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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曾经居住的城市，很少表达赞许与留恋之意。绍兴是他的故乡，却是令人压抑并想逃离的；有人问他籍贯，他只说是浙江，不肯说出他的故乡绍兴。北京是他人生的大舞台，但在他的笔下却是色调灰暗；而对最后的居住地上海，他也没什么赞许的话。比较而言，南京反而有着一抹亮色，青春加求学，迷茫苦闷之中也有着别一样的朝气，南京后来也一再在鲁迅的作品中出现。而周作人，在南京读了将近六年书，在此打下了他一生的人文基础，建立起了他基本的人格结构。南京之于鲁迅、周作人兄弟，实具有某种人生新大陆的意义。
到南京求学，他们兄弟第一次真正离开故乡。自南京，他们以别一样的心情回望故乡；由南京，他们走向更远的新大陆，南京成为旧地，他们也曾多次故地重游。因此也可以说，南京是周氏兄弟的人生中转站，兼具新与旧的意义。正如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南京鲁迅纪念馆开馆仪式上的贺辞》中所说：“南京是鲁迅走出旧式家庭的首站，更是他走向世界日后成为中国文化巨人的起跑点。南京给了鲁迅新知识、新思想，对于成就一个‘文化鲁迅’功不可没。”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名气很大，中文翻译为“自新大陆”。但它常被人误为“致新大陆”，理解成写给美洲新大陆的赞歌，“自”与“致”，反了。德沃夏克创作第九交响曲，恰恰是要表达身在新大陆美国的他，对旧大陆故乡捷克的思念之情。对南京新大陆，周氏兄弟既有“自新大陆”也有“致新大陆”。有心人通过“鲁迅著作全编检索系统”查询，在《鲁迅全集》中提到“南京”的有 85篇 126处，提到“金陵”的有 11篇 21处，提到“浦口”的 8 篇 12处。鲁迅的写作，自觉不自觉地常常离不开南京，是“致新大陆”。在南京，鲁迅才第一次有了对故乡的怀念，写下一些回忆故乡的诗词文章，那是他文字生涯的开始，也是“自新大陆”。相较于鲁迅，周作人更多地“致新大陆”，特别是他晚年的回忆文章。
世纪之交的绍兴，虽然只是一个闭塞的小城，但中国甚至世界的变化，读书人也已能感觉些许。《格致汇编》《点石斋画报》《知新报》等新书刊，周氏兄弟偶尔能读到。新的思想和信息反衬了绍兴的憋闷气氛。家道中落，父亲已经去世，祖父因科场舞弊案在杭州坐牢，青春期的他们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选择到南京，当然有具体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江南水师学堂是官办军校，不仅免学费，而且另有生活补贴；有叔祖在那儿任督办，可以引荐、照顾。鲁迅先到南京入学，周作人还多一个原因：大哥已经在那里！加之后来祖父出狱回来了，祖父所有的“苛责执拗”都落在他一个人头上，逼着周作人逃往南京。瞿秋白的第二任夫人杨之华（文君）回忆说，鲁迅曾私下告诉她：“我十八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了水师学堂，转入了矿路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文君《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鲁迅研究资料》第8 辑）但鲁迅自己的文章、日记、书信中，从未这样“高调”地谈起这样的“理想”，杨之华所记也不像鲁迅的腔调，我总怀疑它的真实性。鲁迅、周作人选择到南京读书的原因，兄弟俩都有明确的表达，最主要就是因为：穷。
鲁迅兄弟到南京求学的前后，外面的世界确有不少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内忧外患，新旧交替，李鸿章谓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大败，自此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成立的学堂、学会、报馆就有三百多家，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南、广东等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就是这个时期创立起来的。但维新运动不久夭折，给年轻人造成新一轮打击。一八九七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观念逐渐深入知识分子内心，成为改革的理论先决。同年，谭嗣同在南京候任知府时写下了著名的《仁学》。义和团运动蔓延，八国联军侵华，张之洞等与帝国主义签订东南互保条约，既保护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也为东南地区赢得了暂时的相对安宁。不久，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家忧国恨，内忧外患交织，希望与失望交替，青年要寻找别一样的世界、别一样的人们。
对于周氏兄弟来说，离得最近的“新世界”当数南京。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南京，称得上是中国东南的首善之区。社会层面新的气象，人们确也能时时感觉到。世界上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一个全新社会，旧与新总是在此消彼长中逐渐变化。对于东南一带走投无路的年轻学子，“新大陆”南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南京在世纪之交早早地成为一座新旧交替的城市；因为新得早，人们更对它有着新的期待；但旧的不可能马上被汰洗干净，所以也是最早让青年感觉失望的城市之一。
