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周末沙龙”,是个业务交流的平台,办得很有特色,职工的参与度很高。遗憾的是,由于手里的事太多,我参与的并不多。本期沙龙的主题,是让近年到记者站锻炼的年轻人畅谈驻站的感受。这,我说啥也得去听听。对于驻站,我有些心得——职业生涯,有一半时间在记者站度过。
在报社总部当记者时,主要“跑农口”。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好奇,喜欢到处跑,尤其喜欢一头扎进基层。跑了几年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记者这个行当里,属驻站记者最有意思。
依据是:跑的面更宽。总部的记者,大多是跑线儿。譬如,你跑农口,终日就是围绕农、林、水而动,甚至一辈子只跑一个部委的情况也存在。而到了记者站,经济、政法、文教、军队……什么都随便你跑。此外,自由度更大。总部不可能时时盯着你,你的隶属关系也不在省里,人家也懒得管你。只要你把报道搞得有声有色,总部和省里都满意,你就会过得自由洒脱。
我曾把这一想法与同一办公室的好友高云才商讨,并满心向往地说:“驻站,三个站最有意思:新疆、浙江、云南。”
没想到,几年后竟梦想成真。
二〇〇二年初夏的一天,时任记者部主任杨振武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新疆驻站。我乐得不行,立马就答应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新疆驻站六年多后,报社又突然通知我到浙江驻站。两个站加起来整整十七年!驻站的这段岁月,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追忆也最快乐的时光。
职业的暮年,还有没有机会再到云南驻站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好像可能性不大了。
我到新疆时,已是晚秋。奇怪得很,那天,一进记者站的院子,我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车子停稳后,我没有跟随接我的同志往办公楼走,而是径直走到迎着马路的那堵蔷薇篱墙前,把上面的枯叶一一揪了下来,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这才转身离去。
新疆站主体建筑是一座西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外墙上贴着凹凸不平的浅黄色的蘑菇石,顶层还有一个硕大的露台,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洋气的了。
可能是考虑到安全的原因吧,房间的窗子都不大,墙体却非常厚——据说是用修机场跑道的那种高标号水泥筑成。有一年会议室装空调,安装的师傅叫苦不迭:“给你们装一台空调,比其他人家要多用三四倍时间。你们的墙太结实了!”
记者站的院子被这栋楼隔成前后两部分。前面那部分,水泥硬化后用来停车;后面那部分,是一个种满各种树的花园。树的品种很杂,林林总总有几十种。
这些树,都颇有些年头了,蓊蓊郁郁,密密匝匝。有一次,我站在街对面环球大厦的楼顶朝院里望,房子、停车坪、小路都被树遮得严严实实。
记者站人不多,撒进这么一大片幽邃的林子里,一切都没了踪影。整个大院显得静谧空旷,周围的居民便觉得这个院子好神秘哟。
幽林,是鸟儿们的天堂。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四面八方的鸟儿都朝这里汇聚,叽叽喳喳,好不热闹。一天傍晚,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张庆黎来站上看我,见到百鸟归林的盛况,顿时来了兴致,手搭凉棚前院后院饶有兴致地观察了好久,说:“好家伙,整个乌鲁木齐的鸟,都飞到你这儿了!”挨着院墙种的是白蜡、杨柳等常见的树种,中间的林地里以果树为主,最多的是苹果树。
因为四周有建筑物遮挡,这些苹果树为了争阳光便拼命往上长,好多棵的树冠超过了三楼的楼顶。有两棵的枝杈竟抵住了三楼健身房的窗玻璃,苹果熟的时候,我一探身就可以摘到。
听站上的老员工讲,这些苹果树是首任站长老曾到伊犁采访时带回来的。品种叫不上来,据说属于果子沟山坡上那种野生品系。
果子沟位于新疆伊犁霍城县城东北,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河谷的著名峡谷通道。在古代,为我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路北新道的咽喉。这里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宝库,整个沟谷的山坡上,长满了各种野果。
驻站的岁月里,我曾多次路过果子沟。有一年初夏经过时,专门停下车,爬到山坡上摘了许多野山杏。可惜时令有些早,涩涩的。
