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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1951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众神狂欢》等30余部，有《孟繁华文集》十卷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文章5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韩、越南语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评论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牛健哲是辽宁作家。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文学界的朋友都知道，牛健哲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作家，他对外部的名声并不在意，他只是做他喜欢的事。我读过他一些小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他关注的小说方向、对小说形式的选择和认知，都不同凡响。
这篇《耳朵还有什么用》，是一篇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小说。妻子白若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作家，写完长篇小说《软骨》不久就去世了。小说没有交代白若的死因，叙述者也没有沉浸在妻子死后的悲痛中。小说集中在《软骨》的阅读和争夺中。妻弟小白在姐姐死后性格变得乖戾，并坚持要回小说《软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一个带着酒气的女性莫名其妙地闯入了没有任何关系的男主的房间，她自视甚高，夸耀自己对阅读小说有高超能力——
她在从头阅读，这引起了我一种诡异的感觉，像是熟知她所读内容的优越感，又像是因为什么东西过度暴露给她而产生的不适感。总之我与这部书稿之间的私密关系，第一次遭到了破坏。更过分的是，她咂咂嘴，读出声来。我立即假意用拳头撑着腮帮，同时用拇指按下右耳耳屏，减小入耳的音量。至于左耳，我只能转头让它背离声源。我不可能告饶似的用两只手捂住两只耳朵，这事关一个主人的尊严。这样，开头两段叙写还是断续地钻进了我的耳孔，我听到了一对闺密游历一片山林的情形，听到了一段路上无数旁逸斜出的树枝、那个明晃晃的太阳、山下若隐若现的一泊小湖，还有她们的疲劳干渴。
这个诡异的举止，使阅读变得恍惚起来。这个陌生的女子与白若有怎样的关系，那暧昧或若隐若现的神情，使白若之死引发了读者诸多想象。然后是一对没有任何关系的男性和女性共处一室，说着完全不相干的、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话语。当女人背着窗户阅读时，那个被命名为“耳朵”的狗，从高楼天台摔了下去。女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居然提出了不可思议的要求，要求男主人搂着她，在没有窗帘的窗前和她做出亲昵的动作。楼下并没有狗的尸体，一缕血迹伸向远方。他返回居室时发现：“犹如受了指示，我看了一眼窗外，正对面的窗子里竟真亮着灯，果然有人站在窗口，直直地望过来。那条胖狗在灯光里现了身，堆坐在窗台上自证其胖，眼睛重新睁大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男人居然像“履行契约一样”，他“摆出了亲吻的架势”，并“用嘴捕捉到了她朝上的右耳，并且衔了起来”，这当然只是一个表演。
评论家黄德海说，小说“细密的构想，绵延的情节，微妙的心思，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非常容易出现纤细带来的孱弱感，故事随时有要折断的样子。更何况，牛健哲还会在他精致的作品里，写到人的汹涌心事或深衷隐痛，更让人担忧维系小说的某个重要部分会因受力过巨而突然坍塌”。那封闭的空间，或者说“洞穴里发生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到了洞穴之外，被隔断的现实也变成了经过深思的现实。最终，小说似乎变成了特殊的隐喻，指向人心和社会深处的某些东西”的分析，中肯又切合小说文本。吴佳燕认为，小说写了“无处不在的人的被困感。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就像一个‘钢铁牢笼’，由于非人格化的规则垄断了社会，现代人其实没有多少精力去追逐深刻的自由和丰富的人格。生活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或钱钟书的围城，有的人历经千辛万苦，却连城堡的大门都找不到，有的人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却又掉入新的围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面对的“冷漠正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太多的变化与太快的节奏，不期然的各种生活的重压与突袭，太多的经历与见闻、防备与私心，让人对周遭一切都变得迟钝、淡然而冷漠，哪怕是生老病死”。这些评论的正确性几乎难以质疑。
