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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雯，《文艺报》社副总编辑，研究员。著有《爱的分析》《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文学报》《钟山》优秀论文奖等。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短篇小说截取的是生活的横断面，是一个瞬间的凝固，仿佛琥珀——流动的树胶包裹住了时间，也包裹住生命。对此，叶弥必然不同意。她应该视小说如《许多树》中湖底黢黑的石头——“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她就像训练有素的刺客，以文字为匕首，一寸短一寸险，划破各种云山雾罩的装饰，直抵生活的本质。是的，小说是帮助我们认识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许多树》堪称人生教科书。
这么说吧，《许多树》讲的是一个人如何被启悟，并因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再次接受命运拷问的故事。叶弥相信，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的。仿佛是通了灵，又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突然就蒙在眼前的那层雾消失了，你看清了平常看不清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人生于是有了分说和决断。1983年，19岁的小巷姑娘汪海英就来到了这个时刻。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刻，叶弥三言两语交代了她的处境，并试图从她的衣着、行动中让我们窥见她的性格。一条米色的真丝乔其纱连衣裙，拘谨的浅V领，印着一大堆线条的紫玉兰花。叙述者不客气地将其形容为“轻浮而平庸”。姑娘迈着“谨慎的小碎步”，“还不时瞅一眼地面”，我们可以大致猜测这是典型的小城的女儿，眼界不够开阔，志向也不那么远大，和小城一样偏于谨慎保守。到小说结尾，随着作家的补叙，我们知道，她高中毕业后在丝织厂工作，正要去相亲。如无意外，她将像所有普通人那样结婚生子，过完平凡的一生。偏偏，意外发生了。
启悟时刻是伴随着一阵诡异的风到来的。风吹过，汪海英忙不迭把包扔在地上，捂住裙子。这一幕被深宅大院二楼的小伙子尽收眼底。他先是扔出一个香烟头，然后扔出了一朵紫玉兰花。仿佛是上帝之手，这简简单单的动作让小巷姑娘有了某种自我意识，于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不妨让我们定格在这一极具隐喻性的瞬间。从空间方位上看，小伙子居于高处，姑娘位于低处，小伙子是凝视者，而姑娘是被凝视者。他们构成了某种结构关系。让结构的绳索进一步绷紧的还有两者的身份和阶层。显然，北京男孩与江南姑娘、深宅大院里的民国建筑与大杂院、彩色电视与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都没有，都冷酷而分明地说明了这一点。院子里名贵的百年紫玉兰与姑娘所在的大杂院的百年板栗树形成了某种对照，同时也与真丝裙子上的紫玉兰花构成微妙的呼应。对凝视者而言，眼前的一切是无差别的，这个姑娘与小桥、流水、花儿都没什么分别，他扔出去的香烟头和玉兰花，是一时兴起，是偶然，是转动的命运轮盘。试问，谁能问上帝的行动都有什么意义呢？上帝是不可被质询的。但是，对于被凝视者，一切就不一样了。她感受到了来自高处的某种东西，混合着轻蔑的爱，或者说，混合着爱的轻蔑。这是她自己的解读，准不准确姑且不论，但这的确给了她奋不顾身拉平鸿沟的内在刺激。挣脱一切桎梏往高处走，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类的普遍本能呢？现在，我们迫切想知道的是，结果如何？虽然我们自己隐隐对这个结果有某种想象和预期。
仿佛是回应我们的期待，作者拨快了时间的指针，让四十年倏忽而过，再让年已花甲的男人和女人重逢，看看是否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当然，他们已经不记得彼此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往往抹掉了自己的痕迹，让人无法察觉。这一回，他们有了两次短暂的交往。她以自谦的口吻说起了自己的城市，目的却是希望获得对方的夸奖。请注意，城市与她本人，是同构的关系。夸奖城市，就是夸奖她本人。然而，男人只是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这一笔很妙。这微笑里有一个上位者的矜持与傲娇。她虽然不明就里，但显然已经被这股气势摄住了，情不自禁地要求从对方身上获得更多的肯定。