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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才慢慢适应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这是我在纪念父亲去世五周年的小型座谈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当时，我妈妈也在，她坐在我对面，开始擦眼泪。我顿时失措，脑子一蒙，不知讲了些什么。会后，母女相扶而归，一路无言。我还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两次，希望空寂长巷中出现熟悉的身影向我挥手，说一句：“转去吧，不要回头了。”
有些特别深、特别痛的情感，是无法言说的。
那就看看父亲写的书吧，他的一生都在书中。朗于人口的代表作《小巷深处》《美食家》，已经被解读得很透彻了。而我，面对的是他的一段自传体遗稿《半个世纪一个人》。它被从封存的U盘中打印出来。当年，很多朋友乃至出版社编辑都知道他在写自传，多有期待。由于他的逝去以及篇幅过短，遗稿一直被我们封存在旧物箱中。现在，它和《陆文夫选集》一起，置放在我的手边。
二〇〇六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陆文夫选集》，卷首就是：“世界这么大，只写苏州”的陆文夫，是名副其实的“陆苏州”。
他的形象，在读者和文友的心中，是典型的“江南秀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摄影家齐藤康一先生为他拍摄过一组黑白照片，那时的苏州城还未经合理修缮，屋墙斑驳，破瓦颓垣，水井石桥半坍圮，临河的窗牖松榫脱叶，总让人担心会掉下河去。沿街面还算整齐，一拐弯，小巷小街就不堪了。为了拍照，我家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脚踏车被当成道具，扛到了四楼的阳台上。在这种杂乱的背景下，我父亲他穿个白衬衫，捏根香烟站在那里，骨相俊朗，画面一下子就苏州了。
其实，他是一个出生在长江北岸小村庄里的苏北人。十六岁渡江来苏州读书，高中毕业回江北。二十一岁又随新四军的华中大学渡江，解放苏州。然后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参与办报的工作，最后留在初创的《苏州报》当一名记者。在一九四九年的那个时间点上，他是苏州城的“新移民”。
因为“他者”的眼光，我父亲这位来自江北的码头少年，被苏州这个千年古城的美震到天灵盖了。江南地界上习以为常的图景，在他那里，都能拨动青春敏感的神经。白天，他在小巷穿过，伏在门口的绣绷上的身影，轻盈又窈窕，辫梢上还结着花手绢；深夜，“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睡熟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摘自小说《小巷深处》）。这是他早年间对苏州城的轻声咏叹，是溢出少年胸膛的激情，也寄托着他对旧社会尽快改造、旧人物尽快获得新生的书生善意。他最初的工作是报社工业组的记者，看到了不少苏州的人与事，但写作风格和边界很受限制，不能太放飞。所以，他就想写小说，这个东西可以安放他从长江岸边就开始滋生的想象力。
作家的笔法、影响力、传播度都是有年代感的。在父亲最初动笔的年代里，语言文化的倾向是逐渐宣教化、政治化的。雄赳赳气昂昂是主旋律。而他，蹊径另辟，以不同的笔法将非新闻稿式的抒怀、清新的文字和对小人物的关注呈于纸端。本质上是歌颂新制度的，只不过手法、角度、词语都切合阅读者的情感体验，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我心中的苏州嘛”，读者们开始与他互相筑梦，同情共理。提到苏州，就有他的文字在浮动，好像在代言。
于是他有了点小名气，继续写。
