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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写作，一点关于写作的观察与想法，无非来源于两个时刻，一是我工作的时刻——我是个文学编辑。另外，就是夜里，家人都睡了，我在灯下枯坐，这个世界和我建立起一种奇妙的关系——
那个时刻，在枯坐中，我仿佛获得了所谓的静观能力。
生计受限是令人忧伤的，比生计受限更令人忧伤的，是精神世界里活性的萎缩与坍塌。如果说，新的一年文学有什么任务的话，那任务就是留住精神世界里的活性。
想起有一年，乘车在四川的莽莽大山里奔驰。那是我较早地见识原始森林的一次外出，车窗并没有开，但车里渐渐弥漫着特殊的气息，我想那气息一定来自窗外的森林。那气息是纯净的——纯净里带着混合物，这混合物在此群山亿万年而获得某种秩序，于是又归于纯净。在车里，我就被这样有密度的纯净气息浸泡着，同行的朋友说，附近有熊猫。
一种古老生物一直繁衍到现在，生存环境未发生剧烈变迁是至关重要的。而环境得以良好维护，依靠的是两种内在的能力，一是自生，一是自净，概而言之，就是活性。活性的前提，是生物多样性——多样性保持着生机，多样性维持着奇妙的平衡。
近年来，我一直看重写作者的语言自治能力。其实，个体的语言自治，所造就的正是文学的多样性，也就是文学的活性。文学活性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和作者，它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共同语。共同语因接纳文学的活性而获得不停向着未来生长的能力。
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开始筹办的时候，为了寻找合适的来客住宿及举办典礼场地，我在天津城区看了很多地方。这里包括利顺德酒店和天津音乐厅。对我而言，这两处自然不陌生，是上下班必经的建筑，尤其利顺德——清末政经外交最重要的办公场所，李鸿章在这里与各派人物周旋，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也住在这里——从解放北路那个木质旋转门进去，左拐，和朋友在那里喝过几次咖啡。如果凑巧，咖啡馆里还会安排女中音爵士风的演唱。至于天津音乐厅，我没有考证过，印象里是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厅。
这次是带着一个实用的目的去两个熟悉的地方，然而，一进去，那个实用的目的就淡了。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年纪日益老大，两处建筑里的每个老物件都在超额生产着“时间”感，我就觉得身体周围的时间浓度在抵消那个实用心思，以至于有那么几分钟，我忘了此行的目的。
总想补补课，关于理论物理上的时间观念，我想了解别人是怎么解释的。然而，通常是翻几页，然后就翻不下去了——除了自己学习能力差，“专家”未必真能说得明白，说不清楚就开始弄迷魂阵放烟幕弹，学术花招也是我补课“未遂”的一个原因。我想，你也许有过这种阅读经验与体会的。
好在，即便没有理论物理，时间是在的；尽管我们用手也抓握不住它，用口也不能辨析清楚它，时间还是在的。对觉悟的写作者而言，时刻表、年月日，这是我们对时间捉襟见肘的表述，这是我们加在时间这个天使身上的俗名，而效率、“抓紧时间”则是我们加在时间身上的苦役。
时间是一个浑然的、无边的存在，而我们的理想的写作，正是要面对这样的存在。
王懿荣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他是在一种药材——龙骨——上发现的甲骨文，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近代重大的考古发现。五月得空在烟台做了一次读书交流，交流会后，我匆匆参观了王懿荣纪念馆及王懿荣故居。
回到天津后，“王懿荣”这三个字，居然就萦绕不去，这是我未曾料到的。对甲骨文，对王懿荣，原先只是十分粗浅的了解，事实上，即便经过烟台一访，我清楚地知道，关于王懿荣与甲骨文，我仍然是个门外汉。幸运的是，有此一访，我获得了凝视甲骨文与王懿荣的机会，那个机会，也许就在当下，也许在更方便的未来——总之，一念既然发动，凝视便开始了。
王懿荣之发现甲骨文，我粗浅地理解，也在“凝视”。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关于龙骨的疗效均有记载，刻有甲骨文的龙骨未必是多数，但总归是有的。这就意味着，在清末王懿荣之前，近两千年，“见过”刻有表意符号的龙骨的人一定会有，但是，对着这些表意符号，进行“凝视”的人几乎没有，即便有过，也没有追问下去。故事到王懿荣这里，变得不同起来，他是通晓钟鼎文与石鼓文的，他一眼便看出了龙骨上的刻画符号与钟鼎文、石鼓文隐约的亲缘关系，关键在于，他“凝视”后发问，这些药材来自哪里，有人答，来自安阳。
