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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应该是二十年前，我跟随深圳较早拥有小车一族的朋友们北去粤北韶关下辖的南雄，匆匆逛过珠玑巷，之后去了岭南南面，亦即南雄这边的梅岭古道。这条打下了唐朝名相与诗人张九龄深刻印记的古道两侧，梅树杂生，树上已经结了小指头大小的青梅。尝一颗，苦涩不能入口。梅子成熟季约在每年的六七月，那么推算一下，我那次过去，约在三四月间。沿路而上，站在绿苔侵阶的大庾岭关口，朋友告知，对面就是江西赣南的大余县。
道一声再见，留点念想，下次再去大余。在习习寒风穿越的关口作一揖别，便是二十多个寒暑易节，生肖转盘。
不曾一面的韶关《南叶》杂志的执行主编李小红，事先得知我与几位朋友此次要自南雄过大余，便约了当地几位作家，在珠玑中学附近设午饭接待。在座一圈“文学粉”，写小说、散文和诗歌的都有。谈起文学阅读与创作，似乎有言之不尽的话题。
我虽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生于韶关，却在两岁时就随铁路工作的父亲迁徙到了赣西。我英年早逝的大哥，得名登韶，便是因在韶关出生。谈讲间，我惊奇地得知，《南叶》今年创刊四十载，恰是不惑之年，迄今仍是一份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
饭后我们到珠玑巷口一块硕大的“南迁姓氏名录”墙前停留，朋友们从开始笔画简单的“丁、刁、卫、马”，一直浏览到尾部笔画繁多的“霍、戴、魏、瞿”，自然是没有揪出我太过孤单的姓氏：相。哄然一笑，便朝珠玑巷内走去。因了天气过于寒冷吧，虽是周末，人迹依然寥落。卖香火的嫂子们缠着我毕业多年的研究生陈康太——谁叫他顶着全国最大的姓氏之一陈呢？一是霍然矗立的陈氏祠堂就在眼前，二是被缠绕不过，小陈买了两炷香，未及燃点，也忘了祭拜，放在祠堂内就匆匆跨出来了。
告别热情的韶关朋友，再上车，不到一个钟点，就到了江西大余，开始了大余的寻古探胜。
大余原名大庾，一说得名于汉朝（112）受汉武帝派遣，南来平叛安疆的大将军庾胜，一说得名于大庾岭。一九五六年年初，有一次很郑重的汉字简化方案推布，席卷而下，出现了一次由繁入简的城市改名浪潮。仅在江西，便有大庾之后的大余，雩都之后的于都，寻邬之后的寻乌，虔南之后的全南，新淦之后的新干，新喻之后的新余，鄱阳之后波阳……这样改的好处当然是好写好记，不利便是称谓背后的历史地理感渺然不存。如鄱阳县，早在东汉即此称，迨至一九五七年改为波阳县。可鄱阳湖得名也是因依据县名而来；没有了鄱阳县，只剩孤独一个鄱阳湖，实在不妥，或因如此，四十六年之后的二〇〇三年，波阳县又悄然改回了鄱阳县。
除了一个鄱阳魂兮归来，其他的旧称则一去不返了。
有江西“南大门”之称的大余，面积 136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30 万，比之东北向的 157万人口的鄱阳，尚不及零头。到了大余，才知当地媒体或更喜欢古称南安，他们的文宣口号语之一便是：遇见南安，遇见美好。
南安之称，始于宋。宋淳化元年（990）在大余县治地置南安军，军辖大庾、南康、上犹三县，赣南开始形成南安与虔州（赣州）并列的两个行政管理区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改南安军为南安路总管府，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改南安路为南安府，府治大庾，仍领三县。南安之名一路逶迤，穿越了元明清，直到民国废府存县，大庾（大余）直属江西省。
赣之南安历史悠久，可是闽之南安更早，早在西汉即有其名了。晚近百年以降，中国的县及以上建制不允重名，乡镇及以下则不论。江西的宜丰县原名新昌县，与浙江新昌县重名，很早就改名宜丰了，但是保留了一个新昌镇，这与大余如今保留了一个南安镇相似。
在肃杀的寒风中，作家采风一行盘桓于县城里的“南安府”，这已然是一个簇新的建筑群，牌楼斗拱，楹联匾额，是历史远去的复制与回声。
无论是在南安府，还是大余博物馆、东山大码头，乃至后面会细说的梅关古驿道，都能看到历代名人南来的足履、北望的惆怅以及或悲或喜的诗文。
有几位，不是把此处僻地仅仅作为被贬谪的驿站，掩面一过；或转任的留园，稍作休整，而是事功立业之心未泯，他们或是引燃了开山凿岭的意志，或是转换了升堂讲学的热忱，或是爬罗搜掘、剔谬扶奇、创作出人世间不朽的篇章。择取其三，拢而括之。
其一张九龄。
