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

一九八四年的青春（节选）

原来一直搞不清楚，我哥到底哪一年出生的。后来回家上坟的时候，看到他的碑上写着“一九六四年”，没有具体日期，我找到万年历一查，总算知道他属龙，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正好六十花甲了。

我哥的碑是父亲给立的，很简陋，也很小，一尺多宽，两尺多高，不是大理石什么的，而是用红砖砌出来的，上边用水泥糊了糊。父亲不识字，更不会写字，碑上的几个字是叔叔用树枝子，歪歪扭扭地刻上去的。父亲给儿子立碑，主要原因是害怕天长日久，尤其是他百年之后，我回去上坟送灯的时候，找不到我哥的坟在哪了。我哥被埋在我们村的坟地，到处荒草连天，已经有很多坟，塌陷的塌陷，覆盖的覆盖，抹平的抹平，都认不清谁是谁的了，有人从外地回来祭祀，只好跪在村口，念叨念叨名字，也不知道烧的纸钱对方收到了没有。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大姐叫元英，我哥排行老二叫元聪，老三是我小姐元琴，我排行老小叫元喜。我们四个人，只有我哥有乳名，叫小毛。“小毛”这样的称呼，在当地的土话里就是“宝贝”的意思，可想而知父亲母亲对他的疼爱。我比我哥小六七岁，对他的印象极其模糊，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只记得一个形容词——疤子。我哥的左脸，或者是右脸，有一大块疤子，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刀砍的，据说是有一年冬天，大家围在一起烤火的时候，我哥不小心，一头栽进了火塘，被火烧的。

我们那里的姑娘找婆家，从来不会以貌取人，主要是看小伙子家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看头顶的天空大不大。站在门前，抬起头一看，如果天空有巴掌那么大，肯定就是好地方，如果只有指头蛋子那么大，地方肯定不怎么样。天空大，就嫁；天空小，谈都别谈。姑娘们嫁的，似乎不是人，而是天空，是天上的神仙。以天空的大小来决定终身大事，也不是姑娘们浪漫，喜欢数星星看月亮追着白云到处跑，更不是因为天空大的地方神仙多。

当年，我们那里家家户户吃不饱饭，整天被饿得脑袋嗡嗡响，所以最金贵的东西是粮食，幸福的全部内容就是粮食。而粮食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天空大的地方，山小，地阔，平坦，肥沃，光照时间长，适合庄稼生长的土地就多。尤其是平地多，可以种麦子这样的细粮，而且村子大，人家多，前庭后院的，一户连着一户，不仅有小卖部，有赤脚医生，也是小学的所在地，孩子们念书不用翻山越岭。天空狭小的地方，山大，沟深，土浅，太阳刚刚升上山顶，屁股都没有晒热呢，又从山的另一头落下去了。这样的地方庄稼地少，不仅只能种一些粗粮——高粱和苞谷，而且无论种什么，哪怕没有旱涝灾害，也会因为光照时间短和土地贫瘠而歉收。另外，这种地方，出门就得爬山，基本是单门独户，可以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麦子磨成粉，擀成面条，做成浆水面、西红柿鸡蛋面，或者一碗清汤面，放一点盐，撒一点野葱，加一把辣子，都是最丰盛的美味。因为平时自己家里是吃不到的，多数时候只能用来招待尊贵的客人。能种麦子的地方，春天就有绿油油的麦苗，夏天就有金黄色的麦浪，关键是就有面条吃了。我们塔尔坪周围的几个村，名字中都带着“沟”“梁”“坡”。比如刺沟，是我舅舅的家，密密麻麻的荆棘疯狂地生长，牛都没有办法吃草，常常被刺扎得嗷嗷大叫。比如阴坡，是我后妈的娘家，一年四季生活在大山的阴影里，每天能晒两三个小时的太阳算是好的，洗的衣服几天都干不了，苞谷刚刚抽穗呢，就已经到了寒秋。还有一个叫黄泥洼，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出门就是两脚泥。

我们塔尔坪，单从一个“坪”字来看，就知道天空相对是比较大的。根据大家的说法，天空大得像是一床席子，在上边晒粮食、翻跟斗和睡觉都可以。天大，地就大，塔尔坪也就比较宽阔平坦，走路都不用抬腿，而且能骑自行车，是为数不多的能种麦子有面条吃的村子，所以方圆的姑娘都愿意嫁过来。

