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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沈阳军区“炮校院”的那个家，我出生以后在那里住到七岁。为什么叫“炮校院”，是什么“炮校”，我没有考证过，至今不得而知。那是临近中山路和二经街交叉点的一个小院子，院子里一圈小洋楼，是旧时代遗留的产物，但旧时代的产物也可以“古为今用”。
我住的是一栋二层小楼——也可以说三层，因为第一层是半地上半地下，我家在一层，实际是一层半。小楼外表是一色的青砖，楼顶是坡顶，有点像欧洲的房屋。几层弧形台阶通向楼门，进门是又窄又陡的木质楼梯，楼内的走廊和房间也都是木板铺地。楼梯在中央，东西两侧住家的门两两相对，一层共四家，每两家的中间有一个共用的小厅，各家门内是一个里外套间，加起来也就三十多平方米，我的父母住里间，我和姑奶住外间。外间是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床边的墙上曾经贴过一张年历，印的是一张油画，描绘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的欢喜场面，名叫《天安门前》，为这座古董一样的小楼注入了新时代的气息。里外间的隔墙上挂着两个大玻璃镜框，我们一家几乎所有的照片都镶进了这两个镜框，其中就包括我三岁时父母带我去北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与对面墙上的那幅年历相映成趣。
我童年记忆中的沈阳，有许多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洋房。这些洋房虽年久失修，却结构完好，一般是一栋房子要分给许多家庭居住，有的老洋房（别墅）变成了“大杂院”。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许多这样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包括我住过的那一栋。它消失在一个新楼盘的地基里了，从此我再也看不到它的姿影。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都无法返回自己的童年。
“炮校院”马路对面是于济川公馆。于济川是奉军将领，他的公馆号称“虎楼”，正中及左右两侧有宝瓶式的雕空护栏，据说其楼梯扶手的球状顶饰都是玉制的，无比典雅华丽。公馆西边紧挨着沈阳迎宾馆，沈阳人俗称“安乐窝”，是一栋欧式风格建筑，设计者为日本人三桥四郎，一九一二年落成，地上为二层，绿色坡屋顶，一楼正中间有一个由四根石柱支撑起来的抱厦，右侧为圆柱形设计，顶端为绿色圆锥形尖顶。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成为苏联驻沈阳领事馆，现在是一座园林式宾馆，对公众开放。
我从来没有走进过于济川公馆和沈阳迎宾馆，只能在马路上，透过树丛看到它们的屋顶。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两幢老房子和沈阳的其他老房子一样，显得幽深而神秘。我对它们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就在这些老房子构成的街景中上学上班，买菜逛街，度过平凡的岁月人生。
幼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观看者，就像孙甘露所说的，“用眼睛抚摸了它的整个外观”“四季中的每一天，一天中的每一分钟，在暮色和晨曦中辩认它。不为什么，仿佛只是一次惜别前的凝视，深情却又是一片茫然”。
一个孩子的目光，最容易被运动的事物所吸引。那时候城市里的人很少，因为哥哥姐姐们都去上山下乡了，走资派也都被下放农村了，沈阳的大街上总是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非常的安静。我姑奶抱着我坐在马路的边上，视线中最活跃的事物当属公共汽车了。坐在汽车里的人像是坐在小房子里一样，跑过来，又跑过去，又跑过来，又跑过去，非常的神奇，以至于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司机，带领着人民群众东跑西颠儿，自己还能自由自在。
那时沈阳的街道都很窄，是名副其实的“小街”。街边大多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一座摩天大楼都没有，所以呈现出的城市表情是质朴低调、宁静安详的，与现在高楼林立的嚣张气质迥然不同。我就在这样的小街里蹒跚学步，姑奶渐渐抱不动我，就牵着我的小手，在小巷里漫无目的地游走。