因此，与其说《耳朵还有什么用》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毋宁说是在讲述对生活的一种体悟和感受。小说通篇一直在“荒唐”中进行，这里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人物也只是不同的工具符号，用叙事学的概念说是“能指”。但小说的“所指”就是生活的荒诞。如果对生活有切实的体会，荒诞就是生活的本质。小说要表达的，就是生活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就是这不可能的事，比“反映论”的真实更加令人惊悚，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小说中的“耳朵”，不只是一条狗的命名，更重要的是，人已经失去了相互倾听的愿望，每个人都在独语，话语之间没有交集，即便形式上是“交流”，实际上仍然是各行其是。牛健哲在荒诞中发现了生活中我们不曾发现或感知的，他就成了生活的发现者和小说的创造者。
牛健哲写的，是非常精致的那种小说。出于偏爱，我甚至想说，他写的是那种虽精致却绝不孱弱的小说。
细密的构想，绵延的情节，微妙的心思，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非常容易出现纤细带来的孱弱感，故事随时有要折断的样子。更何况，牛健哲还会在他精致的作品里，写到人的汹涌心事或深衷隐痛，更让人担忧维系小说的某个重要部分会因受力过巨而突然坍塌。
某种程度上，牛健哲以貌似隔断现实的方式，避免了小说可能出现的纤细感。不用说那些本来就跟现实有一定距离的作品，如《音声轶话》《若干开头》，隔断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看起来跟现实高度相关的《对她好》《造物须臾》，牛健哲也几乎将作品处理成了封闭空间，仿佛任何来自现实的一切会成为病菌，让小说染上沉重拖沓的不治之症。
这篇《耳朵还有什么用》，大致应该属于前一类，整件事的发展过程如同短暂的梦境，充满与世隔绝的气息。
小说写一个男人丧妻之后，来到妻子生前独自居住和写作的房间，阅读妻子完成却没能出版的长篇《软骨》，近似隐居。进展并不顺利，“我”总是在阅读中睡去，一年左右还停留在十六七页。这晚，一个女人贸然闯入房间，企图以替“我”读书，来换取“我”对她结束情妇处境的帮助，“我”自然对冒犯者的交换建议持拒绝态度，更不用说因规律生活被打断而来的激烈情绪。陡转可以是小说的一部分，被很多作品清洗过判断的我们，自然会猜测，接下来，是不是男女双方有机会冰释嫌疑，甚至暗生情愫？
对一个好小说来说，事情当然不会轻易沿读者猜想的方向发展下去。不久，那个被我喊成“耳朵”（也是《软骨》中一个人物的名字）的狗出了意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前的种种猜测全部落空。后来的故事，好像落入了意外闯入的女人的设定，但又并非全然如此，起码双方都没有履行交换的契约，也并没有人在二者之外真的进入房间。
复述从来不是谈论小说的美德，何况是谈论牛健哲这样精致到近乎严苛的小说。不得不复述部分情节，是因为不如此便很难说明作者如何看起来隔断了现实。上述二者和那条被“我”称为耳朵的狗，仿佛生活在某个特定的洞穴之中，所有洞穴外的信息，即便来自去世的妻子、愤怒的妻弟、妻弟冷静的妻子、貌似强势的房东、闯入女人的情人，都需要经过二者尤其是“我”的心理折射，才能改头换面地悄悄运送进小说之中。
不过，隔断现实并非对现实漠不关心，甚至只是人物自身刻意营造的假象。小说开始不久，“我”就强调自己的“隐居心性”，与世隔绝自然就成了“我”的主观意愿。只是，“我”并不具备隐士平和冲淡的性格，做事执拗，容易冲动，往往意气用事。妻弟想要妻子留下的书稿，“我”就和他较上了劲，“身负尊重、记恨和敌对相交杂的情绪”，想不受影响地阅读下去。“我”阅读时的瞌睡被闯入的女人打断，只好“胸腹运气把火气缓和下来，再次调用隐士的心性”。后来，狗因扑鸟从天台边沿摔落，“我”下去寻找，发现它有可能追随妻弟而去，“我”心情再次变差。
没有人真的能够与世隔绝，洞穴外的种种仍然庞大而无远弗届，在这个小说里就变形为各种不同的情绪，轻易地影响着不同人的生活。首先是“我”，“在这所谓隐居的一年里，我时常经历一些情绪上的乱流，身上不止腰椎不好了，还虚汗连连，连肺功能恐怕也折损了大半”。妻弟凭无端的直觉做事，“他怀疑白老师的死与我有关，说是我让他姐姐经历了创痛，厌倦了过活，是我损毁了她活下去的意志，导致她了结了自己”。或许受了妻弟不冷静的影响，妻弟的妻子判断，他的种种表现，“其实是冲我来的”。
至此，我们起码能够意识到，被隔断的现实并未消失，而是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生活。再进一步辨认，也就不难发现，所有现实因素中最重大的那一个，就是“我”妻子白老师的意外去世。意外死亡留下的阴影太深长也太浓重了，逝者带走的秘密也太自我太隐蔽了，给每个与逝者相关的人都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压力。相关人尝试着摆脱这阴影和秘密的影响，通过重重变形把压力传导下去，期待置换到心理的某种平衡，于是，我们看到压力在不同人身上产生的不同作用——房东急着把妻子留下的狗驱赶走，妻弟连忙怀疑“我”让姐姐厌倦了生活，“我”则企图通过阅读妻子留下的长篇来寻找蛛丝马迹，妻弟的妻子则觉得是丈夫在找自己的麻烦。“我”的反应，最能体现这种丢掉压力的企图：“我也一度疑心白老师租下这里是要依偎情人，但后来更多的，是隐隐地希望如此。如果是那样，问题会因为缘由浅白而显得轻快几分，《软骨》也就会化作一堆矫情的字句，或许我会把它直接烧给白老师。”
