，她也给对方腾出来位置，那是在一座极为简陋的旋转木马前，没有过多的点缀和色彩，大部分的马匹都是正在脱皮的白色塑料。对方对她表示感谢，接着举起手机，为逐渐逆时针转过来的一个女人拍照。
她认为自己是在画的外部，但他者眼中的倒影将她置于画面空间的内部。她总是不能把现实当作现实，生活仅作生活，而是喜欢将所有的艺术感官与自己混为一谈，这使她整个的行为都像作秀。而感官迟钝在身为画家的她的眼里几乎是不可容忍的缺陷。
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些感到厌烦，更愿意脚踏实地地活着——这总是争执的开端。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走吧，今天太冷了。我夹紧肩颈对她说。从最后一座毫无人气的博物馆出来之后，我就异常疲惫了，浑身都像是在冰窖中冻过一遍。我这才想起来这一天都没有吃饭，那块小小的吉事果根本没办法带来足够的热量。我失去了所有和她一起闲逛的耐心，只想快点回到公寓，吃一碗泡面也好。
我想要上去。她忽然开口说。不是请求也不是询问，而是一句简单的陈述。接着她走到左手边的入口处去买票。售票员在白色的小窗口里只露出肩部以上的一小块出来，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衣面色发灰的人。
你要和我一起吗？她回头问。
我摇了摇头。
她登上了那个舞台，找到了一只粉红色的小马，坐了上去。这匹马有紫色带网格的面具、橙黄色的座椅，以及蓝色的鬃毛。她苍白的手抓着这些浮夸的外表，很快跟着音乐起伏，转到了中心轴的背后。我站在原地观赏，看她时隐时现，忽而觉得自己替代了她的位置。那时候，每当她站在观赏者的角度的时候都会想些什么呢？我想。当她再一次转到柱子背后时我朝四周打量，这才看到那个有些简陋的售票口上由各色闪亮的小灯泡组成的一个词：carousel（旋转木马）。和西班牙语carosella十分相近，大概总有些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本意应为“小战斗”。带着这样的好奇我翻开手机查了查，果然如此。十字军用它来描述1100年左右土耳其和阿拉伯骑兵中常见的战斗训练演习和游戏，他们将这个方法带给了远在欧洲的领主和国王。旋转木马在城堡内被秘密保存，用于训练骑手，加强骑兵的战斗准备。用于战斗——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无数次这样缓慢持续却上下腾挪的较劲，确实是这些小战车的隐喻。我抬首再次看向她，她是这个灯光璀璨的舞台上唯一的演练者，在华丽的布景和音乐里面无表情地上下穿刺。
“为什么你会让我感到痛苦。”这句话在我看来几乎算作犯规。那场聚会后，我再也无法将游戏进行下去。当天夜里，我反反复复地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我觉得自己似乎梦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但醒来时却失落无比。我第一次陷入了真实与虚构的幻境，除了这句话，即便尽力回忆，却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但幸福的感受只是短短一瞬，第二天我就陷入了巨大的怀疑，从那天开始，她再也没有露面，也没有回复我挣扎了许久才发出去的讯息。我几乎用光了自己的力气才克制着没有去找她，或者再打一次电话。但我几乎每隔几秒就翻看一下手机。那上面始终都只有我发送出去的孤零零的一句话：
我们见面吧。
再一次遇到她是在半年之后。我又一次修正了自己的感情，但所耗时间比以往长了许多。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刚满十八岁，真正的懵懂无知极易控制。她时常令我觉得可爱，但也常常让我心生厌倦。她总是向我求证我对她的爱意，这令我深感烦躁，没有两个月，对她的耐心便渐次减弱。
为什么一定要我表白？我不说你就不知道吗？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不明白？我会对她这样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并不爱。她委屈道。
我是一个男人。不会把爱这样的词汇放在嘴边一直说。说多了，不觉得就不珍贵了吗？
为什么对我如此吝啬。她哭了，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讲出来很难吗？
这时候我便想要回避，牢牢闭紧了我的嘴唇。对她发来的消息不读也不回。我的冷漠往往使她更加焦虑。接着她会祭出“分手”这样的词汇来进行勒索与威胁。而我最讨厌这个。
和女友上床之前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处女，因为她的简单暗示了更简单的可能性。我感到开心，有一种复原和解脱的松快流经全身，我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不过，那些煎熬的黑夜固然不幸，却也令我时而回想。痛感仍然清晰——也不完全都是痛了，更多的是懊悔与恼恨。
显而易见，那个游戏我彻底输掉了。
所以，为了表达我的感激，我偶尔也会跟女友讲几句甜言蜜语。仅仅简单的几句话，她如获珍宝的样子却又令我陷入另一层的失落。我甚至会后悔讲出那些话，不知为什么它们听起来都像是谎言，并且还叫嚣着要从过去的阴沟里拖出那个女人的影像，这些都让我心烦意乱。
入秋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就职的大学华人学联组织了一次烤肉派对，久久不参加聚会的她再次现身，神情落寞。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那天她不太与人交际，在被落叶覆盖的草地上裹着一件驼色风衣，坐在一张白色塑料椅上，看着十分低落。即便这样，她也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我当时的女友。她向我打听她的来历。
