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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划

生命、宇宙及一切
宇宙尽头的 42

作者/张雨晨

纵然关山难越,人类依然向山而行,只因探索生活环境、思考自然规律是我们从狩猎采集时代就刻进DNA里的本能。虽然先祖曾手握石器踟蹰数百万年,但从文明之火点燃开始,人类只用了不到七千年,就把手中的楔形文字泥板,升级成了智能手机。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是对追求者最好的奖赏,哪怕最后结果真是“42”。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

“始作俑者”

1978 年,一部由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执笔的广播剧在英国播出,其中充斥的英式无厘头幽默感迅速折服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批观众。这部广播剧,就是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经典科幻小说的《银河系漫游指南》。

《银河系漫游指南》剧集海报

也是“42”这个著名科幻“梗”的来源。

在故事中,“只想过平静生活”的阿瑟·邓肯如往常般醒来,却发现地球面临外星施工舰队的黑云压境。机缘巧合之下,他赶在地球被“暴力强拆”前的最后一刻成为在银河系“搭便车”的漫游者,作为人类文明硕果仅存的幸存者之一,从此寄蜉蝣于银河,渺星海之一粟。而在他一连串匪夷所思、讽刺意味十足的太空冒险中,一个关键故事,引出了日后全世界科幻迷之间的接头暗号:

银河间曾经存在过一个超脱维度限制、无比伟大睿智的种族,他们为了探求宇宙的真理,制造了一台性能空前、足有一座城市大小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深思”。这台人工智能,聪明到在刚刚启动、还没来得及导入外部数据库的短暂间歇里,就从作为自我认知原点的“我思故我在”出发,推演出了详尽到“布丁与个人所得税”的整个宇宙。

随后,“深思”被这个伟大种族中最优秀的程序员庄严地输入了寄托无数人期待的问题:生命、宇宙及一切的答案?超级计算机淡定地表示,这事我能搞定,但需要稍微计算一下,也就花个七百五十万年。

终于,“深思”的进度条如期走到了满格。伟大种族的新一代代表,以超越先祖提问时的紧张与庄严,向它请教这一终极问题的答案,全然不顾“深思”试图拉低他们心理预期的各种“口头预防针”。

于是,超级计算机不情不愿地输出了自己计算的终极答案——42!

是的,仅仅只有这个意义不明的数字本身。面对摄像头前期待落空、目瞪口呆的提问者,“深思”只能在反复申明自己的计算严密无误后无奈地建议道:“只要你们确切地知道问题到底是什么,你们就能理解这个答案的意思。”

这段故事堪称《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点睛之笔,以充满后现代荒诞意味的笔调,给出了一个无比简洁但也因此极具生命力的“模因(meme)”——“42”。以致于只要亮出这个数字,两个科幻迷哪怕远隔重洋、语言不通,都能够瞬间“识别友军”。另外,有着很强极客(geek,技术宅)情节的计算机产业新贵们,也都不吝于在自己的产品中玩一下“42”的梗:比如在谷歌里输入“the answer to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返回的第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让人会心一笑的“42”。

而人类对真理的渴望与迷茫本身,正是“42”这个数字如此爆笑的根源所在。

终极真理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真理。

古往今来,无数先贤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思辨与探索,在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上下求索。但迄今为止,不管是生物学、脑科学还是天文学、物理学,在面对生命、意识、宇宙这些宏大的根源命题时,都很难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42”;至于哲学、宗教、艺术对真理的探索,就更是各执一词了。一路下来,很多学者虽然不曾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也都对人类的智性是否能够抵达真理殿堂这个问题陷入了“怀疑人生”的沉思。甚至可以说,除了渴望骗取众人拥戴的投机神棍,如今任何对自己思想负责的人都不会声称掌握了真理。

柏拉图的“洞穴囚徒”寓言

而相比于学术界,在无拘无束的幻想艺术领域,创作者们对“终极真理”的探讨热情一直元气满满。在刘慈欣的作品《朝闻道》中,就有一座外星文明提供给人类的“真理祭坛”,任何人只要坐上去就可以在瞬间知道描述宇宙基础物理法则的“大一统公式”,继而被外星文明秉持的技术封锁原则所消灭。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科学家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态,如殉道者般前赴后继地来到真理祭坛,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现实中绝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不会选择在还有较长预期寿命的情况下贸然“自我献祭”。因为,“真理”之于人类,远比小说中复杂得多。这源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是如何感知真理?更直白一点——我怎么知道“真理祭坛”给我脑子里塞的东西就是真理?

