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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一些道路，似乎是由阻碍与陷阱成全的。有如选择题，只有避开那些错误的选项，才能获得正确答案。远古的时候，要穿越今天的新疆，穿越这块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广袤土地，就得绕过那些死寂的沙漠与高耸的雪山。它们之间，是彼此尚没完成同化与征服的过渡地带，上面有水源、草地、城郭、滩涂……就像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时需要水中有落脚的踏石，将这些生命的依托之地联结起来，无垠的旷野里，便有了隐约的道路在闪耀。
尉头，就是这条道路上众多城郭中的一个。只是，它如今的名字叫图木舒克，维吾尔语“鹰面部突出的地方”。也许，从高空往下俯瞰，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形成的冲积平原，看上去的确有几分像鹰的尖喙。我生活的云南，苍洱大地有一座佛教名山“九曲山”，明初的时候，有人将这座山改名为“鸡足山”，时隔六七百年，很难再查找这一更名的缘由。令人困惑的是，今天的人们借助现代化的拍摄工具，从高空俯拍，这座山看上去的确像一只站立的鸡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明朝初年，人们匍匐于大地生活，他们是如何获得这样的视角，宏观地目击过这座山的外形，从而作出更改山名的决定？
一个地方，它改名换姓的历史，一定包含了许多原因，包含了战争、迁徙、流转、寄望，也包含着许多被时间遮蔽、人类永世无法再洞悉的秘密。
我抵达今天的图木舒克时，这块土地的前世：尉头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物理痕迹。隔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西域小国，像时间中的一颗流星，只在典籍中留下它的身影。《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三十六国，元帝时五十余。”尉头国名列其中。西域，是古时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新疆。辽远、广袤、神秘，西域这个名词，天然带着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王维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从古至今的地理诗歌中，没有比写西域的诗句更有冲击力的。每一次，当我听到后人用王之涣的词谱写的曲子，心中都会一凛。想象古人站在玉门关向西眺望，视野里是无尽的戈壁、黄沙以及横亘着的层层雪岭，那是怎样的苍凉与无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块阔大的土地，没有春风的吹拂，没有春雨的浇灌，你能够想象出，那又是怎样的荒寂与萧瑟！
新疆，有着世界上最为高耸的雪山，也有着世界上最为死寂的沙海。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远古的时候，难以逾越的天山山脉和无法蹚过的茫茫沙海，几乎完全挤占了这块土地，只在它们的接合部，留下一些没能完全弥合的缝隙，留下星星点点可供人类繁衍生息的绿洲。于是在时间的加持下，一个又一个小国，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楼兰、且末、莎车、焉耆、车师、龟兹、尉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尉头国的条目里，是这样解释的：“丝绸之路北道小国。西汉时约2300 人，300 户，养兵 800 名。王都在尉头谷。”
这也许是中国大地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口最少的国家，小得像大风里的烛火，以至于今天，人们对尉头国的王都遗址，一直争论不休。的确，由于时光将尉头国留下的痕迹几乎清除了，后世的人们只能根据典籍中的记载和残存的稀少物证，确定它的大概位置。至于尉头国的王都，那早已熄灭的烛火，哪怕它曾经发出过光亮，现在也已隐入万世的黑暗中。