于是，一个人的“凝视”和一片大地联系了起来——那个原本只停留在“信史”之前的殷商，那个缥缈的殷商，在甲骨上的种种刻画当中，透露出一层又一层可辨认的信息。五月，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古现东村，我推开了王懿荣故居的门，许久没人来了吧，见院子里蒿艾盈尺，眼里就有热泪在涌，心里记得的，是那两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表达你的发现。你当有所专，不然，就无缘“凝视”；你当有所追问，以便将你的“凝视”与这片大地连接，不然，“凝视”无果。
不少作家回忆人生之路时，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我”当初是个“问题儿童”“问题青少年”。我相信，其中有诚实的叙述，有些，则是虚伪而作秀的叙述。这虚伪作秀的目的，无非是沉醉于目前的“著名”与“成就”，或者在暗示，“问题人生”有着某种逸出庸常的诗意。
我今天要讲的，不仅是“问题儿童”“问题青少年”，我想把话题扩展到“问题人生”。谁的人生没有问题呢？我们恐怕找不到那样完美的人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不会那么完美，多少都会裹挟着问题。贫穷会伤害我们的身心，富贵也会伤害我们的身心——上流社会，那个流淌着财富的、在我们想象中生活必定如蜜一样甜美的阶层，光鲜的皮相下，同样演绎着“问题人生”。
无论是“问题人生”，还是人生当中阶段性的问题，如果在心理学当中构成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问题”的不良性质——尤其当这一“问题”直接构成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侵害的时候。
问题，它就是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直接拥有美学与思想价值。不要以为，“问题人生”与良好品行、稳定而获得公认的理智与情感有着相位差异而能先天获得某种艺术优势。虚妄的“高大全”概念化的宏大叙事是病态写作，但这并不天然意味着，只要我们触碰卑微与日常，我们的写作就赢了。
有时，我们的写作不得不始于“问题人生”，但我们应当知道，魅力不在“问题人生”本身，而在于，我们由“问题人生”出发，向着光源行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一条特别的路径。
一九八〇年《散文》创刊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又创办了《散文海外版》——这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关于散文出版的另一层眼光。“我”是这样来做原创散文的，于是有《散文》；“我”是这样关注同行做散文的，于是有《散文海外版》。
《散文海外版》三十年的庆典在沅陵举办。关于沅陵，沈从文先生自己说，这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庆典获得了一个天然的精神背景，那就是沈从文。曾经看见有论者说，鲁迅逝世之后，其留下的巨大空缺可能由沈从文先生来弥补——我想，沈先生并没有意愿真的来领受这样一个任务，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来往，志向趣味也极为不同。
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现代性——这是个阐释的循环，因为它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让它成为现代文学，而当我们称它为“现代文学”，意味着它又必然与现代性相关。诚然，我也认同那样的看法，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杰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现代文学的功绩，看到它残破的残缺的觉悟——都大彻大悟了，街上都走着十全十美的人，文学可能也就终结了。