好像是一个画画的。我敷衍道。
怪不得，挺有气质的。女友说，语气中不由自主地透露着一丝艳羡与不服气。
坦白讲，我比较过她们的长相，显然女友更胜一筹。她明艳娇俏，眼珠清澈，眼白泛蓝，五官都要更大更立体些。但总体而言，缺少一份余韵。后来我逐渐体会到了那是什么。和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多作品一样，好的艺术品都具备不可完全概括的独特韵律。
很快女朋友就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了她的资讯，跑回来跟我说原来她刚被一个家世优异的男人甩掉。我夹起一份烤得刚刚好的牛排，放进了女友手中的红色塑料托盘中。
趁热吃。我说，少放点胡椒和罗勒。
她朝我们看过来，不露声色。但我知道这场游戏再次启动了。
一周之后她发消息约我见面，我拒绝了。但是傍晚从超市回来时却在公寓楼下看到了她。她手里抱着一只长方形包裹，头发剪短了，恰好触及肩膀的位置。
我们沉默着一起上楼。她跟在我的身后，臂弯里的东西总是磕向墙体。看得出来那是一幅画，或者只是一个空白的画框。走到第二层时我转身，把它从她的身上卸了下来，夹进自己的腋窝。它有些过于大了，几乎令我失去平衡。
进门之后我们都有些尴尬，只能找些不大要紧的话随便讲讲。没有人愿意抢先触及核心。尽管有个问句始终在我的嘴唇里跳跃：为什么来找我。
不过也不是完全的东拉西扯。在我小公寓的餐桌前，她喝掉了半杯气泡水，讲述了一些私事。父母很早就在国内离异，她跟随母亲留在西安，而父亲则带着姐姐先来到马德里。她上高中时想要出国，讨论了很久才被接了过来。她和他们的关系一直疏远，也总会因为父亲对姐姐的爱而感受到痛苦。那个女孩（她总是用这样的词提及姐姐）并没有被教育得很好，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书，和第一个男朋友——一个三十多岁的汽车修理工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女孩才十九岁，所以婴儿交给男方抚养。现在她生了第二个孩子，现任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她的生活过得乱糟糟的，但我爸爸仍然溺爱她，到现在还一直在资助她的生活。每个月替她付六百欧的房租。可是我从一开始就要到店里打工，念书的钱也要我妈从国内汇来……后来他说他要再婚，需要我自己搬出去住……他对待我一直不像对待女儿，而是一个寄宿者、一个租客……她喋喋不休地说着。那真是奇妙的瞬间，面对她时一切的紧绷和恐惧都慢慢松懈，看到她的嘴唇一张一合，我忽而感到了陌生，这是情感上的疏远与退化。那几乎算是认识她以来她讲话最多的一天。我耐心地听着，又轻松又懊恼。我越来越平和与冷淡。我想我不爱她了。
很快她就发现了这一点，客气地告辞了。
我不该来的。她站在门口说。
多年来她一直都像是一幅令人玩味的画作，比如说雷内·马格利特的那种。你站在画前，以为自己读懂了什么，却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明白。一些混浊的元素引诱你进入思考，但未能理解的部分似乎永远得不到解释。那天，在她抱着画板造访我公寓的两个小时之后，我拨通了电话，约她去一家知名餐厅吃晚餐——为何这样，我自己都不能够解释，也许在她离开的两小时内，想要和她睡一觉的念头逐渐吞噬了我的理智。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那个晚上我只余一丝记忆——有一张桌子，上面是一块巨大的桌布，绣花的边缘垂坠到地板上，当我伸出双腿时，发现下面是一个修长的惊叹号。那是一幅杰作。是我目前所见过的最好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圣诞集市热闹非凡，我们沿着成列的红色小木屋摊点慢慢走着，每一个摊位都塞满了各色花草装饰、圣诞玩偶、瓷器，以及各种串珠挂件和各色巧克力坚果。有人递过来切好的花生糖酥，她谢绝了，挥着的手臂擦过一只闪着银光的麋鹿和红色心形吊灯。首饰、皮革、雕塑、玩具、金银器皿、烤栗子、圣诞小甜点姜饼人……她从中穿梭而过，和马格利特那个骑马穿过森林的女人一模一样。树木、骑手和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三叉戟的画法。她逛着这些摊位的时候也如此。在人群中隐现，既逼真又虚假。分析得越多，就越神秘和混乱。
终于，她停了下来，站在一个卖各种绿色植物的摊位前，拿起了一束被红色丝带捆好的槲寄生。一看就是新鲜摘来的，上面还保留着晶莹剔透的果实。售卖者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牛仔裤很久没有洗过的样子，裆部掉在阴茎下方，屁股和膝盖都在下坠的位置起了鼓包，原本的湛蓝被灰色浸染，是肮脏的浊色。他冲她友好地笑着，三块钱。他说，这是小一些的，大一点的五块。
那些不新鲜了，就要这个。她探头看了看，从口袋里翻出几枚硬币递了过去。对方抽出一卷牛皮纸，灵活地再次将这束植物包装好。
上面的果子可以吃吗？她忽然问。
当然不能，会死的。
真的会死吗？
会。
她剥下一颗放进嘴里尝了尝。
小姐……
你看，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死掉。她恶作剧般地笑了。
回家之后，她在靠近阳台的沙发角落里坐了下来。那是她固有的位置，左手边可以看到一座巴洛克教堂的拱顶。现在也可见一只小小的闪着白光的十字架。
不要开灯。她说。
我听从了她的意见。夜晚并不黑暗，城中到处都是灯火，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从他处借取一星半点光亮。
我在客厅里打了打转，拉开冰箱门，取出瓶装水，喝了两口，放在桌上，走进了浴室。出来时她仍在那里坐着，槲寄生的果实已经被吃掉了一半。
看，并没能怎么样。她说。