周家兄弟就先后来了南京。那时还是走水路，周作人经过上海上岸，看到租界写着“犬与华人不准入”的牌子（周作人《公园之情感》），大受震动，这也是这句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话最早的文字记载。船到了南京下关码头，离他们要去的学堂就近了。“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筒。”（鲁迅《琐记》）那里就是江南水师学堂了。据可靠记载，鲁迅的行李只有一个网篮和一个铺盖卷，还有母亲给他的八元川资（路费）。
被鲁迅批评并选择退学的江南水师学堂倒也不是乏善可陈。不可否认，江南水师学堂办学三十五年，为国家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作为培养科技、军事人才的基地，也是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之一。民国海军总长林建章、海军总长与代总理杜钖圭、黄花岗起义领袖赵声（鲁迅的同班同学）、海军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等人都是江南水师学堂的知名校友，或在此学习，或曾在此任教。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在行政院军政部之下设立海军署，民国十八年（1929）改为海军部，都选在江南水师学堂原址办公。
江南水师学堂作为官办新式的军事学堂，不可能马上成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的学校。体制改革跟不上，开始的时候还是官僚加军队，军阀式管理，等级森严。传统的“读书—应举—做官”在这里变成了“读书—候补—做官”。官本位意识一时很难根除，学生不安心读书。课程新、校舍新，但观念、作风还残留着旧的痕迹，鲁迅以“乌烟瘴气”来概括。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当年虽然对南京的某些陈腐气息多有批评，但考察南京对于二人的意义，实在没法否认南京学习生活对他们人生的重要影响。江南水师以及后来的陆师学堂作为新式学堂，给了厌倦科举的年轻学子以希望。周家兄弟拒绝了没落读书家庭子弟通常选择的两条道路——经商或者做师爷，选择新式学堂读书。先一年，祖父已把自己小儿子伯升送到了江南水师学堂。而更重要的关系，是因为鲁迅的一位叔祖周椒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监督。鲁迅一八九八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是年鲁迅十七岁。“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陆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当年的五月七日，鲁迅带着简单的行李到达南京。一八九八年十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至一九〇二年二月毕业，获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到日本留学。一九一〇年九月率领绍兴府中学堂的师生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一九一二年二月至五月应聘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鲁迅在南京前后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
旧时代，名字是父母和家族所给定，因此改名是人生大事。刚到南京，传统古板的叔祖认为族中子弟进学堂当兵并非光彩之事，至少不要以族谱中的名字出现，遂将鲁迅本名周樟寿改为周树人。这位叔祖椒生，虽是新式学堂的监督，却是一位道学家，他看到周作人写给鲁迅的信，只以公元纪年，便骂“无父无君”。但时代确乎变了，他的责骂已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年轻人更是没了实际的约束力。印章虽是传统的东西，但铭文可以是新的。在南京，鲁迅后来刻有多枚印章，已知最早的是“戎马书生”石章，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军校学生，可不就是“戎马书生”？另有“文章误我”“戛剑生”等，大意是：从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自我；如今要做一个仗剑的斗士。其名号已现战士的姿态。
鲁迅在南京还做过两件事。一八九九年一月，入学不久的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手抄了一份祖父在杭州狱中写下的《恒训》，加以珍藏，字迹工整，静力而秀美。此件现存北京图书馆。祖父总结家族兴亡以及自己的经历，写下告诫后人的人生信条。鲁迅一笔一画手抄下来，是向传统寻求力量，同时也是告别传统的一种方式。一九一四年，已经离开南京的鲁迅，选择南京著名的金陵刻经处为母亲捐刻《百喻经》，并亲自勘校，后来金陵刻经处发行《百喻经》，就是经过鲁迅勘校过的本子。这两件事之于鲁迅，也是另外意义上的“自新大陆”。他是向一个时代告别，向自己的家族告别。故乡、旧大陆将成为永远的回忆。