沈从文先生的贡献也是在现代性上的局部的觉悟。别人亢进于革命文学的时候、改造国民性的时候、谈论欧美的时候，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在追忆、在留恋、在旁观。他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启示，他和他的反对者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他无意于用崇高的信仰为世界立法，他也感到没有能力与足够的热情去推进人间革命，他的兴趣只在自己的神庙里供奉人性。
想到沈先生的时候，我想到的不仅是他这个天才所提供的关于人性的丰富性，我想到最多的，还是文学现代之路的丰富性、活性问题。
写作不是强求的事，愿意写什么，是个人的自由。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写作与当代的关系单独挑出来呢？
可能你要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主题”写作，就是与当代、新时代相关啊，并不少啊。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们要看看优异者的数量，最重要的，看看独创者的数量。我看见的是，多数作品只是在项目悬赏下的复制——其文本稍显讲究的，大致也只是借鉴了“十七年”文艺的一些调性与技法。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面对新中国与新生活，我们的文学史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篇章。我们现在与“十七年”的生活变化是多大啊，但现在还在复制“十七年”之文艺，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
你以为你写的是眼下，阅读者却感觉写的是“十七年”。本质上，这是缺乏勇气与诚意的书写。当代是我们所能面对的社会意义上的“第一自然”，用“十七年”笔法来书写我们眼下的当代，这是将当代幻觉化的表现，这是回避“第一自然”的表现，这是从语言自治到思想自治能力上双重衰退的表现。
孔子一句“吾从周”，让我们误解他是个时刻梦想复古的人。而事实上，他是在说，周的典章我们还有据可循，所以值得参考，而不是让现存生活回到远古去。
近来参与研讨、审读了不少自然写作方面的作品。自然文学这个话题，以前谈过，还想补充几句。为了便于交流，我还要提到他：鲁迅。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其大的背景是国家与民族追寻治理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百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写作者以及一切有自我革新、觉悟诉求的人）追寻现代之“我”与“我”之现代的百年。可以说，正是“我”与“现代”的相互编码，生成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当年的《狂人日记》是多么奇异的文学叙事啊！这就是因为，作为叙述者的“我”与观念中的古典之“我”发生了决裂。但鲁迅的高明在于，他知道如何在自己内部培养反对派。在社会问题的疆场上，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战士，而他在他的书法当中，在《朝花夕拾》里，他又透露着他温柔敦厚的“暖男”气质。鲁迅天才的平衡感造就了他非同凡人的成就与见识。我相信，在鲁迅那里，“诸相非相”一定转换成了“诸我非我”——明明是我，却挣脱了“我”相；明明是与过去决裂的现代，却挣脱了流于表演的“现代”相。不在“我”之窠臼，不在“现代”之窠臼，那在哪里？我相信，鲁迅之“我”，合于自然。
合于自然，对大部分现当代作家是个难题。大部分现当代作家追寻的，是指标化的现代。敷秀于指标化现代上的“我”，是没有能力与勇气培育出自身的反对派的，他们最多只能做到以“有我”自证，却无力回应诘问，所以他们只能合于潮流，而无力合于自然。合于自然，需要有以“无我”自证的能力——常常，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想自然给予人生的意义、自然写作给予中国文学的意义的。
写作者面临的语言系统大致由三部分组成：共同语的正典、个人化的经典，再加上现时代的活力语言。所谓共同语的正典，指那些为共同体的人们提供了基因性文化路径及典型修辞方式的语言系统；那些在写作者个人作品风格形成中曾发生过特别影响的语言资源，构成了个人化的经典——写作之种种魅力，往往发生在这个部分，经典与个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影响的；现时代的语言，以时间上的当下、以空间上的当场，获得表达上的活力——其中，一些广为流传而深入人心的部分，迟早会汇入语言的经典化过程。
