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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男，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重构宏大叙述》《当代文学新空间》《文学批评学》《中国当代文学图志》《铁凝评传》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椿舍里》是一篇涉及亲情的小说，小说一开头作者将我们带到了山间的一个僻静的小院，一位母亲带着她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儿在这里过日子。亲情是淡淡的，亲情也是日常的。又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到了这个小院，她身上有一股热烈的情感力量，她给小院带来了一种速度，缓缓流淌的亲情在她的带动下加速地欢腾了起来。但这还不是小说的全部。小说仿佛突然带我们来到断崖前，欢腾的亲情不可遏止地倾泻而下，宛如壮丽的瀑布，震撼了我们的心灵——这是当我读到患唐氏综合征的女儿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以及年轻姑娘小路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时，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因此我要说，这篇看似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且只是在一个山间僻静小院腾挪的小说，却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
小说同时配发了两篇精彩的评论文章，两位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被这种精神力量所感动。张颐雯从中感受到了“生命是美”，饶翔则将其称为“温煦的人性清晖”，两位评论家对小说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体会这种精神力量的魅力。
亲情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血缘最接近的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感情。中国人最看重亲情，亲情维系着我们的家庭伦理。小说中的夫妻俩在医院生小孩时竟然错失了自己亲生的孩子，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抱回的婴儿，还患有唐氏综合征，这些悲伤的事情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他们想着一定要像抚养亲生女儿一样抚养这个婴儿。一一虽然出生以后就失去了血缘关系，却从来没有失去亲情，这是她最大的幸福。小路姑娘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开朗健康的心情，但她觉得自己最欠缺的就是亲情，她才那么羡慕一一，因此才愿意来诚恳地帮助一一。小说其实写了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虽然说血缘是亲情的基础，但比血缘更重要的是亲情中饱含着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
编辑部将这篇小说交给我，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篇评论文章，并嘱我写一段主持人语。我理解编辑部的用意，是希望我既谈谈这篇小说，也谈谈这两篇评论文章。其实评论文章写得顶好，我哪有能力评头论足。但我很欣赏编辑部的这种做法。编辑部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把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品来对待，艺术品是需要读者去欣赏和品鉴的。小说家在所讲述的故事中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小说家的认知藏在故事的背后，等着读者在欣赏和品鉴的过程中去发现。评论文章也就是评论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发现小说奥秘的路径，而好的评论文章不仅能有所发现，而且能在小说家发现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延伸。我作为一名主持人，则是要提醒读者，如果你读了《椿舍里》有所收获，不妨再读读两篇评论文章，这样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那晚的月亮大得出奇，满眼清晖在夜风中摇荡，写有“椿舍”的木牌子轻轻拍打着门楣。蛩声低沉，两棵椿树站成一帧晃动的剪影。
我怀里的姑娘，柔软得像一只羔羊。
短篇小说《椿舍里》以这样的“引子”开篇，清风、明月、虫鸣、树影，还有相依偎的人儿，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温柔良夜的画面，这是十分平和、安宁、温馨的时刻。由这样的“基调”出发，我们跟随小说叙事人“我”，慢慢步入小说的世界。
然而，很快我们便知道了，在小说开头的这份平和安宁就算不是假象，也自暗含惊涛，其背后恰恰是鸡犬不宁的生活；就如被“我”，被妈妈们昵称为“唐宝”的唐氏儿（先天愚型儿）的背后，藏着那些遭遇此不幸的万千家庭的无尽辛酸与苦不堪言——这些并不在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中，因此也不容易被关注。