2300 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提出了一个ᄀ言:倘若有人从出生之日起,就被锁在洞穴之中的岩壁上当“面壁者”,那么他们的毕生所见之物,就只有外部大千世界透过洞口留在岩壁上的投影;对于这些有着悲惨命运的“洞穴囚徒”而言,岩壁上那些“现实的投影”,就是他们所能见识并用于思考的全部“现实”。可想而知,哪怕这些“洞穴囚徒”天赋异禀、智力超群,但只要他们还在不假思索地认为眼前所见即为“真实”,就很难从这样的“虚拟现实”中思考出真正符合外部世界运行规律的“真理”。

这个思想实验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作为我们思辨基础的“现实”世界,究竟是“真实”的存在本身,还是一片“真实的投影”?而我们凭什么有自己就不是“洞穴囚徒”的自信呢?按照“洞穴囚徒”ᄀ言,我们所见所感的物质世界只是一片“真实的投影”,所见所想之一切皆可被分析、被怀疑、被拆解。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不管是诉诸理性思辨还是感性体验,只要不走出洞穴,就无法洞见真理。

“缸中之脑”假说

《攻壳机动队》电影海报

《七重外壳》电影海报

《黑客帝国》电影海报

“我思故我在”

直到 17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希腊文明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尔,终于在柏拉图的基础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虚构了一个“洞穴囚徒”ᄀ言的威力全面加强版:假设存在一只会魔法的魔鬼(我们姑且称之为“墨菲斯托”),由于其法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它施展的幻术可以轻易地将我们的所有感官都完美欺骗;那么,当墨菲斯托向我们施展幻术魔法时,我们还能否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从幻术内部识破它精心编织的“镜花水月”?更进一步,我们又怎么敢确定自己现在生活的“现实世界”,就一定不是墨菲斯托用魔法构筑的海市蜃楼呢?

在科幻领域,笛卡尔的这一猜想,演变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假说。从《攻壳机动队》到《七重外壳》再到《黑客帝国》,这些科幻经典作品的矛盾冲突核心,就是依靠脑机接口技术对大脑进行感知觉控制。可以说,除了将感官输入的手段由彼时笛卡尔想象中的魔法替换为科幻中还未实现的科学技术,“缸中之脑”完完全全就是现代版的“墨菲斯托”。如此一来,《朝闻道》中的“真理祭坛”,就可能仅仅是个以科技为手段的“墨菲斯托”,只会给“活祭品们”可怜的大脑一点点“自以为得到真理的狂喜”。

到此为止,笛卡尔彻底总结并强化了难倒无数先贤的“怀疑论壁垒”。而他开创性的工作,则在于随后对它的击穿。得益于此时科技的初步发展,尤其是各类人偶自动机、机械机关钟表等自动化设备的发明,笛卡尔逐渐意识到,人类灵魂所栖居的机体,从本质上可能也不过是一台特别精巧复杂的机器,和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并没有本质差异。但是,人类的思辨能力在自然界中又是如此独树一帜,以致按照当时的生物学和医学进展,笛卡尔完全无从想象作为实体器官的人脑究竟如何从生理结构上为人类建构起理性与智慧。因此,他最后依然将世界划分为精神与物质平行并存的二元结构。

不过,在这些后世看来颇受时代局限的艰巨思考中,笛卡尔猛然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够确定的东西,恰恰就是“自己正在思考”这一事实本身。于是,他说出了《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超级人工智能“深思”引用为思考起点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在无尽的知觉与怀疑中,唯有自身的理性,是笛卡尔能够坚持的基准坐标。一个人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自省,本身就是对一切事物认知的出发点。从“我思故我在”出发,他意识到,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质上依然是柏拉图的“洞穴”,唯有通过严谨理性的逻辑思辨,才能真正认识到投下这片“现实阴影”的“真理本源”——就像科学研究者通过数学和逻辑工具,从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中总结出更加抽象、一般化的自然规律。

从此,才有了虽然信仰上帝,但认为上帝即是宇宙本身,并透过自然法则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的斯宾诺莎;才有了认为人类所知的自然法则本质上是人类自身认知法则的康德;才有了主张“凡现实存在之物皆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虽然这句名言经常被过分简陋地理解为“存在即合理”,然后成为安于现状者阻碍改革的经典诡辩话术。