我翕动嘴唇，想要告诉她这东西确实有毒。也想讲讲关于金枝的传说，但似乎又没什么好说的，她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切。我在沙发的另一角坐下，从她的手中抽走了那束植物，顺手摆在了脚边的宜家小推车上。上面非常整齐地排列着油画颜料和刷具。她一直都是一个有秩序的画家。
接着我们陷入了很久远的寂静。我无法描述那个时刻，我们沉浸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中，黑暗不是黑色的，而是灰黑色的，像是世界之外的一个空间。很小，却无止境，充满虚构。我们默不作声静坐了很久，久到我的感官都已沉睡。那真的是一个异常疲惫的下午，我们走了大约十公里路，而在两幅绘画前的站立更是对体能的考验。我的腿比往常更加酸痛，眼皮也沉沉地垂了下来，有一刻我不知道是否自己还在清醒状态，却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
去艺术家中心是对的选择吧？她问。
是的。
你想要离开我了。
没有。
当时她吞了几片？
为什么忽然说这个。
几片？
记不清楚了。
我不相信你记不住。
真的忘记了。
几片？她的声音越来越冷，令我想起唯一一次冬泳时的感受，海浪打在身上，我只忍耐了不到五分钟就爬上了岸。
七八片的样子。
如果她死了就好了，这样我们就不会结婚。她喃喃道，语气里混杂着讽刺、悔恨，以及厌恶与奇异的冷静。
为什么又提这个。我不耐烦地起身，走进了卧室，径直躺在了床上。我已经想不起前女友的模样了，只能记得她糊了呕吐物的发丛。我从她的喉咙里抠出没被消化的安眠药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此后会拥有巨大的麻烦，但这个麻烦并不是将头伸在马桶里如大理石一样苍白的前女友带给我的。
我快要睡着时她走了进来，钻进我的怀中，试图唤醒欲望，但只是白忙一场。我可以感受到她冰冷的手指、凸现的乳粒，却丝毫未被激起欲望，很快昏睡了过去。深夜里我醒来过一次，大约是被她磕掉的某个物品的声响惊扰，我呼唤了她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接着迅速沉入下一个梦境。再一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半钟，我下床走到窗前，推开木窗，阳光并不充足，天上凝聚着一些乌云，湿气有些重，天气预报说三点钟之后有百分之五十的降水可能性。
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房间被收拾过，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在柜门后躲藏起来，连放着颜料的推车也不知哪里去了。公寓里显得异常冷清。阳台上有一幅新鲜的尚未完成的画作，一只龙虾的头上长出了一个女人的面庞。我认出那是她的肖像。她经常使用自己的五官作画，一匹马或者一束肉粉色的玫瑰什么的。但是这一幅有些特别，画面中她的眼珠是槲寄生的果实。
这是她在这个房间里最后的记录。
清晨五点零三分她推开大门，在离家不远的街区走了几个来回。他们问我是否知晓，我说这是一种日常状态，创作遇到瓶颈，或者失眠时她常常在深夜散步。
不会担心您妻子的安全吗？一个女警察问。
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很快接下来的事件使它更加无关紧要。
八点半左右她在楼下遇到了侏儒夫妻尼古拉斯和玛丽。尼古拉斯还穿着他那件红色的有运输公司标志的聚酯纤维夹克，外面套着件敞口的黑色棉衣。因为不能很好地管理身材，他的肚子凸出来很大一块，这让他有向正方体发展的趋势。玛丽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拎着超市购物袋，她又一次怀孕了，比尼古拉斯看上去更像是正方体。
她第一次主动朝我们的邻居打招呼，询问玛丽要去哪里。对方说要去一个半街区之外的特价超市买点东西，她热情地表示说愿意和她一起。尼古拉斯感激地道谢，登上那辆白色的运输公司货车。
她们一起经过了还在打烊中的服装店、几家有零星顾客的咖啡馆、一个刚刚开门的纺织用品商店，以及一个橱窗上贴满广告单的特价厨具打折店。后来她们来到了超市门口。玛丽说她只需要买一些火腿什么的，她说她愿意带着婴儿在外面的小公园里等她。
最近流感严重，还是待在户外比较好。她说服了玛丽。
女侏儒走进超市的两分钟后，她在婴儿车前弯下了腰，肩臂微微用力，我可以想象她蝴蝶肌的绽开。不一会儿，她推着推车，朝街口的小公园走去，将断了气的孩子扔进了沿途看到的第一个垃圾桶，接着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最后在滑梯旁边的长椅上坐下。监视器拍到的画面就是这样。
这是她扔掉的第二个孩子。第一次是她姐姐的新生儿。她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从二楼扔下。孩子的围兜挂在一扇支出来的木窗边缘，被取下来的时候几乎窒息。后来他们将他送还给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并且资助了那个男人一笔钱。
这些都是我在那天才了解到的。
她和你结婚原本我们都松了口气。那个女人——她的姐姐说。她和她长得不大像，更中性一些，看上去清爽干净，精神状态饱满：我应该多关心她的，但是我最近太忙了，一边工作一边在念硕士课程……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你，我一直在读口腔医学，但是属于半工半读，我必须自己赚学费……今年已经读到第八年……我一直都太忙了，其实真应该早点让她去看医生……
为什么？我问。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追究一个关于真相的答案，这只不过是一个衔接性的问句。好像必须有此一问。
什么为什么？
她为什么把你的孩子……第一个……扔下楼？
不知道……不过我猜大约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那个孩子，我记得刚出生时我爸爸总是很温柔地抱着他……她说，语气非常平淡。另一个角落里的玛丽可不是这样平淡的，她的尖叫几乎震碎整个街区的玻璃窗。