这一写，就是半个多世纪。
二〇〇五年二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去陪伴。病房里有电视，九点半之后会播报股市新闻和滚动播放个股消息。他坐在病床上，插着鼻吸氧气管，津津有味地看着，突然说：“你做的民生银行今天涨了！”（注：我曾长期担任民生银行董事会的法律顾问。）
我听了，笑起来：“你这数学不及格的人还关心什么股价哦。”
他想了想说：“喏，高中毕业时，有个同学的爸让我到香港什么银行去当跑街……”
“哦？是吗，要是你不写作……”
这个话题接不下去了，我俩长久地沉默着，听氧气管咝咝作响。
一九九五年，他写完长篇小说《人之窝》后，健康状况下降了，哮喘肺气肿频发，体力受限，就写点散文，把主要精力放在《苏州杂志》的编撰上。他称之为：“搏一记，给苏州留点东西。”我在北京工作，我们每天通电话，我每天问：“今天怎么样？咳嗽了没有？瞎吃老酒了没有？”假期回苏州，坐在他对面，说的都是家常杂事，偶然问问：“接下来写点什么呢？不弄长篇了吧？忒吃力。”
他想了想，说：“恐怕还要回过头去看一看。”
他的目光终极之处是哪儿呢？
我想，那是长江北岸被江沙搬来的圩港小村庄。那里有江水的涛声沙沙，有我曾祖父辛劳侍种的江沙田，有我祖父经营的轮船公司，有总是惦念着儿孙们“腹中饥，身上寒”的曾祖奶奶和我奶奶，还有那四条分别叫正大、隆大、洪大、智大的大型机器轮船。
更深的夜里，它们会无声地划进他的梦中。
所以，尽管他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并不美好，写作这件事，“还是不要干为好”，但又总觉得“还有一篇东西要写”。
这一篇东西，就是他的自传。
作家是社会生活中的敏感分子，尤其是经历了动荡年代的写作者。他们觉得，自己的经历，远比那些听来的故事、采来的风要精彩许多。而且，父亲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遭遇很在意。年老之时，他常常会思忖“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就生出一个宏愿：把我们这长江边上一家人的跌宕起伏诉诸笔端，来个横跨半个世纪的长卷，记录和叙述几代人、一群人的命运，岂不很好？据王蒙先生的回忆：“一九九〇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他接下来要写的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摘自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我在他的遗稿中确实看到了自传性质的文章。纸本手稿的动笔时间大约在一九八八年左右。此后，他写写停停，增增删删，版本若干个。有时是自传体的，主人公是“我”，有时是小说体的，主人公名叫“鲁文河”（陆文夫的谐音）。在电脑中遗存的文稿名暂拟为《半个世纪一个人》，定位是自传体小说一类。虽然父亲以写作缓慢而出名，但，这一次的进展尤其缓慢……
文稿断断续续地写着，二〇〇二年五月突然就中断了，中断在“以免弄”三个字上。这一年，我妹妹陆锦被诊出重疾，预后不好。他心乱如麻，不知所措。面对可能成为孤儿的小外孙女晨子（因为陆锦是离异单身），他常常是打开电脑，手就敲不了键，哆哆嗦嗦的，挡在眼上。
是的，半个世纪一个人。这个人的命运在走动在起伏。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写作，可以用笔冷静，顺着命运的骨架汇聚山河，熟练的技巧会使文字精彩飘逸或者惊心动魄，小说就好看了。可他是在写自传啊，掰着指头数来，外在的风波平息，文学创作的环境宽松，正打算好好写一场，身体的病痛来袭；自己的病痛还能慢挨，贴心的小女儿又危在旦夕；自传变成血泪账，没办法写了，只好搁置。
“天亡我矣！”我们为陆锦看病奔走时，他对我说过两次。
他的生命停止在二〇〇五年七月九日。他的长卷也只写了三章，区区十九个页码。
