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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大家谈

主持人语
“节外生枝”的魅力
——读盛可以《流动法庭》

张莉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我看见无数的她》《持微火者》等。主编《2021中国女性文学选》《望云而行: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带灯的人:2021年中国散文20家》《散文中的北京》《人生有所思》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女性文学优秀成果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

作为小说家,盛可以并不高产,但每次出手却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近年来的短篇作品。比如2022年的《女猫》,比如这一篇《流动法庭》。新作中,她将笔触延伸到了羌塘高原的日常家庭生活。法官要面对的是关于杂货铺门口发生的口角,冲突则在于借电瓶还是偷电瓶,事情看似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但也关系到他们的妻子,由此小说牵扯出更多密密麻麻的生活枝蔓。在意料之中的情节中生发出一种“意料之外”,这篇小说有着一种“节外生枝”的魅力。

正如刘溁德在评论《温情流过意外的枝蔓》中所说,小说在开庭前的部分中设置了意外与巧合,在措果的流动法庭上一一铺展开来。“换个角度来看,也正因为是法庭上案件与诉状可以单独提出而无需依赖于线性的叙事,给予了作者不断‘节外生枝’的可能。”正是在“节外生枝”中,小说写出了草原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如刘溁德所说,“小说里的温情是多个类型的,夫妻之间的温情、母女之间的温情,还有富有藏地色彩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盛可以借这样一个意外的最终解决方案,写出了羌塘高原独有的风土人情,她要让生活的温情从意外再意外中自然地流淌出来,汇合成一股富有生命力和自然力的奔流。”

在《手持摄像机,寻找孤独与纯粹》中,谭镜汝则看到了作为纪录片摄影师的叙述人,“法庭的纷乱与‘家务事难断’的结局,只是镜头拍摄给读者的表层故事。而通过作者对摄像机的转译,以及颇具电影感的镜头设计,则为解读整个故事的深层逻辑牵引了明暗两条线索。”“难以平复矛盾的审判,为村民们带来了决斗的好戏;而最后,这狂欢的决斗场却又变为了两头牦牛间的惺惺相惜。那一刻,措果就站在自己的喇嘛前夫的身后,命运的嘲弄让他们一个选择了用法律来介入伦理,一个则头也不回地倒向了宗教的神秘讲述。”

两位青年批评家各有所见,但都给人以启发。《流动法庭》中,两个家庭的矛盾中有法律可以解决的部分,但也有法律解决不了的部分。小说结尾,两头耗牛因为荷尔蒙而不再决斗,是来自大自然的解决办法,是一种意表之外,也是人生的幽默。由纠缠而起,却以牦牛间的惺惺相惜情感而终。草原生活的魅力、活力、生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温暖与复杂都跃然纸上。《流动法庭》记下的固然是草原上流动着的法庭和判案,但更记下的是草原上的自然情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以及一种原初的生命力。我以为,无论是对决斗母牛身份的理解,还是关于兄弟夫妻关系的讲述,《流动法庭》都冲破了我们对刻板化情感关系的理解,是对情感和人性的深度凝视。

温情流过意外的枝蔓
——评盛可以《流动法庭》

刘溁德

“流动法庭”这个标题符合了读者一部分的期望,故事发生在藏北的羌塘高原,受制于地理条件,公平正义的法律保障必须依托流动法庭这一载体。但是,70后作家盛可以的这篇小说也有意和读者期望构成错位——女法官措果的判决结果并不能让大家信服,次旺和贡布最后选择了牦牛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关于电瓶的纷争。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在藏地因电瓶而起的,且充满意外与巧合的故事。

盛可以小说的叙事推进速度,并不如相同题材作品那般急遽,整篇小说被划分为八个章节,而其中有三个章节都在缓缓地从纪录片导演“我”的视点来阐述流动法庭开庭前的情况。在捕捉藏地生活的日常片段时,盛可以以她独特的方式维持着小说标题“流动法庭”与铺垫内容之间的关系:在故事人物出场时,她分别用“我们面色黑红的原告次旺”“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我们黑里透红的阔嘴原告次旺”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我们”是在明确着小说整体上呈现出来的观察者视角,进而是对次旺和贡布的形容词,然后是在情节冲突中具体承担的身份。盛可以这样去写,反复强调两个人在流动法庭上既定的身份,这和后来章节中写道次旺和贡布在法庭现场原告被告身份互换构成了饶有意味的反差。