椿舍里的这份安宁，其实是出于情非得已、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是一位面临绝经的更年期妇女带着月经初潮的青春期唐氏儿脱离社会、自我放逐，远离所谓正常的人群，甚至是至亲之人（“我”的先生、唐宝的父亲）的行动；这也是一种绝境中的安宁，一如由荒废小院改造成的“椿舍”，矗立于山间，孤绝于人世，“背依青山，门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溪，可谓风水宝地”，而其背后却是一片坟墓——这可真是“向死而生”啊。
“向死而生”也是一份坦然，“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顺利度过每一天，才是我看得到摸得着的幸福”。因此，与世隔绝的小院经过精心装修，盛满诗情浪漫，独享静谧自然；缓慢流淌、一成不变的山中岁月也绝不单调，“我”开始享受这段寂寞的时光，而“唐宝”一一也安静乖顺了很多，母女在远离人世中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安宁，岁月一时静好。直到一位外来者的“闯入”，打破了这份表面上的安宁。“我”先生公司的实习生、年轻女孩小路自告奋勇来到椿舍帮忙，不仅带来外面世界的新鲜气息，也给安静的椿舍带来了勃勃生机。而更深层的是，她的到来打破了“我”与一一母女之间的平衡关系，“看来，她是真的需要除我之外的陪伴，特别是同龄人，她需要正常的交往和成长”。于是，安于“永夜依山府，禅心共寂寥”的“我”，本已平静的内心再起波澜。一方面，一一在小路的陪伴帮助下，学会了很多新技能，情绪也越发稳定，这是“我”所乐见的，甚至把“我”的期待和虚荣心再度拉满——唐宝中的那些天才珠玉在前，而“我”的唐宝也可能是个摄影天才呢。而另一方面，“我”内心又涌起了深深的不安。这不安固然是因为平静被打破，生活被改变，更是因为我内心的危机感——“我”害怕。尽管，“自从接受了一一的病，我就知道，害怕是生活里最无用的情绪”，然而，有软肋者必有恐惧。对“我”而言，最大的软肋自然是一一，我暗地里提防小路给一一拍摄视频，害怕视频外流，成为小路的赚钱工具，“我不能不防，我不能让我的心肝宝贝任人消遣，受到一点点伤害”；而“我”的另一个软肋是先生。尽管“我”明白，“我”与先生两人是“与命运抗争的战友，一丁点儿不信任都会让我们一败涂地”，然而，当面对青春肆意、活力四射的小路时，“我”却近乎本能地激起了嫉妒与防卫之心，特别是在发现先生对小路的表情里有藏不住的喜爱与欣赏时，当先生罔顾我的情绪，带着小路和一一去给“我”公婆上坟，仿佛“屏幕里温馨的家庭剧”，而在一旁窥视这一切的“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替代，害怕失去先生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卑微又懦弱”。这份害怕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与竞争意识，也重新使“我”振作起来，“我”重拾一度束之高阁的技能，并且学习新事物，“我要跟上这时代，不能躲在深山中，随便一个小姑娘就能把我打败”。而“我”的“女性本能的自我防卫”却带来了最好的结果——在无数次的努力下，一一艰难地写出了本名“伊伊”，记录这一过程的视频一经传播，激发了万千善良人们心底的爱。
随着“我”洒下比窗外的雨滴还密集的眼泪，小说自此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而善良的作者也由此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生命信念：面对命运的不公，“我”的退避固然无可指摘，况且“我”也尽力给一一打造了一个独属于母女二人的伊甸园，然而，小路的一往无前的坚持或许更值得称赏，因为她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使被视为不正常的放逐者重新回归社会，这更需要一种勇敢无畏、能量爆表的生命力。
在一万余字的篇幅中，尽管叙事的腾挪空间不大，《椿舍里》的作者却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内聚焦于人物在哀矜与自我克制下的心理的细微波动，使叙事一波三折，摇曳生姿，充满张力。通过插叙、追叙等手法，人物所背负的命运重轭也如一幅卷轴徐徐展开，图穷匕首见——我们直到最后方知，得到唐氏儿还不是这厄运的全部——夫妻俩偶然发现一一与他们并无血缘关系，那么，那个很可能是健康的婴孩去哪里了呢？这是上帝开的玩笑吗？他们的命运却因这个无端之差错而被彻底改写。然而，一如两棵并立的椿树形象（或柔软或坚韧的），在多方寻访未果后，两人携手并肩，共担命运，给予这个并无血缘之亲的病孩以最大的庇护，将温煦的人性清晖洒向她，包裹她。
或许是上帝，也或者是作者对这份人性之光的嘉许，小说结尾处，依偎于“我”怀中的小路道出了自己的身世——被父母从路上带回，由奶奶独自抚养长大，其实与奶奶并无血缘关系。那么，她就是“我”当年遗失的那个亲生女儿吗？
让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开篇：“我怀里的姑娘，柔软得像一只羔羊。”借助“迷途的羔羊”之喻，小说已经给出了令读者欣慰的暗示。而作为上帝的“羔羊”的“我们”，也终迎来救赎。
作者简介 ：饶翔，文学博士，《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小说《椿舍里》并非一篇容易归类的作品。如果让我们来简单复述一下小说的情节梗概，会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当下日常生活，现实感极强的作品。故事里面充满巧合与偶然，还有不少时代符号与情感纠葛。从网红少女到中年危机，从残障儿童生存现状到当代女性回归乡土，这个时代真是泥沙俱下，纷扰扑面而来，我们在今天常常听到的和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热点都清清楚楚安排到了小说之中。但是，如果拿出作品细读文本，却会发现小说本身与故事梗概带给我们的感受大相径庭，我们从小说里读出的是某种古典主义的文脉来源，是山野之间的道德和对传统价值观的体认。文人的散文化笔法与抒情式的文字成为小说的主体。