但是，我哥依然很长时间找不到媳妇，婚姻大事让全家人发愁，可想而知他脸上的疤子有多可怕。我们那里唱过老戏《卷席筒》，据说他的脸有点像丑角张苍。直到我哥十九岁的时候，父亲才无奈地同意——换亲。

换亲就是用女儿给儿子换媳妇，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离塔尔坪四十里路，有一个地方叫余家村，是方圆最宽阔的地方，庾家河的水和我们塔尔坪的水，都一路流到余家村去了，再顺着余家村朝下，流进了武关河，然后进入丹江，再后来是汉江，最后是长江，直到汇入了东海。所以余家村成了峦庄区政府所在地（后来撤区并乡，改为峦庄镇），形成了一条弯弯扭扭的老街，居民们自己住在后院，前院就用来开店，小吃店、馒头店、烟酒店、理发店、杂货铺、药材铺、修理铺、小旅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每月逢五有一个集市。方圆几个乡镇的村民，卖点药材呀，抓个猪娃子呀，扯点布呀，缝一身衣服呀，修理一下自行车呀，都得去余家村，所以余家村是方圆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了。全村近百户人家，清一色姓余的，住在六个大宅院里，大门上边挂着的牌匾书写着斗大的字，比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房檐、墙壁和窗户都是有画的，可以称得上是雕梁画栋。

当时，大姐元英已经出嫁，嫁到了令姑娘们十分羡慕的余家村。于是，换亲的重任就落到了我小姐元琴的头上。我小姐勤俭，懂得持家，长得也挺好看，又是“大地方”的姑娘，上门为小姐提亲的很多，不乏一些“大屋场”的小伙子。小姐中意的好像是黄柏岔的一位，不仅地方比较开阔，还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也是大家向往的地方。但是，为了我哥，小姐还是答应了换亲。

换亲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先提出来的。我们那里有一个风俗，上门提亲必须赶早，夏天的某一个清晨，太阳还没有露脸，麻雀还在叽叽喳喳地叫，父亲和小姐还没有起床，我一个人正在门口锯木头，突然有两个人推开了我们家的门。其中一个是我远房的大伯，他去过看不见大山的地方，算是见过了大世面，而且因为去朝鲜打过仗，是我们村子里唯一一位每月从政府领“工资”的人。他在打仗的时候挨过枪子，大腿被打穿过，所以走起路来有些瘸，这似乎增加了他的威信。有威信的人做媒成功率高，于是他就成了方圆有名的媒人。做媒人是有好处的，当地有一句话，叫“成不成酒三瓶”。成了，谢媒的时候，除了要送彩礼之外，新娘子还得亲手做两双布鞋送给媒人。小两口过得幸福也就罢了，如果过得不幸福，媒人会被骂，甚至会把彩礼还回去。

上门的另一个人，就是我未来的小姐夫了。他个子中等，精瘦、真诚，给我的印象像一只兔子，似乎正是属兔的，少言寡语，脸上的表情和走路的姿势都比较小心。小姐夫带着四色礼——四样东西，四种颜色，两包红糖、两把挂面、两包点心、两斤鸡蛋，跟着大伯是来提亲的，而且是换亲。

顺便说一下，在当地农村的传统里，“四”是最吉祥的数字。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易经中有“四象”之说，是指阴阳二气在不同事物中的占比状态，包括少阳、太阳、少阴和太阴，它主导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和方向。“四”是阴阳协调，“四”是东南西北，即使从数字本身的角度来说，二加二等于四，也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四合院，四世同堂，四大名旦，四大名著，四海升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无论是几个字的对联，横批多数都是四个字。在农村，大礼一定要送四样，提亲、订婚、拜堂成亲，首选的黄道吉日是农历每个月的初四。我记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正月初四，正好是过年期间，提亲、成亲的人成群结队，我们塔尔坪的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迎亲的队伍或者上门提亲的人。我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四，我突然发现，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喜”字，我的命那么好，会不会都和“四”有关呢？

可惜的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人们把“4”当成了不祥之兆，恨不得把它从阿拉伯数字的队伍里清除，电话不要带“4”的号码，买房子避开带“4”的楼层，商品里没有带“4”的价格，开会、出行、吃饭不选带“4”的日子，有些孩子为了不在“4”这天出生，竟然选择提前剖宫产。一个数字的不幸，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不幸。人们把“6”理解为六六大顺，以“发”的谐音把“8”理解为发财，把“9”理解为九五至尊，疯狂迷恋起了“6”“8”“9”。去年，江苏一个老板尾号为“999999”的手机号，被拍出了两千六百多万元的天价。

