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婧波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
在“科幻新浪潮”中,晚近的女性科幻小说写作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它成为了当代文坛的新现象。随着当下中国女性性别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科幻文学不仅获得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关注,而且伴随着赛博技术与大众现实生活日益紧密的融合,“她科幻”成为近来科幻圈的热点话题。学者韩旭东精心挑选数篇作品,从锐利且智慧的性别视角、良性的后人类人机伦理、新技术与人类情感的交融视角进行点评,深入剖析“她科幻”的独特魅力。
顾名思义,“她科幻”指“科幻新浪潮”掀起以来,由女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与中国科幻文学史上此前的同类小说相比,“新浪潮”文学往往偏爱设置一个宇宙即将崩毁的大背景,探讨在极端绝望的生存语境下,人类如何自救、怎样与其他物种良性共处、末日地球的未来如何等话题。此时,前代科幻小说中,现实社会中的人对未来技术的电气化展望,以及家喻户晓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皆悉数退场,留给人类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在“黑暗森林”中做困兽之斗,并带领地球再度走向光明。
在“科幻新浪潮”中,晚近的女性科幻小说写作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它成为了当代文坛的新现象。随着当下中国女性性别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科幻文类在普通读者中俘获大量粉丝,以及赛博技术逐步与大众现实生活相融合,“她科幻”成为近来科幻圈的热点话题。该现象源自一次图书策划活动:在程婧波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一书中,作者精选 33 位对中国科幻发展史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在呈现她们代表作原貌的同时,也介绍了她们的创作经历、思想个性和美学风格。编者认为,女作家在科幻文学史上不能缺席,女性的声音具有技术和艺术的独特性,性别话语也是想象赛博宇宙的重要范畴。
事实上,从概念的界定来看,“她科幻”的赋名源自“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根据学界以往的相关定义,现代“女性文学”在狭义上一般指新文化运动以来,故事由女作家所写,写女人的生命故事,女性创作者要在话语表述中传递个人主体意识和独特性别体验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即便故事是由女作家所写,但作者在文本中或隐或现地攀附男性中心主义,或借用性别气质向文化消费市场献媚,这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被算作现代“女性文学”。这是由于“现代性”的内核是反思性与独立性,脱离这些关键词,现代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则不成立。同时,将性别本质主义思维嫁接到科幻小说研究中时,“女性气质”一般会被认为与科幻文类无关。这是由于黑科技、钢铁森林、星际争霸、外星想象等带有阳刚气质的男性强力元素,向来与被本质化、固定态的女性阴性想象无关。“本质化”并非非法的,或不合理的,而是固定化的,以便于阅读研究。在本质的科幻元宇宙之外,地球即将被毁灭的一旁,女作家理应岁月静好地抒发对现实生活的细微体验。的确如此,纵观“她科幻”中的代表性女作家,如郝景芳、汤问棘、程婧波、杜梨、夏笳、迟卉、常薇等人,其故事选材、美学风格和思想主旨,确实和以刘慈欣、陈楸帆、韩松等“科幻新浪潮”中的男作家大相径庭。在文类识别上,该问题涉及科幻小说思潮中的“软”“硬”之争这一问题。
陈楸帆主编的《中国女性科幻作家优秀作品精选集》
