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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瑶琴，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学、中国当代文学。
《叶子》透露出张惠雯已开启“新加坡故事”。她除了在首部长篇小说《迷途》和散文集《惘然少年时》里，呈现过新加坡图景，主体创作基本保持中美两大视域。《叶子》全然不同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雨林特质，张惠雯没有附加东南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元素，更不会着意去展示异国风情，而是讲述平常且简单的当前华人新移民经历。我认为，作品十分动人地传达出他们最素朴的愿望，“身处异地，只身闯荡，赌徒般孤注一掷，想从生活那里扳回一局”。大多数新移民无法被清晰归入失败者或成功者阵营，实际上他们也从未死守两个极点，能够清楚个人劣势，根本不会奢望成为创业精英或政界领袖，只是有些不甘心现实境遇，努力用自己可以掌握的办法改变部分命途，这恰恰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业史书写一度缺失的细节。女孩叶子不激烈，不抱怨，也不隐忍，欲望和行动如“潮水涌来时猛烈，退去时却很轻柔，似乎还拖着一丝叹息般的尾音”，作品以平实的日常催动读者的感受力。叶子已在“我”的生命里留痕，她起初以活泼热烈吸引我，又以“我”意想不到的归国告别“我”，我们的友情，存在得充沛，断裂得干脆，“我”最终意识到原本我们认定为非典型的人或事，也许正是生活的典型。
本期邀请曹霞教授和李舒扬博士评析张惠雯新作《叶子》。曹霞《“临界”状态的深描》一文以“临界”和“深描”为关键词，分析小说的情感性，即“情感如何在生存、文化、观念、阶层等不同力量的夹击下显示出丰富的形状与质地”。千禧年，“我”遭逢人生的临界点，于族裔混居的临界区域结识叶子，萍水相逢的友情，在城市的不同场地获得延续，但两人之间也逐渐弥散开巨大裂隙。张惠雯以深描表达“隐而未发或发而未果的情感”，并“以极强的控制力度阻止它们进入‘爆发期’”。《叶子》继续沿用人物“分身”法，即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方式，同时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异质性、陌生化的激烈感”。
李舒扬《“个人笔记本”中的一片“叶子”》一文，提出张惠雯采用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理解叶子，以背景、境遇和观念对比，展现“我”与叶子的非对称性。闲话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叶子从“我”的闲话、“我”目击到的叶子与他人闲话中走出来，揭示“人的存在的精彩”。叶子对“我”的意义体现在，她不只是“我生活里的一段秘密”，还是值得“我”反复阅读、重读和沉思的材料，“我”对她的观察及书写，一方面使自我主体化，一方面又令自我客体化。
张惠雯继续用文字复现鲜活的生命，表现他们从不对人坦言的痛苦与明言的挣扎。读《叶子》，你会深切感受到，现在还是有作家，愿意和世界站在一起。
张惠雯的写作有着稳定的艺术品质。从题材所涉地域来看，她的视野一直凝注于中原故乡小城、读书的新加坡以及成家后的美国这三个地方，但她并不拘囿于某一地理空间或所谓的“地方性”“世界性”之说。在我看来，她的叙事动力与感觉阈限始终围绕着一个指向或者说一种状态，那就是人们的情感如何在生存、文化、观念、阶层等不同力量的夹击下显示出丰富的形状与质地。
我将这种因多方力量的交错而产生的状态称为“临界”，一种因迥异于平淡日常的波动、压力、紧张而短暂持存但又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状态。《叶子》便是这样一个对“临界”状态施以深描的文本。小说以新加坡和“千禧年”为背景，讲述“我”与叶子的故事。小说一方面展现了“我”的临界状态：毕业了尚未找到工作，单身着成天游逛，就连最渴望的事——“写出一篇好小说”也处于被期待而未付之实践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与叶子的相识也处于“临界”区域：两个人的身份、生活与价值认知相去甚远，一个是“正派”“清纯”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是被新加坡男人包养的“金丝鸟”。仅仅因为租住在同一栋楼而偶然相识，有过几个月的相处时光，并且那之后再没有也不可能相见，因为“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和我的世界不太可能再有交集”，真正称得上是一场“萍水相逢”。