鲁迅先是入水师学堂，后转到了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一八九八年九月，鲁迅因对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忍无可忍，遂投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1898 年 10 月 26 日）被正式录取。江南陆师学堂创校稍晚，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之洞奏准创办于南京。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发现“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征”。他认为“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决定创设江南陆师学堂，以培养他所迫切希望的人才。校址选在南京城北三牌楼，离水师学堂很近。据说两校之间的小路是捷径，下雨比较泥泞。陆师总办钱德培虽是绍兴“钱店官”出身德候补道，却懂德文。后来上任的总办俞明震已是新派人物，据鲁迅回忆，此人坐在马车里看《时务报》，出的国文题已是《华盛顿论》了。鲁迅一直称其“俞师”，对这位校长抱以敬意。学校仿照德国体制，在任该校总教习的骆博凯看来，陆师已经是一座不错的学校。包括附设的矿路学堂，其实和西方当时的同类学校差距并不大。一九〇〇年，德国亲王亨利、英国议绅贝福、美国使臣康贝，赴江南陆师学堂阅操，很是赞许。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 年 1 月27 日）毕业，被公派选送赴日留学。由于诸多原因，无论是此前在江南水师学堂，还是此后在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鲁迅都没能完成自己的学业，拿到毕业证书。终其一生，只有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鲁迅完整地、顺利地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并因学业优异，高规格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颁发的毕业文凭。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可见他对这段学业的认可。原来，鲁迅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工科生。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留下了几件东西，都与他在矿路学堂的学业有关，后来大多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保存下来的讲义六种：《开方》《开放提要》《八线》《几何学》《水学入门》《地质学笔记》。这些都是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期间所做的课堂笔记，原迹现藏于全国各地的鲁迅纪念馆。从鲁迅一丝不苟的笔录可见鲁迅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学子。鲁迅用从绍兴带来的“金不换”毛笔书写最西方、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促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奇妙组合。所谓新与旧、西与东相遇，还没来得及融合，所以驳杂相间，这是那个大时代的氛围和特点。后来周作人从南京到北京练兵处参加出国考试，见到戴着蓝顶花翎说英语的监考老师，虽觉得很特别，但也可见那时新与旧、东与西的混搭，是很常见的现象。
张协和是鲁迅矿路学堂的同学，后来与鲁迅一起留学日本，回国后同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任教，辛亥革命之后同在北京教育部任职。鲁迅离开北京后，两人仍时有往来。他们称得上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鲁迅去世后，张协和与周作人也有往还。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的《新华日报》刊发张协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其记述应该比较客观可信：
鲁迅在学堂时，年虽最幼，但已表现出他过人的聪慧和高贵的品质了。……而鲁迅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由于他的聪慧过人，所以在考试时，总是他第一个交卷出场，而考的成绩又是名列前茅。当时学堂规定每星期只作文一次，凡获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每月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四个三等银牌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换一个三等金牌。同学中独有鲁迅换得金牌，这可见鲁迅获得银牌之多和成绩之优良了。
鲁迅成绩虽优良，但从未表现骄傲自满和唯我独尊，相反的却异常谦虚和蔼，对友人能和睦相处，但对言行虚伪、巧言令色和自高自大的人则深恶痛疾，视之如敌。这一高贵品质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