这一行为就把自己置于了解释、表白、讨好的位置上了。她谈论自己是如何学习营养学知识，如何让各种知识成为她的盔甲，也谈论她是如何为了不成为平庸的小市民而开始了自我设计、自我教育。她认为她获得了她曾经向往的成功。然而，这成功一旦化为语言之流，就显得孱弱和可疑起来。特别是，当男人追问到底什么促使她做出这样的改变时，她援引那些理应如此的宏大理由时，更是让人洞察其内在的虚弱。从根本上说，将某种外在的因素作为改变人生的动力，不免让人觉得这种改变缺乏坚实的根基，看似特立独行，实则是另外一种意义的随波逐流。她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没有价值，甚至觉得自己以往的人生也没有价值”。这次见面草草结束，却埋下了疑虑的种子。
但这还不够，她还需要再次自我确证，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见面。他们选择一起游泳。有意思的是，自诩为了理想学了很多技能的她却不会游泳，“因为她觉得游泳这一项技能并不能给人生增添多少光彩”这一句暴露了里子。她的学习，都是为了有用而学，没用的事情不在她的考虑之列。这就显出了生存的逼迫了。而他却从容自在地游弋。能否为无用的事情留出空间，某种意义上透露出人的生存状态。比如，他对绚烂的晚霞充满了兴味，而她显然视若无睹。再比如，他住在山坡上的五星级宾馆，她住在山坡下的民宿里，像这样的细节不过是验证了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她经历了一生的努力，孑然一身，却仍然没有填平阶层造就的鸿沟。不是所有的鱼儿都能从小河小沟里游到大江大海的，或许小河小沟本来就无法通向大江大海。
理解这部小说，还有一把钥匙，就是“时代”这个词。“时代”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九次，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他和她都以是否具有时代精神、是否跟得上时代浪潮为荣。问题在于，他和她的“时代”，是一个意义上的吗？
小说的最后，随着城市的变迁，板栗树和紫玉兰树从曾经栖身的不同院落走出，站到了一起。“她的世界里有许多树，它们全都挨在一起。挨在一起，一时就分不清它们的高低。”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由此看来，短篇小说尽管短，却敞开了足够丰富的空间，让读者携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趣味以及自身不觉的意识形态走进去，获得自己的宝藏。饶翔将“关系”作为小说的切入点。他抓住了“凝视”这一意味深长的动作，借用拉康的理解，展开了分析。在他看来，“她借由他的凝视——他以来自大地方的优越感鄙夷小城市缺乏时代感，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生发出了追赶时代改造自我世界的愿望。”而凝视背后，蕴含着“身份意识、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由此，他赞赏这篇小说是一则“关于两性的，关于人生的，也是关于时空的”寓言。贺嘉钰则认为，将各个二元对立的因素平行放置，“这样的文学反应过于直线了”。她希望跳出被设置覆盖的部分，寻找到小说没有说出的内容。作为女性，她显然更能跟汪海英共情，她将树看成是女人的隐喻，认为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着一棵树的生命方式”“被自己不断向上的力量所托举”。从这个意义上说，饶翔和嘉钰都赞赏女人坚定地抛下了此次重逢所带来的困扰，再度开启积极向上的人生。
难道只有我在这莫名的积极中感到了一丝悲哀吗？
2023年的初冬一个寻常的日子，一个叫汪海英的女人和一个叫雷兴东的男人，邂逅在南方小城的湖畔度假区。她是本地人，他是北京来的游客。她是退休的小学数学教师，在此参加学校为退休教师组织的休养，住山坡下的民宿；他职业不明，来此开会，住在山坡上的五星级酒店。她59岁，而他自称60，处于从盛年转向暮年的微妙年纪，但两人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跟拉胯和油腻等词均不沾边。她一直单身未婚，而他离异单身无子女。
小说《许多树》的主体部分，讲述的便是这样一对男女在偶然相逢后相处的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清晨，两人不约而同在雾气缭绕的湖边看风景。这次是她在看他——“年龄与她相仿，或许比她大一些。穿着藏青色的套头毛衣，搭一件米色薄呢夹克衫。靛蓝色牛仔裤，运动鞋。他步伐稳健，腰板挺直。”早餐后的上午，她换上一件真丝米色印花连衣裙，手持羽扇，在一架录音机的伴奏下跳了《橄榄树》。这次是他在看她——“他站在围观的人群里津津有味地看着她跳，心里有一股浪潮拍过，就像湖里的浪花拍打岸石。”“他把手拍得比任何人都要响。”