然而，人类并不因为一个王国的寂灭，而放弃对它的寻找。考古、查证、研究，有人认为尉头谷在今天新疆乌什县和阿合奇县一带，因为那儿有看似来历不明的古城遗址，也有学者认为尉头谷的所在，应该就是今天图木舒克山麓的“唐王城”。千年时光的遮蔽，让一个曾经的西域小国，像沙子一样，被时间的大风吹得无影无踪。二〇二三年十月上旬，我站在喀什噶尔河的旧河道里，眺望北岸孤石山上的唐王城，我看到消失在风中的庙宇，看到山顶早已荒凉的烽火台，想象两千年前，尉头国消失之前，这个国家最后剩下的那几个人，站在我今天所处的位置，如何坦然面对那末日苍凉的景象？国家的确太小，巨浪中的小小孤岛，随时随地会被海水覆盖，它能够在《后汉书》中留下一行文字，已殊为不易。尉头国的消失，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个仅有两千余人的小国，在面对气候变化及沙漠扩张的严峻形势下，的确难以维系。更何况，还有周边强邻虎视眈眈，为了存活，整个族群被迫不停地搬迁，但远方焉是天堂，前行的路上，还有无数天灾、欺凌甚至杀戮在等待。隔着上千年光阴，我仿佛看到一个小国，在时光的沙海里艰难挣扎，最终，这个小国的身后，卷起的尘土将它的历史掩埋，只留下早先种下的几棵胡杨，作为留守者，它们忠贞、坚韧、默默将根须扎进更深的土壤，让自己活得像一个古国最后的悼词。
《新唐书·地理志》有这样的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古代的许多地名，因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留下无数悬念等待后人破解。历史上的姑墨国，在灭了温宿之后，西与疏勒国相连，东与龟兹国毗邻。相对于姑墨来说，龟兹国又要大得多，班固在《汉书》中称：“龟兹，国都延城。其国东通焉耆，西通姑墨，北通乌孙，人口八万余，兵二万余。”在人类的丛林时代，与一个大国毗邻未必是幸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姑墨国在灭了温宿之后，于北魏年间也没有摆脱被更强大的邻国吞并的命运，最终成为龟兹国的属地。也就是说，唐代安西都护府辖下的龟兹西境郁头州，州府所在的据史德城，极有可能是尉头王城、姑墨南城和后来郁头州的州城。赤河北岸孤石山，如果不受地名变化的干扰，这样的描述其实是很清晰的。唐王城所傍的喀什噶尔河，亦名克孜尔河。克孜尔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红色”，也即“赤色”之意。克孜尔河现今虽已断流，但古河道的遗迹仍然可见，北岸山上所建之城，与《新唐书·地理志》所描述的郁头州完全相同，应该就是据史德城。
生活在这一带的维吾尔族人，还将这座城称之为“托库孜萨莱”，意为“九座宫殿”或者“九座驿站”。也许是由于战略位置的特殊，唐王城故地在公元前后一直陷入龟兹与疏勒无尽的争斗中。那个时候，这个天生的王城遗址，也许还曾叫过槃橐城。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槃橐城的遗址，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位于喀什市吐曼河岸边，那儿的遗址至今保存着高达 3 米的残破城墙；第二种认为槃橐城就是托库孜萨莱古城。但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和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据守槃橐城。疏勒即今天的喀什，班超既然与其互为犄角，那喀什吐曼河边的古城遗址，很可能是疏勒王固守之地，而非槃橐城。是或者不是，都有待历史学家进一步地考证。
中国历史上，班超是一个大写的名字。在他七十一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一年生活在西域，并成功让西域诸国归附汉王朝，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立下大功。汉和帝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我到唐王城的时候已是十月，天气干燥，灰蓝色的苍穹像一个巨大的无字表盘，时间仍旧执着地擦除着这座古城曾经留下来的一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唐王城还依稀可见，它西高东低，呈长方形，共有三重城墙，分核心区、内城、外城和大外城四个部分，面积达七十余万平方米。城址的一面，利用了图木舒克山的自然断崖为屏障，险峻，的确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地。西侧的山顶上，很远就还能够看到一座土筑的烽火台，体量应该不小。曾经有着实用功能的烽火台，如今成了一个时间符号，遥望着它，我忍不住陷入怀想，不知它最后一次燃起狼烟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行使烽火台的功能？历史总是忽略细节，对我所关心的问题没有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来此发掘，出土了四千多件文物，有汉文、古阿拉伯文、龟兹文的文书以及大量汉代钱币。而唐王城的来历，就与在这儿发掘到的“开元通宝”有关。《新疆图志·建置志》说：“今城（巴楚）东北一百五十里，图木舒克九台北山有废城，樵者于土中掘得开元钱，因呼为唐王城。”