回到评论的题目上来,《流动法庭》的文本当中遍布着意外的枝蔓,盛可以在一万两千余字的篇幅中设计了精妙的意外与巧合,处处都有“节外生枝”的可能。贡布和次旺之间本来只是简单的农用车电瓶问题,在次旺给牦牛梅朵催奶时两人也迅速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但是偏偏贡布去村长家借电瓶这件事情,改变了事情的走向——村长因为脑梗突然离世,儿子扎西也不在场。电瓶是借的还是偷的,在这时候变成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

按照两人之前商定的方案,贡布把借村长的电瓶交还次旺,但也就像盛可以在小说中写道的:“贡布的心思和他的生活一样的简单,他想不了多远。”贡布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好巧不巧村长儿子扎西登门拜访次旺来讨教马术,发现了自己家的电瓶。这一处“节外生枝”,让借电瓶变成了偷电瓶,也给了措果的流动法庭登场的必要。

作为一名70后女作家,盛可以凭借她敏锐的笔触,带领读者看到了羌塘高原的家庭生活一角。杂货铺门口发生的口角和冲突,让借电瓶还是偷电瓶这件事情不再仅仅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也关系到央真、拉姆两个藏族女人,并且由此牵扯出更多密密麻麻的生活枝蔓。主副事件的叠加与延宕,盛可以在开庭前的部分中设置了如此之多的意外与巧合,在措果的流动法庭上一一被铺展开来。换个角度来看,也正因为是法庭上案件与诉状可以单独提出而无需依赖于线性的叙事,给予了作者不断“节外生枝”的可能。

次旺、央真和贡布、拉姆两家的核心纠纷当然是电瓶到底是借的还是偷的,但是在这个核心纠纷之下,流动法庭的上半场又横生出来村长死和拉姆是否有关、拉姆是不是巫婆、拉姆现在要告次旺打人也要告央真污蔑毁谤等新的枝节。同时,盛可以也写到了流动法庭上的措果在法官身份之外温情的、有血有肉的一面——她会从窗口望着草地上的女儿,对女儿的成长表露出欣慰;喇嘛队伍经过,措果看到了大堪布多杰才仁后“眼里有晶莹的东西闪烁”。

下半场,次旺、央真和贡布、拉姆两家的对质又回到了电瓶上,盛可以这一部分的叙述也回归到纪实的态度上,重新借法庭陈词向读者梳理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似乎可以结案了。”可流动法庭上又意外地出现了次旺和央真的“重婚罪”。事实上却是次旺、央真、格桑和白玛按照自己的意愿组成家庭,也正如央真所说的“两个人在一起日子过得舒心”,这才是他们的唯一动机,甚至于这种更本真的生活向往是那么的自然而然,需要法官措果去提醒他们做婚姻登记。

流动法庭闭庭了,但很显然人们对于措果的判决是难以信服的,甚至整个审理过程都是嘈杂的,这又是一处横生的枝节。次旺和贡布两家决定用牦牛决斗的方式来寻回公义,盛可以将视点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次旺和央真围绕着梅朵展开的对话是富有深意的,次旺赞许着梅朵的聪明,却又发出了“可惜你是一头母牛”的感叹,因为过去并没有用母牛参与决斗的先例。但是女主人央真不满次旺这么说,梅朵也以亲昵的举动提醒着次旺它不是一头普通的母牦牛。这又让我们回想到杂货铺门口的那场打斗里,次旺失败倒地后,是央真以失血为代价扑了上来保护丈夫,人与动物的互衬下,羌塘高原上那种蓬勃有力、凛然不惧的女性气质令人印象深刻。或许这可以看作是盛可以写藏地女性的用意所在,她要摆脱刻板印象,富有主体性的女性也可以是更自然、更粗犷的。