鲁迅平日生活简朴，从不讲究衣着，课余之暇，喜欢作骑马之戏，曾因跑马跌伤一次，但他并未因此而惧怕骑马，相反为了学会跑马，马骑得更勤了。这表现出鲁迅为了学会一件东西，刻苦学习，不畏困难的性格。
这是对南京鲁迅比较全面的认识与介绍。鲁迅后来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与其他四名同学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可见鲁迅学业堪称优秀。而当时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外甥、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清末四公子”之一陈三立的儿子陈师曾也只能以自费的形式随他的舅舅一起往日本留学，与鲁迅同学。骑马之事见之于不同人的记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一定确有其事。周作人曾专门提道：“鲁迅等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住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着很大的歧视，至少汉族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周启明《鲁迅在南京学堂》）除了学习外，鲁迅在南京的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相对贫穷也是事实。鲁迅后来跟好几个人说起他在南京通过吃辣椒御寒或者由此获得饱腹感，并怀疑是过食辣椒引起他的胃病。辣椒与胃病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确证，但鲁迅自童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缺衣少食大概是实情。应该说，离开大家庭、开始独立生活的鲁迅，其性格在南京得到了充分的磨砺。
关于鲁迅在南京的学业和生活，今天的我们也可以从他自己的记述和别人的回忆中获得佐证，当然以周作人的回忆、记述最多。“三年间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周启明《在矿路学堂三年》）“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虽然他在南京只有五个年头，比起留学日本的七年来，时间要少些。”（周启明《鲁迅在南京学堂》）鲁迅的文史基础开始于绍兴，在南京延续了这方面的爱好，购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科学方面的知识则来自南京的学堂。在南京，鲁迅不仅自己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阅读了解吸收了进化论思想，还把它介绍给了周作人。在南京，兄弟俩购买的文史图书、林纾译的外国文学等，基本都是共享的。无论是学堂的课业还是课余阅读，学业都是全新的。南京书业发达，鲁迅当年在夫子庙书肆买了大量中外古今的图书。到北京后，他还曾写信给南京的朋友，询问夫子庙的书籍行情，请朋友代买图书。
一九一〇年，鲁迅结束了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绍兴，八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这年的六月，首届南洋劝业会在江宁（南京）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博览会，除内蒙古、西藏、新疆外，全国 22 个行省提供了展品，另有部分外国商会、外交使节、议员参加，并设参考馆两所，专门陈列英、美、德、日四国的商品，初具世界博览会的模样。当时有人忍不住兴奋，认为这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鲁迅大概是为了让师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抑或还要加上他对南京的相对认可和往日情感，倡议把当年的秋游改为参访南洋劝业会。那里也是他的母校所在地，有他青春的时光，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全校师生总共二百五十多人，最后居然有两百多人踏上赴宁参观的路程。这些人中后来有多位写了回忆文章，所以后人才有可能了解当年的情形。访问团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见到电灯，用灯泡组成文字和图案更是让师生们啧啧称奇。其他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特产，更是让他们惊叹于世界物产、商品的异彩纷呈。鲁迅在此还遇到了同学、校友、同乡，惊喜与温馨交织。从当时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知道，至少还有两位后来成为新文学巨子的青年也曾参观此届南洋劝业会。一位是十四岁的沈雁冰（茅盾），当时他是浙江湖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位是十六岁的叶圣陶，他是苏州草桥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两位中学生在南洋劝业会流连忘返，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鲁迅当年有没有与这两位谋面，没有可靠的记载。但南京当年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却是肯定的。“南洋”的新气象、新境界、新思想、新的工商文化，其时已逐渐超越“北洋”。