二〇二三年三月八日，母亲去世四个月后，我将父母亲并骨于苏州东山的华侨公墓。不远处，是我妹妹的墓碑。半个世纪，一家人都走散了，仅我唯存。站在墓园眺望太湖，暖水温山，船小如点，不由人生出来路与归途的感慨。我有点恍惚，觉得我来自另一片更大的水边——长江北岸。长江是浩荡的，它不仅能航大船承重载，还会搬土地呢。这条大江联结着我家的血脉，承载了四代人的悲欢……我父亲写过的，他有遗稿。遗稿里有江水搬来的沙田，聚集着很多未曾谋面的家人，他们在二楼北侧的箱子底下，在细语、在诉说，在等待浮出尘烟。
安葬母亲后，我把父亲的未完稿从尘封的旧箱中翻找出来，认真地阅读了那一堆纸本手稿和若干个PDF文档。可以连贯编辑的文字只有三章，约十九个页码，太少了，确实难以成章。可我觉得写得很好。虽然篇幅不长，但思忖和盘桓的时间跨度很长，看得出，他是准备定下心、铺开来，大写一场的。可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不过，信息爆炸时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方式，读者们可以接受开放式、碎片化的描写，也可以欣赏没有故事结局的小说片段。
我无力将他的文稿续写完成，也没有必要。我能做的是，把父亲在生命终末期用力写下的文字片段发掘整理一下，了却一个遗愿。
《半个世纪一个人》的第一章，从鲁文河出生之时开篇，这是自传的通常笔法，中规中矩的。我父亲写自己的故事时，用笔平实，不求奇巧，完全顺着他自己的本来样貌来描述。这个平实的开篇，记述了当时长江下游的地理风貌：“长江是一个搬沙的能手，她可以从北岸把一片土地般到南岸去，也可以从上游把大片的土地搬到下游来，这要看她愿意在什么地方养育她那逐年增加的人口了。”由于长江的“搬沙”功能，在长江下游的冲积滩上，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农人生态——种沙田。这种允许自行垦荒，头三年不交税，三年后可买可租的地方性“王法”，给了无地农民一条生路，只要肯干，挑一块无主的流沙积土来开垦，总不致饿死。因为我曾祖父是战乱时期从江南飘流到江北的孤儿，所以，靠着这个不成法的“王法”，才有了我家族历史的起承转合。
一九六一年春节，我跟父亲回过一次柏木桥老家。去时，我们从苏州乘汽车到江阴，在长江的南岸雇了机帆船渡江。江心浪涌，水沫飞溅，我被晕得哇哇大哭。傍晚时分上岸，四野已苍茫。我不习惯走田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父亲背着包，手里拎着个网篮，却穿梭轻巧。行进中，我记得有月光照路，却记不得有狗叫声，也不记得有大树环抱的村庄。父亲在散文中描写过的环屋大树，在大炼钢铁时被伐作小高炉炼钢之用的燃料，已经几乎砍尽了。至于狗……我也没有听到吠声一片。我们在江边不远处的一间屋前敲门，开门的老妇被我爸称为“姨妈”。我们在姨妈家住了一宿。天亮时分，姨奶奶用手绢兜着一块“大糕”搁在我的手中，算作给小辈的祝福之礼。我揣着大糕，又上路了。七八里路外，就是我家的祖屋，坐落在靖江的柏木桥边。作为地理标志的柏木桥，在当时，已经破烂不堪了，因为搭建在泰兴和靖江的交界处，两头不管无人修缮。靖江县这一端的桥面，连横板都没有了，只剩几根孤木顺铺着，过桥的人必须叉开腿，两脚各踏一根桥木走过去，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河去……
总之，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柏木桥村，是个坐落在长江边上的，穷而无趣的小村庄。
后来，关于苏北老家的人和事，一九七〇年的春夏，我听父亲讲过一遍。在他的叙述里，那里生机勃勃，富有情趣，竹林和花，捞鱼摸虾，乐园一般的描述，与我童年时的记忆完全对不上号。
一九六九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一家下放到了苏北盐城的射阳县（有关这一段往事，我在《苏州杂志》二〇二三年第六期上写过小文《家在射阳》）。