最后一个章节里,大堪布多杰才仁主持的决斗就要展开。在这样的场景中,故事的主次要人物被聚在了一起,有我们知道的贡布、次旺两家,也有意外地告知读者大堪布多杰才仁和法官措果也曾是夫妻,算是揭晓了流动法庭上措果落泪的原因。盛可以没有采用“花开几朵,各表一枝”的手法,而是紧紧地把之前所有的“节外生枝”归拢到了一起。归拢的点在小说文本当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它有赖于读者反复阅读后的感受,也就是充满全文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它润泽着小说情节里每一处枝蔓。小说里的温情是多个类型的,夫妻之间的温情、母女之间的温情,还有富有藏地色彩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开头部分次旺耐心地给梅朵催奶、格桑和白玛会祝母牛和小牛平安健康以及决斗前次旺和央真怎样认真地去打扮梅朵、饲养梅朵,都能看出羌塘地区的人们已然将牦牛视作是家庭的一员,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充满了温度。盛可以借这样一个意外的最终解决方案,写出了羌塘高原独有的风土人情,她要让生活的温情从意外再意外中自然地流淌出来,汇合成一股富有生命力和自然力的奔流。恰如结尾处,每个人,包括牦牛梅朵都是盛装出席,“白云已经散开,变成纷乱的丝絮。天空是近乎透明的蓝。阳光使地上的一切都十分耀眼”。这场决斗的色调是明朗的、舒展的、充满希望的,一公一母两头牦牛更是意想不到地在决斗现场结合。没有人再去计较电瓶是借的还是偷的,也没有人在意决斗的结果是否推翻了流动法庭的结果,纯朴的人们只是在议论小牦牛的诞生让次旺成了赢家,新的生命要远比琐细的纠纷在羌塘高原的土地上更加醒目。盛可以留下这样一个未完成式的开口给读者,也是在做某种暗示,暗示着贡布和拉姆、次旺和央真、格桑和白玛,以及措果的新生活也未完待续,一切都将在羌塘高原上继续包含生机与希望滚滚向前。

作者简介: 刘溁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硕2022级硕士研究生。

手持摄像机,寻找孤独与纯粹
——评盛可以《流动法庭》

谭镜汝

在《流动法庭》这篇小说里,伴随着西藏高原上中起伏腾飞的山石与辽阔的天空一齐出现的,是肃穆的法庭和它的主持者,女法官措果,以及一位拥有藏汉血统,掌握两族语言的纪录片导演——“我”。“我”不仅是跟随措果和流动法庭巡回至此的客人,也更是这则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当摄像机被架起,充满悲伤而又牢固的法庭、一丝不苟的女法官,以及神情苍茫的村民们都被一一囊括入“我”的镜头中。这些在镜头中等待着法律与趣事降临其生活里的人,无不孤独而纯粹;他们昭示着故事的开始,却也是作者给予我们的一个有关叙事的谜团。

作者将故事的讲述者设定为一位纪录片导演,但叙事的过程却大都不出自其口中,而是以导演的摄像机镜头为叙事装置,掺杂蒙太奇式的闪回回忆,并加诸对镜头中各位原告、被告、法官、旁观者和群像的揣摩,由此完成了这个被框定于镜头内的故事的叙述。

在今天,数码技术和摄影镜头总被人们高举过头顶,摆放在一幕幕场景前,用以记录人类的眼睛所能捕捉却难以传达的故事。而在照相术尚未被发明的年代,“故事”总需要叙述者倚靠文字来讲述;当雕刻的短语与句式在读者眼前组成可供想象的山川、高原和各式人物,并衔接成一则传递欢乐、紧张或痛苦的画面时,“小说”便诞生了。换言之,文字讲述与镜头语言都拥有着描述从二维画面到三维立体空间故事的能力,但其描述方式与所传递出的美学容量则大相径庭。