凡野生的果子,好像个头都不大。院子里的苹果树也如此,成熟的果子比乒乓球略大一点,但有一股特别的香味。那种香,很有穿透力,直往你鼻腔里钻。秋天,离院子还大老远,就能闻到那种扑鼻的芬芳。
新疆最不缺的就是水果。院里的苹果很少有人摘着吃,熟透了就自然掉落在地上。如果几天不捡,地上就会积下厚厚一层。有位女员工喜欢做苹果酱,每天下班,都会装满满一袋子回家。
有一次,这个员工出差了。掉落的苹果新果压旧果,由于熟得太透,下面的果子很快就腐烂了,那股又酸又香的味道熏得人实在受不了,我只好带领员工一筐筐往外清理。
推开楼后的角门,是一个葡萄架。四棵葡萄树并排长着,均有大号茶杯那么粗,藤蔓把那块空地遮得严严实实。这么密实的藤蔓,一般的架子是撑不住的。看来老曾有先见之明,当年搭架子时,无论是立柱还是横梁,均用粗大的铁管焊成。这样,不管葡萄藤如何疯长,不管果实如何缀满枝头,坐在下面都会很踏实。
这个葡萄架,倾注着老曾一家的心血。听老员工讲,为了节约经费,材料是老曾一点一点“化缘”来的。搭架子从头到尾,也都是他和爱人、孩子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周末老曾喜欢带着员工在葡萄架下搞烧烤。我任职的那几年,很少搞过。我喜欢午后坐在葡萄架下看书。那把摇椅虽然破旧了点,但倚上去很舒服。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常常泡一壶茶,翘着脚,一看就是老半天。
这个角落呈凹字型,建筑和茂密的树隔开了市廛的喧闹和街上汽车的嘈杂,似乎风儿都很少透过来。这种环境,适合冥思。我的长篇小说《王家坟》的框架,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这几年有一首歌很流行,歌名是《乌兰巴托的夜》。我一听到这几句:“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一下子,便想起了乌鲁木齐那个葡萄架。
我把丹正母子演绎的那个版本拷进手机,时常听,时常听。
一个是乌兰巴托,一个是乌鲁木齐,哪跟哪啊!可只要乐曲一响,那结实的葡萄架和绿油油的藤蔓便不由自主涌入脑际,那一个个静悄悄的醉人的午后也争先恐后出现在眼前,赶都赶不走。
院子里还有两棵树,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棵是紫丁香,一棵是沙枣树。紫丁香长在前院,紧傍着办公楼。年头久的缘故吧,从根部窜出了密密麻麻的新枝干,每根新枝干又发出了密密麻麻的新枝丫,如此,便虬枝错落构成很大一蓬。
紫丁香的树冠,几乎和我书房的窗台同高。因为树冠大、花儿密,盛开的时候,香味异常浓烈。
正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紫丁香的花期很短。回北京后,每年春天我都到天坛去走那条丁香大道,这才刚开了几天,一场大雨,花儿、花香便了无痕迹。新疆雨水少,个把月过去了,院子里仍漾着浓浓的花香。
开花的那段日子里,晚上我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打开所有的窗子,让花香可着劲儿往屋里灌。
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一部小说,说能发现五瓣丁香的人是幸运的人,找到五瓣丁香就能找到幸福。看来,这个说法不够科学,在这棵丁香树上,随便一找就能找到五瓣的。有一次,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七朵。
紫丁香的余香还在,那棵沙枣树就叠压着开花了。
沙枣树长在后院的墙根,离办公楼原本有几十米的距离,可不知何故,主干在离地面大约三四米的地方开始朝办公楼的方向斜着长,一年又一年,树冠便抵近了办公楼。
西北很多地方都生长沙枣树,但这棵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
有的书上描述沙枣花盛开时,说,“散着淡淡的花香”。错了,大错特错!我估计作者并不了解沙枣花。
沙枣花看上去很不起眼——小米粒般大小,花瓣柔软,花蕊不细看几乎辨不出。通体看去宛如一个小小的风铃。色调也低调得很,是那种浅浅的不起眼的米黄色,很淡雅。但是,香味却极其浓烈。
那种香味甜丝丝的,吸一口,连嗓子、肺腔里都是甜的,但却又不觉得腻,很清新很怡人。花儿即使干了,也依然很香甜。折一枝插在案头,很长时间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后来我到杭州工作时,经常见到有大娘挎着篮子在悠长的巷子里扯着细细的嗓子卖栀子花、白兰花。花蒂用细铁丝穿着,供女士们挂在衣襟上。
我很不理解!栀子花、白兰花的那种幽香,若有若无,时断时续,怎么着都觉得有点装腔作势,远不如沙枣花的香气来得直接。
沙枣花落的时候,每天院子里都像下了层霜。一层霜、二层霜……院子始终被香气拥裹着——这是货真价实的“香雪海”啊!