当时，我并没有与父母和妹妹同期到达射阳乡下。我在他们走后不久，作为六九届初中生被分配到盐城东台的新曹农场，属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号称兵团的地方，其实还是散居的村社农户状态。我和我的同学李佩华在姜姓农户家的堂屋里搭了笆席做的床，开始了“兵团战士”的生活。我俩都没满十七岁，这个“建设兵团”离我们的想象太远了。我俩白天出工，夜晚就是哭泣和写家信。我的家信一定撕碎了父母的心。
一九七〇年二月，我才下去了没多少天，我爸就来了。
他枯坐在农场团部门口的台阶上。端着肩，双手互插在袖笼里，身形瘦削，面色黧黑，落拓疲惫，披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大衣里捂着一罐我妈做的红烧肉。
从射阳乘轮船换汽车和拖拉机，他用了两天时光才到了东台的新曹农场，目的是把我接到我们家下放落户的射阳县陈洋公社去。这是一次知青并户申请，从农场回农村，逆向而行。舍去“建设兵团战士”的身份和十五块钱的工资，返乡插队。我所有的外部保障都失尽，连口粮都得自己挣了。射阳也在苏北，跟东台差不多。我个子不高，手无缚鸡之力，靠插队挣工分活命，真是一步险棋，毫无胜算可能。连队里的老工友，都说我爸是个“惯宝宝”的爹，对小孩成长不利。在连队的灶屋里，我听出了大家对我们的议论和嘲讽。心里殟塞，涌出逃兵一般的羞愧感。
除了给女儿做的红烧肉，父亲手中没有批文，没有文件，没有介绍信，没有一切手续……空口白话，只想领人。不出意外，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团部的干部还是客气的，只说手续不全，不能放人。就把他打发了。
才过了一个月，他又来了。这一次，他那件破露棉絮的蓝色旧棉大衣里，揣着当年某级部门颁发的、允许知青并户的文件；有从县、公社、大队开来的介绍信，证明书，同意函；当然，还捂着一罐我妈妈做的红烧肉。
在他出示了全部文件后，团部批准了我爸的请求。我跟着他走出了农场。
赶到东台码头时，已经是半夜，候船室只有几盏昏黄的小灯在摇晃。我们挤在一堆鸡笼鸭筐、扁担包袱中，等待天亮后买票乘船。这时候，我哭了：“爸，我错了，我不应当写那些哭出呜啦的诉苦信。其实，有人说半年之后我们会发军装的。还有，团政委说过，像我这样的，表现好就可以调到地毯厂去织地毯的……我回射阳去插队，怎么个弄法呢。”
父亲用手搂住了我的肩膀，他说：“不怕。”
三个月后，在我家新砌的茅屋里，我爸开始讲故事。他喜欢在晚饭后说说话。生活在乡下，我们的节奏跟农民差不多。白天，一家人在地里忙活，都没什么话。晚饭后，我家灶锅旁的砂罐子里头有热水，可以喝点茶。煤油灯捻亮，黄光温暖，我爸自己打的方桌刷了桐油，气味令人心安。这种氛围最适合讲故事了，他的声音和煤油灯微黑的烟，一起把我围拢：
“我把你接回来，是想让你读点书，你们这批小孩，实打实的水平，只是小学毕业，太低了。”他接着说，“看来，我是写不成了，不过，我想把靖江老家的故事告诉你。”他这样做，用现在的说法，叫备份，或者叫“另存为”。老家的故事很好听，有时我们父女俩会聊到晚上十来点钟。这在乡人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败家行为。讲话还要“熬灯油”，烧钱哪。队里有两个老妇女，在大田里劳动时碎嘴聒噪地议论，还声称晚上要来我家屋里蹭灯纳鞋底。
那一年，父亲四十二岁，算上当记者的八年，吃文字饭已有二十二年。他在这二十二年里，几起几落，一会儿专业劳动、业余写作；一会儿专业写作、业余劳动；更有一段时间，他变成专业写检讨，业余写小说的作家。苏州铁瓶巷家中的书桌上，永远有一摞厚厚的稿子，首页上写着“我的检讨”。
一九六四年的《新华日报》有大幅批判我父亲的文章，说他写中间人物，写阴暗面，不写阶级斗争。我小学老师的办公室里有《新华日报》，我每次送作业进去，老师们都努嘴唇挑眉毛：喏，这个同学就是报纸上吃批判的陆文夫的女儿！我不懂政治风波，但明白他人的眼神，于是小小年纪开始失眠，神经紧张。我妈拉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很惊讶，说是这个小孩有高血压。为此，父亲多次在酒后呜呜痛哭，后悔吃了写作这碗“倒头的饭”，连累了一家人，甚至还萌发了从南京灵谷寺塔跳下去了断一生的念头（见他的散文《微弱的光》）。