《叶子》的叙事结构亦有独到之处，它不是以情节或人物性格来展开，而是选择了几个不同的场景作为情节的发生地，从而推动着“我”对叶子的认知不断朝向深处打开，与此同时敞现出了“另一种生活的秘密”：或与叶子及其“资助人”白先生在电梯开门的一瞬间偶遇，或接受叶子的邀请和她的朋友们去东海岸度假，或在地铁和咖啡馆里谈论独属于女性的见闻，或陪她携大量现金去“红灯区”芽笼取高价护照，或在她的温馨小窝和她像闺密一样争执穿衣打扮的心得……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几个场景的选择并不随意，而是有着作者的精心安排，既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也有远离日常生活的旅游区，甚至还有“我”永远不可能去的“鱼龙混杂的法外之地”。对每一个场域，张惠雯都以擅长的细笔描摹功力进行勾勒和塑形，充分展现出两个人因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剧烈冲击。最靡费笔墨的是海边度假，全然暴露出了“我”与包括叶子在内的“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最“惊险”的当属芽笼之行：在僻静小巷和“猥亵的气氛”中，两个年轻女孩被不怀好意的男人们“凝视”，取护照时如同违法犯罪的惊心动魄，以及作为陪同者比当事人还要紧张和耻辱的强烈感受。
每一个空间、每一次与叶子的相处，都充满了因巨大分歧而带来的叙事张力。在张惠雯过往的小说中，这种好奇于“临界”状态并进行细致探索的叙事趋向也明显存在，比如在《朱迪》《黑鸟》《醉意》《场景》《岁暮》《关于南京的回忆》等小说中，那些隐而未发或发而未果的情感成了叙事的主体。她的笔力如同“扫描仪”和“显微镜”，对不同的情感状态进行切片和反复观察，并试图“运算”出人们在临界状态中的情感阈值。
需要注意的是，张惠雯擅长写“临界”状态，但她会以极强的控制力度阻止它们进入“爆发期”。也就是说，大量笔墨都集中在“爆发”之前。在《叶子》中，虽然“我”完全不认可叶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在芽笼之行中愤怒和羞耻至极，但也只是“冷着脸一言不发”并在之后的几天里避免和她见面，如此而已。这固然是叙事延续的需要，但亦是一种写作姿态或者说性情和价值轴心的持守。在关于“临界”状态的书写中，最典型和精彩的当数《朱迪》。小说对可能陷于不伦的情感的每一寸变化都进行了精密刻绘，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意外不断延宕临界点的到来，直到小说结束，张力依然饱满，情感也依然处于未确定状态，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开放性结局。
与《朱迪》相比，《叶子》的结局明快得多。叶子以满满的“收获”表明，她的终极目的并不是留在新加坡，而是“衣锦还乡”。她不但从“资助人”那儿拿到了20万元新币，兑换成人民币是100万，这在2000年可是一笔巨款。她准备回福建买房开服装厂，而且白先生还告诉家人自己以后会去福建投资一些项目，叶子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这个有别于绝大部分“包养”故事的结局或许有真实的原型。但更重要的是，张惠雯可能想做一次尝试，就让“金丝鸟”落地一次，让残缺圆满一回，让那些“想从生活那里扳回一局”的女孩们得偿所愿，有何不可呢？小说中所彰显的叶子的热情、活力和生命力，或许正是叙述者“我”所暗羡的，而结尾处的“我真的从没有邀请叶子来过我住的地方，也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的朋友介绍给我的室友们”一语也掀开了她不无愧疚的心境之一角。
《叶子》采用了第一人称故事内的叙述方式，这意味着叙述者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种“分身”形态在张惠雯以往的小说中亦可见到。或许是叶子那迥然有别于叙述者的身份让其产生了孩童般的好奇“探秘”之心，描写她、旁观她、嗔责她、评议她，进而让叙事生出丰富的气息与层次。
当然，《叶子》因题材的独特性可以有若干种读法，比如叶子的身份和处境就足以孵化出一篇篇关于性别与资本、道德与欲望、跨国与越界等主题的阐释，也许更能挑亮小说的现实意义或道德教育内涵。不过，在我看来，小说中最迷人的依然是张惠雯张弛有度、纤秾合宜的叙事状态：放逐道德判断，在不同边缘的缝合之处游走，采撷那些未必合理甚至未必“合法”的人性的碰撞、情感的博弈激起的亮光或微芒，然后一寸寸地雕琢，反复地精修。
张惠雯为什么如此喜爱“临界”状态呢？我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她和大多数“70后”一样，人生波澜不惊，因此内心极度渴望一些异质性、陌生化的激烈感。这种渴望在《叶子》中表露无遗，它以“元小说”笔法道出了叙述者/作家的内心诉求，虽然明知“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但“作为未来的小说家，我应该对任何一种生活任何一种人都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并试着了解它”，毋宁说这是张惠雯一以贯之的写作宣言。这或许是她的小说虽然不那么“抓马”但充满了细小抓力因而能够吸引那些注重内心细节的读者的原因吧。