沙枣树的枝丫非常细密,适合鸟儿栖息。所以,沙枣树上每天傍晚到早上都落满了鸟儿。属麻雀最多。麻雀起飞时,往往百鸟齐翔,“嗡”一声冲天而起,很有气势。
我在三楼办公,隔着窗玻璃可以近距离观察到鸟儿的生活习性。久了,便发现麻雀很喜欢啄食沙枣花,小脑袋快速地啄来啄去,边啄边叽叽喳喳地叫,很快乐的样子。
这样不停地啄,会不会影响沙枣结果?有时,我会敲敲玻璃窗,或者做出驱赶的样子。起初还有些作用,后来,雀儿们看我不过是虚张声势,就懒得搭理我了。
心境,其实比环境更重要。无论是谁,如果能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那么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也能漠视之、克服之,并总能找到生活中的美。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王勃的“处涸辙以犹欢”,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去新疆,我是做了扎根天山的心理准备。我不会写古体诗,但在西去的飞机上,还是胡诌了这么几句:“携书千卷读卅年,何惧塞外罡风寒。‘三山两盆’尽踏遍,再归关内品悠然。”
安顿下来后,我马上开始打理记者站:先是把北墙根那堆积年的垃圾清理掉——足足清理了好几卡车;接着修剪了林木,伐去了那几棵枯柳。林下种上草坪该有多好啊!可是挖土一试,不行,石子儿太多。
改良这块地,单靠站上的力量显然不行。我去求助乌鲁木齐近郊的“五一农场”。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新疆人的古道热肠——场领导二话没说,派出十多个农工帮我们深翻了土地,筛去了石子儿,播下了草种,装上了喷灌。
未几,绿茸茸的草儿便钻出了地面。鹅黄,嫩绿,整个后院泼泼辣辣铺上了一张绿毯。每天上午,都要定时给草坪喷水。一个个喷嘴喷出一道道水幕,阳光下便织出了一道道彩虹。挂满晶莹水珠的小草,一抖一抖的,好像乐得直不起腰。
全站员工高兴坏了!
高兴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栖在树上的鸟儿。每当这时,鸟儿们就从树上飞下来追着喷嘴的方向喝水。有一种羽毛蓝白相间的叫不上名字的鸟,特别爱美,常抖开翅膀洗澡。洗外侧时,脑袋缩在两腿间,样子十分滑稽。
有了这么好的草坪,就觉得后院的小路太破旧了。又开始筹划着修路。路分前后两条,一条在办公楼的北边,连接前后两个院子。另一条,拟铺在树林里。一来是为了保护草坪不被踩踏,二来是为员工们提供一条休闲散步的小径。这条路该怎么穿行?我颇费了番思量。
一遍一遍在林里踏勘。最后决定修成人字形——以葡萄藤架为出口,人字的那一短捺,连起后面那排平房;长撇在树丛里蜿蜒而行,最终抵达东墙根。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短捺长三十九步,长撇长八十三步。
连接前后院子的那一条路,宽度是一百厘米。树丛里的路,宽度是六十厘米。这两条路,从拉料、拌料,到铺路,都是站上员工自己动手干的。
水泥地坪铺好后,趁着水泥未干,我让大家去河滩找了些黑白两色的石子,将选好的诗句嵌进了水泥里。
记得那条宽路入口处,嵌的是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驻站记者,可能连州县吏都算不上,但作为媒体人,时刻不该忘记肩负的使命!记得这条路的尽头,嵌的是明代徐熥的《邮亭残花》:
征途微雨动春寒,
片片飞花马上残。
试问亭前来往客,
几人花在故园看?
这首诗,很有点励志的意思了。“西出阳关无故人”,历史上那些在西域有所建树的男子汉,又有几人花在故园看?