闯入的女人，差不多代表着人们对与己无关的死亡和秘密的认知。她先是说出了基本事实，即妻子的死因是“野浴溺水”。接着开始指责“我”没有专心阅读妻子的作品，而是经常看着书打起了瞌睡，是小说里说的“抢别人的日子过”。只是，看到十六七页的时候，她也睡了过去。寻狗未果的“我”看到她的睡相，心理防线崩坏，“无论是我这些日子的浑噩昏沉还是今晚屋子里的荒唐景状，都该有个罪魁祸首”，于是“我”把书稿从她身下抽出，决定寄给妻弟，“这部《软骨》归小白了，希望那条得名耳朵的狗也能血淋淋地找到他”。压力余势未尽，“我”决定顺便完成闯入者的要求，把一年来的颓丧绝望彻底化除，于是做出暧昧的动作来刺激站在对面窗口眺望的男人。
如此，洞穴里发生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到了洞穴之外，被隔断的现实也变成了经过深思的现实。最终，小说似乎变成了特殊的隐喻，指向人心和社会深处的某些东西。
我不确定这样的思路是否准确，但或许可以作为牛健哲小说的一种读法。
【作者简介】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世间文章》《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虚构的现艺》《驯养生活》等。曾获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等奖项。
牛健哲的小说擅长在某种简约精巧、荒诞不经的叙事氛围中彰显出卡夫卡式的先锋气质。《耳朵还有什么用》给我的阅读印象是叙事的贴己深沉，描述的简练准确，以及那种流畅贯通的文气，让人觉得好看耐读又意犹未尽。小说有强烈的画面感，或者说其主体部分就是几帧动静交替、隐约着深意的现代画。一帧是一个男人趴在书稿上打瞌睡，书稿是他妻子的遗作，可是五百多页的篇幅男人每次读到前十六七页就趴在书稿上睡着了，一年以来皆是如此，时间仿佛静止，男主日复一日的重复与毫无进展的阅读让人迷茫而觉出荒诞；一帧是沉睡的画面和个人的自洽被闯入者粗暴地打断，一个两眼空洞、带着酒味的女人进来，要跟男人做一笔交易——她帮男人读完书稿，而男人要跟她在窗前表演亲热。然而诡异的是，女人读到男人无数次中断的位置也睡着了，场景复归相似的平静，只不过添上的一笔是男人在一旁抽取书稿并叼起了女人的耳朵。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充满现代意味的小说，它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虚实相间的手法、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和充满隐喻的一系列意象，向生活的地表、人的内心无限深挖，描绘出现代语境下的两性困境、人际关系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情绪与人的精神图景。
无处不在的人的被困感。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就像一个“钢铁牢笼”，由于非人格化的规则垄断了社会，现代人其实没有多少精力去追逐深刻的自由和丰富的人格。生活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或钱钟书的围城，有的人历经千辛万苦，却连城堡的大门都找不到，有的人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却又掉入新的围城。小说首先是关于女性的困境，并设计了三次男性凝视下的“出走”：一是“我”的妻子、交大副教授白青的出走，她租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在里面写了一部书、养了一只狗，更大的出走是突然溺亡、告别人世，而这些在“我”看来是“狂悖至极，及至一年前丢了性命，也的确像是恣意为之的”；二是白老师留下的那只狗的出走，因为被“我”困在室内互不理睬，终日便秘而围着自己的尾巴转，突然一天被“我”凶后从敞开的门跑上天台，坠楼而逃，“忍痛急着去做的，就是远走他方”；三是“闯入者”女人的出走。她是一名对面楼里被人包养的情妇，频繁换狗，每只狗都养得很肥，实则是因为等的人老不来便将做好的饭喂狗。女人要“我”配合她演一出戏，目的是摆脱“金丝雀”般的豢养从这座楼搬出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白青还是对面楼里的女人，跟狗的关系都似乎比跟男性更为亲密，或者说那只被男人命名为“耳朵”的狗也寓意着女性的另一个分身以及从困境中挣脱的决心。所以，小说中的三次“出走”指向的都是女性追求自我主体性而对家庭、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叛，是娜拉的中国化，也必然会涉及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