对写作者而言，其实不必时时在意这样的分类，这只不过是应用语言学在文学文本之中呈现的事实而已。写作者总是带着旁观之眼看待写作，这并不是好事，这很容易将写作变成所谓“纯粹的技术活儿”——将概念混合、化合、配平，相应的系列考量还包括：题材的酸碱度、叙事密度与长度及既往同类作品市场卖点提纯，等等。写作当然有技术的一面，但万不可因此就斩断作品与生活的真实对话。我们常说好的文艺贵在有根，这“根”，正生于对话。
傲娇，得意于技术，可以生产“存心”的文学、“故意”的文学，而我们理想的文学，是尽心尽意的文学、诚心实意的文学。
六月七日午饭后有点空闲，随手就写个“有闲”的手札。关于闲、闲话，我原来写过，那次是说，“闲”，也是一个责任的场域。所谓世俗责任，往往是较明晰的有限责任，比如，我们见过的公司几乎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闲，带有“无限责任”的意思，无限自由的另一面即是无限责任。有这样一首禅诗：
山前一片闲田地，
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度卖来还自买，
为怜松竹引清风。
我盯着“闲”字看了半天，想看出闲的另一层意义来。这表述可能并不恰当，意义当然不是硬生生看出来的。意义，只可能来自于人与世界的真切对话。但我是不愿意把闲当作无所事事理解的。你我皆在俗世，必须要踏实地做事，这是个前提——事实上，僧侣也在俗世，他们的管理制度、生活给养，哪一样不落脚于俗世？
那么此刻，该如何看这个“闲”字？
闲田地，之所以卖出又买回，这份舍不得，是因为它有“不染着”的天真与天良。我们习惯于重复现代美学中的艺术“无用论”，以此为高妙超群，其实，文艺并不真的是无用的。只不过文艺的用处，若是身无“不染着”的警惕心、保护天真与天良的决心，是不容易看见的。“不染着”，是不是空想呢？若没有“不染着”的警惕心、保护天真与天良的决心，那就的确是空想。而有此警惕心与决心，它就不再是空想。所以，“不染着”的闲，对文艺人士而言，比普通忙碌需要更大的人生投入。
抄完这首诗，落款“高考第一日”。希望这些渐渐汇入忙碌世界的孩子，能够慢慢懂得这个“闲”字的真义。
宗教对世俗生活曾经有着强烈的干预，总体而言，这种干预的深度及广度在下降。而我们所说的存在主义思潮，正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被宗教放逐，还是世俗人类的斗争所得，获得世俗生活自治的人类，迟早要面对人在世界（宇宙）中的真实处境及应对方式——在漫长的时间里，这样的问题，它的提出、解答及践行意义上的“楷模”，都和大众无关，大众只需要记住“答案”。而现在，当人类获得了日常生活的自治权，个体在收获自由及财富的同时，也必然要独立面对一些边际或者说终极追问，更何况，战争及人道意义上的灾难，也在提示人类：这些问题不容回避。
基督徒有忏悔的习惯。尽管忏悔的仪式可以减省，但是至少，忏悔的习惯及修辞，在我们所见的很多西方文学文本中保留了下来，这当中自然包含着存在主义文学。与忏悔文本匹配的修辞，只能是诚意修辞。诚意修辞，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但我今天想说的是：仅仅有诚意，还是不够的。
这份诚意向谁倾诉，是需要追问的。存在主义不仅仅影响着欧美文学，四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从《活着》到各种各样与“活着”有关的文本，其实都与存在主义发生着关联。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与虚无，是我们所见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等待戈多。因为戈多的缺席，存在者的荒诞有了更高的倾诉对象。缺席与虚空，构成了意义的涡旋。戈多缺席，但那个更高的存在并没有缺席。《等待戈多》实现了存在者向更高存在的倾诉，而诚意，也实现了它高级的修辞价值。
《赤壁赋》里苏轼梦中的大鸟，也是这样更高的存在。
但我们常见的文学，每每止于世俗诚意——缺乏深度、纯度，缺乏与普遍性深度关联的诚意。世俗的诚意适用于礼尚往来，只适用于存在者与存在者相互倾诉，而不适用于存在者向更高的存在进行倾诉。所以，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也每每仅止于赞美或批判。
（选自《安徽散文》2024 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