我认为她姐姐的解释过于简单，但也无意追溯。那天黄昏我身着一件卡其色羊绒外套，里面是件领口松弛的短袖T恤，和很多人围绕在一起，止不住地瑟瑟发抖。接到电话后我就这样跑了出去，了解来龙去脉，寻找她的踪迹，最后我们终于在一个房子里找到了她，是一栋用来出租的民宿，位于城郊一条不为人知的冷寂街道，坐落在一个小小的花园里。花园看上去荒芜又凋零，不过半下午就亮着地灯，草丛被照出一丝枯黄，角落里有一些弃用的陶土花盆。隔壁有一只大狗，冲着人来人往的庭院狂吠了一整个下午。它的脸在篱笆之后隐现，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背景中的树叶所掩盖。
我怔住了，停止了抖动。这是一种遮挡错觉。画面的意义不在于实际的主题，而在于主题的混乱呈现。一个真实在另一个真实的前面或后面，面庞的顺序与分层是混乱的，遮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当晚我就去找了一个华人房产中介，在他整洁却拥挤的小办公室里看了几个尚在出售中的公寓。大多都在城郊，八成新的简朴又廉价的住宅，便宜到令人心动，但距离市中心过于远了。马德里的房子近几年不太好卖，现在的住处相比我购入时已经贬值。亏损不太多。他给出了低于市场价五千欧元的价格，但保证可以在农历新年前就售出目前物业，我想了想，拒绝了他的提议。
回家之后我尽力和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斗争。坐在一片死寂漆黑的沙发上，吞下了各种能够在家中找到的药片。这种事我看着前女友干过一次——仅此一次。那之后她被送去洗胃，醒来后用虚弱的手掌抚向我的面庞。我认为她只是想要扇我一个耳光。
药片毫无用处，我很快醒了过来，很快迎来了新的一天，圣诞节，以及崭新又超现实的一年。大封锁时期，在家中隔离的光阴我原本有很多机会清理她的物品，但我发现不知何时她已经打包完所有的东西，连她所使用过的玻璃水杯和一套青色的碗碟都不见了。解禁半年之后我收到了从法国邮寄过来的一只大型包裹，他们说这些东西从没有被拆开过，应该是原封不动地被寄回来了，整个行李所应支付的运费是158欧元。
我付了款，打电话询问她的亲戚是否有兴趣拆开这个包裹看一看。所有人都说不。它在公寓入口待了半个月，我重新将它扛下楼，扔在了垃圾堆附近。几个小时后我想起来上面还有完整的地址信息，很担心因为没有垃圾分类而收到罚单，便匆匆跑去查看，却发现它已经整个消失。我如释重负。
2021年的冬天我前往意大利多洛米蒂旅行，在山上的一个苹果庄园里住了半个月。附近有家滑雪场，但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时候仍在关闭。我所租住的是一栋两层楼的木屋，在一个坡地上。每当我从混浊的玻璃窗眺望远处高耸的山峰时，都有一种逃亡的感觉。山中的日子十分寂寥，似乎非常短暂，又尤其的漫长。我无事可做，除了面对鹅毛般的雪片慢镜头一样缓缓落下，就是在午后绑好靴带，踩着松软的积雪走出苹果园，到三公里外的镇子上去。那条路并不难走，但因为往往只有我一个行人而显得过于枯燥。冬天的道路没有什么错落的景致可言，山谷的一面被松林覆盖，染满了白色的雪雾。不过偶尔暴风掠过的声音会令人惊讶。冷空气强力地拍打着我的脸颊，甚至要将紧紧箍在头上的毛线帽子掀飞，这些都让我领会到短暂的眩晕与昏沉。四十分钟之后，我疲倦而混沌地走入镇子中心那条幽暗街道。因为没什么客人，许多店铺都门庭冷落，很早打烊。我尽量在工作日到镇子上去，找到一家亮着灯的小酒馆，慢慢喝一杯。回程时间过得很快，为了拉长它，我偶尔会坐在棕色的岩石上凝望远处。不过只是短短几分钟而已。这幅巨大的山景之中，我空洞而渺小，因走路而积攒的热量会被迅速耗尽。
我晚上总是早早熄灯，不到九点，整个庄园就陷入黑色的寂静。我的失眠慢慢好转，很快就沉入梦境，但第二天清晨醒来，那些活跃的繁复的梦全无踪迹。这些都令我感到满意。我穿戴完毕，起身下楼，距离屋子步行五分钟有一个外观随意而内部装饰典雅的主体建筑，那里早餐提供新鲜的羊奶，以及过于甜的糕点。这样的时节，旅客只有我一个人，主人也仍然准备了充足的食物。有时候我几乎靠这些东西维持一整天，有时候又只喝一点黑咖啡而已。
在苹果园里的倒数第三天早晨，我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看样子新入住没多久，对此地仍然生疏。我们在起居室里攀谈了几句，我向他们传达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味道尚可的餐厅、口感不错的咖啡馆，以及一些打烊较晚的酒吧等。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从布鲁日来，先生年轻的时候拉小提琴（主业是经营一家巧克力店）；太太是个作家，写过几本还算畅销的书籍。
我并不想离开这里，然而圣诞节的假日没有几天了。最后一晚我有些忧郁，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到马德里，似乎就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的结束。那个公寓里的一切至今仍令我感到窒息。但我一直懒得改变。连一年前我和她一起看视频时，她靠着的沙发抱枕也仍摆在原地。我再也没有坐到那个角落，并不是因为充满留恋。
我起床披衣，走了出去。这一日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雪，我缩在屋子里一整天，都可以听到旷野的风声鬼哭狼嚎，甚至几度觉得这栋简易的屋子都能被吹翻。然而担忧的一切都未发生，入夜之后，狂躁的天气忽然转好，晴空万里，天上群星璀璨。我仰着头欣赏，因为恶劣气候而滞留的邮件恐怕无法发出了。我必须按时搭乘返程的火车。
我在雪地里的苹果树下呆立许久，直到脚趾僵硬。主屋还有灯火，我不知不觉就走上前去，感觉自己像一匹在林中隐现的马。屋内炉火熊熊燃烧，女人坐在洗得泛白的灰色沙发上，男人则站在壁炉前，正在专心演奏。我就是被这样的乐声引来的。