学步是有代价的，具体地说，这代价就是我的胳膊腿儿各断过一回。断胳膊大约是在三岁多，我妈带我在八一公园玩儿。那时我妈已从大连回来，但身体仍旧不好，长期休病假。公园里有一个很大的观鱼池，大概有一两米深，跟一个游泳池差不多，四周的边框凸出地面，也是水泥的，大概有四十厘米宽。小孩总喜欢围着那水泥边框，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次我在边框上走，眼睛被远处吸引，以为到了拐弯处，两条小腿儿提前拐弯，结果砰的一声跌到了池里。池底的地面也是水泥砌的，而且那时池里根本没有水，我实打实地摔在池子里。
假如从池边跳到池底，未必能够骨折，因为那是有准备的动作，身体本能会采取减震的动作，怕只怕无意识地跌落，身体完全处在没有防备的松弛状态，很容易受到伤害。那一次跌落，造成右手的臂骨骨折。我猜可能在落地的一刻，右手本能地扶了一下地，在重力的作用下折断了。半个世纪后，我在拍摄一档电影节目时，因为在夜里没有光线，我意外跌入一条深坑，造成三根肋骨骨折，也完全是因为毫无防备所致。
第二次骨折差不多是一年后，在中山路靠近北三经街的《辽宁日报》社附近，我在街边走，姑奶坐在路边休息。可能是腿脚不太听话，走着走着就溜达到了街上，这时一辆自行车冲过来，结结实实地轧在我的左腿上，把小腿骨轧断了。我爸爸把我送到医院接骨，但有经验的医生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扫地出门了，只有夺权的造反派主事儿。他们只“红”不“专”，业务能力几乎为零，把我的断骨没对上茬儿，后来照了X光，我爸爸发现不对劲，利用他在军区的身份，从“牛棚”里把被打倒的“学术权威”请回来，把接上的骨头打断重接，才保证今天的我没成一个瘸子。
于是，还没长到五岁，我就经历了两次骨折，一次是右胳膊，另一次是左腿，一左一右，倒是很平衡。这是童年有关走路的两个小插曲，似乎在告诫我，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要想走稳是不容易的。人都是在磕磕碰碰中长大的，没有谁能一帆风顺。
姑奶越来越老了，大多时候，我是被妈妈牵着，到街上溜达。那时没有什么娱乐，不像今天的孩子，有游乐场可以去，我们的孩提时代什么都没有，跟着妈妈逛大街就是我的娱乐。
忘记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坐上了公共汽车。我眼中的公共汽车真的像小房子，四面有窗，前后各开一门，那时的车门是两扇对开的，司机一按按钮，两扇门就打开了，再一按，两扇门就关闭了。这足以引发我的好奇。乘客座位都是木制的，有的还是用木条拼成的，有着粗朴的气质。与房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移动。坐上公共汽车以后，流动的就不是汽车，而是城市的街景，街道边高高矮矮的房屋，像水一样从车窗里流过。我好奇地张望着，像看电影一样，观看着车窗里景物的变化。
好多次做梦，我都梦见自己在坐公共汽车。在梦里，我随意说出自己的目的地，汽车都会载着我安然前往。我记得有一次对售票员说，我想去中山广场，看毛主席像，汽车就载着我向广场奔去。到了广场，一尊白色花岗岩的毛主席巨像出现在我面前，顶天立地。我说我想看的不是这个毛主席像，我想看的是棕色的毛主席像。后来我自己分析，这个棕色的毛主席像，是中山广场上巨型毛主席像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想说的，是想去中山广场，只不过当时我还不会说中山广场这个词语。我哭了，见不到中山广场的毛主席像，我哭得很伤心。
盛京古城和满铁“附属地”并不是紧密相连的，这两个区域的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带”，是一九〇七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商埠地。所谓商埠地，是中国政府（当时为清政府）拥有主权，允许中外商人在此建房经商，以吸引商业资本、推动城市繁荣而开放的土地。它的范围东起盛京古城外郭的边墙（今青年大街）、西至满铁“附属地”东边界（今和平大街）、南至浑河故道北岸（今南运河一线），北至黄寺大道（今皇寺路）。沈阳市东西为经、南北为纬、东西为路、南北为街的道路格局，就是出自商埠地的规划。沈阳市有“经街”，有“纬路”，如同中国古代文献有经传，有纬书。
“经街”的顺序自东向西排列，其中一经街和二经街在今天的沈河区，三经街是沈河区与和平区的分界，东为沈河，西为和平，也几乎是当年商埠地的“中轴线”（三经街并非一条直线），从四经街到八经街都在今天的和平区。“纬路”的顺序自北向南排列，越往南数越大。这些经街、纬路的名字在岁月中不断变迁，我今天所知的数字最大的经街是八经街，数字最大的纬路是十五纬路，再向南，就是南运河和文艺路，不再有多少多少“纬路”了；数字最小的经街是一经街，数字最小的纬路是二纬路，没有一纬路，一纬路就是横贯东西的市府大路，也没有五纬路，五纬路就是中山路，中山路东接盛京古城的小西门（外攘门），西连中山广场和沈阳站，像一根扁担，扛在商埠地的肩膀上，把古城和租界挑起来。