从故事主题来看,“她科幻”在外星人是否会毁灭地球、人类在宇宙末日后如何生活、新技术如何引发同伴物种间的争斗等“硬”科幻的经典话题之外另辟蹊径,成为当代小说史上一道靓丽的性别风景线。以郝景芳等人为代表的科幻女作家们选取在性别本质想象中,以女性善于处理的女性意识、情感表达、技术伦理等话题进行小说创作,或想象未来图景,或反思当下问题,或呵护万物生灵。在科幻女作家笔下,一切都围绕着“人”的情感与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从人机之间的交往关系入手,随后深入到女性如何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在赛博数码世界中获得话语权,并顺利地建构元宇宙中和谐的性别关系。在“她科幻”中,女作家们以自身别致的浪漫情愫、技术与日常的深度融合,人机交流时微妙的情感变化,共同编织两性在未来世界能良好生活的光谱。然而,文学史上的一切新现象与新话题均非无源之水,看似横空出世的“她科幻”在女性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上也有坚实的根基,即向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男性霸权诉求,女性个人主体意识的性别表达,以及对男女两性人格尊严平等等经典话题的致敬。在此之上,以新问题和新现象来推动小说史的流变与发展,最终呈现汉语小说的同时代性。
图书封面上,老、中、青三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科幻作家整体亮相,勾勒出“她们”在三十年中国科幻历史中的风采。
杜梨和她的作品《孤山骑士》
在“新浪潮”之前的科幻小说中,女性人物一般没有自己的位置,她们是男性科学家和破坏者身旁的助手,鲜少表达个人意见,往往被男作家忽略,成为陪衬。即便在《三体》系列中,刘慈欣的女性想象依然没有脱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圈定的范畴,即巫女和天使形象谱系。在新作《孤山骑士》中,杜梨承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想,将性别视角的矛头对准带有同一性色彩的父权制,揭露了父权制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惜牺牲亲生女儿的身体自由换取违法作恶的筹码之骗局。这与白薇、庐隐、冯沅君等五四叛逆之女的艺术构思如出一辙,只是故事被置换了语境和叙事元素。为摆脱死对头陆一洋的跟踪调查,仿生人公司老板亲手调整女儿大脑中的基因链,将其分裂复制为女杀手 1 号和女儿 2 号,操控杀手为自己完成杀人指令,忽略孩子未来大脑发育的健全性。父亲的指令不容置疑,独断专行。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具有压抑色彩的父权话语,还是赛博世界中意图做造物主的父亲,都象征着女性视角中被批判鄙夷的一股反自由强力霸权。在杜梨看来,良性的亲子伦理应该是陆一洋和女儿米貉的关系,父亲在给予女儿情感关怀和强力保护之外,尊重她的身心自由,让孩子在女性世界中信马由缰。
科幻作家郝景芳,她的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 74 届雨果奖。
杜梨的小说集《漪》融入了科幻小说的写法,收录 7 篇现实与梦幻交织的故事。
汤问棘的作品《蚁群》
汤问棘在《蚁群》中除了承续杜梨的女性批判视角之外,也以换位的、反讽的、反思的姿态探究何为科幻世界中真正的男女两性平等关系。叙事人虽借人物之口,装模作样地自白大女主们将男性关在温柔乡中,让他们每天在游戏世界中做白日梦、自由地驰骋思绪,将之看作未来女性世界女人对男人的特殊“照顾”。然而,隐含在作者和叙事人之间的话语张力,早已暗示汤问棘认为即便站在性别立场看待科幻世界中的两性关系,女性也没有权利去替男性做任何决定,谁也无法感受谁真实的感觉。理想的情况是,要让主体——大写的人,自由做出让自己身心舒适的选择,不被任何外力干扰。即便看似是女性为了男性好,但实质仍是强权将男性视为生产工具,选择他们身上合适的精子,以便为人类社会繁衍更好的后代。这呼应了在晚清时期,男性思想家将女性视作“国民之母”,意图利用女性的身体,让她们诞下更好的新国民这一思想史中的余绪。是否愿意生育,什么样的生存环境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这要由男性/女性主体自己说了算。任何外在的强力控制,均为偏狭视角下的性别霸权,这不仅在人道主义话语中不合理,在后人类社会中也行不通。
常薇在《田鼠的故事》和《一万年》中,虚拟出一幅人类与机器人发生婚恋关系后的性别图景。在后人类社会中,人类与机器人的婚姻已经成为常态。但在常薇笔下,怀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丈夫们依旧死性不改,希望随时更换女性机器人,以满足自己在爱欲中的猎奇与背叛。如果说,面对一个作为“人”的妻子,丈夫身心出轨还要遭受良心谴责的话,那么面对机器人妻子,换一个太太等于换掉一个零件或用具,他们不用担负任何情感和良知上的谴责。所有被抛弃的女性机器人,都像废品一样被丢弃到收购站,随后,丈夫们再更换新的物件,以满足个人趣味。然而,女性机器人也有自己的主体性,她们不仅身体力量强于人类丈夫,在算法智慧上,也能预测到男性潜意识中的恶意与不负责。最终,在人机角逐的过程中,妻子们或通过算法预测,将丈夫的基因调整为忠心的男性田鼠,或者亲手为丈夫灌下毒药,同归于尽。无论故事的结局是诙谐的或暴力的,均说明女性科幻也在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人类如何在后人类科幻世界中,与作为机器人的同伴物种,或各类身体形态的赛博格两性共处,两类物种之间的良性伦理关系何为?