等他放下琴弓，我的苹果茶已经喝完半盏。他们仔细询问了我第二天的旅程，说幸好天气转晴。又在手机上查了查温度，比预想的好很多。然而这只是多洛米蒂的情况。马德里天气预报说有雨夹雪，我不想在湿漉漉的坏天气中走进家。
我们攀谈片刻，很是愉快，多少驱散了一些我的离愁。虽然接触不多，但他们相处的模样令我感到一种稳定。
你们结婚多久了？我很贸然地询问。但这显然是一个逾矩的问题，引起了短暂的尴尬。
啊，这个……其实……我们是朋友。女人率先打破沉默说。我们已经是朋友许多年了。大约总有二十年，我没有仔细计算……
男人没有讲话，也没有掩盖不快，把琴收进琴盒。
真的很抱歉，我……气氛陡然滑落，我有些尴尬和慌张。
不要担心。误会……大概也合情合理。她仍然友好地说，我想一下，大概是我去波蔓艺术中心那年，我们在法国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德芙比的陷阱》……我想你大概没有印象，它的发行量很一般，不过，是在这个苹果园里写出来的。
这个苹果园？是说这里吗？
没错，这个苹果园。那时候是春天，我来意大利度假，多洛米蒂很漂亮，五月份虽然还很冷，但是花也都开了。那些苹果树上有很多槲寄生，当时弗朗克，也就是这里的主人很是烦恼，任其发展下去的话，这些树会慢慢死去。所以有阵子他们忙着驱除这些东西。但也并不容易，一旦它们附着根部成功固着在主枝条上，就会发育出内部寄生系统……很复杂但又简单的过程。简化为……寄生……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获得灵感的，当然我的小说和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我耐心听着她的解释，思绪却早已飘去了一边。于是她话音刚落，我便开口问，您说是在波蔓艺术中心？
是的。她有些讶异地望着我，你知道这个中心？
嗯，我朋友，我顿了顿说，一个画家，也曾受邀去那里创作。
原来这样。她点了点头，这个中心每年都会赞助一些申请者，但审核的过程比较严苛。现在可能更困难，我记得之前也同别人谈起过，有时候申请者要等待许久才会得到回复……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那里有我的一段美好记忆……她侧身回望了男人一眼，他在我们聊天的中段就走进了餐厅，似乎在烧水煮茶，许久都没有出来。我知道我要告辞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搭上弗朗克的中型运输货车前往火车站，十一点半换乘飞机，不到下午三点钟就回到了马德里的公寓。天色阴沉，尚未降雪。我将钥匙与两封账单信件扔在鞋柜上，在客厅里打了打转，拉开冰箱门，取出瓶装水，喝了两口，放在桌上，走进了浴室。
她们把医疗账单堆放在靠窗的简易桌子上，白色台面中间有几道烧焦的疤痕，边缘的皮翘了起来。
母亲拎着饭盒进了厨房。她把书包压在角落，将喝过粥的空碗收到一边，拧住敞着口干掉的切片面包袋子，连同一瓶老干妈辣酱和一罐咸菜贴墙摆好。塑料袋里装着几颗持续腐烂的水果，她切下橙子发霉的一半，剜掉苹果褐黑塌陷的果肉，分割，修正，最后叠在一只一次性塑料盒里。厨房里传出水声，她将碗泡进水池的铝盆里去，洗净手中的小刀，回到房间掀开书包，沿着桌面起皮的位置小心割开，将内部的碎屑清理掉。肮脏的渣滓陈列在桌面上，以及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个边角越翘越高，写作业被划过两次手。做完这些，她从包里掏出校门口买的强力胶，涂在用抹布抹过两遍的桌面里层，将卷起的皮窝回贴好，又擦净溢出的胶水。最后，她掏出几本书压在上面，等待胶水干掉。当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时，她将能找到的书都叠起来，把边缘推到对齐。
医生说：“治疗已经没有意义。”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们干脆把人接回去。”
她们在医院附近找到了一个单间。厨房里有旧的粉红色窗帘和黄色柜门，把手本应在的地方有洞。
楼上传来轰隆隆的冲水声，一根粗壮的PVC管矗立在她身后两平方米的卫生间里。住进来之后她被这种巨响震慑，人们的排泄物如此沉重。不久之后，管道下方有了裂痕，起初并不明显，只是有少量的液体渗出，她俯身去闻了闻。
灰暗的冬天，她缩着肩颈，在清晨的肃杀中穿过混乱的诊疗室，进入B栋三区八楼的加护病房。这是一个更加阴沉的区域，有五个简陋的房间，每一间都只有两张床位。她们好不容易帮他获得了其中一个，几乎是他生命中最为优待的时刻。还有几个宽敞的病区病房，塞着不能受到优待的人们。门一开一合，从通道里走过，她经常能从缝隙里看到几名病人，以不同的姿势，与吊瓶钉在一起。只有两扇狭小的窗户，在冬日死死紧闭。空气中始终包裹着消毒水也压制不住的人体浊气，刺眼的荧光灯悬在头顶，不间断的警报声浇在低沉的人语里。这个病人干呕，那个病人呻吟，他们都急需护理。一个枯黄头发的年轻女子穿着医院提供的灰蓝色手术服，看上去十分沮丧，她慢慢地走到护士站，要了一个口罩。一名护士面无表情地递给她一张。她拖着脚步回到了她的房间。
春光明媚的早晨，楼上掉下来一个人。巨大的压力令她的注意力放在那人断裂的肢体上，而忽略身边疼痛不太明显的病人。她打开磨砂玻璃窗，让阳光透进来。一道湛蓝照亮了天花板。身后，他躺在平板病床上，无声无息。走廊里传来慌张的声音。隔床的哭声骤然响起，点滴悬空在头顶，啪嗒，啪嗒，越来越响亮。她帮那人按了响铃，迟迟没有人过来查看。一扇门的另一边是一间宽敞、柔和的房间，她走过去，病房的护士全都不在弧形木桌后面。
入夏时节，灰色的影子爬上墙壁，她看一本书，封面上画着一个安静的图书馆，立着整排高耸的书籍墙。哐当哐当，门一开一阖，中午的嘈杂把她拉回现实。她的脚下是铺着白瓷砖的地板，鼻腔灌进混杂的饭味，每一扇门里都进出着无能为力的病人、护士、医生、绝望的家属。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这个炼狱里读书。