院子后面那条小路,因为路面窄的缘故,是一字一行。那一撇的起头处,嵌的是:
暮霭生深树。
再往里走,拐了个几字形弯后,嵌的是:
斜阳下小楼。
而撇的端尾,堆了个小山包,小径绕山包而行,记得嵌的是这么几个字:
问问问,这一庭月谁家之物?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这条小径,在驻站的岁月里,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新疆的天亮得晚,也黑得晚。内地已下班了,这里还艳阳高照。作为派驻机构,我们的作息时间大体上和北京同步。所以,我就有了很多“斜阳下小楼”的机会——员工们下班后,我时常一个人听着鸟鸣在小径上踱来踱去。
我喜欢吹口哨,平时不好意思吹,这时候,就有种“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轻松和放任。
这个院子,一年四季都会带给我惊喜。每年一到春天,一个黑画眉家族便翩然而至。这个家族与记者站有缘。多年前的一个深秋,站上一位员工在焚烧落叶时,发现一只黑画眉藏在树叶里避寒。待被发现,翅膀已被烧伤。好心的员工把它带回办公室,细心为它疗伤。待它伤愈,让它重新回归自然。没想到次年春天,这只画眉带了一位伴侣回来了。并在院子里筑巢安家,不久,诞下了两只小鸟。员工们目睹了小鸟从嗷嗷待哺到展翅翱翔的全过程。当大鸟带着小鸟在院子里学飞的时候,员工们都会站在边上为小鸟鼓劲。
到了冬天,一家四口全飞走了。次年春天,又全飞了回来。不久,又分别诞下了两只……周而复始,年年如此,院子里便有了一个庞大的画眉家族。
新疆的盛夏,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当很多地方都在为溽热发愁的时候,这里却干爽清凉。来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戈壁滩上太阳很晒,但只要躲到背阴处——不管是树下还是屋檐下,立马就凉爽了。
这时候,瓜果也陆陆续续上来了。先是库车的小白杏。如果对新疆人说杏子是酸的,他们一定会瞪你一眼,表示不相信——新疆的瓜果一律以甜著称。小白杏还没有下市,吐鲁番的唐格里葡萄就上市了。这种葡萄果实呈长椭圆形,个头不算大,但果肉甜脆多汁。过不了多久,阿图什的无花果也来了。再接着,石河子的蟠桃、鄯善的哈密瓜、叶城的石榴……一个接一个扑向市场。
新疆维吾尔族人卖水果,大都不吆喝。推着板车,慢悠悠地沿街走。我在阳台上看到有车子经过,只要招招手,卖主就会停下来。
小推车上买到的水果,一般都是老乡自己种的,质量绝对差不了,价格也会很公道。
甜的东西不耐储存。南疆有一种老头瓜,简直就是一包蜜,摘下来得赶紧吃。我曾试着往北京带过几次,上飞机时还好好的,一下飞机就软塌塌化成了一包水。
内地售卖的新疆水果,为了运输、储存方便,大多没有成熟就被摘了下来。难怪有时内地人对新疆的瓜果会有疑虑。买了上好的瓜果,我会请朋友们到后院的“听雪亭”品尝。
“听雪亭”是我驻站的第四年修建的一个亭子。
后院东北角有一块空地,由于周围树荫太浓,种什么都很难生长,大家便商量着修了这个亭子。亭子通体赭红色,用废旧材料搭建,分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置一组石头桌凳,用来夏日乘凉。上面一层是个六角形阁楼外加一个挑空的大露台。
阁楼面积很小,露台却宽敞,可容五六人同时赏景。整个亭子宛若绿海中的一叶扁舟。红舟荡绿波,格调很是不俗。尤其是那个露台,悬于半空中,周围的树枝树叶伸手可触,鸟儿与你近距离啁啾对话。现在回想一下,我都觉得美得不要不要的。
我后来在西湖边见过很多亭子。也许我们这个亭子的材质最差,也许我们这个亭子的设计者最没有名气,但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亭子的格调,比得上这一个。
修建这个亭子时,戴岚同志已调到新疆站任采编室主任,工程基本是由她督导完成。
记者站后面有条小路,叫泰兴路。这是有次我们散步时,偶然发现的。戴岚原籍就是江苏泰兴,你说奇不奇?!新疆的秋天很短,刚刮了两场秋风,就开始下雪了。记得有一年,九月三十号晚,突降暴雪。国庆那天,满街都是压断的树枝。还有一年,“五一”已过,连着三天降雪。单位放假了,我在“听雪亭”的阁楼上,拥着军大衣看了三天书,曾有感写了一首小令:
孤悬塞外伴狼烟,
春深五月天犹寒。
无边风尘频入梦,
伏案灯前抱书眠。
说到新疆的雪,我心里总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前几日,湖北、湖南又出现了雨雪冰冻天气,大量的车被堵在了高速公路上。新疆,可能是气温低的缘故吧,雪含水量少,密度低,飘飘洒洒落下的全是诗情画意。
乌鲁木齐的降水几乎全集中在了冬天。一进十月,大雪便一场接着一场下。市政府有个规定:“下雪就是通知,停雪就是命令。”各单位必须赶在上班前把院子里和门前的雪清理干净。
