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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相关著述若干。
这一次的“新作大家谈”所聚焦的，是广西作家陶丽群的中篇小说《已然逝去》。针对这一明显隐含精神分析意味的中篇小说，王杨与原诗涵、王春林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向度展开了相关的深入讨论。
相比较而言，王杨的批评文章更具有感性的特点。在把“我”也即陶小沛与张道然，和陶小沛与张宝凌这两对师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前提下，不仅紧扣长大后我居然没有成了你这样一种批评线索，而且也更是在知人论世的层面上，联系作家陶丽群个人曾经的成长体验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合理阐释。
原诗涵、王春林的批评文章，有着独特的学院派理性分析风格。他们主要从小说彼此相互交叉的三条结构线索切入展开分析。在注意到“我”也即陶小沛、毛大豆、张宝凌各自精神暗伤的同时，更注意到了作家对感恩和辜负这一命题的比较性思考与表达。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隐约感觉到小说所书写的精神暗伤或许源于陶丽群个人的生活经验，但因为对陶丽群的个人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没有能够如同王杨一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给出更进一步的合理阐释。
班主任和罗非鱼，是陶小沛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光和暖。在《已然逝去》中，让读者跟随陶小沛即“我”的回忆和那辆摩托车，一次次穿梭于临水中学和澄碧湖水库风景区，经历了从过去到现在，从少年到成人，发生在师生间的情感故事。
小说通过“我”的经历串联起三段不同的师生关系。“我”，陶小沛，家庭贫困，上初中时双休日也留在学校，只吃一顿饭，因为回家要三五块零花钱会让母亲更愁苦，更因为“不安分”的父母以及四分五裂的家庭生活，令他想人为拉开与家的物理距离。如果说物质匮乏是陶小沛的童年阴影，原生家庭情感的缺失则成为他人生中无法逃避的黑暗存在，自卑、敏感、孤独、悲怆伴随他左右。暑假在回家路上临时决定留下捡石灰打工两个月，换来开学后妈妈跑到学校丢下学费的一顿痛骂，这样不正常的亲子相处模式在成年后的陶小沛看来，因为远离争吵和令人惊恐的家庭氛围，竟也算得上是一段虽然辛苦却宁静的时光。不曾得到，无法给予。面对父母晚年渴望天伦之乐的需要，陶小沛无法满足，甚至带着恨意地表示美好的事物需要付出代价换取——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冷漠、麻木、无情的人，所幸他在某个不回家的周末，偶然来到湖区下游铺满白色鹅卵石的浅水滩，吃到了班主任张道然钓上来的罗非鱼。
穿着皱巴巴T恤和土得掉渣的塑料凉鞋，经常被做临时工的老婆破口大骂的张老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家中摆着“蒙娜丽莎”，享受独自野钓的乐趣。不难看出，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中，张道然老师仍葆有对美好事物和美好情感的追求，内心充实富足，情感能量充沛，因此，他能够给予，不露痕迹地给学生以爱、关怀和鼓励。一条条烤好的罗非鱼时常慰学生的饥肠辘辘，钓鱼烤鱼的时光，也为学生的生命暗影带来光亮、暖意甚至隐秘的快乐，就像他肯定陶小沛“暗恋”情愫时所说，“人的心里得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里头装着，才能支撑着你，不然这漫长且琐碎的一生就没法度过了”。
张道然老师所给予的温暖和美好，平衡着原生家庭带给陶小沛的伤害，而问题学生张宝凌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陶小沛对张宝凌的上心和努力，源于心里装着的、得自于张老师的美好；也源于张宝凌的原生家庭和经历让他想到从前的自己，自己淋过雨而想要给别人撑伞。与张宝凌接触，陶小沛愈发想念张老师和临水中学，他一次次返回记忆，乃至付诸行动探访旧地，寻找与张老师相处的时光，目的是想像当年张老师将自己带出黑暗一样，将张宝凌带向有光之处。张宝凌的父亲和毛大豆都曾隐晦或直接地提醒过他张宝凌有“问题”，但陶小沛认为宝凌的问题只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因为“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而这是作为老师的陶小沛所愿意相信的一种“美好”。
故事尾声，面对曾经倾注了感情去帮助的学生偷走自己摩托车的事实，陶小沛选择让这次盗窃事件到此为止。作为老师，他不忍看学生毁在自己眼前。“失去要比拥有可靠得多，没有就可以永世避免那些彼此互相伤害的言行。我宁愿没有。”原生家庭对陶小沛造成的伤害之一就是他其实害怕拥有，张宝凌偷车或许是因为母亲生病迫不得已，或许是出于陶小沛没有看到或不愿正视的“问题”，但当美好的愿望被打碎，伤害开始显现时，陶小沛取消原有约定，并确定以后不会再见张宝凌，未尝不是出于“失去比拥有更可靠”的自我保护心理。