两个互有好感的男女就这样认识了，甚至带有一点就他们这个年纪来说不太容易产生的一见钟情的感觉。在同事的“助攻”下，她和他开始了第一次约会，共进午餐。应该说，起初两人内心对这段关系的发展抱有期待，那么，他们会如愿开启迟到的黄昏恋吗？这或许是读到此处读者庸俗的期待——他们至少看上去是登对的，是美好的、养眼的一对。然而，叶弥毕竟不是位通俗作家，她不打算写一个甜腻的爱情故事，她要发挥优秀小说家的才能，调动两位主人公打一场短兵相接的心理遭遇战。而实际也应该是如此——两个生命已过半坡的男女，携带着各自丰富的人生阅历，怎么可能如青春儿女那般容易被激情和荷尔蒙冲昏了头脑？
午餐间，两个成熟男女开始了带有试探意味的交谈——他显然是更有经验的那个，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使她说个不停，而她出于自尊或矜持，决定不问他的底细。她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不同阶段，吐露了真心话——这在成年陌生男女的交往中，算不算大忌？而他对她居高临下的、敷衍的赞美和肯定，使她感到沮丧。结账时，她甚至没有兑现一开始就提出的、被他肯定具有“时代精神”的AA制。显见这第一回合，她输了。
午休后，他继续诱敌深入，邀请她一起晚餐，并提议在晚餐前的时间到他住的宾馆去泡温泉游泳，她不会游泳，于是他更有了绝对的主动权。这一回，两人褪去了种种外在的社会包装，近乎赤裸相见。这是容易产生浪漫情绪的时刻，“晚霞中灿烂有力的粉红色正在高歌一曲，洁净透亮的冰蓝和粉蓝如花一样绽放”，他向她展示着健硕的身材、帅气的泳姿，展示着男性魅力和个人光彩。这使她有些意乱情迷，他提出教她游泳，她无力拒绝，近乎沦陷。肌肤之亲之下，事情似乎朝着一个更加亲密无间的激情时刻发展。“晚霞还在改变，妖娆的紫色覆盖了粉红和蓝色。”晚霞就是她的心。就在这心醉神迷、心旌摇荡的时刻，作者“扫兴”地按下了制动闸。他如胜券在握的猎手，在得意忘形之下，一个略显轻佻的肢体玩笑突然惹恼了她。她扬长而去，没有和他一起吃晚餐，第二天也没有告别，就此分道扬镳，回归陌路。
两人的关系戛然而止。而作者，或者说那个拥有全知的上帝视角的叙事者，却告诉了我们两位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的前缘——整整40年前，19岁的她穿着40年后还穿着跳舞的那条真丝印花连衣裙，走往相亲的路上，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风掀起了连衣裙，拘谨的她慌乱掩裙的样子，被站在路边大宅子二楼的他尽收眼底，他向她抛出了两样东西：烟头和紫玉兰花。他这也许是无意的行为却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放弃了相亲并搬出巷子里的大杂院，开始了艰辛的人生跋涉，“从19岁那年到现在，她从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尽管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小城。
是的，至此，这仍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不是一个缘分天注定的故事，而是一个生命故事，成长故事。40年前，他对她的观望，她对他的回望，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拉康意义上的“观看”或“凝视”。拉康将“凝视”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某种镜像关系，“凝视”不是字面上所呈现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视别人的意思，而是被他人的视野所影响。拉康认为，在想象的关系之下，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处境，是经过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她借由他的凝视——他以来自大地方的优越感鄙夷小城市缺乏时代感，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生发出了追赶时代改造自我世界的愿望。“他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崇高的象征物，一个神圣的目的地。这种感情有点像爱情，又有点不像爱情。有点像竞争，也有点像人生的阴影。有点像无价值的某种自卑执念，有点像价值连城的自我实现。”而这种自我实现的愿望使她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小巷姑娘的凡俗市井的安稳和幸福，按部就班的贤妻良母的生活。在一个小城，作为女性的她，个中的艰难困苦在文中仅化作那“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然而，也正是这种愿望，使她“紧跟时代潮流，她永远在学习和充实”。“她的人生起起伏伏，不论是输是赢，她都在努力地活出精气神……”