张九龄乃堂堂一代名相，也是名诗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出自他的《望月怀远》。其籍贯有两说：一是韶关曲江，二是韶关始兴，此两地倒相距不远。他一生六十来岁，宰相诗人，宦途文藻，均可圈点，最该为人称道的或是改凿大庾岭路。开元四年（716）秋，“监察部长”（左拾遗）张九龄以“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招致了宰相姚崇不满，上下掣肘则不如归去。这年秋天，他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回到岭南，他并未闲着，实地考察，最想做的一件事，便是希望朝廷允开大庾岭通道。外窥，岭南有沿海之利，广州已然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大商港；内望，唐开元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全面通航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繁盛的大唐盛世即将到来。我们在大余县博物馆看到旧时地图，南来北往，梗阻标红，就在大庾岭一段。张九龄存留有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开凿大庾岭路序》，其间有这样的描述：“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嵥，千丈层崖之半。（大意：早先岭东的小径，行人都为其陡峻所苦。行在路上，须攀缘数里，置身重林之上还要翻过高大险峻的山梁，高度已达到千丈高崖的一半。）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兹乎！（大意：而海外各国，一天比一天更多的通商，象牙犀革很是丰富，鱼盐蛤蜊也很能获益，如得转运，对上来说，可以满足国家财库的需求，对下来说，亦可照应到长江淮河一带百姓的生活要求。可是岭南人民力量条件薄弱，只能男人驮，妇女背，此种劳累忍受得太久了。没有料到有一天会得到体恤关怀，如果不是今日圣上的开明，哪里会出现这样的好事呢！）”
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奏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踏勘、征调、修路，艰辛备尝，终于毕其功于一“路”。因了梅关古道的修通，梗阻消除，南北通达，水陆贯穿。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公私贩运“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这篇《开凿大庾岭路序》文辞优美，情理兼备，颇应镌刻立碑于大余梅关国家森林公园的路口，俾利后人仰识流连。
我们来时正值甲辰龙年立春，顶着寒风细雨，自大余向梅岭进发——“梅关和古驿道”是大余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还有一处是南安镇东南隅水口山的嘉祐寺塔。远望梅关是一个隘口，两壁夹含，在雾霭中影影绰绰。路边所见不甚粗的黑干虬枝的梅树，有的红白含羞，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淡淡的香气；有的已然花谢叶生，新绿如万千落在枝头的粉蝶。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赏梅的时节依天气而定，天寒则花盛。花期亦因树分为早中晚，早期的已经凋零生叶，中期才开始绽蕾，再后，还有一拨儿花事。
梅花虽是我国传统名花中最长寿的花木之一，古驿道上的梅树却少见粗大者，多为近几十年陆续的栽种。道途中歇憩处，一棵扑面而来的枫香，在众多后生小辈的树丛中巍巍然，老而弥坚，令人惊诧仰望。这棵高寿达一千四百岁的老树，需得四五人拉手方能合围，边上有江西绿化委与江西林业局合立六个通红的大字碑识：江西枫香树王。之所以特别标注枫香而非枫树。我的朋友说，此枫非彼枫。枫香树和枫树共有一个枫字，却是两种各自存在的树种。前者是金缕梅科，后者是槭树科。在一条古驿道上，霍然挺立一棵参天大树，大到连地面暴露的根茎也俨如一块块巨石。仿佛听到千余年前车马呼哧呼哧的气喘声，挑夫汗落如雨的噼啪声，令人肃然而生缅想与崇敬。
古驿道当然不是石条铺就，也不是鹅卵石。想起我生活过多年的赣西宜春，早先有好些条年深月久的青石板路，中间一条独轮车的碾槽，吱吱扭扭的独轮车赶集的车响和牲口的欢叫常来入梦。我们足踏着的梅岭古道铺满一块块钝立的碎石，大则半尺，小则满拳，或侧或卧，参差嵌入泥土。路边有一个“马蹄印”的介绍：“大量的车碾马踏使路面凹凸不平，地面坑坑洼洼，在斜长的坡道上留下了一个个似圆非圆的坑道，有圆形的马蹄印和椭圆形的拐锥孔，用物态的方式记载着两千年的繁荣兴衰。”沿着弯曲的古驿道低头缓行，脚下的石块上，点点花瓣洒落，浑如云间花仙子随意挥笔的点染，不忍践踏。石块路，窄处三米，宽处七米，中间有一条分界线，用较大的石头砌成。遥想当年人马车队，相向而行，是何等热闹。俯身观察，侧耳倾听，年代早已远去，的的之声泛黄，需仔细辨识才得以觉察到车辙的压痕，商贾的喧闹。思之那么多年来，成千上万匹骡马车辆首尾相接，不绝如缕。唯其如此，碎石块路的承接，才能重荷到永久。如同一帧淋漓的水墨，反复皴擦，浓淡干湿，青赤黄白黑，相互叠加，氤氲满纸。
登到梅岭古道的最高处——梅关，南面就是广东韶关的南雄。此关即是两县、两省的分水岭。