半夜十二点钟，午夜三点，剩下的时间，回声不断。几个月过去，重复好几次，翘皮的桌角没被黏合，把书拿下来的时候重新又弹了起来。
下一年九月，她上了一个专科学校，每天拿着针管练习注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股外侧肌和三角肌。周末去实习，给安养院的老人们打针。消毒皮肤，抽取药液，排尽注射器内的空气，刺入肌肉，松开左手，抽动活塞，如无回血，固定针头。液体顺着滴管滴落下来。一滴一滴在流失。她别开眼睛。一个干瘦的老人刚被清洁完毕，躺在床上，没穿裤子，阴毛蓬乱，那里萎缩成一小团。她找不到他的血管，扎了几针都失败了，那人没有喊疼。终于扎好，整理托盘的时候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东西喷溅在她的手臂上。
餐厅又长又窄，天花板很高，像一条无处可去的走廊。当她到达时，玻璃窗前有深冬的日落。她们都已经围坐了一圈。红绿格纹的桌布、有塑封的菜单、一篮子干掉的面包和简易小块盒装黄油。这是免费的。她们点了牛排，和冷冻的味道差不多。比萨上的香肠有腥味，百香果果汁每杯三十八元。晚餐结束时，她们已经祝贺了她三次，面前的盘子里只剩下不同深度的血色。她去柜台付了钱。
五年后她从新加坡护士学校毕业，回国之后有了稳定工作，不过她从来都不喜欢医院。楼道，人群，钟表，气味，温度。下班后，那些她从未接触过的病人，那些想要胶布、口罩、毯子或药方的亲属，统统不曾从她的听觉里远离，关于他们的回响成了一种折磨。
接下来所有空闲都在照顾母亲。她比躺在安养院的大多数老人都糟糕。排泄物太多了，它们是一团湿漉漉的、慵懒的东西，从她的肠道里日夜不分地流淌出来，聚集在她所有的褶皱里。泥棕色、黄色和绿色的东西几乎要渗透皮肉。她一动不动，就像堵塞的水槽里的水一样。有一天，她从床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臂，这只手臂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开始萎缩，飘浮在她身边，毫无用处。
她无力摆脱这只脱落的手臂，只能任其成为另外一重生活的障碍。女人已经枯竭，很瘦，不到六十岁的皮肤薄如宣纸，擦洗得太用力，马上便会被撕裂。太轻了，留下的细菌就会溃烂而引起感染。八年来，她都想把母亲从这些事情中拯救出来，就像她想把自己从中拯救出来一样，但是解脱遥不可及。
一个夜班结束，她在早晨走进病房。阳光很耀眼，实习的男护工正给母亲清理身体。光柱投射在他们身上，他把她的背部扶起，几乎要将她抱在怀里。他看上去很有耐心。
疼吗？我很快就弄好。他一边说，一边从女人身下拉出床单。她浑身赤裸，相当坦然，阴阜上的毛发已经极为稀疏。当他正在擦拭她耻骨周围的褶皱时，母亲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她走上前去，示意替换。
谢谢你。她说。
不客气。年轻人拎着一袋垃圾走了。
重新抽出几张湿巾，慢慢擦拭。母亲的嘴巴里发出嘶嘶的气流声，那是疼痛的回响，一种必须爬进她的身体才能理解的感觉。
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她脱胎于没有腿，没有手臂，没有脊椎的躯体。她光滑而充满黏液，难以被切成碎块。她一直试图分离，可它们又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她马上搬到了一个新城市，换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护校教书。她租了一间方正雪白的房间。周末，她无所事事，在屋子里徘徊发呆。墙壁并不单薄，却依旧能够听到管道轰隆的冲水声。古老的、低沉的声音，在清晨混淆时空。楼上有人在练习小号，不分时段，但是她并未被冒犯。有时候她走到阳台上去听，隔着墙壁的声音是沉闷穿透的，到阳台上则变得清晰且空旷。吹得不好，一直都不好。然而这没有关系，无碍于她的生活。她对电视剧产生了兴趣，可以一整天快进着看完一部。人的悲欢如此集中。半夜她想起十八岁时坐在医院里的自己，管道中间空了一段。
她见了一些人，结了婚。对方是一个大学数学讲师，眼睑细长，发际线一直后退，认识的半年里完全谢了顶。指甲留得很长，边缘锐利，划伤过她的眼皮。他从教工宿舍搬出来，身体上留有未能完全洗去的匮乏感。蜜月去了海南，住在一座高大的、带百叶窗的联排别墅中的一间。阁楼上安装了许多天窗，这样阳光就像发光的烟雾一样穿过楼梯间。客厅里有面向海的落地窗，刺目的光线每天早上从四面八方唤醒他们。晚上两个人在种满热带植物的街道上吃晚饭，到附近的海边散步，回到铺着瓷砖的前花园里冲脚。这样度过了三天。
他们考虑贷款买房。坐着公交车去河对岸看了几套住宅，在负担不起的社区幻想未来。春天到了，怀孕是计划的一部分，她的肚子开始显露出来，他们选定了一间老破小学区房。
进入第七周，这时的胚胎像一颗豆子，大约有十二毫米长。她告诉他，如果他能看到她的身体内部，会发现胚胎已经有了一个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而且面部器官十分明显，眼睛就像一个明显的黑点，鼻孔大开着，耳朵处有些凹陷。
他们开始布置房间，把逼仄黑暗的一条通道里的物品规整到客厅角落。房子还是阴郁的，对面一座违章建筑挡掉了半扇窗的光亮。他换了更高瓦数的灯泡，整日开着。起初她舒适了一些，时间久了，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孵化棚里的禽类。他们每个月都从生活预算里拨出一点钱购买婴儿用品。他在二手网站买到了一辆名牌婴儿车，八成新，打了对折。拿到货物的时候发现滚轮坏了一只，推起来一点也不顺滑。他们纠结了两天，最后决定留下来。
我们自己换一只就好了。他说，其他地方都还是新的。
他陪她去照了超声波，一切正常。胚胎上伸出的幼芽将长成胳膊和腿，现在看上去已经很明显了，手和脚看起来像小短桨。还听不到胎心音，但是它的心脏已经划分成左心房和右心房，并开始有规律地跳动，每分钟大约跳150下，比她心跳要快两倍。
医生告诉他们在这周的中间，它开始会有第一个动作。遗憾的是她感觉不到，大约需要等到六个月时才能享受到与其共感的乐趣。