陶丽群在小说中几次写到陶小沛“心里弥漫的尖锐的疼”：得知张老师去世消息时；看到张宝凌黑白分明的眼睛和沉默不语时；得知张宝凌偷车并再次看到他黑白分明、无辜的眼神时。次次心疼都与师生关系有关，而之所以在这些时刻心疼，是因为它们都指向美好事物的消失、压抑，以及美好情感的破碎和被辜负。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句歌词在陶小沛身上实现了，但又没有完全实现，陶小沛不是张道然老师，张宝凌也不是以前的陶小沛，师生之间的美好时光和理想关系，就像流动的湖水和游弋的罗非鱼，无法重现也不能复制。
除了张老师与“我”、“我”与张宝凌这两对师生之外，小说还写到了李清玫和毛大豆这一对师生。不同于前两对学生在校时得到老师的关怀呵护，毛大豆是在遭遇了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现实重击后，在已遭清退的李老师的废品收购站才得以被治愈。同样不同于前两对学生无法回报老师，毛大豆为李老师在已然破败的教工宿舍区搭建了一个家，并时时回来探望，听老师讲几堂课。毛大豆有着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所获得的智慧，看人眼毒，对来向李老师要钱的外孙也颇具江湖智慧。相比之下，作者让他为李老师建小屋、来上课，带上了梦幻般超脱现实的色彩，对李老师而言，这是他的理想归宿；对毛大豆，这里又何尝不是他现实生活之外的“桃源”。
在某次采访中，陶丽群曾提起，从写作开始，每一篇作品里似乎都带有一些她自己的影子。她也曾提到，小时候因为贫困，对故乡的生命体验并不好，充满着排斥。而师范毕业后在广西百色那坡县一个边防镇的中学任教的时光，反而一直在治愈自己，那个地方令她有落脚之地的感觉。不知小说的灵感是否来自于那段任教经历中的某个点，但作者的确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之外，所能为学生的个人命运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当“我”再次回到临水中学和湖边，荒废的操场和教学楼、破败的教工宿舍和被杂草掩盖无法寻找的湖岸豁口，无不提示着时过境迁，师生间曾经弥足珍贵的情感联系已然逝去，这是陶小沛的惆怅，或许也是作者的惆怅：“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时光流逝中独善其身。”
【作者简介】 王杨，中国作家网副总编辑，有文章发表于《文艺报》《香港文学》《特区文学》等。
阅读陶丽群中篇小说《已然逝去》的过程中，我自始至终都被某种特别压抑的气氛所笼罩，不仅艰于呼吸，而且几近窒息。虽然只是一部篇幅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但作家却最起码设定了三条结构线索。
第一条结构线索，主要围绕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展开。后来成为某地方高校普通教师的“我”，曾经经历过一段难忘的给班主任老师送东西的中学时光。班主任老师名叫张道然，教学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就是特别热衷于在那座澄碧湖水库边钓鱼。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学委委派前往澄碧湖水库边给班主任送一盒烟，没想到却因此而品尝到了火烤罗非鱼的美味。自此之后，在周末给似乎总是在钓鱼的班主任送各种各样“忘记带”的东西，便成为“我”的日常功课：“班主任也常常在周末托人从水库边给我带回口信，让我给他带去各种各样‘忘记带’的东西。我理解他的好意，或许他也理解我的理解，而我们都心照不宣。”但其实，“我”之所以周末时总是不愿意回家，与家庭状况的不堪紧密相关：“我有一对很不安分的父母，各自的情感生活丰富多彩，这在农村实在是相当荒唐的一件事情。他们像生活得轻松而时髦的城里人一样追求各自的‘真爱’，我妈有一个相好，我爸也有，奇怪的是他们却不肯离婚，好的时候像一对恩爱夫妻，家庭矛盾爆发便各自从家里失踪了。”这一方面的一个极端例证，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竟然“失踪”干脆长达一个学期之久。如此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对于如同“我”这样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其代表着“破碎、不忠、不负责”，所以便成为“我”所本能抗拒的东西，尽管说“我”实际上唯一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拉开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唯其因为如此，我们也才能够明白班主任之所以总是要在周末时刻意安排“我”给他送东西的苦心所在。却原来，善解人意的他，其实是要借助于如此一种方式看似不动声色地给予“我”并非不必要的精神抚慰。对此，成年后的“我”有着真正可谓特别清醒的认识：“那些在外头的日子，遭遇了太多的失望和挫折，唯一能给我带来慰藉的，便是那段在临水中学度过的时光，它像一抹温火，始终在我感觉最为黑暗的时刻，隐隐地在心底散发光亮与暖意。”无论如何，成长关键阶段所遭遇的那个不堪家庭，还是在“我”的人性深处留下了难以被轻易抚平的精神暗伤。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如此一种精神暗伤在不断地发酵，“我”才一直不敢轻易地触碰婚恋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在中学时曾经遇到过班主任张道然那样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好老师，所以“我”也时在感念之中，总是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我的班主任是否明了他有意或无意间给予的善解人意的关爱，对一个孤独的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有任何机会向我的班主任表达谢意，也不知如何表达，有些恩情，是没法用言语表达的。”然而，尽管“我”一直心存感恩并希望有所报答，但因为班主任心脏病突发而不幸过早离世，“我”便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诚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也。