我童年时住的“炮校院”在二经街和中山路交叉处，归沈河区；我上小学后，我的家从二经街“转移”到延安里（如今叫北四经街），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小学部、初中部，校园就在三经街、四经街、七纬路、八纬路围成的一个不规则四边形里，归和平区。我童年时期的“活动范围”，原来都在这个商埠地内。我眼中的“世界”，也只局限在二经街到三经街这巴掌大的地方上。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巴掌大的地方，在沈阳的近现代史中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开辟商埠地是中国政府维护主权、谋求发展、反制日本侵略势力在沈阳扩张的一种积极措施”，“对于沈阳后来的城市发展，还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它打造了一个近代化城市结构的样本，跳出了传统的同心圆式的向外扩张模式”，也打破了古城的封闭结构，真正开启了沈阳城的近代化之路。
自商埠地“开埠”以来，大量外国洋行（如美孚洋行）、银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公司（如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饭店（如凯宁饭店）、会馆（如六国会馆）、领事馆（二纬路、三经街一带密集的领事馆群）等涌入商埠地，留下了一大批老旧却典雅的欧式建筑，进入我的童年记忆，比如与“炮校院”隔一条中山路的沈阳迎宾馆从前是日本领事馆，我上过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原本是德国领事馆，我时常进去玩耍的八一公园的西门，有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旧址，我上小学时每日经过《辽宁日报》老楼，是原《满洲日日新闻》旧址——一栋颇具荷兰风的西洋建筑，可惜一九九八年拆除了，《辽宁日报》社对面，是美国领事馆旧址。
我八岁时因哮喘病在沈阳军区二〇二医院住了大半年，每次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目光都会降落到马路（十一纬路）对面的那栋典雅的欧式建筑上。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曾经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的所在地。这是一座二层欧式老建筑，正立面有六根爱奥尼柱式组成的柱廊支撑起整个建筑，柱式的做法与希腊神庙的柱式构图相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沈阳街景中，显得格外醒目。我的目光被它吸引，却从来没有走进去过。四十多年后，这里变成一家酒店，我作客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也在十一纬路上），去这家酒店吃饭，终于走进它堂皇的内部，领略它宽阔的厅堂和高耸的石柱，透过屋内大型欧式窗格看街景，感到清新悦目。
西风东渐，吹进了中国东北这座古老的大城。商埠地内，不仅有外商来此设厂开店，民族工商业在这块土地上崛起。我有一位小学同学，就住在沈阳纺织厂（民国时叫奉天纺纱厂）旁边，我经常去她家里写作业，每次去她家，都要经过那座造型精美的仿欧式建筑。这座建筑主体两层，起脊灰顶，拱券式门窗，上面雕饰着弧形窗套，中央有一座钟楼“异军突起”，吸引我的视线，钟楼上还悬挂着古老的时钟，似乎在提醒我要惜时如金。在没有手表的年代，在骑着自行车飞奔的路上，嘴里唱着“太阳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月亮是一把银梭”从这座大楼前驰过，抬头看一眼大钟，就知道了时间。但那时并不知道太阳真是一把金梭，也不知道月亮真是一把银梭，它们穿梭去来，就带走了我的华年。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奉天纺纱厂比我更老，早已度过了百岁生日。重新站在它面前，遥望着转动不息的大钟，我却突然觉得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时光带不走的，它会停留在时光中，永不离开。