然而被生活困住的又何止女性？男人在妻子死后隐于出租屋，对她留下的书稿反复阅读又永远浅尝辄止、无法进入，一年来犹如困兽，最终决定同这样的生活决裂；而“我”的妻弟小白对书稿的兴趣和争夺或许还出于自我婚姻的困局。所以小说要探讨的，不仅是女性处境和两性关系，还有更大意义上的人心隔膜与被束缚感。而人与人之间到底有多难靠近与走进、理解与共情，那部名叫“软骨”的书稿凝结的意味最为深长。悬念与疑窦丛生，现实与虚构互文。它是白青的遗物，或许隐藏着她的真实内心与死亡真相，也指涉“我”与白青、小白与妻子不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我”对这部书稿的感情“尊重、记恨和敌对相交杂”，因为妻子的出走、死亡和妻弟小白的怀疑。然而“我”一方面把书稿私藏于己，另一方面又难以卒读，哪怕“调用隐士的心性”花了一年时间，仍然停留在最初的十几页以及止不住的恍惚、瞌睡，直到最后耐心耗尽、腻烦透顶、戾气升腾，要跟书稿一刀两断。而小白夺取书稿貌似是要查明姐姐死亡真相、坐实“我”的罪孽，其真实动机从他妻子那句“他其实是冲我来的”就可见一斑。吊诡的是，那个曾经在对面窗户窥视过白青的独居生活、看上去很了解她以致在“我”面前拥有某种优越感的女人，阅读书稿时同样在“我”的卡顿之处睡了过去。没有一个人真正有耐心或能力去完成阅读、了解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死者的内心，是讽喻，也是提升，由婚姻和生活对人的某种围困上升到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交流之困难，并袒露出现代人精神上的某种“软骨”般的软弱与苍白。
或许冷漠正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太多的变化与太快的节奏，不期然的各种生活的重压与突袭，太多的经历与见闻、防备与私心，让人对周遭一切都变得迟钝、淡然而冷漠，哪怕是生老病死，就像加缪《局外人》的那个著名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默尔索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母亲的去世、自己被判死刑都漠然处之。《耳朵还有什么用》里几乎所有的人对书稿和白青之死都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哪怕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种佐证或留下蛛丝马迹，书稿却无一例外成为阅读者“好梦的入口”。没有人关心白青一个人的出租屋生活，更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世界和为什么死亡。“我”的冷漠连狗都受不了而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逃亡。小说所呈现的人际关系也是冷漠的，“我”与白青，“我”与小白，小白夫妇之间，“我”与闯入的女人，闯入的女人与她的情夫。不仅是冷漠，甚至还充满怨怼、戾气和不怀好意，所以“我”才要把充满负担感的书稿报复般地寄给小白，并对女人动作亲昵、故意挑衅给她的情夫看。小说因此传达出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局外人”的荒诞与冷漠，并充满对现代性的深长反思。
格非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隐喻。在写作与阅读过程中，作者与读者有一个隐秘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本来就包含着对‘假语村言’的心领神会。”回头再看“耳朵”的几重指涉，书稿中那个叫耳朵的人“在沙地等着”面目模糊，出租屋那条叫耳朵的狗坠楼逃走不知所终，而小说的最后“我”叼起趴睡在书桌上的女人的右耳进行表演，并与书名“软骨”和题目的诘问形成张力，无不充满着对于“虚无”的隐喻。是叙事的虚实相间，无论是出租屋里一个人的独角戏、闯入者带来的紧张感，还是窗里窗外的看与被看，都在夜晚的氛围、睡意的弥漫和些许的酒味中变得恍如梦境；是真实真相的扑朔迷离难以抵达，虽然“我”以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面对妻子的两件遗物，可实际上做的永远是形式大于内容，并且被对面窥探的女人一语道破“从来不遛狗，一读东西就睡”。而白老师所谓的“野浴溺亡”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书稿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开头的叙述部分两个女闺密去游历山林、寻找湖泊跟白老师的现实生活、内心轨迹和死亡原因又有什么关联，无从得知；更是人物的“虚情假意”与经验的“耳听为虚”，折射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情感与存在困境，就跟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开放式结尾一样，没有真相或者真相本身已经变得不重要，弥漫其间的只是一种深深的虚无感。然而，书稿中那片让人寻找、亲近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湖泊，又是某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意象，包含着从虚中求实、从此岸到彼岸的努力与向往。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
【作者简介】 吴佳燕，重庆巫溪人。中国作协会员，《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北京文学》《文艺报》《长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若干。出版有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