第二条结构线索，集中围绕毛大豆和他的中学老师李清玫展开。首先，是李清玫老师的枯寂人生。因为只不过是一名工资待遇低微（“代课教师的工资极低，据说只有一百八十多块钱”）的代课教师，所以很早就被临水中学给辞退了。迫于生计的缘故，被清退后的李清玫只好自谋生路，在市区外开了一个废品回收站。机缘巧合的一点是，也正是这个回收站的存在，为他和学生毛大豆日后的重逢创造了可能。借助于毛大豆事后的回忆，那就是：“我在广东拼了十几年，最后赔光了，婚也离了。真正的妻离子散。回到这边，父母跟随弟弟住，我哪有脸回去住，正好碰见李老师，他当时已经被学校清退了，在市区外，就是金三角往东笋去的路上开了一个很小的废品回收站。我在他的棚子里住了三年，才慢慢缓过气来。”虽然只是看似轻描淡写的事后叙述，但我们却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毛大豆那千疮百孔的精神暗伤在那三年中是怎样从李清玫老师那里获得及时疗治的。好在毛大豆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好学生，等到他后来走出人生困境，成为装修店老板，可以坐拥奥迪轿车的时候，他不仅没有遗忘老师的援手之情，依照老师的心愿，把他颇为妥帖地安置在了曾经的临水中学校园里，而且还总是时隔不久就要来陪伴一下孤独一人的李清玫老师。
第三条结构线索所聚焦的人物形象，则是那个名叫张宝凌的大学生。“张宝凌是学院分配给我联系的‘问题’学生。所谓‘问题’学生，是指那些考试挂科，补考后依然达不到学分要求、有可能影响毕业的学生，或者成绩特别差、性格又不合群且有些心理障碍的学生，诸如此类等等。”尽管作品做出更进一步的相关交代，但“我”之所以会接受学院分配的这个“问题”学生，并且竭尽所能地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张宝凌的心理能够更健康一些，肯定与“我”曾经的精神暗伤紧密相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正因为自己有过不堪的心理经历，所以“我”才希望张宝凌能够早日远离那些生活中的糟糕与不堪，才总是情不自禁地对张宝凌暗生关怀之情：“好几次我想到张宝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让我心底隐隐生出一种疼，那确实是疼。”事实上，也正如你已经感知到的，张宝凌也是一位有着精神暗伤的人物形象。具体来说，张宝凌的精神暗伤，与“我”的相类似，也与家庭生活的不幸紧密相关。这一点，在“我”和他父母通电话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的爸爸，在强调自己没时间管这个“孬种”的同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了。但他的妈妈却在电话里，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强调“老娘不离，拖死你们这些狗男女”。别的且不说，仅此一端，我们即不难判断张宝凌为什么会成为一名心理障碍严重的“问题”学生。然而，不管怎么说都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面对着如此这般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老师，张宝凌到最后竟然会不知感恩地恩将仇报（其实，对于张宝凌的恩将仇报，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毛大豆早就有所察觉。这一方面的细节有二。一是他曾经提醒“我”注意远离张宝凌：“‘那个，’毛大豆说，朝操场那边一望，‘你要听我的，你这个学生，最好不要和他走得太近。’”再一个就是：“毛大豆拍了拍张宝凌的肩膀，说，年轻人，你碰到一位好老师，你要知道感恩，人不知道感恩就跟个畜生没什么区别了。”）。到最后，毛大豆的预言果然应验。任是谁也很难想象得到，就是这位一直被“我”关怀呵护着的张宝凌，竟然会下手偷盗了“我”那辆心爱的摩托车。虽然“我”出于怜悯之心而放过了他这一马，但却决定从此彻底远离这个“问题”学生：“‘他将来在哪里毁掉都成，我看不见，眼不见为净，但不能毁在我眼前。’我说，心底有一股尖锐的疼痛蔓延而出。”仔细想来，借助于张宝凌的偷盗行为，作家在对比性地书写深化感恩与辜负这一命题的同时，也更是写出了这个“问题”学生的精神暗伤之难以疗愈。
无论如何，在一部篇幅只有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中，陶丽群能够把以上三条结构线索近乎天衣无缝地巧妙编织到一起，极其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压抑异常的生命存在气氛，在书写精神暗伤的同时，也传达出对日常生活中感恩与辜负这一命题的个性化理解与认识，自然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关注与认可。
【作者简介】 原诗涵，山西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