【作者简介】 曹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1949－1976）》等专著3部，合著编著5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小说《叶子》似乎希望通过虚构这一书写行为，将“我”与“叶子”联系起来，并试图框定“叶子”这个人物，但最终，作者觉察“叶子”难以被框定。类似庐隐《东京小品》中对日本妇女的观看，“我”对“叶子”的原初观察，近似一种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正值千禧之交，“我”在大学毕业的空档期悬搁了职业选择，“我”几乎不再行动，凝缩为现代文学“风景”装置中经典性观看之眼：“我喜欢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面，看一会儿下面那条被近午的太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小街”。街道寂寥，只偶尔有老人、小孩或家庭主妇出现再隐没，“我感觉生活就是这样寂寞，又空茫茫不知所向”。“我的世界”的空洞化，反而催动“叶子的世界”向“我”敞开。“我的世界”如同“我”时常吃的潮汕粥，而“叶子的世界”则充满异类的活力，“有时过于赤裸、粗野，令人不适，但也猛烈、新鲜、刺激”，恰好充当佐粥小菜。“我”对叶子及其友人的考语几乎是业余民族志式的：开连锁鞋店的男人“粗音大嗓，举止像个小贩儿”，另一个男人“穿着夏威夷衫和短裤，举止没那么鲁莽，却带着明显的傲慢和轻浮”，同乡“妆都画得很浓，粉底涂得白而厚”。叶子本人还引出一段福建人“下南洋史”。相较“参与性观察”所要求的悬置预设，“我”却不时跳出叙述，并展现个体的“异乡人”体验：叶子是因刚到新加坡不久，故而才会有“认亲”的兴奋。
“我”一方面将自己与叶子置于女性共同体，几乎借助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凝视而将叶子爱欲客体化（Erotic Objectification）——这并非指“我”会与庐隐同样分享隐微的同性情谊，而是指在面对熟悉中的陌异时，由于难以调动从前的认知结构消化这种陌异，便不得不借助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化观看。文中频繁写到叶子“体态丰满”，“我”对叶子的初印象则是“爱笑”“斜睨”等“可爱的卖弄风情”：“尽管我是个女孩儿，也觉得这很让人喜欢”。另一方面，在男性占据性优越和经济支配地位的世界中，这种模糊的亲密欲望却在女性被商品化的羞辱处境中被迫分裂，转向“叶子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我”拒绝叶子的服饰建议，“我才不稀罕女人味儿”，勉强接受了镯子却不慎磕碰出裂痕。
“我”始终有形塑自我的道德诉求，叶子则不仅超越了既定的道德律令，甚至并没有一个“内面的自我”加以检视。这并不是说相较名牌大学毕业、有启蒙知识、平权观念武装的“我”而言，叶子就是前现代、反启蒙，因而也是“低级”的，而是说，“自我”正是在观察、书写、与他者的对比结构中被构造而出。叶子的自我则是在和“我”的闲话、“我”目击的叶子与他人的闲话中显现的。叶子生活于同乡社群熟人团体，闲话本就是“群体边界的标记”，它由大量的闲话、传说与流言构成知识库（Vaststore），蕴含着社群内部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交往规则。于是，并不是在“我”的考语，而是在叶子的闲话中，南洋移民的历史和当下共现。
相比“事件的精彩”，张惠雯强调“人的存在的精彩”：“人们喜欢感慨地说‘现实比小说精彩’，这个‘精彩’往往指曲折离奇、炫目刺激的效果。不过，真把现实中的各种精彩事件搬进小说里去，那小说倒未必好看。小说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是不同的。”
《叶子》便是“叶子”存在的精彩。叶子并不诞生于纸面的反思与比较中，而是长在“闲话”中，在“我听说呀”、后厨打工经验的自述、开服装店的梦想、“真想睡他一下”中，在口头而非书面的语言土壤中。叶子是活在“闲话”所指涉的现实结构中的人，是充分朝向全球移民、传统社群结构变迁、女性情感劳动资本化等危险而蓬勃的外部生活，而非文学性的内面自我的人。
《叶子》或可被认定为《在南方》的延续，置于宋明炜归纳的张惠雯创作第三阶段：“《在南方》这本小说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关于生活在南方的异乡人”，文中充满“人们内心的机关，秘密的眼神，言语和思想的错位、误会、怀疑，因为恐惧而不敢去追求自由和幸福”
。然而，未能和叶子同样投入外部生活的“我”在寒冷的波士顿回忆湿热的新加坡，借助“反差的特殊效果”
，这与其说是“伦理自由”，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的伦理”。“我”的观察、书写在使自我主体化的同时，也使自我客体化，使“人自身就是行为的对象，也是行为实施的领域，是行为工具，也是行为主体”
。《叶子》近似福柯分析的希腊时期的“个人笔记本”，它不只是“我生活里的一段秘密”的记忆辅助或友谊淡化后的替代品，还是“构成一种材料和框架以便反复地进行这些训练：阅读、重读、沉思、与自己及他人交谈”
。经由书写，张惠雯为自己构造“生命伦理逻各斯”和“有用的话语装备”。带着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的承认，落入书名号中的叶子，仍可为“我”提供“从生活那里扳回一局”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李舒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