用科幻一点的话来说,这种“理性主义”思想对“现实与真理”的阐述,非常接近于“用户界面和后台代码”。倘若笛卡尔等人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见识了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空前发展、欣赏了我们创作出的各种科幻作品,那他们大概率会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部由名为“真理”的源代码所运行的虚拟现实游戏。或者反过来说,无数科幻小说(尤其是赛博朋克流派的),其实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理念主义的精神续作。

当然,笛卡尔及其后续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几乎没人会否认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存在,对科学进步也大多非常支持。只不过,他们或多或少地倾向于认为物质世界只是真理的投影,而人类的理性是与“真理”天然相通的“超凡之物”;或者说,即便人类的理性不足以抵达真理彼岸,但真理本身一定是执行某种抽象化理性律法的“绝对精神”或者“无上意志”。

而《银河系漫游指南》的“42”,就像是一个针对理念主义的终极玩笑。

与之相对的,就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们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对柏拉图的“洞穴囚徒”诘问自证清白,但正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心灵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也就是说,我们从出生开始,所获取并用以构筑思想体系的一切信息来自于感官体验,同时,人类智慧可以将这些第一手的感官体验加以提取、抽象和重组,从而让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们产生不一样的思想。综合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康德,其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就是清晰地认识到了“事物本身”和“人类所见之事物”的不同。

总的来说,在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真理”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否认在认知自然规律时理性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在对客观自然法则的描述之外,如何理解并认知它们,是不存在绝对标准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用光谱仪测定了一束红色激光的波长是 700 纳米,那么我们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可以认识到这个结果在忽略测量误差的情况下,是一个不以我们个人意志差别而转移的“绝对真理”,甚至连海伦·凯勒,都可以通过这样理性、精确、抽象的数学语言,理解并定义这束红光区别于其他光波的物理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换成“你眼中的这束光究竟有多红”,那就会形成众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了。这是因为,在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中,人们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思维习惯、判断标准,以及对事物发展的预期,从而在涉及个人看法时,往往出现“三观不合”的冲突。

正因如此,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在提倡科学与理性的同时也意识到,一个人自己想当然的“理性”,往往并不能作为指导其他人的一般性标准。在哲学的社会实践中,他们强调的是对不同思想的开明包容、对两性权利的“配平”,以及对绝对君权的分化制衡。可以说,塑造了现代工业文明思想底色的“启蒙运动”,就直接源于经验主义哲学家对“真理”的开放式看法。

《银河系漫游指南》剧集剧照

写下《银河系漫游指南》的英国人道格拉斯·亚当斯,在看待真理的视角上,明显更倾向于“祖传”的经验主义。或者说,倘若“深思”是由一群经验主义者所建造,那么它甚至不会被用来计算“生命、宇宙及一切的答案”这样无聊透顶的问题。

真理之源

现代的脑科学研究,也是更倾向于站在经验主义这一边的。

我们人类的大脑,有大约 860 亿个神经细胞,其中大约十分之一,是能够发出细长神经突起、彼此连接成信息处理网络的“神经元”,单个神经元只能通过树突的传入神经突起接受其他神经元,或者感觉细胞传来的电——化学信号,然后积累起一个或为兴奋,或为抑制的输入信号,再通过轴突的传出突起将信号以动作电位脉冲的形式传递下去(如果被抑制,则表现为中断原有动作电位的发放)。尽管功能并不复杂,但是当天文数字的神经元连接成神经网络时,如同用简单的大理石块砌出壮美的殿堂一般,一部精密得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有多精密的信息处理机器就诞生了;甚至于,当这部机器足够复杂庞大时,名为“意识与理性”的高级思维活动也将如冰山一般,从神经元构成的无尽大海中涌现而出。

那么,外部的感知觉信息,究竟是如何在汇入这片海洋后“凝结”的呢?