如果真要从传统文化的阴阳学说来讲，“6”为阴极，“9”为阳极，似乎都有点极端了。“8”为少阴，我个人的理解，虽然可以拆分为 2个“4”或者4 个“2”，能成双，却不好成对，起码不是绝配，是不协调不稳定的。

继续说我的小姐夫，他们家的那个村子叫马鬃梁，这里的“马鬃”自然不是指马奔跑的样子，而是指凶狠飞起来的大山。我们那里，再宽阔的地方也从来不养马，原因是山特别大特别狭窄，马根本迈不开步子，更别说是奔跑了。后来，我去小姐夫家玩，才知道“马鬃梁”是小姐夫家门前的那座山。那山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样说，仰着脖子也看不到山顶，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平躺在地上，垂直向上，才可以看到山的全貌。我坚信，在那块土地上卧着的牛、羊、猪、狗、鸡、鸭，在地上爬行的蚂蚁、青蛙和蛇，还有摇头晃脑的花草、树木，以及在树上飞来飞去的喜鹊、麻雀和蝴蝶，都是没有看到过山顶的。所以，住在这样的大山下，别说人了，就算是太阳，翻过山顶，也会累得直喘粗气。

我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看到过奔驰的骏马。马鬃梁这座山的山顶上，齐刷刷地长着木耳树，树的间隙是密密麻麻的灰白的天空，特别像马鬃飘飘的感觉。加上山间经常涌动着大雾，尤其到了冬天，叶稀影疏，远远看上去，真可谓是：马鬃竖起，状如飘雨；四蹄飞翻，色白如霜。这不就是骏马奔驰的样子吗？只是，马鬃梁几乎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马，更不知道“鬃”字怎么写，所以叫着叫着，就演变成了今天的“马宗良”。宗，传宗接代的宗，忠厚善良的良，这两个字他们都熟悉。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唯有“马”字唐突得很，因为整个村子不仅没有马，也没有一户人家姓马。再后来，搬迁的移民，出门打工的打工，村里人越来越少了，就归并到了我们塔尔坪，空留下一座山还在那里飞奔着。

大伯和小姐夫在我们家吃完了早饭，这样的饭要么吃面条，要么吃洋芋糊汤加锅盔。吃面条，取长（常）来长（常）往之意，也就是基本答应了这门亲事，如果吃其他的，就是委婉的谢绝。我们家那天的早饭下了面条，是小姐亲自擀的。吃完了饭，我哥就跟着他们去了马鬃梁，把换亲的事情很利索地定了下来——我的小姐，我哥的妹妹，她将嫁给未来小姐夫，小姐夫的妹妹将嫁给我哥，成为我的嫂子。

时间来到一九八四年农历七月份，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早，太阳刚刚爬上山头，探出小脑袋朝着村子张望。不是吹牛，我比好多大人都勤快，比太阳起得还早，当时已经开始干活了。你别看我小小年纪，也就十二三岁吧，但已是村子里的“富翁”了。我当时正在门口拿着锛子，加工一种小木料——松树的，长一尺四，宽二米四，厚一寸四，加工好了以后，背到十里开外的石门乡，两毛钱一个卖给木材厂。木材厂再请一帮木匠，加工成光滑精致的小木板，然后装进箱子，运往山外。

松树在我们当地，只能用来烧火、打家具、做床板、盖房子，似乎再没有别的用途。我们就很好奇，这些小木板被运到山外干什么去呢？我挖空了脑子也想不出来，我哥见过世面，他当过民兵，参加过打靶训练，也扔过几次手榴弹，所以他告诉我应该是运出去加工成装手榴弹的盒子。我听说我加工的小木板，可以装手榴弹，运到前线打敌人，心里说不出来的自豪。直到若干年后，我来到了上海，才恍然大悟，这种小木板是城里人用来铺地板的。尤其是江南的小阁楼，铺着木地板踩在上边，声音轻柔而舒坦。我为此写过一首诗，大意是，我和树木都进了城，只是它被染上了油漆，而我被染上了浓重的夜色。

那天早晨，喜鹊也开始干活了，它站在门前的杏子树上跳来跳去，喳喳喳地似乎要告诉我：“杏子黄啦，杏子黄啦！”我听了喜鹊的话，放下锛子，流着口水，装作若无其事地来到杏子树下，瞅着开始泛黄的杏子，正想偷偷地摘两个尝尝呢。我哥突然回来了，说你想干什么啊？我说，我就想看看喜鹊。我哥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想摘杏子吃！

