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

东方朋克，黎明探索
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幻文学图景

作者/索何夫

众所周知，文学不但是对于社会现象的书写，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下，文学所反映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从而使得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被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科幻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让我们通过本文一窥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幻文学图景。

东西碰撞，时代剧变

在 20 世纪初，“科幻”这个新生的概念，在全世界都有着颇为特殊的含义。与历史上更加“渊远流长”的各种神话或者幻想文艺作品不同，科幻在本质上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能够产生的关键，是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发展将会改变社会”的普遍信心，而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技术发展导致的社会变革基础之上。在欧洲，科幻出现在 19 世纪初，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代；而在中国，它的出现倒也不算太晚——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所赐，就在仅仅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的晚清，作为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净输入国”的中国便出现了最初的科幻小说。

从晚清到民国，科幻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大。毕竟，辛亥革命所改变的仅仅是一部分社会上层建筑，对社会整体的触动相当有限。甚至逊位之后的皇室，还在紫禁城里继续接受了十多年“优待”，才被驱逐出去做ᄀ公。而除了剪掉头上的辫子之外，民众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就社会环境而言，晚清—民国科幻可以视为一个具有较高联系性的整体，二者均可以被视为“早期中国科幻”的构成部分。

“文明人”傲慢的野心

时代剧变，沧海桑田，西方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并开启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提起百年前的东方科幻小说，人们很可能只有强烈的陌生感。其中，“殖民开᠀”一词，对现代人而言尤其“扎眼”。

目前可考的第一部中国科幻小说，是梁启超于 1902 年出版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本书与其说是科幻小说，倒不如说是一本以乐观视角对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立宪制国家进行描绘的“乌托邦小说”。

紧随其后，1903—1904 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期刊《绣像小说》连载了《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署名荒江钓叟，生平不详。小说连载三十五回，未有结局。荒江钓叟的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其实很有点儿“标题欺诈”的嫌疑：小说的前半部故事发生在地球表面，主角因为“复仇杀人”而被迫出逃，因为事故和家人分散，之后便乘坐一艘装备极为精良的“气球”四处历险、寻找家人。其内容接近于儒勒·凡尔纳的那些“科幻味”并不特别浓厚的早期探险小说，比如《气球上的五星期》《八十天环游地球》，而所谓“月球殖民”，直到作者决定“挖坑不填”时，也仍然只存在于主角团队的计划之中。

从既有内容来看，这部小说更合适的标题其实是《殖民地小说》。主角在获得那艘塞满了从生活物资、医疗设备到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的“气球”——这点颇有《海底两万里》中“鹦鹉螺号”的影子——之后，所作所为恰恰是个典型的“殖民者”：靠着自己拥有的“空中优势”毫无顾忌地探索各种“蛮荒岛国”，并用暴力手段保护海外华人的“开᠀”，以示“文明战胜野蛮”。在“制裁野蛮人”时，主角使用的是在当时被视为最先进大杀器的“绿气炮”，也就是氯气，十年之后，这些玩意儿会终结成千上万“文明人”的生命。

现在看来，小说主角歧视落后民族、滥用暴力，实在是“五毒俱全”。但在那个时代，“殖民”常被看作“文明开化”的同义词。在 19 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人认为“文明开化”的社会天然有权向更加落后、“野蛮愚昧”的社会“输出文明”，当然也允许暴力手段的“助推”，很多人甚至认为，对抗现代文明的“野蛮人”不应被认为具有完整的人权，而应当被视为文明的敌人予以消灭。

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甚至就连专攻历史小说的蔡东藩，在他的书中提到徐福、卫温等人出海的故事，也认为他们“也算是殖民首领，哥伦布不能专美”。并且还专门强调了古中国历史上的发明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比如将王莽时代的滑翔飞行器说成是“现代飞机鼻祖，不可小觑”，认为唐宋时代水军的人力明轮船是“当今轮船之祖”。这些看似很有问题乃至有些站不住脚的论点，在当时却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激起的涟漪，也让他的中国史演义系列带上了些许“科幻”色彩。

诚然，在工业革命引领的全球化过程中，如果缺失了依靠近现代工业技术建立起来的暴力，要让腐朽而保守的封建乃至奴隶制帝国接受现代化、扫荡奴隶贸易，恐怕要困难许多。但是，将“文明开化”和“民族性的优秀”联系起来的做法，最终也让自诩为“优秀”的“文明人”们，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科技，包治百病？