但，就算已经落魄到底，他的文学之心尚未灭寂。这是他的理想所在、一技之长。他心里有故事，不写难受。欲待来年，又怕那个“年”迟迟不来，把他的故事湮没在等待中。
就这样，我被他从东台迁到了射阳。知道了四圩、七圩、夹港、江沙田、轮船公司；父亲的祖父母、他的麻子舅舅、二姑妈以及缉私营的姑爹；我的祖父母、我早逝的大伯与大姑……“陆苏州”这个后来的文人雅号，并未消去他对苏北亲人的深刻记忆，那些故事，总在他心里盘着，怀里揣着……每个人都在他的讲述中栩栩如生。
作为乱世流民，我们可溯源的家族史非常短，连我算在内，四代人而已。亲人的命运也大多坎坷，他们“像蚂蚁似的不辞辛劳，不顾一切地去圆自己的梦，到头来却是梦残，梦断，大梦一场空无一物”。（这是我父亲手稿中的一段话。）
所以，父亲把自传的第一章，定名为“长江下游的一只小蚂蚁”，这个起点非常低，非常卑微，看起来是意图低开高走，为人生的高光时刻埋伏笔。但我知道，这是他晚年时的一种认知，他认为人很渺小，命如蝼蚁，无法自控。
当然，蚂蚁虽小，但其中也有强蚁。
于是，我的曾祖父出现了……
从写作过程上看，第二章的上部，在父亲的未完稿中改动很大，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处是有关长毛杀人的描述，一处是鲁寿根被土匪抢劫吊打的事件。
我父亲作品中涉及的“长毛杀人”，是口传历史。他写作时没有回武进老家查过地方志。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在江南一带烧杀抢掠，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常州武进一带，清军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有过激烈的交战，民众为躲避战乱而渡江求生的场面，应当不虚。
看得出来，初写《半个世纪一个人》时，父亲犹豫着要不要把长毛杀人这个口传事实呈于小说之中。于是，修订稿出现了两三个。经过几起几落的折腾，他已经是落笔有轻重的人了。不想因一个传说而把自己陷入历史评价的旋涡中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曾经向大学历史教授请教过：“太平军，到底杀不杀平民老百姓？唔，我是指在江苏武进一带。”对方在极短的时间里也讲不清爽，三言两语，结论不明，最后撂下一句：“这个问题可以请教罗尔纲先生。”
罗先生是大师，考证的是严谨史实。而我父亲是小说家，为了一两段场景描述要请教大师，啃大部头著述，这也太较劲了。所以，他动笔初时，决定遵从内心的认定，相信曾祖母曹氏的讲述。
于是，他在第一稿中写道：“我的老家本来不在江北，而是在长江南岸的武进县，大概是在一个叫卫村的什么地方……”
“我们家怎么会从江南搬到了江北，听奶奶说那是长毛杀人的时候……”
“我们那一带的人都把太平天国的军队称作长毛，因为太平天国的军队不留辫子，而蓄长发。‘长毛杀人八百万’，当年瞎子说书时，称为天意。”
“后来不再称太平军为长毛，也不许说长毛曾经杀过人，因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所谓抢劫杀人等等都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可我相信太平军的杀人抢劫绝不是假的。奶奶说，长毛到了他们那里便开刀杀人了，说是要杀掉八百万才肯封刀。她和他们村上的人纷纷向江北逃，要躲过这一劫。奶奶是怎么逃到江北来的我不知道，只听她说差一点也被长毛杀掉，那是在逃难的路上，晚上投宿在一座庙里，那庙里的大殿上睡满人。半夜里长毛来了，手里举着火把，见人就杀，见物就抢。逃难的人都是把最值钱的东西打一个小包袱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枕在头下。长毛便砍掉人头，拎走包袱。她当时还没有睡觉，躲在菩萨龛子的背后才没有被发现……”