今天，视线里的唐王城已经面容模糊，抬眼望去，山体上只剩下些隆起的土埂，像是时间的废墟，大量的秘密被土层掩埋。我抵达的时候，有考古人员正在山下作业。时隔多年，国家对这座王城的考古仍在继续进行。相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次考古，眼下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要严谨和专业得多。王城下面的土地被认真划分为许多地块，有些地块插有用于标识的小旗。在内城与外城之间，考古队发掘了数十平方米，出土了几百件文物，有陶罐、铜钱、玉石及牛马的骨头。考古队员用放射性C14 测定，唐王城遗址距今已有 2225 年。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近百年，这座王城就已经耸立在喀什噶尔河边。两千年前流水潺潺的喀什噶尔河，今天已在两米的尘土下深埋，时光确实如尘土。
站在古河道里眺望曾经的唐王城，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初人们筑城的情景。繁盛的时候，这座王城生机勃勃。传闻玄奘去西天取经时曾路过此城，我查阅当年玄奘取经的路径，发现虽然他西出玉门关后，走的是北线，经过高昌、焉耆和龟兹，但玄奘到了今天的阿克苏和温宿一带，便转向西北凌山进入大清池，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多年之后他从印度返程，抵达了与唐王城近在咫尺的疏勒国，但因得知结拜兄弟高昌王已死，为避免睹物思人的伤痛，便放弃了原计划的北线返途，选择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经过于阗、敦煌返回长安。虽然史料无法证实玄奘抵达过唐王城，但他西行的时候，佛教确实正在西域一带广泛传播，且信仰者众多，不然他的西行之路不会如此顺利。当时的唐王城，周围有六座寺庙拱卫着，其中的唐王城佛寺规模庞大，僧侣众多，佛事频繁，佛经整天传诵，加之考古发掘出不同时期的钱币，说明唐王城一度商贾往来，贸易繁荣。只是没有想到延续了上千年的一座王城，会在大约十世纪突然陷入沉寂，有关它的记载，史书上再也不见踪影，仿佛一夜之间从大地上消失了。所以，望着千年前的王城遗址，我总是觉得看见的是海市蜃楼。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如今大地上的一切，森林、高山、河流、城市，谁又不是时光中的海市蜃楼？
在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尊复制的菩萨头像，面部饱满、圆润、祥和。她低垂着眉眼，微笑着，仿佛心中藏了世上所有的喜悦。这尊菩萨的表情，是陶器烧制时期的浓缩，我在那微笑的表情上，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放松与从容。靠近一看，展品的说明文字表明，这尊菩萨头像的泥塑时间是公元六至七世纪。难怪，那是盛唐时代，王朝强大，影响力突破山川、沙漠和大海的限制，抵达遥远的欧洲和太平洋中的众多岛国。遗憾的是，这尊菩萨头像的真品并非为我们收藏，而是藏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于二十世纪初来到图木舒克，他在唐王城附近的佛寺发现并带走了它。
那是一九〇六年的十月，伯希和一行从喀什来到了图木舒克，他在托库孜萨莱佛寺旧址——路旁隆起的一片小高地上，看到几堵站立在风中的残垣断壁，伯希和走上去一看，发现废墟间有一些小房间的地基，他以为这是一处伊斯兰建筑遗址，因为这种地基在穆斯林古建筑中常见。不仅是伯希和，著名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这个地方时，也认定这处遗址与穆斯林有关。早在伯希和来到新疆之前，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已经趁大清国势衰微来到新疆，疯狂发掘，把大量的珍贵文物运回了他们各自的国家。法国人伯希和来得稍晚些，更加珍惜并不愿错过任何与文物相关的线索。就在那些残垣断壁中，当他用马鞭拨开地面的土块时，立即眼前一亮，他看到了泥土下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风格的佛教艺术，诞生在印度河上游，之后通过西域，缓慢地从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中原以及地处远东的日本。伯希和意识到，这样的陶俑应该不会出现在伊斯兰的古遗址上。果然，他随后又在废墟的泥土下陆续发现了一些佛教文化的陶片。伯希和在印度生活多年，受教于印度学家列维和著名汉学家沙畹，又曾担任过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扎实的东方文化知识，让他立即断定这是一处佛教文化遗址。于是一座消失在时间大风中的佛寺，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到托库孜萨莱佛寺同样是十月，天气干燥，我在佛寺残存下来的墙体里，看到了泥土中夹杂着用于增加牵扯力的麦秸，上千年了，这麦秸竟然没有腐烂。我想起几年前在西藏布达拉宫路边的墙体里，看到同样夹杂着麦秸的土墙。雨水丰沛之地，不会有这样奇特的建筑方式。布达拉宫与托库孜萨莱佛寺相隔数千公里，出现同样的建筑工艺，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在远古的时候，这两座佛寺，曾有我们今天不曾知晓的联系。