另一方面，“凝视”携带着身份意识、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观看者多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和欲望的主体，被观看者多是被看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欲望的对象。正如40年前，他来自首都北京，站在姨妈家的民国式大宅楼上俯瞰她；她从小城的小巷深处走来，“脸上浮现出傻乎乎的笑容，一副见识少的纯真模样”，抬头仰视他。他轻佻地抛向她的两样东西，既彰显权力，也流露欲望，“一样是香烟头，表明两人之间的差距，这差距让她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所以她要用尽全力拉平差距。另一样是紫玉兰花，花朵表明他对她的爱慕。来自高处的爱让她感到无比荣耀”。那天她穿的那件“印着一大堆线条轻浮而平庸的紫玉兰花”的连衣裙，40年后她依然在穿着。40年后，他们又相遇了，可他们依然不能平等，就如她住山坡下的民宿，他住山坡上的五星级酒店。他称赞她改变人生的努力，称赞她保持身材的自律，然而，“每一次的夸赞，都与她的期待背道而驰，都会让她不由自主地自卑一下，使她的叙说像一种自我证明，也像是一种迫不及待的浅薄的炫耀。而说得越多，无奈的意味也越明显，对自我越发不能肯定，而他的附和更多的只是表达一种礼貌。她忽然感到自己说的话没有价值，甚至觉得自己以往的人生也没有价值”。难道她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他这敷衍的赞美吗？他的肯定里面不是仍然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吗？或者说，是否此刻她才意识到，当年她对那个站在高处的小伙子（及其背后世界）的向往和追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对于这种不平等的默认。一如那两株树——杂院里的栗子树，那象征一种鸡零狗碎、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市井生活，而私宅里的紫玉兰树，则象征了雍容高贵、宽广大气的天地，使她心生向往。她要告别栗子树，奔向紫玉兰。于是，“她塑造了自己，也限制了自己”。
然而，在与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夜晚纷乱不堪的心绪中，她突然心念一动，走出屋外，在月光下，看见了许多树：柘树、白皮松、蜡梅树、老槐树、黄杨古树、大梓树……不只有栗子树和紫玉兰树，“她的世界里有许多树，它们全都挨在一起。挨在一起，一时就分不清它们的高低”。这“许多树”让她迎来了新的启悟——“我才不管别人找不找我，我继续走我的路……我要见识更大的世界。”
如果把《许多树》读成一则寓言启示，那么它不仅是关于两性的，关于人生的，也是关于时空的——1983与2023，小时代与大时代，小城与首都，地方与世界……叶弥在一万来字的篇幅中，尽展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 ：饶翔，文学博士，《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电影《公民凯恩》中，伯恩斯坦有一段关于“记忆”的独白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往往会记得很多你以为他不会记得的事情。就拿我来说吧。1896年的某一天，我乘渡轮去泽西市。我们的船离岸的那一刻，另一条渡轮正好靠岸。我看见那条船上有个女孩儿正要下船。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打一把白色的阳伞。我看见她的时间不过一秒钟，而她根本没有看见我，但我敢说自此以后每个月我都要想起她几回。
一种接近永恒的纯真与抒情在这一秒中升起。像一封永不投递的信，这个瞬间，将收藏在一个人只属于自己的生命时间。它光洁、安静、小心翼翼，并不参与日常的逻辑，也不更改生命的轨迹。
然后，说说我们的故事。在伯恩斯坦领受一生铭记瞬间的八十七年后，1983年，中国南方一座小城，十九岁的少女汪海英走在小巷里。忽然，大风将她的连衣裙掀过膝盖，她一阵局促，环顾四周，一个年纪相当的男孩正站在面前二楼阳台上看着她笑。他看见了她的尴尬和美丽，那个笑里，混杂着欣赏和打趣。四十年后，两人在小城再度相遇。她穿着十九岁的连衣裙在人群里舞蹈，他出差，偶然路过，为她的美丽再一次驻足，微笑，请她吃饭，命运漫长的轨迹如此轻易地交集在了一起。