挺健康的，不要担心。医生说。
她把超声波图像放在皮夹里，穿过医院门口的自行车群，买了一串糖衣快要化掉的糖葫芦，咬下第一口时流出了眼泪。
六个月之后她决定流产，他却犹豫不决。他们带着诊断报告去了市里所有医院，在大小不一的门诊大厅挂了很多次号。病历簿放在鞋柜上，背包里，在杂乱的厨房抽屉里，卫生间的洗衣机上，矮几的边角。他们永远可以找到相同的结论——胎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是一个声像图表现，是心脏的正常结构如瓣叶腱索、乳头肌等钙化的回声。声波转换成亮区和暗区，二十周时，通过这个回声他们发现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左右心脏还很小很小，这样也会生病。起初医生们不太能够完全肯定，都说一般情况是在胎儿七八个月时，心脏有了一定程度的长大，它的大小和构造才可以通过超声波进行确切的诊断。
拖到了第七个月，她早产。鲜血羊水混合着其他排泄物糊满了下体。她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同事车上产下了婴儿。是个女孩，紫色的，枯皱瘦小，奄奄一息。后来她转给同事两千块钱，算是致歉以及感谢，但是他没有收款。
他们把她从她的臂弯里拿走，扶她到房间的角落里。一个护士测量了她的血压，她的手臂被各种管子缠绕。整个过程中她都在颤抖，她感觉不到疼。
不要动。一个声音冷冰冰地喝止。她抬眼看了看那个护士，她戴着口罩，文了精致的眉毛和眼线。你这样我扎几针都扎不进去。她责备她。她这才发现臂弯和手背上留有血痕。
晚上，在产后病房，她走进卫生间，静脉注射管缠绕在吊杆上。一块血块从她的身体里掉下来，落在马桶里。它有一个小鳄梨那么大，像果冻一样摇晃。
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可能，约在护城河边上的肯德基见面。对方是一个四十岁的女性，比自己年长不了多少。女人装扮干练，开着一辆奥迪，那天是周六，没有地方停车，女人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可以在车里商谈，她同意了。她们在环河快速路上兜转了两圈，马上进入冬天，路两旁的树木迫不及待地凋零，天色灰败。下车的时候，她们定好了在医院会面的日期。
回到家她陈述了一切，他再一次表现出了担忧。他一直害怕。害怕未来的不可预测，害怕自己绝望的预测，害怕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他们答案的简单问题：现在怎么办？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出现在她的胃囊、她的小腹、她的发根。她猜测这就是恐惧。
她没有赴约，也不知道那个女人该怎么办——她的女儿只有十六岁，已然成了妈妈。他们要送走刚出生的健康孩子，一个家庭的污点。
她也送走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思考很久，或许也是漫长思考的终点。当她把那个乱七八糟的婴儿捧到医院，很快他们就把她放进了保温箱，一天好几千块钱。一周之后医生有了结论。
找她谈话的是年轻的妇产科医生，他给她看了一长串指标，耐心解释，她点头表示明白。
“不是不可以治疗，但是经济负担会很重，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个——孩子的状况很不好，也许随时都会发生危险。”
现在她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最终她好一点了，然后再多一点。时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那年冬天的萧条，但她感觉几乎要恢复正常了，有了四季。就在那时，一个在新加坡认识的同学回国，请她喝茶。同学告诉她自己已经移民美国，在那边开设了一个护工中心，有大量的工作机会。
她辞了职，很快办好了务工签证。她计算了一下，这时候她已经离婚七年了。她听说数学讲师评上了副教授，再一次结了婚，住在河的对岸，终于有了一个孩子。
她震惊，刺痛，但也奇怪地松了口气，感觉好像肩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她久违地哭了一次，大声抽泣。泪水具有净化作用，令她在无人之处以无法完全解释的方式得到释放。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她康复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康复。
她把热狗切碎，用盆里的面团包起来，放进烤箱。乔治的东西散落在所有的台面上，在他从未使用过的壁炉上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书架的下方，洗碗池的左侧。他的轮椅折叠在门厅后的角落，一个置物台的后面，左扶手的位置有白色磨痕。不知道是谁收起来的。她一直没有整理这些地方，只是不间断地除去灰尘。
开胃菜用了浅色圆形木瓜，味道热带。在她到来之前，乔治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水果，它们却生长在他院子的角落。她起初做了不辣的青木瓜沙拉，他尝了一口，拒绝食用。后来她把熟透的木瓜放在一个小而深的碗的底部，浸在奶油中，上面是一勺令人厌恶的塌陷的鱼子酱。他喜欢这个味道，并且一再要求她重复做这道菜。他还喜欢她包饺子，从和面开始，他就坐在中岛的另一侧，静静看着。“柔软而富有曲线美，里面有天鹅绒般的小牛胸肉馅料”，他对每一个来访的客人炫耀。但也不是中式口味，它们在金色的肉汤中游泳，加入奶油糖的苦杏仁酒使它们的口感变得奇特。她偶尔还用木炭炙烤嫩和牛片，搭配朴实的洋姜蛋黄酱，他吃得津津有味。
她照顾了乔治三年。在第二年的某一夜，他把她叫到壁炉边，很慎重地询问了她的意见。
不。她回答。