这座纺纱厂是一九二一年筹建，一九二三年投产的，从美国引进纺纱机二万锭、织布机二百台，还有全套发电机，利用东北的棉花资源和密集铁路网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棉纺织厂，与当时外国输入的棉制品进行了有力的对抗。奉天纺纱厂昼夜不停的纺纱声，始终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伴随着沈阳的工业化转型，将这座古老城池的时间纳入到世界的时间体系中去。自二十世纪之初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三十年间，不知有多少个全国第一出现在沈阳——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大兵工厂、第一台载重汽车、第一个使用机械制瓷……沈阳的工业化由此启程，一直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雄浑壮丽的大工业气象，傲视全国，成为“共和国长子”。一个沈阳人，理当为自己城市的历史感到自豪。
商埠地与满铁“附属地”的“边界”，就是今天的和平大街。我每次回沈阳，都住在和平大街边上的华人国际酒店。这里离马路湾近，马路湾有新华书店，一栋瓷砖罩面的典型日式建筑（已拆除重建），是我小时候最常光顾的书店之一——谁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里，没有新华书店呢？不知多少次，我跟着妈妈到这家书店，翻看小人书，还有琳琅满目的儿童读物。尤其在我生病、在二零二医院住院的时光，这家书店成为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每天上午熬过长达四小时的输液，下午去马路湾新华书店转转，闻到纸墨的芳香，心里会得到极大的慰藉。
马路湾这地方很有意思，有五条马路在这里交会，成为一个“大”字形，从上到下分别是和平北大街、和平南大街和光荣街，“大”字那一横是中华路和十一纬路——这两条路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在马路湾拐了个 120 度弯，所以马路湾原本叫“马路弯”，不知怎么后来成了“马路湾”。难为马路湾的交通警察，一个人要管五个方向的车辆。顺着和平大街南行，从马路湾向西（右）一“弯”，就“弯”到了中华路，直通太原街和沈阳站，向东（左）一“折”，就“折”到了十一纬路，长期出版我作品的辽宁出版集团大厦就在这条路上。
二〇二四年春节前我回沈阳，我的高中同学、《沈阳日报》编委佟丽霞开车送我回华人国际酒店。车子从北向南驶过和平大街，眼前的行道树全部用灯光装饰起来，一街的火树银花。那一天，佟丽霞给我讲述了一个历史知识，在我司空见惯的街景之下，撕开了一条洞察历史的缝隙——为什么和平大街上双向行驶的车道由中间一排行道树隔开？它们并非出于绿化的目的种上去的，它们是历史的物证。
一九一七年，和平大街还只是一条土沟，作为商埠地与“附属地”的“边界”。中国人在土沟东边修建的一条路，叫九经路，归商埠地；日本人在土沟西边修建的一条路，叫“东五条町”，归“附属地”（马路湾新华书店为德亨木厂旧址，后为“日满贸易馆”所用，因在“边界”西边，所以为日式建筑）。两条道路平行，中间立有界标，平均三百米一个，将两侧的道路隔开。在今天的沈阳市档案馆，还保存一段界标残碑，石制，长条形，正面刻“奉天商埠界”，碑顶部刻编号“第五十五号”。佟丽霞说，两路道路原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日本人喜欢搞鬼，经常在夜里暗自挪动界碑，每天晚上往商埠地这边挪一点。为了提防日本人，一九二二年，奉天商埠局决定沿街种树，双方以树为界。树是挪不走的，这样就把“边界”固定下来。本来用于绿化的行道树，在那一刻成了抵挡日本人蚕食的卫兵。日本人的鼠窃狗偷、中国人的步步为营，都被这条街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记录下来。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和平早就降临在和平大街上，原来的柳树也早已替换成了银杏和杨树，每逢秋天，满街金黄，犹如进行着一场庄严的典礼。
商埠地和满铁“附属地”，犹如拼图，拼合出故乡沈阳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完整版图，其中掺杂着反殖民侵略的挣扎与疼痛，也充满了顽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横亘在历史中的街衢犹如一支支幽咽的乐曲，汇入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中，激荡成宏伟壮阔的盛大乐章。
历史潜伏在平静的表象下，总是令人心动。可惜孩童不懂这些，只看到造型各异的老房子在大街小巷中罗列，像童话中的城堡，吸引好奇的目光，它们内部的奥秘，不是一个孩子能够抵达的深度。要想真正读懂它们，只能等到长大成人。但历史犹如血脉，潜藏在一个人的血液里，不论你在不在意，都无法丢弃，无法遗忘。它会左右你的思想，干预你的行动。在幸福或者悲伤的时候，你会听到它在你血管里暗自回响。
（选自 2024 年第 9 期《作家》）
原刊责编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