虽然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弗兰肯斯坦》本身就充斥着科技怀疑主义的气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幻小说的主题都是相当“正能量”的。由于现代科技发展导致的众多问题尚未显露，而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进步包治百病”的思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常识。而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像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中国科幻小说的作者们也对于技术发展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天真”的乐观主义，出版于清朝—民国交界的1911 年的小说《电世界》便是其中的典型。小说中的主人公“黄厂主”靠发明了一种可以无限产生能源的金属并制造出了“永动机”，之后便凭着无限能源当上“电王”，实现了“世界大同”。在文中，几乎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靠各种电力技术解决，甚至为电赋予了“进化、积极、光明、永久、庄严、自由”一连串“伟大性质”，并强调靠电力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可以让人类变成“完全人”。

类似的强行᠁高科学意义、把科技进步鼓吹成“包治百病”的“万灵药”的言论，在早期科幻作品中为数不少，而对技术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警惕却寥寥无几。一个罕见的例子是《新法螺先生谭》——这部作品形式上是德国故事集《吹牛大王奇遇记》（当时的日本译者把“吹牛大王”译为“法螺先生”）的续集，但事实上是一本标准的科幻小说。作者徐念慈在这部小说中设想了一种颇为类似游戏《红色警戒 2》中尤里阵营科技系统的“脑电”技术，可以通过将脑电波放大、强化而达成各种声光电效果，从而广泛使用在生产、生活中。按照这一阶段科幻作品一贯的技术乐观主义逻辑，如此无所不能的泛用性技术显然应该被用于创造“人间天国”。但是，《新法螺先生谭》的剧情却恰恰相反：“脑电”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引发了传统行业的大规模“洗牌”，由此造成的大量失业则诱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站在一百年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新法螺先生谭》中的担忧略有杞人忧天之嫌。旧行业的消失总是伴随着新行业的诞生，尽管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发展浪潮，比起其他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破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个人隐私被侵犯，失业问题或许并不算最紧要。但无论如何，这部小说至少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唱出了对于技术进步的消极“杂音”，仅此一点，其意义就不容小觑。

百年前的未来，抑郁还是希望？

比起衰朽清帝国的最终灭亡，真正对20 世纪初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大战中，人们曾经以为的“永续和平”“技术发展解决一切问题”的迷梦被打得粉碎，科技最发达的欧洲变成了最惨烈的战场。战略轰炸机、毒气弹和马克沁机枪带来的破坏，让现代化的黑暗一面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宣告了工业革命后镀金时代的终末。

虽然中国并不是“一战”的重要参战国，但大战本身及凡尔赛体系的建立，仍然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震动。“一战”后试图建立永久和平秩序的一系列努力（《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等）的最终失败，对人们曾经相信的“万国公法”“文明开化”观念造成重击。而随着日本在1929 年大危机后逐渐转向日益激烈的对外扩张政策，使得一度因为列强相互制衡和“利益均沾”而维持了大致完整的中国开始面临实质性的被占领的威胁。这一切都影响到了早期的中国科幻文学，并大幅度压缩了原本的乐观主义情绪。诸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种“正能量宣传”作品逐渐失去受众，换由色调灰暗、忧心忡忡的作品取而代之。

1933 年，老舍出版了《猫城记》。故事背景是“火星探险”，主角因为航天飞机失事被困在火星表面，只剩一支自动手枪傍身。在小说的黑色幽默式描述中，他所遇到的“猫人”极度面目可憎、“猫城”毫无可取之处，几乎每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里都充满了夸张、灰暗且极为明显的影射。“猫城”中，被作为“国食”的“迷叶”指代鸦片，入侵的“矮子兵”显然影射占据东北的日本人，货币被命名为“国魂”，无疑是指充斥当时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和狭隘的实用主义……这部早期作品成功地描绘了一个困在药物成瘾和腐败深渊之中，令人窒息、毫无希望和未来可言的火星“猫国”。

作为一部《动物农场》式的政治讽刺小说，加之一些黑色幽默的气息，《猫城记》甚至有了些许魔幻现实主义的色调。在最后，整个“猫城”被入侵者摧毁，而即便是所有居民在即将被消灭时，当地人仍然坚决៿绝团结起来。当最后两个残存的猫人被入侵者俘虏之后，他们被扔进同一个笼子里，并在笼子里继续“斗战”，直到同归于尽。目睹了“猫城”彻底毁灭的主角等来了地球上派来的救援飞船，成功逃回了“自由的中国”。这一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巨大心理矛盾的表达：一方面，他认为现实中存在的、被他以“猫城”这一形象影射的中国是没有前途且终究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他仍然指望着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在全面抗战时期，虽然环境非常艰苦，但中国科幻小说并未消失。1939 年，科普作家顾均正出版了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其中包含了《在北极底下》《伦敦奇疫》《和平的梦》三个短篇。当时中国抗战烽火正烈，世界大战也即将在欧洲拉开序幕，顾均正的上述作品自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比如《和平的梦》讲的就是科学家发明了能够改变人的思维的无线电波，通过这种电波，用和平的意愿影响敌对国家的人民——没错，比起之前充满了绝望气息的《猫城记》，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反而重新变得积极向上、充满希望了。