对于这一问题,郝景芳和迟卉用功颇深,尽管她们的价值立场和美学风格并不相同。在《爱的问题》和《人之岛》中,郝景芳再现了虽然数码算法最初由工程师编写、机械身体也是由技工制造,然而,一旦算法与机械合一后,机器人在后人类语境中也会生成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尝试脱离人类的管控,或反客为主。当它们能与人类和谐共处时,它们是服务者,是勤快的管家,是忠诚的看护者,会为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一旦它们与人类发生矛盾,机械也会因自由意志的勃发而想要在赛博宇宙中称王称霸,成为新宇宙中的造物主。人类是算法和机械的制造者,曾承担旧造物主的身份,当机械也想变成新造物主统治人类时,两类物种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引爆新一轮霸主角逐之战。对赛博格来说,虽然尚未拥有人类的情感,但数字算法本身便是一种意志。当情感被算法支配,意志占据上峰后,情感便可以被忽略。它们的情感和意志是两条并行的轨道,并不交叉,不会相互纠缠、影响,这是机器与人的本质区别。但对人类来说,思想、意志与情感相互纠缠,面对赛博格的挑战,即便有宇宙法律对秩序的维护,当人挑战机械时,仍需要排除自己日常对机械物质的情感记忆,将其视为绝对的挑战者。郝景芳对此问题的态度是:“人性的”不等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人机博弈的过程中,人类终将因拥有编写数码技术的能力而战胜赛博格,再度成为下一轮创世纪的主人。
迟卉的作品《2023·终点镇》
郝景芳的《人之岛》被《小说月报》2017 年中篇小说专号第 4 期选载
然而,迟卉在《2030·终点镇》中对此问题的态度却略显悲观,导致小说美学整体压抑低沉。她认为人类不一定能战胜自己所制造的“怪胎”,网络技术无所不能,信息与信息间交感后,便会脱离人类的控制。最终,人会被技术俘获,且要自己承担技术伦理失控而带来的恶果。暗灰的空间、神秘的案件、凌乱的电线、失控的居民隐含着作者悲观绝望的态度,这与小说对赛博暗灰美学的营造有密切关联。在迟卉的笔下,生活在 2030 年的地球人已经习惯了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生活,人离不开算法提供的信息,对算法具有依赖性,早已懒于动脑经营生活。与此同时,赛博格机械中的算法一旦感染病毒,或自体运行流畅后,便会脱离人类编程的管理,自行其道。相反,它还会借用人肉眼看不到的信息电网来监视人类,成为 2030 年全景敞式监狱中的管理员。在监狱压抑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活得郁郁不得志,诚惶诚恐,任由与赛博技术合谋的人在小镇中制造连环谋杀案。每个无知的乡村孩子也是赛博技术的帮凶,帮信息技术制造谣言,恐吓村镇内的愚民,充分实现机器对人的反控制。
赛博格的准确定义和具体呈现形式为何,杜梨对这一问题曾有相关思考。在《孤山骑士》中,赛博格不单是此前科幻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机器人,它可以是人被植入电子芯片或机械装置,也可以是机械贴上人的皮肤后而被制作出来的仿生人。在未来社会,仿生人走进千家万户,是青少年的玩伴和监护人。陆一洋警务工作繁忙,没时间陪孩子,仿生人菊地既是母亲,也是管家。它没有性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的性别是可变的。菊地为了在出警过程中保护陆一洋,被炸得粉身碎骨,身体被送到修理站修理后,体内芯片依旧可以接入家中电视机或电脑中,与家庭成员正常交流。在后人类视角下,赛博格既是物质,也是机械人类。然而,当人与赛博格同处一个社会空间时,居心不良或性格扭曲的人,会以对赛博格身体施加暴力,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赛博格展示大会上,大老板们凭借自己的财力,用榔头将展示柜里的仿生人悉数敲碎,在直播过程中以此为乐,炫耀自己的社会实力。杜梨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态度是:如果人将赛博格视为物质,那人在使用物的过程中要有爱物惜物之心,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教养;如果人将赛博格视为人——具有思想和灵魂的生灵,那么更应该尊重它们的主体性,禁止随意破坏仿生人的身体。