可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作者在《流动法庭》这篇小说写作的过程中,或刻意,或无意地完全保留了对摄像机镜头中场景的转述,而非选择对其进行再创作,以更符合传统的对线性故事的讲述模式。这种颇新,也颇考验创作者空间想象力的叙事形式,使得整篇小说如同是在转译一部已完成的纪录片(或电影);而“转译”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对镜头语言的描述,则更扩大了读者与故事之间的陌生感,增加了这一叙事形式的魅力。这位小说家就是这样摆弄着摄像机,为我们发现和找寻到了西藏地区那些孤独而纯粹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小说的二至四节,是摄像机没有拍摄到的故事。它架构起了故事的时间逻辑与人物逻辑,在繁杂的人物链条和是非难以分明的故事线索中,我们终于渐渐明白,为何处在藏区县城中这些朴素而简单的人们,需要引来流动法庭的“审判”,以至于不得不运用“原告”与“被告”来称呼这些满脸茫然的人。五月的某个上午,次旺与贡布因为买卖电瓶车的事情发生了龃龉。次旺刚刚交售而出的爱车,却在买家贡布回家的路途中出现了问题。两人在此时没有诉诸更高的法律程序,而是打算以最简单的方式私下解决这件事情。贡布借走了村长家的电瓶,以快些赎回置放在次旺手中的买车钱。可不承想,村长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突然死亡,而贡布所借电瓶之事,便落入到了百口难辩的地步,甚至在日后的流动法庭上被误解为“偷窃”。随着电瓶而引发的龃龉逐渐加深,又因为贡布的碎语将矛头指向了次旺一家“不能生育”的难言之隐,故而两家之间的冲突上升为了肢体动作,将杂货铺变为角斗场,爆发了流血的骚乱。

当镜头闪回,对前情的叙述结束,作者便开始了对摄像机中法庭的纷乱场景的精彩“转译”。从第五节开始,整篇小说如同峡谷般与前文割裂开来。若说二至四节的插入式回忆是传统和广泛意义上,依靠想象与逻辑勾连而成的小说,那么在第五节后,则是作者用镜头“拍出来”的小说。

“我选了一个最佳角度架好摄像机。”这是镜头切入的开始,女法官措果,以及我们盛装出席(仿佛这是一场篝火晚会)的原告、被告四人依次进入到一个长镜头般的写实刻画中。唯一可供作者揣摩其性格、态度和心计的,乃是法庭上所有人的神态与所穿着的衣物,别无其他。作者如此限制着自己的想象力与她的叙事冲动,不急于给整个故事设立起几位形象丰满立体的人物,一则更表现出摄像机镜头在叙述过程中的有限性,带来反差式的叙述效果,二则也为本就纷乱的法庭增添了一层迷雾。

当偷窃与互殴之事暂告一段落,在休庭之前,作者的镜头先是对准了法官措果的女儿,显示出这位跟随流动法庭不断行走的女孩最本真的成长状态。随后,镜头又缓缓找到了一队念着经文走过的褐色喇嘛。这一镜头语言,是电影艺术中最直白和简单地为过于冗杂的叙事释放压力的方法;而在西藏这样的地界,一队喇嘛从流动法庭的旁边经过,则更增添了对神性与人性之价值的思考。只是这一队喇嘛的伏笔,在审判结束后的镜头对准那些闲聊的看客们时才得以彰显:领队的喇嘛是女法官措果的前夫。而当原告次旺一家又一次牵扯出被告贡布与“妻子”的家庭问题时,措果的判决也被更多一层地贴上了“怀疑”的标签。

如此交叉回旋的故事线索,在摄像机镜头下却是十分简单的。法庭的纷乱与“家务事难断”的结局,只是镜头拍摄给读者的表层故事。而通过作者对摄像机的转译,以及颇具电影感的镜头设计,则为解读整个故事的深层逻辑牵引了明暗两条线索。

最后,在解构了上述两层的叙事密码后,读者便不期然地走入了创作者的核心命题当中:难以平复矛盾的审判,为村民们带来了决斗的好戏;而最后,这狂欢的决斗场却又变为了两头牦牛间的惺惺相惜。那一刻,措果就站在自己的喇嘛前夫的身后,命运的嘲弄让他们一个选择了用法律来介入伦理,一个则头也不回地倒向了宗教的神秘讲述。但两人的选择似乎都难以解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它因为地处隔绝的高原和边疆以及多民族的融混变迁,深植了绝对的孤独与纯粹,也早已脱离了人类为拯救灵魂所发明的那些词汇:神、法律、伦理,与死亡。作者的镜头与文字所能记录下的,只是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背影和一件件匪夷所思的案子,抑或“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而难以言说的,乃是一种孤独与纯粹的感觉,永远暗潜于这篇小说的背后。

作者简介: 谭镜汝,200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与批评2023级研究生。有小说见于《钟山》《青年作家》等刊。曾获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双子星”奖。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凡羽 XHgWPwfjxxWjg/V1g7jlD/WtwT9IZqL4KuUCxY5AysZGeuj7GH2uhkgHGht2cO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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