为什么她穿得上十九岁时的连衣裙呢？因为刮起狂风的那天，二楼男孩看着她，扔来了两样东西，一个烟头，一朵玉兰。他注视的目光与两样东西的抛物线，仿佛提引木偶的细线，从此安在了她身上，往后人生，不曾卸下。男孩的面容、他身处的宅院以及那一眼深深的注视，让她在一瞬间看到另一种人生的可能。那天她本去见相亲对象，这场大风，吹得她偏离了小城女孩的人生轨迹。从此她一直向上，一直优雅，一直奔着理想生活去，别人看她“老是抓不住重点”，她说，“我这大半辈子的重点和别人不一样罢了”。
小说里隐去了一个女人要多勇敢，才能在一座闲言摩肩接踵的小城里始终朝向理想，成为自己。当越过人生的山丘，周遭人事潮水般降下时，只有她，还保持向上，葆有十九岁时的纯真。她也曾在“下海潮”中去深圳创业，又回到小城，也经过人生种种，只是爱情作为某种绝对，一直缺项。她似乎遍历，却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打开和释放过自己。可另一角度看，她又几乎才是一个完全打开和释放着自己的人。
四十年后再次萍水相逢，差一点点，她就要向一个陌生而改变了自己一生轨迹的那个人，讲出她为何不甘心在一片平庸中溶解自己，讲出唤醒她的那天与那场大风了。然而，男人泳池里的鲁莽玩笑与那句“你怎么会看不到我？你真奇怪”再一次大风般将她吹彻。他们的交集戛然而止。
他不知道自己改变了她的一生，她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四十年前站在二楼的男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夜晚，看着窗外的板栗树与玉兰树，它们站着，有一百年了，它们其实离得那样近，可是漫长时间里的大部分时候，它们站在两个世界。
叶弥的短篇小说《许多树》以两次相遇勾勒一个女人黑色幽默般的半场人生，讲述了少女时代的一场大风如何吹彻一个人的灵魂并不曾在她身上停下，映照着时代落在不同人身上显出的参差，并写下与城市的进程和变迁之剧烈相比，更深彻与坚固的，恐怕是人的不变。
读小说时，那浮游于故事的一无所知与一往情深让我好几次想起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过，与伯恩斯坦的记忆、与陌生女人的告白都不同的是，叶弥以汪女士的“不甘心”“不屈就”，写她如何保全并创造一个完整自己的同时，还写出了一些凛然又坚硬的现实。比如旁人的“看”，比如汪女士对自己无时不在的“审视”，比如显而易见的两两出示的对照装置，这些都让这个短篇不只关于个体情感，还诉诸着对时代、阶层、命运这些大命题的反思。写到这些时，叶弥的一支笔是旁观的，冷峭的。
当叶弥将两两对照——小城与北京、大杂院与小洋楼、喋喋不休而拘谨与适时沉默而胜券在握——并置一起时，这样的平行出现太过明显，以至于，我想，这当然的作者设置，亦是她知道我们将如此条件反射地读解，这样的文学反应过于直线了，那么，能不能跳出被设置覆盖的部分，看看作者，看看这个小说，还要和我们谈些什么？
让我们回到小说最初的地方，来看看“树”。我喜欢这个小说的名字，“许多树”。
小说里的“树”，是这样一次次出现的：开篇写，“气候、食物、房屋的高度，甚至路上铺什么样的石料、长什么样的树，都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格局与人的身心”；接着，是小洋楼里的“百年紫玉兰”、院外的“寻常香樟树”以及她长大的大杂院的“百年板栗树”；然后是四十年后，她跳着《橄榄树》时被他看见，约她吃饭的中午，他站在“一棵古老的大麻栎树下”等待，“如一幅剪影”；到了从泳池出来的傍晚，他为缓解气氛提议去“大榉树”下的椅子上看会儿晚霞，她果断拒绝；接着是夜晚，她在某种恹恹里，看到了民宿外月光下的许多树，“她甚至能看清每一棵树的叶子。也许是山地的缘故，这里的树真是不少，柘树、白皮松、蜡梅树、老槐树、黄杨古树、大梓树……”；最后，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窗前，她看着“楼外有两株老树”，“她每时每刻都能看到这两棵挨在一起的树”。
是的，许多树。
这个被模糊指望驱使一生、被自己不断向上的力量所托举的女人，一直在生长，冥冥中，她几乎遵循着一棵树的生命方式。叶弥在这小说里创造和凝视的，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偏离了“轨道”，但创造着自己，她让一生都穿行在林木中，重逢与相遇固然很好，但没有结局一样很好。因为，她生命里那些高高低低的许多树，一次次到来眼前，被她看见，就是答案了。
这些天我读唐诺的《求剑》，正好看到一句话，想把它送给汪女士，因为这也一定是她所笃信：
“树必定就是城市里面永远最好看的东西，没有之一。”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凡羽
作者简介： 贺嘉钰，青年学者，文学博士，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史，兼及小说诗歌评论。著有评论集《等光来》，研究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