所以,每个单位都备有专门铲雪的塑料铲。那种铲很宽大,很轻,推起雪来毫不费力。一推一长溜,推出厚厚一道辙,聚成厚厚一大堆,很有成就感,很有诗意。有时候,真希望雪再下大一点,不停地下。
因为同一时段,每个单位、每个小区都在铲雪,整个城市便都是那种“沙沙”的刮擦声。李白《子夜吴歌·秋歌》写的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而此时,乌鲁木齐是“乌市一片白,万户铲雪声”。下雪的时候,更该登上“听雪亭”。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雪是用来看的,怎么会用“听”?我这里有个分教:《说文》里解释,听是耳有所得。要想耳有所得,就必须用心去感知。用心去感知,这雪也就有了滋味。
我常常在下雪的时候,站在“听雪亭”的大露台上淋雪。不撑伞,不穿雨衣,任凭雪花落满全身。落满了也没有关系,绝对不会湿透衣衫,双肩一抖,雪便纷纷扬扬飘洒开去。
但凡雪后,都会有树挂。“听雪亭”周围的树木,或是沙枣,或是小叶榆,或是柳树,枝丫都很细密,树挂也就层次更多、形态更多,任凭你的想象去拿捏它们。
不过赏树挂,可要抓紧时间。俗话说:“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树挂不能和太阳照面。太阳一出,眼看着树挂瑟缩着顿时没了生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从枝头往地上跳。
这时候,我也该遁了!
这个院子,也留给我不少遗憾。
几乎年年我都要带着员工种树,前前后后种了有二三百棵。复叶槭、火炬树、新疆杨、五角枫、榆叶梅、珍珠梅、红瑞木、橡树、白桦……都种过。
但是,存活下来的,不足三分之一。最失败的是,从阿勒泰设法弄来了七十三棵白桦,等我离开新疆时,只剩下了三棵。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存活的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粗通文墨的人,恐怕都喜欢竹子。新疆的气候,活不了竹子。我便想到了替代品——种芦苇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于是,便带领员工从柴窝铺挖来了芦苇。可是,连着种了几年,没有一棵成活。芦苇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并不高呀。这是为什么?
生活不可能总是风和日丽,时不时也会有雨雪风霜。
驻站记者,身份特殊。除了要报道新闻,还承担着报社总部与所在地党委、政府的纽带桥梁作用。
大部分的干部,都很开明,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会热情支持你。但也有极个别领导,闻誉则欣,闻过则戚。这样一来,记者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碰上了负面新闻,你是藏着掖着,还是秉笔直书?这时,现实的利益与记者的良知,就会发生强烈冲撞。
心到底往哪里安放?
驻站这些年,这个问题一直拷问着我。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没有让当地所有领导满意。
新疆站建站时基于经费的考虑,把站址选在了城乡接合部。我到任时,随着城区扩大,这里成了城中村。村民以办家庭旅馆、开小饭店为生。
那时候,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每年的“春雷行动”,公安部门都会从这里抓走几个甚至几十个不法分子。
那时候,乌鲁木齐的房地产也热起来了,记者站拥有这么大一块林地,难免有人惦记。为了维护记者站权益,我们和对方斗智斗勇,故事可以写一部厚书。
我收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信;记者站的院子里被扔过死猫、死狗、报纸包裹着的大便……
还有一次,记得是傍晚,我把一个客人送到记者站的大门外,刚要往回走,突然,停在附近的一辆深蓝色越野车从身后“噌”地朝我冲来。
那是一个丁字路口,我一个急闪避了过去。车撞在了记者站大门左边的墙垛上。
对方“呼”地一个倒车,然后,原地一个打转,快速离去。
起初,我以为是遇到了醉鬼。但从对方敏捷的身手看,又不太像。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个院子留给我的,不独是欢乐和遗憾。我此后的所有人生痕迹,都与这个院子息息相关。
我从业至今,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飘着沙枣花香的小院和那段飘着沙枣花香的驻站岁月……
(选自 2024 年第 7 期《美文》)
原刊责编 孙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