以我们人类最主要的信息输入来源——视觉为例,外部的光线首先会穿过瞳孔进入眼球,之后经过晶状体等透光结构的折射,最终汇聚于眼球底部的视网膜(可以说,眼球本身就像一个微小的柏拉图“洞穴”)。在这里,拥有感光能力的视锥细胞与视杆细胞会将光刺激转化为神经系统可以识别的电——化学信号。这些仅仅经过最基本编码整合的原始视觉信息,会以动作电位脉冲的形式,沿着视神经到达大脑底部的视觉信号中转站——“外侧膝状体”,然后“换乘”到新的神经元上,一路传递到位于后脑勺(大脑枕叶)的初级视皮层。

神经网络

在初级视皮层里,接受传入信息的神经元会对它们进行初步加工。此处的神经元,还很难直接找出信息中抽象、一般性的全局特征,主要负责对边界、角度朝向、空间频率、颜色等简单的局部特征进行识别、提取与编码。随后,初级视皮层的神经元就会把自己处理好的信息发送给处理级别更高的皮层(比如位于颞叶的视觉皮层)。这些皮层中的神经元,会不断综合下层输入的信息,从而识别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这一过程,用更加抽象化的数学语言表述,就是“卷积(convolution)”与“池化(pooling)”。简而言之,我们脑子中的各层神经元,各自拥有着对信息的不同“偏好”(数学上表述就是“卷积核”),并以此对特定的输入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响应,然后更高层的神经元会对上游提取的特征进行整合过滤(也就是“池化”)。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卷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就是在脑科学的启发下,将这套信息处理方式在电脑上进行模拟并持续演化发展的结果。

说回大脑,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人科学家曹颖(Doris Y. Tsao),通过在猕猴的大脑颞叶植入记录神经元活动的电极,研究大脑对面孔的识别过程。她所在的研究团队发现,在给实验动物呈现不同的人类面孔图片时,其颞叶中一片负责处理面孔等复杂视觉特征的脑区里,不同的神经元会分别提取输入信息的不同特征,并以自身动作电位脉冲的发放频率为编码,对特征的变化进行持续的表征。比如一个检测“眼距”特征的神经元,会随着呈现的面孔图片上眼距的增大而不断增加放电频率。因此反过来说,研究者们只要通过电极读取这个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就能立即反推出来实验动物看到的面孔上眼距是宽是窄。

同理,在记录了上百个神经元的活动,并将它们各自偏好的特征汇总起来之后,研究者们居然可以在计算机上构建出一个表征面孔信息的高维特征空间(每个特征算一个维度)。只要通过读取这些神经元的活动信号,研究者就能八九不离十地还原出实验动物看到的面孔。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实验猕猴的视觉认知进行有限的“图像导出”,从而知道“它在脑子里真正看到了什么”。

大脑对面孔的识别过程

19VISoR技术下的猕猴丘脑神经元轴突投射与追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毕国强教授和刘北明教授率领中科大、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三维荧光成像VISoR技术和灵长类脑图谱绘制SMART流程)

游戏开场的“捏人”界面

其实,这样用群体编码构建面孔的技术,同样也是计算机用来批量创建虚拟人物造型的重要手段。很多游戏开场的“捏人”界面(角色外观自定义系统),就会让玩家通过调整各维度参数,来“捏”出或惟妙惟肖,或美不胜收,或搞笑滑稽的角色面孔,大大增加游戏代入感与乐趣。

回到大脑,当信号再往上走时,大脑中更上位的神经元,就会海纳百川地汇总这些上游神经元的输入,最终在意识深处“凝结”成一张由动作电位编码的“面孔”——比如说我们各自的祖母。随后,这些信息还能够进一步加工,抽象为超越单一感官的“概念”。对于“概念化的祖母”,我们不管是看到照片、读到姓名还是听到声音,大脑都能马上反应过来,迅速调动起保存的记忆与其他感官体验,最终在脑内构建起完整的祖母形象。有一种理论认为,人脑的高级思维皮层中,就存在着对应特定抽象概念的“祖母细胞”。而一些借助脑外科手术机会进行的宝贵人体试验,也证明这种不拘泥于刺激形式、仅关注抽象概念本身的“祖母细胞”是确实存在的(当然,这未必是大脑表征复杂抽象概念的唯一机制)。

再往上走一层,我们还可以对一连串抽象概念继续整合,从而诞生更加复杂庞大的思想结构。比如你现在对这篇文章的阅读与理解,就是通过初级视皮层提取文字的局部信息(主要是边界和转角),然后在颞叶如同面孔识别一般整合、识别为“字符”,最终进入高级皮层中组合为可以调动各种抽象概念的连贯语义。这种对各式概念的组合能力,让我们的思想超越了现实本身,可以通过“想象”,在脑中“虚构”出不曾真正体验过的事物。