当年，伯希和在唐王城佛寺发掘到的物品足以支撑起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雕塑、壁画、陶器、雕刻品、版画及杂物。仅雕塑品中，就有丰富的佛陀、菩萨、天神、公主、僧侣和苦修山僧的头像……杂物更是品种繁多，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其中还有许多日用品，比如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器、布帛……尽管伯希和的考古团队是西方列强搜刮中国新疆文物的迟到者，但因为他们来到了图木舒克并发现了托库孜萨莱佛寺，便相当于盗宝者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山洞，东方大地千百年来结下的艺术果实让他目瞪口呆，他不惜花重金雇用了三十多位民工，持续工作了半个多月，把从佛寺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打包悉数带回了法国。
伯希和挖出的大量文物，揭示了图木舒克的这座佛寺，曾经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融联结的纽带。文物运至法国，立即引起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轰动，大量观众拥入当时展览这些文物的卢浮宫，观看东方土地上的艺术瑰宝。此后，这些文物才运至法国吉美博物馆珍藏。
因为地域辽阔，也因为古时这块土地上存在过的国家众多，还因为文化多样，新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迷宫。西域三十六国，仅它们的国名，就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全。不仅是记不全，就是连它们的读音，也许都会是一些陷阱。比如西域历史上的“大国”龟兹，它的发音估计就有不少人读不准。至于它的历史，对于非西域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更是一团乱麻。有史料记载，龟兹西汉时属于匈奴，公元前七七年臣服于汉，王莽时期又重新隶属于匈奴。到了五世纪前期，龟兹又一度被柔然控制，而四四八年，北魏攻占龟兹，但几十年后，它又隶属于当时的西方强国嚈哒。对于嚈哒这个所谓的强国，在我翻阅西域的历史之前，听所未听，也闻所未闻，感觉它就像是一个存在于火星上的国家。到了隋代，龟兹又有新主，直到唐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六四〇年，唐军收服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才陆续纳入唐王朝永久的版图。
即使是把空间缩小到唐王城所在的图木舒克，这个由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冲击形成的绿洲，关于它的前世与今生，如果要厘清它的每一个真相，也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地下发掘的文物来看，这块土地三千四百年前就有人居住了，然而谁曾生活在这里？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是融入其他民族，还是迁徙远方？这是一个谜，也是历史学家待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图木舒克地处塔克干玛干大沙漠的西北边缘，是古丝绸之路北线必须经过的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它必然要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数千年来，多民族在此聚居，多宗教在此传播，多语言在此融汇，而这片土地也走马灯似的隶属于不同的政权。如果说图木舒克像一本摊开在新疆大地的历史书，它的许多章节至今仍然晦涩难懂，就拿唐王城来说，人们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的来龙与去脉，它因什么而兴，又因什么而灭，它度过了怎样不凡的一生，时间的大海里，这座古城若隐若现，只留下一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一座王城曾经的芳华。