她走回厨房，用微波炉给他加热一杯牛奶。在她到来之前，他也没有喝热牛奶的习惯。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热的食物，他对吃没有兴趣。厨房的墓地又深又宽，散布着各种白矮星性质的厨具，它们短暂地发出惊人的光亮，然后很快坍缩成了太空垃圾。
是她拯救了它们。微波炉、三明治炉、面包机、煎饼机、热狗切片机。后来，她自己花钱添置了一个电饭煲、一个高压锅。在这片废弃厨房用具的荒地上，她尽力开垦。她频繁地使用了最后两个工具，它们如同恒星，而非恒星的残骸。
叮的一声，微波炉里的牛奶热好了。在空旷的厨房回响。她返回客厅，将奶嘴塞进了婴儿的嘴里。
谢谢你照顾我父亲。一个男人对她说。
如果不是你，他撑不到三年。一个女人补充。
他总是对我们谈起你的厨艺。另一个人说。
她把一碟干炸蘑菇从一个人手里递给另一个人，他们脸上的泪水和微笑似乎与她无关。他们主动提出帮忙，但她把收回的盘子紧紧地贴在胸前。
结束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她转职到月嫂中心接受培训，花半年时间考下几个证照，也有了新的驾驶证。
客厅里种着吊兰、仙客来和喜林芋，前门入口处铺上了小地毯。浴室的架子上放着装满百花香的玻璃罐。贝壳和马的玻璃雕像为他们的厨房柜台增光添彩。新年期间，入口处的地毯上摆满了来自中国的贺卡和礼品。在这栋别墅的侧面，有一个仓库，据说以前是一个谷仓，现在那里堆满了各种公关用品和货物。
新雇主是一个单身妈妈，时尚博主，中国人。彼得那时候才四个月大，而女人需要全世界出差。
试用期两个月，第三周女雇主就同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她从巴黎回来，进门时脚上穿着一双简易拖鞋，卸了妆，眉毛仍然浓密。她递给她一盒榛子蛋糕。
你没有吃午饭，可以先吃这个。她说。
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下午四点，她将合约递给她时罕见地笑了一下，她变成了三十五岁。
她弯腰看了看孩子，用手指抚摸他的脸庞。
五个小时，她忽然说。你抱了他五个小时。
她抬起身，指指屋子的角落：“看监控都知道。孩子哭，你一直抱着他。你很有耐心。”
她在偷偷吃药。她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也不想努力，吃药是最不主动的解脱方式。彼得三岁了，已经可以消耗完她白天所有的精力。他的双脚总是有力地敲打在地面上，啪啪传出回声。在厨房时，她总因为这些由远及近的声音生出笑容。慢炖锅、蒸锅、加热器、煮蛋器、奶瓶消毒器和酸奶机里喷出的热量让她体验到了一丝幸福的暖意。
她不信教，却总会带孩子走通往山坡上十字架的那条林荫道。一只小猫头鹰在秋日暮色中的土路上，彼得的好奇照亮了它的眼睛。它每天都在那里守候，孩子靠近它的时候它会飞到树梢上去。过一会儿它又飞了下来，站在路基旁，等彼得再次扑过去。空气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欢笑，她想猫头鹰可能象征什么，上网搜寻了一次，却忘记了答案。但她却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对答案感到失望。
她开始与佐野先生约会，他每个周六晚上带她去镇上的餐厅吃饭，之后回到公寓，做爱。午夜十二点之前，将她送回雇主的宅院。八个月后他离开了这片社区，告别仪式非常简单，他在入口处的圆形花坛前帮她拉开车门，餐厅的桌上摆放着萨尔萨维德酱、纳豆和凤尾鱼芹菜沙拉。蔬菜纵向切成卷曲的触手。吃罢饭，他们回到他的公寓，在长绒棉的床单上使用传教士的姿势。十一点四十五分，他把车在别墅大门前停好，吻了她的面颊。
来年四月，她搬回家庭旅馆。布置简单，格局同国内的违法群租房无异，大多是私人居室改造，老板都是早年来美的中国人，住客多是新移民。最高级的房间二十美元，一间房里只有两张床，三张床的十五美元。还有更差一些的，一天十美元，五六个男人挤在一个客厅，女人们紧缩在卧室，木板床一张挨着一张，床上胡乱堆着发黑的枕头被褥，床下塞满塑料袋和行李箱。除了月嫂，旅馆里还有做美发的、做按摩的、搞装修的、干苦力的。和她一样，他们在这边也没有家。
她收入不菲，月薪从六千美金涨到了一万。有医学背景，有厨师证和驾照，讲双语——重要的是会讲中文，到处有期待她的空缺。不出一周，她就可以找到新的雇主，搬进对方奢侈且豪华的别墅，成为另一个新生儿的住家保姆。她完全可以住得更好一些，只是那将会令她整夜不得成眠。
她在客厅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用公用厨房做饭，包子蒸多了，出来送一些给同住的人。他把盘子递到她的面前，眼睛里有恳切与赤诚。她拿了两个，和大家坐在沙发上品尝。韭菜鸡蛋虾仁馅儿的，她自己从不包这个。
吃罢饭，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姐妹商量着去华人街的舞厅，那里有“星光夜”活动，入场费只要十美元。她回房间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佐野在纽约的餐厅为她拉开了一把黑色的椅子，乔治推着车轮上前，他的双腿上有一只猫。他从猫的口腔里掏出一枚戒指，慢慢递给她。
一串巨大的声响突然袭来，轰隆。她被惊醒，有人关上了卫生间的门，脚步踢踏地渐行渐远。晚上十点，手机上跳出新闻：“某某华人区舞会发生滥杀枪击事件……”有八人身亡，受伤的还要多。她闭上眼睛，在自己的单间里聆听薄薄墙壁里管道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
第二天她接到了面试通知，第三天她拖走了行李。第十五天，她在空旷簇新的厨房里，将新家庭里大些的男孩，误唤作了彼得。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
【作者简介】 白琳，生于新疆，罗马考古艺术史硕士，写中短篇小说，作品见于《当代》《收获》《芙蓉》《北京文学》等国内各大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