1942 年，许地山在《大风》半月刊发表了科幻小说《铁鱼的鳃》，这一作品成为这个时代极少数的科幻闪光之一。这一年，正是“二战”最为激烈的一年，太平洋和大西洋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潜艇破交战与反潜战。小说以潜水艇中的氧气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科学家难以保国的愤懑和作者对战前中国海军建设失策的不满：在日本入侵随时可能发生时，处于显著弱势的中国海军本该优先发展“空潜快”，以不对称作战手段进行本土防御，但国民政府却基于防范地方军阀的小型海军、方便投送军事力量对抗地方势力的目的，把有限的海军军费用于制造内水炮舰和小型巡洋舰这样的舰只，最终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就被摧毁殆尽，而原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潜艇购买计划却一拖再拖，直到开战时仍然没有完成从德国的进口。

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中国科幻中还出现了一个“异类”——由顾均正以“振之”为笔名创作的《性变》。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性别变化为题材的科幻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较早的同类作品。虽然其水准一般，但从话题的开创性角度而言，这部小说的存在无疑也证明即便是在风雨飘摇的20 世纪初，中国科幻创作者中，仍然存在着具有优秀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的人。

以科普之名，假小说之能

除了本国作者们的创作，翻译引进也是中国读者们接触科幻作品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于科幻这一文艺形式的最初认识，正是来自于翻译引进，包括了直接从欧美国家的“一手”引进，以及基于日译本的“二手”引进。而某些作品甚至就是这些引进作品的“精神续作”，比如《新法螺先生谭》。

1903 年，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的青年鲁迅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炮俱乐部》和《地底旅行》由日文翻译为中文的文言文，其翻译更接近于二次创作。为了让读者能够适应，他将这两部小说改编成了章回本，并配了诗词，在“汉化”的同时也使其完全“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鲁讯在译本前言中提到了他为何要翻译科幻小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这套理论后来被许多试图引进科幻小说的译者们反复强调。换言之，在这一时期，科幻小说翻译引进的目的，其实是进行“科普”——而在当时，科普又与“开启民智”“推动进步”相关联。这一绑定模式客观上为科幻作品的引进减少了阻力。

在鲁迅之后，中国各路知识分子纷纷投入了“科学小说”（这是当时对科幻小说的称呼）的翻译引进之中，许多作品（主要是儒勒•凡尔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名作）都经过了多次重复翻译。原本的章回本、配诗词、文言文翻译等“中国化”特色，也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消失，“客观翻译原文”成了译者中的公认原则。而在这一翻译运动中，许多后来约定俗成的译名、译法和翻译原则也逐渐成型，但以“科学小说”代称科幻小说的做法，造成的影响却超出预料：1949 年后，中国进一步延续了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做法，强调科学性高于文学性，这一影响持续到了 20 世纪末乃至现在，不但助推了 80 年代初的中国科幻“倒春ჿ”，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科幻的“软硬之争”和“姓科姓幻”争论的渊源。

总之，除了这一当时的作者和译者们无从预见的意外影响，在引进标准上，译者们秉承了“传播科学”“开启民智”的基调，以实用主义为导并杂以一些猎奇倾向，而相对不太重视科幻文学的娱乐性和政治、社会批判功能。虽然他们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不得不说，这种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仍然使得这一时期的科幻引进留下了不少缺憾。

对于百年之后的我们而言，20 世纪初的中国科幻生态是略显陌生的，这是客观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正因如此，回顾那个时代的科幻作品才更有意义：通过那些极度乐观或者过分悲观的文字，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窥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心灵深处，并打破历史与社会形态差异的隔阂，跨越一个世纪的时光与他们实现某种程度的共情。或许，这才是当时的科幻作品对于现代人的最大现实意义。 MFAHLPQMkOwN6DNHgt1gCmy2jK84WIKI3o5WX/JIEgszx5c/HHkTmgauWxHNoZ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