但是，在稍后的书稿中，父亲又把长毛杀人、砍头拎包袱这样有画面感、血淋淋的小段落删去了。
变动更大的篇幅，是曾祖寿根被流窜在长江和乡里的小土匪入户抢劫吊打，抢去积攒多日的八十元大洋造屋钱的故事。
在某一稿中，他生动详尽地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小土匪吃准了外来户的无依靠，趁月黑风高时冲进四圩港鲁家的草屋，用吊打、威胁火烧屁股等恶毒手段逼迫寿根交出准备买木料的八十大洋，一番蹂躏，最终得手。八十大洋，对鲁寿根这样的人打击多大啊。父亲把这个混乱年代常见场面写得翔实、生动，用了较多的篇幅。
但是，在另一稿中，这一段被剪去了，还留下了一截空白。
为什么呢？这段故事，他讲过几次的，也写得精彩。“火烧屁股”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是十足的小土匪恶行。对于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土匪流窜的年代，脑子里塞满旗袍洋房、浪漫民国幻想的后世读者，这个场景是很有意义的。
在整理父亲遗稿的过程中，我采信了有鲁寿根被抢的那一稿。我相信那是他的本意。他把这一段裁去，肯定是想搬到另一处去。这种被抢被打差点被杀的惊心时刻，是一个家庭的深刻记忆，是家族史中的重要一笔，不会因为对乡土回忆时温情弥漫而删去的。关键是，守着一条流动的大江，五方杂处，弱肉强食，那是天然的战场。庄稼人不遭遇几拨土匪，岁月静好只见桃花，怎么可能呢？
种沙田的农民，是连根都没有的草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强悍强韧，狠插深扎，才能博到一点活命所需的养分。茁壮起来的，都是些极致的狠人。
父亲说，曾祖晚年时，眼睛已经瞎了，还整日坐在我奶奶（他的儿媳）经营的小店里监督收款，为防我奶奶隐瞒收入。他想出了一个绝招，竖了个大竹筒在收钱台上当收款箱，乡下人付的钱都是铜子儿，竹筒子深，铜钱扔下去叮咚有声，他竖着耳朵，居然听得出是扔了几个子儿，是大还是小，默记在心里做算术，到夜晚就问我奶奶要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抠着，准备买地。
在父亲的口述中，曾祖寿根，就是那种极致的一个狠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攒地。“地不欺人，人欺人”这是他的口头禅，为了攒地，他把自己当成牛马，吃穿用度吝啬刻薄，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节省时间，浇地的时候，别人一担两桶水，他一担四桶！两桶水就跑一趟，太不合算了！他把看不惯的人、干不成的事，统统归结为“懒”。
从此，“不懒”也成了我家的祖训、我父亲做事的基本信条。
一九六九年，我们家下放在射阳县时，生产队里的土地瘠薄，碱化严重，一亩地产不了多少斤粮。队里家家都不富，环境也脏乱。因为干活都是挣平均工分，老乡们也都不肯下力。修个农机，垒个风箱灶，甚至过年蒸包子，都要从别处请能人相助。我父亲先前总在工厂劳动，遵纪守时，大干快上，气氛是紧张而热烈的。对于乡村的印象，他也还停留在曾祖父辈的勤劳小农的记忆中。所以，刚下放到生产队时，他对当地贫困又散漫的生态，是持有批评态度的。有时生产队队长贺大个子过来坐聊，怨气也很大。他认为三队这里的地碱太大，产粮少，钱难苦，是运气不好的缘故。
“瞧五队海门人分到的地，长啥都好，人家运气好哇……”队长说。
我父亲总是先丢根烟给他，然后不客气地驳道：“不对，还是人懒，你看，天刚冷，三队的爹爹们就趿拉个毛窝子，拢个袖口晒墙根了，这怎么弄得好田呢，地就靠人伺候嘛。”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我们家的自留地种得条块整齐，品种多样，花团锦簇。他要我们姐妹俩种花生点塘子时，用石头绷好直线，等距离插小锹子，每塘点两颗种子。队里的人看见了，叽叽喳喳：老陆家的两闺女，在田里绣花呢。
（选自 2024 年第 2 期《钟山》）