南洋劝业会会址设在江宁（南京）城北的三牌楼，紧邻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不知鲁迅有没有故地重游，向他的学生介绍他当年在南京求学的情形。当事人没有留下文字，后人当然只能猜想。不过，鲁迅并非在过去之中患得患失之人，没有回去也是可能的。
南京注定与鲁迅有缘。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总长是绍兴人蔡元培，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的是鲁迅的朋友许寿裳。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的情况，缺乏佐证材料。鲁迅自己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1925年3 月 31 日致许广平），虽然后来还是失望了，但毕竟曾经满怀希望过。南京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确也是新时代的起锚地。孙中山曾多次在秦淮河边对公众演讲，激发民众对新世界的向往。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受蔡元培之邀来教育部任职，至五月离开南京往北京任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鲁迅除了在教育部办公外，主要时间是在南京龙蟠里的江南图书馆度过的，搜集、整理、抄校古典文献，为他后来的古籍整理打下了基础。这段生活与他在南京求学时的情形有较大差距：工作加上做学问，他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了，行走的路线也相对固定——从教育部所在的碑亭巷至龙蟠里，他一定往返了许多次。
据许寿裳回忆，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曾邀他一起去了南京旗人驻防营残址，回忆他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与旗人赛马的事情。
对于南京的经历，鲁迅跟很多人说起，且带着感情。“在学生时代，他最高兴回忆到的事十多岁在南京，大约那时学生的制服和警察的相仿，而又都是吃的官饷罢，每逢他们走到外面，路见不平因而出来干涉的时候，警察总是站在学生这一面的。后来见到学生请愿的时候，警察把学生当敌人一样看待，真使鲁迅感慨之至，这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罢！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许广平《鲁迅的生活之一》，摘自《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版）对于南京的生活，鲁迅想必多次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津津乐道”。十七岁至二十二岁，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那是在南京。他们是时代的新宠儿，而且，“警察总是站在学生这一面”。南京，站在周树人这一边。
鲁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多次以南京为题材创作古体诗，并书成条幅赠给友人。如《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其二：“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怀古，古体诗可能比新诗更具韵味。这些诗承续了鲁迅作品沉郁的风格，没有个人的多愁善感和患得患失。崇陵（中山陵）、大江、石头城、雨花台、莫愁湖这些南京的风景、风物承载着鲁迅的家国沉痛，南京已经成为鲁迅生命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南京从新大陆变成旧大陆。
周作人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至一九〇二年三月鲁迅离开南京去上海转往日本留学，周氏兄弟同在南京求学大半年，度过了兄弟亲密无间的时光，周作人的日记记录颇详。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有次兄弟一起回绍兴，他们还在别人的怂恿下和母亲的要求下参加过一次县试。鲁迅回南京后，坚决不肯回去再考，后来家里居然让人替考。据周作人回忆，他俩考试的名次不高，第一名是马福田（马一浮）。周家与科举的关系，居然还有此余绪。看来，与旧世界彻底告别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虽然知道科举已无前途，但“跛者不忘履”，潜意识里还有着连恋。一九〇五年，清廷官宣废停科举，一千三百多年的士子通道才最后关闭。到此，科举也才只能是回忆，不再是念想。即使是以传统士子学问为主业，也不一定就排外。获得第一名的马一浮，是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鲁迅去日本后，周作人独自在南京一直待到一九〇六年，才又追随鲁迅的脚步到了日本。再后来，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周作人作为“汉奸”到南京受审，被投入老虎桥监狱，直到一九四九年被保释出狱，离开南京。南京之于周作人，更具有别一样的意义，温馨与苦涩、青春与末路、盘桓与逃离兼而有之。