不过,我们的认知在整合到这一层时,个体差异就非常明显了。两个视觉功能正常的人,其初级视皮层对相同刺激的反应自然大同小异,但高级皮层对于复杂抽象概念的编码活动,就很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同样是“42”,在一般人眼中就只是一个数字,而科幻迷谈起它,就能在一连串的脑内联想后会心一笑。这种深刻影响认知反应的个体差异,也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对“理性”不那么放心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其实从未“接触”过现实世界。我们全部的认知经验,都来自于对外部刺激的编码、提取和重组。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生活于神经信号虚拟世界的“缸中之脑”,只不过这个“缸”的名字,叫作“头”。

更过分的是,我们的感官,以及加工感官信息的感觉皮层,都会在编码、提取信息的过程中忽略大量“不重要”的信息,比如对面大楼上具体有多少窗户。就连看似关注局部特征的初级视觉皮层,在我们看到充满海量细节信息的自然环境时,其内部负责加工处理视觉信号的神经元也不会出现山呼海啸的全局活动。无情的自然演化早就将“节约能量”这个选择压力深深刻进了神经系统的运算原理中。倘若我们的先祖面对最常见的自然环境都要把脑子拉满功率,那么肯定早就因为能耗太高被淘汰了。

为了尽可能提升效率优化算法,神经系统加工感知觉的通路,就不能只是金字塔一般的汇聚上行结构。在此之外,各层神经元都会向作为信息来源的下层神经元发出反馈,调节它们对自己的信息输入。同时,很多神经元甚至会在没有信息输入的情况下产生自发放电,对上下层同僚“欺上瞒下”。只有当来自外界的刺激足够强烈时,这些“自说自话”的神经元才有可能被其他通路的神经元“敲打”、终止自发活动。从功能角度看,这些自发放电神经元往往承担了认知中对环境的“预期”,也就是通过少量神经元的自发活动,抑制大量神经元对常见刺激的反复兴奋,并对更高层的神经元模拟信息正常传入时的情况,以充分节约能量。初级视皮层“看”到常见自然场景时的“躺平”反应,就是源于来自预期的抑制。

这种“预期”机制的广泛存在,让我们的大脑在认知过程中,更多是在对输入信息进行“挑三拣四”的选择性加权提取,并以此对主动构建的预期图景进行修正。在对外部世界充分学习后,我们的大脑甚至可以对认为不重要的信息大量过滤抑制,只维持极少数神经元的活跃,同时保持对意外情况的敏锐提取能力。因此,在识别熟人时,我们根本不需要采集全部特征,只凭短暂一撇、一个背影甚至一声咳嗽就能判断出对方是谁。

“农场主”假说

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

可以说,我们不仅仅活在一个神经信号构筑的“虚拟现实”之中;更倒霉的是,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甚至是我们“自行脑补”的。笛卡尔描述的“魔鬼”确实存在,而且就是自欺欺人的我们自己。

这些高度个性化、并存在大量认知盲区的预期“滤镜”,就是休谟通过观察人类行为朴素总结的“习惯性期待”——我们的大脑总是习惯性地将习以为常的刺激想当然地视为理所当然,除非主动运用理性进一步思考,否则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些“理所当然”背后究竟是否真有因果逻辑关系。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就是从行为学上对休谟观点的印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科研人员会尽量通过理性的设计实验来避免自身的“习惯性期待”影响研究结果。以临床药物试验为例,不管对药物的作用机理有多么详尽的基础研究,但在真正进行动物甚至人体试验时,都会安排各种对照组。比如,不给药的阴性对照组,还有给已上市药物的阳性对照组。只有这样设计实验,研究者才能尽量控制包括“安慰剂效应”在内的各种额外变量,真正认识到药物的作用是否符合预期,而不仅仅满足于“药到病除”的虚假胜利。

哲学家罗素,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让人不ჿ而栗的假想:笼舍里的鸡发现农夫每天来找自己时都会带着饲料,于是便想当然地以为农夫与饲料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必然联系”。可惜,在它得出这一伟大结论的第二天,农夫就拎着屠刀过来杀鸡做菜了。

这一“农场主”假说,虽然初衷只是为了进一步强调我们思考问题时“不要把相关当因果”;但其潜台词,却可以投射到整个宇宙图景甚至“世界的存在”本身上。刘慈欣在《三体》中,就曾经引用过这个著名的例子,生动渲染了他笔下杀机四伏的黑暗宇宙。

“不要恐慌”