小说里，女主是个优秀的事业女性，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儿让曾是著名记者的她回归了家庭，进而离开了现代社会，退守乡村逃入田园。她领受着生活给予的一切，成为最平凡的家庭主妇。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与场景，她和女儿退守的山村里只有“山坡”、“依势垒就的围墙”、“纹理粗硬的木门”、“石头房”和香椿树，这是她此时此刻最理想的生活之处，与背景中的那个曾经能够出镜的女记者、公司老总的老公、空降而来的网络红人虽然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侵入，不可分割，但却似乎又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维度之中。她与唐宝女儿的共同生活是“‘永夜依山府，禅心共寂寥’。小院有着自己的时间。第一天我们打扫庭院，第二天迁于乔木，第三天晴耕雨读”。与曾经“一个爆了另一个也爆”的母女和“疲惫的先生”的时代似乎跨越了时空。这两种生活处于情感与利益，诗意与现实的不同维度之中。
作为一个唐氏儿的母亲，她的生活理应现实而琐碎。但在王琛的小说里，人物统统从现代城市生活中逃离，来到乡村里的院落，具有标志性的是，院落里有着两棵椿树，一棵香椿树和一棵臭椿树，这构成了小说的标题，也是小说里几个生命的寓言。她写到，“两棵椿树是天上的一对恩爱夫妻，为寻找丢失的孩子流落人间”，同时，故事里的两棵椿树应该也寓示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另一个也是女儿。“月影轻摇的时候，在树下可以听到她们的私语和叹息。”
这另一个“女儿”就是闯入者少女小路，她为这个平静的近于与世隔绝的小院带来生机也带来了危机，她一面在与女主女儿一一的相处中给了她母亲给不了的陪伴与成长，为小院带来外面的世界，一面又让人到中年的女主产生了女性本能的防卫。
令人庆幸的是，作者并没有追求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没有把这种小说里常有的八卦故事写成情感小说里喜闻乐见的通俗段落，而是不急不徐顺势而行，加之时有沉思与自省，在女主对生活的默默注视与付出中，一切困扰都得到了解释。古典主义的气质，不仅存在于小说的语言风格、写景抒情之中，更存在于人物、故事和人伦日常之中。在这个更近古老与天然的地方，在独有的语言风格与情感方式的笼罩之下，她的小说走出了现代生活的利益法则，走入大道自然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如原子般存在的社会，人们各自为战，强调边界，强调逻辑，强调理性，情感的连接变得越发的稀薄，并把这样的理性而稀薄的结论作为普世的真理四处推广，引以为傲。那么，在海德格尔的所谓“世界与大地的冲突”里，大地应该是在溃败之中吧。此时此刻的人又该如何自处？作者运用自己的笔，一厢情愿地让一个近于乡土、近于大地、近于本真的选择获得确立和完善。小说里的唐氏儿一一作为难以被这个世界侵扰的独特的存在，作者就让她成为引子和纽带，带领她的母亲、父亲和与这一家人似有隐秘的血缘关系的小路回到大地之上。无论血缘关系的真与伪还是情感关系的冷与热，最终都化身纯真的情感与唯美的意境，本该随手而来的城市传奇故事演变为对日常生活的现代抒情，在田园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中，作者在不断逼近我们想象中的传统中国，创造出一个近于乌托邦的小世界。
王琛的小说让我想到汪曾祺先生作品的一些片段，汪老的书写中有着经典的传统中国美学和对天然美好人性的歌颂。记得他曾为一本《沈从文谈人生》的书写过一篇序言《美——生命》，谈到了什么是沈从文先生的哲学的核心，他说是“美”。继而他解释道：“黑格尔提出‘美是生命’的命题，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变成这样的逆命题：‘生命是美’。”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又说：“沈先生有时是生活在梦里的。”我以为这也是汪曾祺先生作品的精神实质，是他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与继承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王琛有着相近的追求。我知道王琛对北京的博物馆有过专门的研究，对那些记录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古迹的地方如数家珍。在北京这个城市，旧的时光与旧的事物似乎已渺无踪迹，这些旧时代的痕迹大约只在她研究的博物馆里才零星地散落着，她长久的浸淫其间，不自觉地为这个时代打上了一层来自旧时岁月的滤镜。于是，她的精神世界更接近于心目中的自然与传统，即便经历了时代赋予的种种困扰，即便在创伤中，在悲剧中，也要用美化解它们，用爱理解它们，用文字走上了自我完善与精神回归的中国美学之路。
作者简介 ：张颐雯，北京文学期刊中心副主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编审，评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次获各类编辑奖项。在《小说选刊》《山花》《文艺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散文多篇，出版评论随笔集《现在开始回忆》。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刘升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