仅考察周氏兄弟在南京的经历和表现，至少可以看出这样的端倪：鲁迅是一个清醒的战士，而周作人乃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他们兄弟后来人生的倾向与轨迹都可以从南京找到开始。对社会经验的文学表达，两者也大相径庭。据周作人日记记载，一九〇五年，周作人在南京不止一次见到女革命家秋瑾。当年三月十六日，周作人到南京大功坊参加朋友聚会，第一次见到秋瑾，并未觉得有何特别之处。其时，秋瑾从日本回国至上海（在日本，鲁迅当见过秋瑾），但并未回故乡绍兴，而是溯江而上到了南京，大概是要到南京寻找同志吧。周作人当月二十一日记云：“前在城南夜，见唱歌者有愿借十万头颅句，秋女士笑云，未知肯借否？”由此可见秋瑾的慷慨姿态。但周作人就是见不到这一点，晚年的回忆文章表达的意思是：干出惊天动地大事的女英雄秋瑾当时不过尔尔。而鲁迅根据秋瑾的事功和遭遇，创作了思想独到的小说《药》，主人公夏瑜乃秋瑾无疑，《药》中“人血馒头”的悲剧一直警醒着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周氏兄弟的区别于此可见一斑。
南京对于周氏兄弟虽是新大陆，但南京最终注定只是他们人生的重要驿站。菩提达摩到金陵见到佛教皇帝梁武帝，机不相契，在南京待了十八天，就一苇渡江往江北去了。周氏兄弟与南京，虽谈不上“机不相契”，但离开南京有其必然性，因为还有更远、更大的新大陆。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从北平押解回南京，据说途中曾写有两首诗，其一云：“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一苇渡江，他是反向南京，还有点自诩为受难者，并期望人生涅槃的意思。
除了路过之外，周作人后来回南京，主要是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他受汪伪政府之邀，来“首都”演讲。他被聘为“南京政府”国务委员，重游旧地，大有“荣归”之意。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已有了败象，“光荣与梦想”“喜悦和惊惧”兼而有之。那年他重返南京，媒体大肆采访报道，确是很风光的。临离开南京之前，他还选了南京的几处地方游览。比如玄武湖，曾作诗留念。可能是他自己提出要重游江南水师学堂，他的母校，那时已是“海军部”，他兴致勃勃地给同行的人介绍，今天的某处当时是某处。在回北平的火车上，他还写诗抒怀，可见南京之行给他带来的情感冲击。
再一次，就是三年之后他作为汉奸被投入老虎桥监狱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至此，周作人作为“汉奸”又在南京待了三年。出狱时，周作人一定是百感交集，这从他出狱时写的一首诗可以见出：“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一苇渡江回到南京，他原来是把这坐牢的日子当作修行。但日子显然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熬过来的，又不太像修行了。到此时，周作人总算永远告别了留下太多记忆、欣慰与苦涩交织的南京新大陆。
如果没有老虎桥的记忆，周作人对南京当比鲁迅更留恋，因为这里有他在国内读过的唯一学校、他的母校，有他六年青春的时光。周作人是一个相当念旧的人。即使去了日本，与大哥会合，由日本的景色和情景，他首先想起的还是南京。如他在日本经常走过的地方，他称为“城市山林”的，由此他立刻联想起南京的鼓楼和三牌楼，回忆起他在南京走过的路：
我对于这几条道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往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阴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蹿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记得，约略可以相比耳。
南京让周作人“深深记得”的方面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鲁迅、周作人这两位后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到他们毕业离开南京时，他们的精神姿态、思想结构、文化修养已经基本养成，那些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基本面已经具备，只等那个风雨舞台。
南京对于周氏兄弟人生的意义，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因鲁迅此后的人生轨迹和特殊地位，南京当然要借他发挥。他当年在南京读书时的教室、宿舍早就都做了标识，还成立了鲁迅纪念馆；而周作人因为自己后来的时代与人生际会，特别是因为汉奸身份，他在南京留下的印记，再也不可能有人去标注，如今已随时间慢慢消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即命运，起点相同，命运各异。
（选自 2024 年第 4 期《十月》）
原刊责编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