从北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图木舒克，飞机从高耸的天山山脉上飞过。机翼下，连绵的白色雪峰一直往西延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天山从东到西横跨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这条两千多公里长的巨大山系，横亘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已达数百万年，这儿远离大海，是世界最为干燥的区域。白色的山脊，夹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在黄褐色的沙漠映衬下格外醒目。庄子在《逍遥游》里说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望着机翼下绵亘的山体，我仿佛看到遥远的时间深处，海水退去，天山隆起，几千里长的那条大鲲，困在沙海，肉体风化，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白色鱼骨。
置身于图木舒克，我在麻扎塔格和图木舒克山体的下端，看到了大海退缩的痕迹。那是极为缓慢的退缩。盐碱，我怀疑是海水风干后留下的水渍。车窗外，不时能看到平地中隆起的灰色山脊，山体是坚硬的岩石，上面有雨水自上而下流淌形成的密集沟纹，而在那些坚硬的岩石里，深埋着大量白垩纪海洋生物：杆菊石、矛齿鱼、长头龙……它们以速死的方式实现了永生。抬头仰望蓝色的苍穹，那蓝色犹如沧海，天空纯净，朗夜所看到的那些繁星隐没得无影无踪。为何璀璨的星河只出现在夜晚？阳光本为照亮，为何悬浮的群星在它的照耀下反而看不见，只留下月亮作为地球的陪伴？
曾经的西域三十六国，它们像人类历史长夜里的灯盏，短暂明耀又归于黑暗，就像那些从天宇里一晃而逝的流星。遥远的古代，西域并非像后来那样荒凉、干燥和枯寂。相反，它有过森林茂密的春天，有过水草丰美的盛年，浑身散发出新谷灌浆的气息。“浅草茸茸闻牧笛，轻帆猎猎送渔歌。”这诗描绘的不是江南，而是新疆。盛唐时候，龟兹等地竟有水稻种植，听上去像是一个神话。二〇一六年秋天，我在新疆奇台的将军戈壁二号煤矿，看到地皮揭开之后，有深达百米的煤层。如果煤矿的形成与参天的大树有关，那么要有多少棵树木接力般的累积，才能形成奇台煤矿如此巨大的埋藏体量？
像季节的更替一样，大地也处于无尽的轮回中。所谓的沧海桑田，意味着地球是个变动的表盘，而雨水滋润的绿洲，像大地上局促的锦缎，遮盖住了这儿，就可能遗漏那儿，而人类，只是在沧海与桑田交替的狭窄时空，顽强地荣枯。
也许，地球变化的速度比我们以为的要快得多。在历史典籍里不断出镜的唐王城，似乎随着那个强大的朝代消失而消失，近千年来，再没留下让人眼前一亮的记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域阔大的土地持续干旱，没有滋润生命的水，人们只得迁徙，寻找可供生命繁衍生息的绿洲。但千年以后的今天，西域这块土地在经历令人沮丧的旱季之后，似乎迎来了生命重拾活力的春天。二〇一六年秋天，曾一度干旱的哈拉诺尔湖重现“汪洋”，甚至，湖水上涨后，向西流入了相隔一百多公里的哈拉济湖。这两个湖泊虽然不在新疆，但它们水面的恢复，表明曾经远去的水又有了回流的迹象。
这样的改变，除了地球或许存在的周期轮回外，还有人类的努力。尽管上千年来，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上苍将西域一带划为不适宜人类大规模聚集生活之地，甚至让生命赖以存活的土地越来越干燥，但人类的不凡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和永不停歇的努力，证明了上苍忽略的土地，也能够生命繁衍，万物生长。今天的新疆，已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棉花、小麦、玉米、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更是中国最重要的水果生产地，每一年，都有大量的葡萄、杏子、红枣、西瓜……从新疆运往中国人的餐桌。人们印象中那个西域小国一个个湮灭的新疆，替代为拥有绝美景色，牛羊遍地、瓜果芬芳的新疆。甚至，今天还有人在新疆的盐碱地上进行海鱼养殖，在阿图什县红旗农场，我看到生长中的石斑鱼、南美白对虾、鲍鱼、龙虾……那些在此消失了几百万年的生灵，通过人类的手，重新回到远祖的故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是人类的努力感动了上苍，近些年，潮湿的气流每年都往新疆的腹地递进式地延伸，天地和人类的共同合力，绿色的植物又开始覆盖那些曾经荒凉的沙土，它们是雨水即将到来的信使，是新疆重新生机盎然的颂词。
（选自 2024 年第 4 期《绿洲》）
原刊责编 去 影 宁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