原本的关楼是两层建筑，上层为楼阁，下层为驿路通道。风雨沧桑，今上层已倒塌，仅存关门。门洞深 5.5 米，洞门内两侧墙留有闸门逢道和闩门洞眼，说明关门也重叠数层，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现存关楼建于明成化十五年（1497），有五百余年历史。青砖结构，关楼南北面的门楣上都嵌有麻石匾额，大余这边题的是“南粤雄关”，南雄那边题的是“岭南第一关”。北面有登关楼便道，南面门洞两侧还题有“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的对联。
梅关关楼建筑在岭巅隘口的险要之处，其作用有三：一是界分赣粤两省，二是军事防御要塞，三是征收货物关税。作为收税的关卡，梅关是封建时代府库收入的重要之地。据史载，清嘉庆年间，大庾岭商道课税比同期武昌关还多两倍，可见梅关税卡在当时国库收入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故而也有人说梅关其实可以说是最早的海关。一九八七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〇〇六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九龄修路设关之功，可谓大矣。
其二周敦颐。
来到大余，朋友便告知，这是一个“至情至理”的地方。
先说至理。出身官宦世家的周敦颐原籍湖南道县，他是北宋官员，著名的理学家，说他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也不为过。北宋庆历四年（1044）周敦颐年方二十七岁，被委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主管政法之余，他在如今的大余创办了道源书院。问及当地朋友，答该书院早已不存，现如今在丫山新建了一座道源书院。解读者认为：周敦颐从《周易》和《中庸》悟入，以《中庸》之“诚”形容《周易》“乾道变化”，创立了乾元、太极、诚道创生的宇宙论体系与“主静立人极”的修身模式，把自然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以及伦理道德等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相较于以前的儒家学说更为精细且富有理论特色。其为学方向与义理架构对宋明理学不同派别均有重要影响，后世因此而称其为“道学宗主”。
周敦颐的两个弟子，亦即程朱理学的两个扛鼎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二程”把理学推向极致，乃至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尽管后世的阐发者，以“义利之辨”为抓手，拉出了孟子的“舍生取义”，乃至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动机与道德关系，为二程站台背书；以我之浅陋感觉，“二程”在理学上的日渐冬烘与登峰造极，与《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的本心已然相去甚远。“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二程与老师后期的分道扬镳，或许就不仅仅是在是否支持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的态度上，各执一端，而是通则变所带来的鲜活、灵动与丰腴的生命，岂甘于匍匐于僵死的教条，陈腐的说辞和自设的牢笼之下！真应该有一个现代论坛，请出周敦颐、二程，乃至朱熹，PK论剑，看看他们“至理”的这一脉，到底有怎样的异同，怎样的延展和以及给前世今生，留下了怎样的得与失、利和弊。
其三汤显祖。
至情者便是汤显祖和他的戏剧。我一直觉得，在以强调封建伦常，推崇礼教秩序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几达巅峰状态的明代，能出现一个汤显祖，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真是中国戏剧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一个卓然异数。如果他当年不是上奏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不仅开罪了宰相申时行，也直接冒犯了明神宗朱翊钧，朝廷震怒之下将他贬到广东省徐闻县当了区区一名典史——得以路经赣南大余，他能仅凭人生坎坷与戏剧想象，就创作出这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至情”之剧吗？如果没有《牡丹亭》这部代表作，后人会把“中国戏圣”“东方莎士比亚”的冠冕慷慨抛掷给他吗？