那时候，我们家的院子边栽了一棵杏子树，每年夏天都会结满一树的杏子。我经常站在树下一天天地张望着，看着杏花开了，看着杏花谢了，看着小小的杏子结出来了，看着杏子由青慢慢地变胖慢慢地变黄。到了夏天，我最盼望的，不是阳光明媚，而是刮大风下冰雹的日子。风使劲地一摇，冰雹噼里啪啦地一砸，在树下就可以捡到三五个杏子吃了。即使不是杏子成熟的季节，坐在杏子树下吃饭、乘凉、听故事，都是别有一番情趣。所以正是有了这棵杏子树，那时候的岁月特别有盼头。

不过，这棵杏子树在我哥去世之后，也跟着死了。父亲说，是被虫子咬的。但是我总觉得，杏子树是我哥栽的，他们的魂交缠在一起，它会不会因为主人的离去，而忧伤过度了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哥是从未来的嫂子家回来的。按照农村的风俗，上门提亲之后，还必须经过两道关卡：首先看家，由姑娘带着主要亲人，比如哥哥、嫂嫂和叔叔，组成四至六人的考察团，到男方家里住上一两夜，进行两到三天的考察，通过聊天、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对男方家庭成员的个性人品以及住房条件、经济收入、家底和环境，有一个比较全面地掌握。看完家以后，然后就是订婚了，双方家庭的主要成员见面，比如父母、舅舅、阿姨、哥哥和姐姐到男方家里吃酒席，正式订立婚约，商量结婚的具体日期，也叫送日子。在这些程序中，换亲的话就会省略，只要分别选择良辰吉日，直接结婚圆房就可以了。所以在两家答应换亲之后，我的小姐很快就嫁到了马鬃梁，而我哥只要把嫂子接回来直接拜堂就行。

此时，我哥特别高兴，因为找了一个漂亮的媳妇——瓜子脸，黑溜溜的眼睛，拖到腰上的马尾巴辫子，所以婚礼不想那么马马虎虎就办理完。他和未来的嫂子一商量，准备好好办几桌子酒席，再请戏班子唱上两出大戏，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为了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出门赚钱，筹办婚礼的费用，我哥他们就把婚礼推迟到了第二年的开春。而且开春以后，天气转暖，万物复苏，麦苗返青，嫁妆一抬，鞭炮一响，天地一拜，红盖头一揭，然后再闹闹洞房，那将是人生中多么幸福美妙的事情。

我忘记告诉大家了，我家住陕西秦岭南麓的丹凤县，我们塔尔坪至今还不通班车，手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只有 2G网络，用不了微信视频功能，如果想视频的话，可以爬到村后的山顶上找信号。山顶上有一棵参天古树，电视也是一样的，要收到不带雪花点的节目，必须把天线拉到山上并绑到古树上。可想而知，几十年前那是什么样子——不仅不通车，不通电话，还不通电，没有一台电器，整个村子点的都是煤油灯。所吃的粮食都是自己种出来的，麦子粉、苞谷粉、高粱粉、豆腐，都是自己推着石磨子一圈一圈磨出来的；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油坊，吃的菜油和漆油都是自己打出来的，猪油是自己养猪杀出来的；穿的鞋是自己纳的，衣服是自己裁自己一针一线缝的。自己都吃不饱饭，又没有其他什么工商业，所以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完庄稼以后，利用农闲的时候，大家结伴一起去淘金。

淘金的地方在河南灵宝的朱阳镇，那里依然属于秦岭。我们一说秦岭，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陕西，其实河南不少地方属于广义的秦岭。秦岭有一条“黄金地带”，位于陕西和河南的交界处，主要在河南灵宝和潼关辖区内，那里的金矿开采场特别多，有国营的，有私人的，朱阳镇是离我们塔尔坪比较近的。

文雅点叫淘金，其实就是偷矿，我们叫“背矿”。晚上半夜三更，偷偷地钻进人家废弃的矿井，从矿渣里捡一些矿石，胆大的就带着雷管炸药放一炮，开采一些矿石，然后背下山，卖给老板碾金子。矿石的价钱是按照重量计算的，当时好像一斤卖三五毛钱，背得越多赚的就越多，所以大家会不要命，男人每次能背两百多斤，女人每次能背一百多斤。而且上山下山都在悬崖上走，还有保安拿着电棍在后边追赶，往往跑着跑着，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矿井或者摔下悬崖。