“她科幻”多属于“软科幻”写作。与欧美科幻小说和“科幻新浪潮”中的男作家相比,当代科幻女作家并未将从物理学或天文学中调度来的新科学知识运用到写作中,也没有执迷于元宇宙世界中的星球大战,而是选择将选材切口缩小,从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现实社会与先进技术融合后,当代人情感伦理的变化入手,建构带有女性气质的赛博世界。程婧波的“行星三部曲”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叙事人选择通过女性视角观看未来浪漫的赛博世界,人在科技空间中行走,与自然万物和宇宙星球和谐共处,在科幻世界中体味浪漫的绵延感。在《倒悬的天空》中,天空由华丽的晶体构成,空中不再是万里无云的天际,人生活在水晶玻璃盒子中,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引力让水流自地球上反向喷涌而出,海豚在一旁跳跃歌唱。《萤火虫之墓》中的天空是玄妙的自由落体,人无法得知宇宙能量在星球间运转的奥秘,天空缓慢旋转,与地球之间构成倾斜角度,人生存的赛博空间如旋转的魔方。在《艾罗斯特拉特的雨》中,热爱生活的人们在下雨的小镇中举行婚礼,牧师和新人等待气候变化结束后,才让仪式顺利地结束。小镇上的公民不管外界发生何事,依旧气定神闲地在雨中享受生活,即便没有新郎,新娘也要一人完成仪式。“软科幻”不以刺激的情节和荒诞的故事取胜,反而重在美学氛围的建构,无论是程婧波的唯美主义,还是迟卉的表现主义,均为“她科幻”的新美学尝试。
程婧波和她的幻想小说集《倒悬的天空》
常薇的科幻小说集《无奈的永生》
迟卉的《2030·终点镇》与常薇的《解脱》先后表现了技术如何对女性造成精神创伤,人又如何借技术自我疗愈,最终完成自我情感认同的过程。《2030·终点镇》的悲剧氛围笼罩在压抑的连环杀人案上。案件以技术为突破口,电子线路被杀人犯嫁接到孩童的肉体上,意图以电线联通大脑,实现人对人的精神控制。同时,杀人犯还将学校的孩子们哄骗到密室中,让他们亲眼看到人皮被剥落一地、满地鲜血的恐怖场景。技术犯罪震颤了女孩的精神,随后她又笼罩在人工智能艾丽的监视中。即便此后长大成人,她想到此种类似场景,创伤记忆始终会反复涌现在人脑的意识层中。因此,整个文本的叙事话语自女性口中发出,重复的语言与赘余的语气喋喋不休,仿佛精神病人的呓语。《解脱》中的秦娟为供孩子上大学,不断去医疗机构试药,又因丈夫去世造成的精神刺激,时常出现记忆错乱的假想。在与小姑因抚养费对峙的过程中,并非她不愿意承认此前的过往,而是大脑被技术干扰,时常将他人的人生经历装置在自己身上,因此精神错乱。在经过一系列专业治疗后,技术疗愈了她的大脑假象,抚平了女性的创伤记忆,此后她才能正常生活。技术对人的情感伦理建构,是一把双刃剑。
在“她科幻”中,赛博格没有具象的肉身,依旧可以自如地发出电波信号,与人正常交流。但对人类而言,如果身心无法合一,大脑的意识、心里的情感与人的身体相互脱离的话,人便会因技术的过度使用而造成情感困境。郝景芳《永生医院》中的母亲实际上早已死亡,在得知自己患有绝症之前,她在永生医院签订合约,让医院帮助她将意识嫁接到另一具外观相同的身体上,只是性情会发生些许变化。当儿子得知真相后,便陷入情感伦理的困扰中:眼前与母亲外观相同的这个“人”还是不是母亲本人?在被骗的日子里,自己同样对她投入情感,当下的亲情伦理是否是常态的?同样,在《你在哪里》中,郝景芳也在思考AI算法是否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电子数据确实能流利地回答女友的问题,但人机之间的对话依然无法取代恋人之间的情绪游戏。常薇的《失物招领处》与《无奈的永生》思考的问题是,到底谁有权利去以技术来改造人的情感结构与思维认知能力、权利的来源和改造的后果为何、究竟谁要为最后的赛博悲剧埋单。即便后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分手后的恋人也难以破镜重圆,但尊重既有的生活事实,远强于不经过他人同意便擅自以技术干扰人的情感认同。人的七情六欲与行为方式是人诞生到这个世界后,自然而然形成的,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扰他人的意识,替换别人的大脑,即便他性格暴虐恣睢。一旦人的意识脱离其原有的肉身,灵魂便会像死亡一样飘浮在无边的宇宙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郝景芳的中篇小说《永生医院》发表于《山花》2017 年第 10 期
女作家们善于在儿女“家务事”中,探究人机情感伦理的奥秘,以及宇宙毁灭后人类的情感将走向何处这些“软”性问题。当然,这也是丰富文学史发展的一股脉流。事实上,从这些小说呈现的性别、技术与伦理的融合试验来看,人类与赛博格之间最后的区别就是情绪、情感和情动的有无。赛博算法总是尝试从人的情感变化总结出一套规律,以此预测或归并每个人行为的规律,最后实现机器对人类的全面统治。然而,人的七情六欲的变化源于大脑意识层与无意识层之间内部缝隙的张力,空无处有情感奥秘的最后防线。科幻女作家们认为,即便技术不断发展,技术也是由人所创造的,只要人类恪守机械使用时的伦理与法度,人与赛博格不难相处。与此同时,“她科幻”中的部分作品因被唯美主义风格所笼罩,而在新技术书写的探索与突破上亟待推进,这也是后续青年作家创新意识的生发之处。
郝景芳的作品《人之彼岸》
韩旭东
青年学者,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与性别研究。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