书香门第的濡养，少有才名的抱负，令汤显祖目光清澈，不乏傲骨。他不仅精通古文诗词，亦兼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科。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明万历十九年（1591）目睹当时官场窳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圣上而被贬为岭南徐闻典史，他在徐闻待的时间不长，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不受待见，世途险恶，不如归去。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返里。家居期间，一方面希望有重启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再后逐渐打消仕进年头，潜心于戏剧创作。
汤显祖一生有多方面的成就，戏曲创作为其冠冕。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还魂记》（即《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娩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语）。
往回说，我们才知汤显祖的《牡丹亭》与南安府的关联。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被贬谪，一路逆长江而上，行船从南城经南丰到广昌靠岸，然后陆行到宁都。在宁都乘船经于都，过赣州，到南康。九月底，汤显祖到达了中原通往岭南最后一站的大余县。正是在此地，他听说了一则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故事：前任南安杜太守之女来花园私会情人，被其父怒责后，忧郁以终，太守将其葬在一棵梅树下。后来每当月黑风高时，这棵梅树便会发出“索索”的响声，甚至会传出“还我魂来，还我魂来！”的呼叫声。新任太守不堪梦魇之苦，于是雇人砍掉这棵梅树。此故事，深深触动了汤显祖的。待得汤显祖升调浙江遂昌任知县。当他北返重越梅岭时，章江水涸，不能行舟，得知同窗好友谭一召刚回乡，汤显祖便前往谭府拜谒。他仍难释怀的还是那个杜太守爱女的传奇。
谭一召跟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一棵凤尾蕉，年久成精，常化作美色男女与府衙相公小姐约会相恋……太守之女和蕉精相恋后，太守怒责之下，致使其女忧虑而死，埋葬于梅树下，后又堆土成坟，并建了一个小庵。太守之女尸不腐、魂不散，托梦与路经南安赴京会考的某书生，许以终生。后书生中魁，掘庵寻美，小姐得以还魂团圆。”汤显祖听后哈哈大笑道：“‘蕉龙’岂能成精，小姐相公私会绝非‘蕉龙’所为。我觉得是府院内男女之间出了些难言之隐的情事，故借‘蕉龙’成精之说来掩盖真相。是那些礼教卫道士生怕这些家丑外扬，故将这些事儿归罪于蕉精罢了。”
传奇原本就有很多演绎的成分，大可不必考究其细节真伪。可汤显祖在此地得到一则传奇而创作出《牡丹亭》是真实的。在一个理学宗师发源之地，至理与至情迎头碰上，对着干似的，诞生了一出千古颂扬而不朽的“人欲”爱情故事，岂非太好玩了？！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曾经面临式微境地。为复兴昆曲，二〇〇三年白先勇领衔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将《牡丹亭》五十五折的原本，取其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利用现代剧场，起用年轻演员，加入诸多现代审美元素，之后带去海内外巡演百余场，场场爆满。将这部传世经典以青春版形式呈现，白先勇当是首功。
犹记得多年前，白先勇带着苏昆的青春版《牡丹亭》过来深圳，我请他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演讲。当时不少研究生痴迷他的小说，询问之下，他彼时全部热情却都在昆曲《牡丹亭》。眉飞色舞之中，谈论的都是杜丽娘和柳梦梅。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的人物、景致与唱词传颂不绝，成了昆曲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我那些年开车从深大返家，打开收音机，耳边常常萦绕着白先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中迫切的声音：“这么好的东西，千万不能让它消失了。”
言犹在耳，不见先生十数年，别来无恙！
（选自 2024 年第 5 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