背矿的人为了晚上出门方便，白天就躲在山上的石洞里睡觉，平常不敢生火做饭，因为一冒烟就暴露了目标，所以只能啃一点干粮。有些胆大的，便带着铝锅，拿三块石头一支，蒸一点大米饭，没有任何菜，只放一点油和盐。如果遇到保安部门“清山”，必须扔掉所有的东西立即逃跑，不然被抓起来了，不仅要挨打受罪，还得缴罚款赎人。所以，大家赚的钱不敢装在身上，也不敢放在山洞里，而是偷偷地埋在山中，会在上边压一块大石头，甚至拉一泡屎撒一泡尿作为记号，等下山的时候再扒出来，缠在裤腰上带走。矿山上的温差特别大，即使还在秋天呢，山上就会下雪结冰。但背矿的人不能穿得太厚，只能穿着夹袄，太厚了行动不方便。而且背矿的时候会出一身汗，衣服里里外外都会湿透，等背完了矿，被冷风一吹，冻得人瑟瑟发抖。

我前几天问起当年背矿的事情，我小姐夫还记忆犹新，说他被抓住过几次。每次被抓住的时候，保安会抽下你的鞋带子，把你的双手扭到背后，把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然后再抽下你的裤带，把两个人的胳膊绑在一起押向保安队。一般情况下，会被关上两三天，吃的是面汤，睡在地板上，直到有人来缴罚款，才会被放出来。小姐夫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不然谁愿意吃那种苦啊。因为太危险了，后来好多人都改了行，不再去背矿了，而是到煤矿替别人挖煤去了。直到现在，小姐夫每年农闲的时候，都会去煤矿干上几个月。

关于背矿的故事都是他们讲给我的，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有很多传奇故事被背矿的人带回了塔尔坪。比如在我们村东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得特别帅，而且是一个木匠，他打的家具美极了，所以娶了一个特别漂亮特别贤惠的媳妇，养了一双乖巧的儿女。他上山背矿的时候，捡到了一大块颗粒金，发了一笔大财。不过，风声很快传遍了朱阳镇，第二天晚上就遇到一伙强盗找上了门，他虽然拼命地抵着门，但是随着一声枪响，门被打穿了，他被打死了；比如我们村西头，有一个代课老师，去山上承包了一个矿洞，成了我们村子里的千万富翁，他后来拿着这些钱，回到商洛成了房地产老板；比如我的小姨，听说在朱阳镇的地里随便一挖，就有一坨一坨的金子，于是跑过去嫁给了当地人。我姐去过小姨家，据说她家住在黄土高坡上，地里别说挖出金子，连狗屁石头也挖不出几个，关键是一年四季没有水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下山去背水，生活条件比我们塔尔坪还艰苦。

那天早上，我哥对我勾了勾手，说杏子还没有熟透呢！他扔给我一个大白馒头，十分得意地说：“我要背矿去了！这是你嫂子昨天晚上亲手蒸的干粮。”我哥进屋收拾了一床被子，准备出门去河南灵宝淘金，为来年的婚礼筹钱。我年纪虽小，心里暗暗地憋着一个梦——当我们村子里的首富，娶一个漂亮的媳妇，所以早就想跟着我哥去淘金，只是过去都被他拒绝了。

我把大白馒头掰了一半还给了我哥，讨好地说：“哥，你带上我吧。”我哥吃着我还给他的白馒头，觉得我这个弟弟挺懂事的，第一次痛快地答应：“那赶紧走吧！”

从塔尔坪去朱阳镇，先得步行七八十里的小路，到商洛市（当时叫行署）洛南县的三要镇，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要坐汽车到灵口，再坐火车到灵宝，最后从朱阳镇某地上山。为了准备沿途坐车的路费，每个人会从家里带一些山货，到三要镇的集市上卖掉。我背的是笼圈，专门用来制作蒸笼的材料，其多数是用柳树或者香椿树，解成三四毫米厚的薄薄的木片，这样制作出来的蒸笼，在蒸馒头的时候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椿的味道。

（文有删节）

（选自 2024 年第 3 期《大家》） ehXcV7TSDs1CBZJw6DXpgKvxFcqWyH4cuGMkJVHxDPWvbtau/RHZ2DisqG266m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