随着科技突飞猛进,人类逐渐认识到,“真理”这东西,可能并不好玩;我们不仅仅在宇宙中只是转瞬即逝的沧海一粟,就连自己栖居的宇宙本身,都是一个美丽的冷酷仙境。

曾经不太著名的著名怪谈小说作家H. P. 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国内粉丝一般称其“爱手艺”),在大约百年之前的美国,写下了一批后来被称为“克苏鲁神话”的系列小说。在他笔下,宇宙就是一群邪神的游乐场,相当于“无上意志”化身的主神“阿撒托斯”,更是明确以疯癫、痴愚的混沌形象示人。试图以理性求索真理的凡人,甚至只要稍微多了解一点邪神们的存在本身,其脆弱的理智就会被世界的疯狂本色所侵蚀,成为满嘴狂言的谵妄疯子。

H. P. 洛夫克拉夫特

在大西洋彼岸,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哲学教授威廉·奥拉夫·斯特普尔顿(William Olaf Stapledon)也写下了同样描述“终极存在”的《造星主》。在这篇成书于1937 年(正好是“爱手艺”逝世年份)的科幻小说中,故事主角以心灵感应的“魂穿”方式飞升游历宇宙群星,见识了其中生存的无数文明,并最终见到了宇宙的终极创造者——“造星主”。但在接触交流之后,主人公却发现,这位货真价实的造物主虽然如艺术大师般不断创造着各式各样的多元宇宙,但他对每一个贯彻自己创作意志的宇宙作品,以及其中繁衍生息的芸芸众生都并不干涉,甚至任其自生自灭。这一超然冷漠的造物主形象,一反传统基督教中的道德化身式上帝,反而更加接近理念主义语境中相当于“后台源代码”的“无上意志”,甚至有点类似克苏鲁神话中视万物如无物的邪神——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直接冲击感官的恐怖要素而已。

1.《造星主》作者奥拉夫·斯塔普雷顿

2.《造星主》

拜这些前辈所赐,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三巨头之一的阿瑟·C . 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他参与编剧的科幻电影巨制《2001 太空漫游》中,彻底放弃了塑造人格化高等文明的想法,转而塑造了仅仅以无比抽象的“黑石碑”与人类交互、本体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先行者文明”。作为与“42”齐名的科幻标志性模因,神秘无言、无法以人类理性解析的“黑石碑”,就是对现代科技文明“世界观”的最好比喻。

可以说,随着对宇宙的探索,尤其是对宇宙诞生的探索,科学研究者意识到,作为人类思维工具的科学,不管再怎么“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探索求知,最多也只可能搞清楚这个宇宙之“内”森罗万象的来龙去脉。对于连时间本身都不存在的大爆炸之“前”或者宇宙之“外”,人类的科学一样无能为力。甚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断然否定,我们生活其中的“宇宙”本身,就不会是某个“故事之外的存在”随意拿捏创造的“故事作品”。

3.《2001 太空漫游》电影海报

更不用说那个对于所有哲学家都难以回答的“终极问题”:“一切存在”本身为何会存在,而非一片连“虚无”这个概念本身都不存在的?柏拉图的“洞穴”,依然笼罩着我们,只不过,这一次它的名字叫作“宇宙”。

而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证明,我们的大脑不仅在信息处理能力上有明显的极限,而且信息加工程序也为了追求节能高效而破绽百出。究其本质,我们人类不过是一种比较聪明的“裸猿”罢了。在我们嘲笑黑猩猩一辈子也搞不懂两位数加减乘除时,可曾意识到我们那比黑猩猩强得有限的大脑,究竟会对多少世间法则浑然不知、视而不见?

人类发现,不管是感性的经验,还是理性的思辨,都不一定能带自己走向真理。

但是,纵然关山难越,人类依然向山而行,只因探索生活环境、思考自然规律是我们从狩猎采集时代就刻进DNA里的本能。虽然先祖曾手握石器踟蹰数百万年,但从文明之火点燃开始,人类只用了不到七千年,就把手中的楔形文字泥板,升级成了智能手机。

人类,注定追求卓越。

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是对追求者最好的奖赏。哪怕最后结果真是“42”,那也只会换来求索者的释然一笑。

也许,这就是“42”这个答案的意义:

知道自己在追求真理,本身就是无上的荣光。 ljPucQtBUftQRX8ELTY228iMzuEsnzwFYxBIUmW3dXFlaRN2Jaqu9wbrBOYE7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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